雷锋，解放前是一名孤儿。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入学读书。参加工作后，多次当选为劳动模范。1960年参军，两年多的时间里，立功三次，还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和节约标兵。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等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分别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品质。从此，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展开，而且不管政治形势如何变化，雷锋精神却经久长存。“向雷锋同志学习”逐渐成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动员口号。
每年3月5日，也成为“向雷锋同志学习”纪念日。“学习雷锋”的标语随处可见，成为一种时代风景。然而，少为人知的是，毛泽东的题词并非是在当年的3月5日，而是在2月22日；鲜为人知的是，最早刊登毛泽东主席为雷锋题词的媒体不是《中国青年》而是《新民晚报》，且目前发现多份有关毛泽东主席为雷锋题字的手迹。
一、宣传雷锋新闻战催生题词之闪念
雷锋牺牲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主要媒体均对雷锋平凡而又伟大的事迹加大宣传力度，在全国、全军产生了空前的轰动效应，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面对全国宣传雷锋的火热局面，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听了有关汇报后，以极大的热情充分肯定了宣传雷锋事迹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并要求共青团系统加大对雷锋的宣传强度，组织全国青少年以实际行动向雷锋学习。对胡耀邦的指示与号召，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当然应带头响应、责无旁贷，但作为半月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如果还是发表雷锋日记摘抄、组织纪念和学习雷锋的文章，显然在宣传速度上和报纸相比自然是稍逊一筹的，因此，他们立即发动全社人员献计献策，并召开编委会，精心研究，开动脑筋，另辟蹊径，千方百计找出新的角度，迎头赶上甚至超前于全国宣传雷锋的其他兄弟报刊。
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中国青年》编委会最后决定：编辑出版一本“学习雷锋”专辑。由于国家还没有完全度过困难时期，纸张非常紧张，此前的《中国青年》不得不由每期32页改为24页。而24页的篇幅要做一本“学习雷锋”专辑还是显得太“轻”，为了使这本专辑够分量，编委会决定将5、6两期合刊，出48页。
根据编委会的决定，从各编辑部抽调骨干力量，专门组成一个“学习雷锋”专辑编辑组，具体讨论编辑计划和组织落实。
那时，王江云在《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组当副组长，被抽调到这个编辑组。在讨论编辑计划时，大家主要讨论如何在其他报刊已经宣传的基础上做到后来居上，都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有人提出请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郭沫若等党内名望甚高的“四老”为学雷锋活动题词。这些设想应该说都很好，得到了同仁的首肯。就在讨论的过程中，王江云忽然想到了毛主席为刘胡兰题词的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正是毛主席的这一题词，使刘胡兰的事迹广为人知并激励了亿万青年，现在出了雷锋这样一个新时代的英雄，如果毛主席能题词，那将会是多么巨大的号召力啊！
于是，王江云说出了请毛主席题词的想法。大家一听都很兴奋地表示赞同：“对，请毛主席题词。”
但冷静之后，又都认为请毛主席题词，非同小可，不是一般的动议，是不是有点太敢想敢干了？能有把握吗？会上又有人说：不试怎么能知道行不行呢？王江云的一位同事说，毛主席一向关心青年，关心《中国青年》杂志，对雷锋这样一个值得青年学习的榜样，说不定会答应题词的。就这样，大家抱着希望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向毛主席发出了请他题词的信函。
主要内容是：“现在全国已掀起一个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我们《中国青年》拟出一期‘学习雷锋’的专辑，向全国人民推荐这个先进典型，教育青年一代在社会主义时期更好地锻炼成长，恳请您老人家为雷锋题词。”给主席的信不长，大约三四百字。
曾有人回忆说信件由时任思想教育研究组组长的黎勤起草，但也有人证实是由《中国青年》女编辑朱伯颖起草的。
起草好信稿后，经过该社领导反复斟酌，修改好后，请毛笔字写得好的编辑丁有和用毛笔在一张小的竖的宣纸上抄写了一遍。丁有和后来有一篇文章里回忆此事时写道：“接受这个任务，我感到光荣，很用心的给抄了出来，是用中国老式的竖行信纸写的，总共也不过两页。写完以后，大家认为很满意，就寄出去了。”这封信的信封也是丁有和写的，他工工整整地抄写下醒目的两行大字：中南海，呈毛主席。
当时，中直机关有人听说此事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说，毛主席给刘胡兰题过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白求恩和张思德分别写过纪念文章，可那是发生在战争年代，和平时期还未见他老人家给其他普通人题过词。
给毛泽东的信是1963年2月16日送到中南海的。朱伯颖43年后回忆说：“因为当时是我起草这封信，就由我来与毛主席办公室联系。我是1959年才到杂志社，是新兵。我以前没有跟毛主席办公室联系过，当时社里联系过的同志不少。信送出后几天我就跟主席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林克，我问信收到没有，主席看了没有，他题不题词。林克说信收到了，主席也看了，但没有表态。我们当时想主席没有表态也就是没有拒绝，还有希望，那就等一等。”
毛泽东在阅读《中国青年》的来信前，已经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雷锋的事迹和日记摘抄，也阅读了团中央的关于开展向雷锋学习的汇报材料，他在思考：“大跃进”之后，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几千万人，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受到损害，党群关系也疏远了，国际上，中苏正在论战。国内外这一系列事实与现状，令毛泽东再三思考千年大计——中国的前途和未来。1962年，他曾有过一次谈话，说美国要想在中国第一、第二代身上进行和平演变是不可能的了，他们只能把和平演变寄希望于中国的第三、四代身上。一个有实际意义的想法在毛泽东的脑海里油然而生，要教育青少年有坚定的信念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雷锋不正是一个鲜活的教材和绝好的榜样吗。于是，毛泽东决定为雷锋题词。 朱伯颖回忆说：“过几天我又跟林克打电话，当时我很紧张，主席万一工作很紧张，他不题了，也没辙。结果一问，林克说毛主席说他决定给你们题词。我高兴得不得了。”
听了这个回答，《中国青年》编辑部的同志都很兴奋，接着请主席办公室的同志转告主席，“‘学习雷锋专辑’准备3月1日出版，付印时间2月26日，请主席最好能在2月25日前题就好。”
这不是向最高领袖逼“文债”吗？不过，毛泽东还真的满足了他们的愿望。2月22日，毛泽东为《中国青年》杂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二、寥寥七字手迹成为学雷锋的
伟大号召
毛泽东秘书林克晚年如此回忆：“……我将他们《中国青年》杂志社的要求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让我先拟写几个题词供他参考。我回办公室，思索了一番，拟好了十来个题词，立即送给了他。我现在还可以回忆起其中几个题词的大致内容。如：‘学习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雷锋同志鲜明的阶级立场’、‘学习雷锋同志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雷锋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学习雷锋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优良品德’、‘学习雷锋同志勤奋好学的革命精神’等等。2月22日，毛主席睡醒以后，值班警卫员打电话告诉我，主席让我去一下。我带着事先选好的文件，随机将新文件放到他床头的长桌上。他示意我坐下，我便在他床前一张藤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来。这时，毛主席从他身体左半边床的书堆上拿起了一张信纸递给我，我一看，只见他已在纸上用毛笔书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潇洒飘逸的行草字。我为他拟的十来个题词，他一个也没用。这时，他吸了一口香烟，从容地带着询问的目光问道，‘你看行吗？’我爽快地回答说：‘写得很好，而且非常概括。’毛主席好像要解释为什么没有采用我拟的题词这一疑问似的，接着说道：‘是嘛，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件好事，也不是学他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雷锋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习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求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习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现在看来，毛主席的这番讲话不仅指出了学雷锋的方法，而且指明了雷锋身上最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指出了学雷锋的方向。毛主席谈完之后，我便回到我的办公室，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告诉他们，毛主席的题词已经写好了，请他们到中南海西门来取。应当特别指出，毛主席在题词之前，就阅读了报纸上有关雷锋的报道，了解雷锋的事迹。他曾对当时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过：雷锋值得学。”
2月22日下午3点多钟，《中国青年》女编辑朱伯颖接到林克的电话，非常兴奋。日后，她回忆道：“我马上报告社领导，社领导又马上报告团中央书记处，后马上派了通讯员刘全聚立即骑上摩托车去中南海西门去取。当时我们的同志很着急跑到楼下去等，我在六楼的楼梯口等，过一会儿刘全聚就回来了。他举了一个信封往上跑，后面跟了一批人，我在楼梯口等着。信封拿来一看，还写了我的名字。信一拿回来，这个信封我根本拿不着，被别人抢去了。社领导把信拆开了，一看，毛主席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几个大字，这几个字写得特别好，主席的字本来就好，这几个字特别好，特别帅。一看这几个字，我们都没有想到，这几个字高度概括。后来书记处领导，胡克实等都出来了，传来传去看。反正我什么也见不着。后来社里决定把题词做一镜框挂起来，信封写了我的名字就归我了。后来中央档案馆马上就把题词要去了。就剩这个信封了。”
《中国青年》杂志社轰动了，团中央轰动了。“毛主席为雷锋题词了！”这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到了新闻界，各大报刊纷纷要求刊登毛泽东题词手迹。
其实，《中国青年》编辑部在请毛泽东题词的同时，也向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发出了请求题词或写文章的信。给周恩来的信是和给毛主席的信同时发出的。周恩来对《中国青年》一贯是几乎有求必应，接到信后很快就挥笔写下了“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题词，并派人送到了《中国青年》编辑部。中国青年杂志社原总编辑邢方群回忆说：“周总理的题词是早于毛主席的题词先送到了编辑部。”
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第5、6期合刊出版，在历史上首先发表了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周恩来的题词也一同发“学习雷锋”专辑上。不过，目前发现1963年3月1日的《新民晚报》第四版刊载了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和周恩来总理“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题词。据收藏家董兴喜介绍，这是最早刊登毛泽东主席为雷锋题词的报纸。至于为什么早于《中国青年》杂志发表就不得而知。
“学习雷锋”专辑还刊登了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郭沬若、罗瑞卿、谢觉哉应《中国青年》编辑部之请而写的诗歌和文章。罗瑞卿当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又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对《中国青年》出版“学习雷锋”专辑非常支持。接到编辑部的约稿信后，他立即组织专门班子研究，很快就写出了《学习雷锋——写给》的专文。谢觉哉当时正生病住在医院，《中国青年》编辑部的同志去医院看望他，顺便谈起了雷锋的事迹和《中国青年》准备出“学习雷锋”专辑的打算，希望谢老病愈后能写点东西。谢觉哉当即问了“专辑”的付印时间，让编辑给他送去一份雷锋日记摘抄。在病榻上，谢觉哉阅读有关雷锋的事迹后，写了一篇散文《读雷锋同志的日记摘抄》和一首《学雷锋》诗：“曾云六亿舜尧群，崛起平民总不同，谈到做到心意广，神州处处学雷锋。”谢觉哉的散文和诗都赶在2月25日前写好了。董必武也送来了一首诗《咏雷锋同志》，诗曰：“有众读毛选，雷锋特认真。不惟明字句，而且得精神。阶级观清楚，勤劳念朴纯。螺丝钉不锈，历史色长新。所作平凡事，皆成巨丽珍。普通一战士，生活为人民。”
刊登有毛泽东、周恩来题词和其他中央领导诗歌和文章的《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出版发行后，广大青年争相购买，一时间真可谓“洛阳纸贵”。这本专辑在全国5个代印点几经重印，累计印数达到800多万份，仍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有些青年买不到，就互相传阅，或到图书馆借阅。《中国青年》编辑部曾收到一位炊事员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到处奔走，也没买到这一期《中国青年》，他只好借了一本，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了下来。把一本16开48页约8万字的《中国青年》手抄了一遍。《中国青年》编辑部收到这封信后，给他寄去了几本当期《中国青年》并请他把手抄本寄给编辑部。1963年10月，《中国青年》创刊40周年纪念时，这本手抄的“学习雷锋”专辑在编辑部举办的展览会展出。周恩来看到这本手抄本时仔细询问了它的来历，并指示有关部门增加给《中国青年》的纸张供应，以扩大发行。
《中国青年》第5、6期合刊出版后，也就是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主席手迹。从这一天起，一个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以排山倒海之势蓬勃兴起。之后每年的3月5日也就成了学习雷锋的纪念日。
作者单位：中华儿女报刊社
责任编辑：谢建平
雷锋，解放前是一名孤儿。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入学读书。参加工作后，多次当选为劳动模范。1960年参军，两年多的时间里，立功三次，还被评为模范共青团员和节约标兵。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等发表了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随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分别题词，号召全国人民学习雷锋的共产主义精神品质。从此，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展开，而且不管政治形势如何变化，雷锋精神却经久长存。“向雷锋同志学习”逐渐成为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的动员口号。
每年3月5日，也成为“向雷锋同志学习”纪念日。“学习雷锋”的标语随处可见，成为一种时代风景。然而，少为人知的是，毛泽东的题词并非是在当年的3月5日，而是在2月22日；鲜为人知的是，最早刊登毛泽东主席为雷锋题词的媒体不是《中国青年》而是《新民晚报》，且目前发现多份有关毛泽东主席为雷锋题字的手迹。
一、宣传雷锋新闻战催生题词之闪念
雷锋牺牲后，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主要媒体均对雷锋平凡而又伟大的事迹加大宣传力度，在全国、全军产生了空前的轰动效应，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响彻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面对全国宣传雷锋的火热局面，当时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听了有关汇报后，以极大的热情充分肯定了宣传雷锋事迹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并要求共青团系统加大对雷锋的宣传强度，组织全国青少年以实际行动向雷锋学习。对胡耀邦的指示与号召，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当然应带头响应、责无旁贷，但作为半月刊的《中国青年》杂志，如果还是发表雷锋日记摘抄、组织纪念和学习雷锋的文章，显然在宣传速度上和报纸相比自然是稍逊一筹的，因此，他们立即发动全社人员献计献策，并召开编委会，精心研究，开动脑筋，另辟蹊径，千方百计找出新的角度，迎头赶上甚至超前于全国宣传雷锋的其他兄弟报刊。
经过反复思考和讨论，《中国青年》编委会最后决定：编辑出版一本“学习雷锋”专辑。由于国家还没有完全度过困难时期，纸张非常紧张，此前的《中国青年》不得不由每期32页改为24页。而24页的篇幅要做一本“学习雷锋”专辑还是显得太“轻”，为了使这本专辑够分量，编委会决定将5、6两期合刊，出48页。
根据编委会的决定，从各编辑部抽调骨干力量，专门组成一个“学习雷锋”专辑编辑组，具体讨论编辑计划和组织落实。
那时，王江云在《中国青年》思想教育组当副组长，被抽调到这个编辑组。在讨论编辑计划时，大家主要讨论如何在其他报刊已经宣传的基础上做到后来居上，都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有人提出请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郭沫若等党内名望甚高的“四老”为学雷锋活动题词。这些设想应该说都很好，得到了同仁的首肯。就在讨论的过程中，王江云忽然想到了毛主席为刘胡兰题词的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正是毛主席的这一题词，使刘胡兰的事迹广为人知并激励了亿万青年，现在出了雷锋这样一个新时代的英雄，如果毛主席能题词，那将会是多么巨大的号召力啊！
于是，王江云说出了请毛主席题词的想法。大家一听都很兴奋地表示赞同：“对，请毛主席题词。”
但冷静之后，又都认为请毛主席题词，非同小可，不是一般的动议，是不是有点太敢想敢干了？能有把握吗？会上又有人说：不试怎么能知道行不行呢？王江云的一位同事说，毛主席一向关心青年，关心《中国青年》杂志，对雷锋这样一个值得青年学习的榜样，说不定会答应题词的。就这样，大家抱着希望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向毛主席发出了请他题词的信函。
主要内容是：“现在全国已掀起一个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我们《中国青年》拟出一期‘学习雷锋’的专辑，向全国人民推荐这个先进典型，教育青年一代在社会主义时期更好地锻炼成长，恳请您老人家为雷锋题词。”给主席的信不长，大约三四百字。
曾有人回忆说信件由时任思想教育研究组组长的黎勤起草，但也有人证实是由《中国青年》女编辑朱伯颖起草的。
起草好信稿后，经过该社领导反复斟酌，修改好后，请毛笔字写得好的编辑丁有和用毛笔在一张小的竖的宣纸上抄写了一遍。丁有和后来有一篇文章里回忆此事时写道：“接受这个任务，我感到光荣，很用心的给抄了出来，是用中国老式的竖行信纸写的，总共也不过两页。写完以后，大家认为很满意，就寄出去了。”这封信的信封也是丁有和写的，他工工整整地抄写下醒目的两行大字：中南海，呈毛主席。
当时，中直机关有人听说此事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们说，毛主席给刘胡兰题过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为白求恩和张思德分别写过纪念文章，可那是发生在战争年代，和平时期还未见他老人家给其他普通人题过词。
给毛泽东的信是1963年2月16日送到中南海的。朱伯颖43年后回忆说：“因为当时是我起草这封信，就由我来与毛主席办公室联系。我是1959年才到杂志社，是新兵。我以前没有跟毛主席办公室联系过，当时社里联系过的同志不少。信送出后几天我就跟主席办公室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林克，我问信收到没有，主席看了没有，他题不题词。林克说信收到了，主席也看了，但没有表态。我们当时想主席没有表态也就是没有拒绝，还有希望，那就等一等。”
毛泽东在阅读《中国青年》的来信前，已经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雷锋的事迹和日记摘抄，也阅读了团中央的关于开展向雷锋学习的汇报材料，他在思考：“大跃进”之后，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几千万人，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受到损害，党群关系也疏远了，国际上，中苏正在论战。国内外这一系列事实与现状，令毛泽东再三思考千年大计——中国的前途和未来。1962年，他曾有过一次谈话，说美国要想在中国第一、第二代身上进行和平演变是不可能的了，他们只能把和平演变寄希望于中国的第三、四代身上。一个有实际意义的想法在毛泽东的脑海里油然而生，要教育青少年有坚定的信念和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雷锋不正是一个鲜活的教材和绝好的榜样吗。于是，毛泽东决定为雷锋题词。 朱伯颖回忆说：“过几天我又跟林克打电话，当时我很紧张，主席万一工作很紧张，他不题了，也没辙。结果一问，林克说毛主席说他决定给你们题词。我高兴得不得了。”
听了这个回答，《中国青年》编辑部的同志都很兴奋，接着请主席办公室的同志转告主席，“‘学习雷锋专辑’准备3月1日出版，付印时间2月26日，请主席最好能在2月25日前题就好。”
这不是向最高领袖逼“文债”吗？不过，毛泽东还真的满足了他们的愿望。2月22日，毛泽东为《中国青年》杂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二、寥寥七字手迹成为学雷锋的
伟大号召
毛泽东秘书林克晚年如此回忆：“……我将他们《中国青年》杂志社的要求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让我先拟写几个题词供他参考。我回办公室，思索了一番，拟好了十来个题词，立即送给了他。我现在还可以回忆起其中几个题词的大致内容。如：‘学习雷锋同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雷锋同志鲜明的阶级立场’、‘学习雷锋同志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学习雷锋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学习雷锋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优良品德’、‘学习雷锋同志勤奋好学的革命精神’等等。2月22日，毛主席睡醒以后，值班警卫员打电话告诉我，主席让我去一下。我带着事先选好的文件，随机将新文件放到他床头的长桌上。他示意我坐下，我便在他床前一张藤桌旁的椅子上坐下来。这时，毛主席从他身体左半边床的书堆上拿起了一张信纸递给我，我一看，只见他已在纸上用毛笔书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潇洒飘逸的行草字。我为他拟的十来个题词，他一个也没用。这时，他吸了一口香烟，从容地带着询问的目光问道，‘你看行吗？’我爽快地回答说：‘写得很好，而且非常概括。’毛主席好像要解释为什么没有采用我拟的题词这一疑问似的，接着说道：‘是嘛，学雷锋不是学他哪一件好事，也不是学他某一方面的优点，而是要学他的好思想、好作风、好品德；学习雷锋长期一贯地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学习他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当然，学习雷锋要实事求是，扎扎实实，讲求实效，不要搞形式主义。不但普通干部、群众学习雷锋，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才能形成好风气。’现在看来，毛主席的这番讲话不仅指出了学雷锋的方法，而且指明了雷锋身上最本质的东西；特别是指出了学雷锋的方向。毛主席谈完之后，我便回到我的办公室，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告诉他们，毛主席的题词已经写好了，请他们到中南海西门来取。应当特别指出，毛主席在题词之前，就阅读了报纸上有关雷锋的报道，了解雷锋的事迹。他曾对当时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说过：雷锋值得学。”
2月22日下午3点多钟，《中国青年》女编辑朱伯颖接到林克的电话，非常兴奋。日后，她回忆道：“我马上报告社领导，社领导又马上报告团中央书记处，后马上派了通讯员刘全聚立即骑上摩托车去中南海西门去取。当时我们的同志很着急跑到楼下去等，我在六楼的楼梯口等，过一会儿刘全聚就回来了。他举了一个信封往上跑，后面跟了一批人，我在楼梯口等着。信封拿来一看，还写了我的名字。信一拿回来，这个信封我根本拿不着，被别人抢去了。社领导把信拆开了，一看，毛主席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几个大字，这几个字写得特别好，主席的字本来就好，这几个字特别好，特别帅。一看这几个字，我们都没有想到，这几个字高度概括。后来书记处领导，胡克实等都出来了，传来传去看。反正我什么也见不着。后来社里决定把题词做一镜框挂起来，信封写了我的名字就归我了。后来中央档案馆马上就把题词要去了。就剩这个信封了。”
《中国青年》杂志社轰动了，团中央轰动了。“毛主席为雷锋题词了！”这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到了新闻界，各大报刊纷纷要求刊登毛泽东题词手迹。
其实，《中国青年》编辑部在请毛泽东题词的同时，也向周恩来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发出了请求题词或写文章的信。给周恩来的信是和给毛主席的信同时发出的。周恩来对《中国青年》一贯是几乎有求必应，接到信后很快就挥笔写下了“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题词，并派人送到了《中国青年》编辑部。中国青年杂志社原总编辑邢方群回忆说：“周总理的题词是早于毛主席的题词先送到了编辑部。”
1963年3月2日《中国青年》第5、6期合刊出版，在历史上首先发表了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周恩来的题词也一同发“学习雷锋”专辑上。不过，目前发现1963年3月1日的《新民晚报》第四版刊载了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和周恩来总理“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的题词。据收藏家董兴喜介绍，这是最早刊登毛泽东主席为雷锋题词的报纸。至于为什么早于《中国青年》杂志发表就不得而知。
“学习雷锋”专辑还刊登了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郭沬若、罗瑞卿、谢觉哉应《中国青年》编辑部之请而写的诗歌和文章。罗瑞卿当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又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对《中国青年》出版“学习雷锋”专辑非常支持。接到编辑部的约稿信后，他立即组织专门班子研究，很快就写出了《学习雷锋——写给》的专文。谢觉哉当时正生病住在医院，《中国青年》编辑部的同志去医院看望他，顺便谈起了雷锋的事迹和《中国青年》准备出“学习雷锋”专辑的打算，希望谢老病愈后能写点东西。谢觉哉当即问了“专辑”的付印时间，让编辑给他送去一份雷锋日记摘抄。在病榻上，谢觉哉阅读有关雷锋的事迹后，写了一篇散文《读雷锋同志的日记摘抄》和一首《学雷锋》诗：“曾云六亿舜尧群，崛起平民总不同，谈到做到心意广，神州处处学雷锋。”谢觉哉的散文和诗都赶在2月25日前写好了。董必武也送来了一首诗《咏雷锋同志》，诗曰：“有众读毛选，雷锋特认真。不惟明字句，而且得精神。阶级观清楚，勤劳念朴纯。螺丝钉不锈，历史色长新。所作平凡事，皆成巨丽珍。普通一战士，生活为人民。”
刊登有毛泽东、周恩来题词和其他中央领导诗歌和文章的《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出版发行后，广大青年争相购买，一时间真可谓“洛阳纸贵”。这本专辑在全国5个代印点几经重印，累计印数达到800多万份，仍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有些青年买不到，就互相传阅，或到图书馆借阅。《中国青年》编辑部曾收到一位炊事员寄来的一封信，说他到处奔走，也没买到这一期《中国青年》，他只好借了一本，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地抄了下来。把一本16开48页约8万字的《中国青年》手抄了一遍。《中国青年》编辑部收到这封信后，给他寄去了几本当期《中国青年》并请他把手抄本寄给编辑部。1963年10月，《中国青年》创刊40周年纪念时，这本手抄的“学习雷锋”专辑在编辑部举办的展览会展出。周恩来看到这本手抄本时仔细询问了它的来历，并指示有关部门增加给《中国青年》的纸张供应，以扩大发行。
《中国青年》第5、6期合刊出版后，也就是1963年3月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主席手迹。从这一天起，一个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范围内以排山倒海之势蓬勃兴起。之后每年的3月5日也就成了学习雷锋的纪念日。
作者单位：中华儿女报刊社
责任编辑：谢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