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县民俗中称谓的变化
孙尊斌
任何一个人，当他准备与别人说话时，总要根据自己与对方的关系先给以称呼，如“爸爸”、“妈妈”、“先生”、“师傅”等，这种称呼用语也叫称谓。称谓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因而称谓也是丰富多彩的。称谓语有较强的地方特征，它们往往是同一个地域的人们在千百年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因而一个地方的称谓语系统可以鲜明地反映此地的社会文化，包括传统习俗、伦理观、价值观、政治背景等。称谓语能长期为同一地区的人们通用，因而具有很大的稳定性；但随着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的变革，称谓语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本文仅就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沛县地区称谓语的变化加以探讨。
1、对父母的称谓
对父母的称谓是使用最多、也是最重要的称谓。做子女的面称父亲为“爸爸”、面称母亲为“妈妈”，年龄在40岁以里的人都是这样称的，也都认为是极为自然、极为正常的。但是，许多年轻人并不知道，在沛地农村中，这种称法是解放后才兴的。在过去，沛南老百姓面称自己的父亲为“答答（d ǎ dɑ）”，沛北则称“达（d ā）”, 现在年岁大一些的人还是这样称呼。有的年轻人对这样称呼感到好笑，正与解放初
听到有人喊“爸爸”感到新鲜好笑一样。那时，我所在的村子有六七百人，只有一家的小孩儿喊起了“爸爸”，被许多人视为“异类”，直到1960年代末才渐有效仿的。其实，这一称谓的改变是新中国成立带来的新风尚，它冲破了地方传统习惯的樊篱，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做到了与外部世界的接轨，所以没过多久，这种称谓就普及起来，形成习俗，以致今天对老称谓反而不适应了。
“妈妈”的称谓比“爸爸”较晚，真正在农村孩子们中普及还是在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初，之前的人们都是使用延续了千百年的称呼“娘”。我的子女都是1970年代出生的，他们也是称自己的母亲为“娘”，后来也没有完全改得过来。我们家中曾讨论过这没有赶在风气之先的原因，对此我也深深感到那时习惯的力量对我的影响之深。现在是没有哪一家的孩子再面称母亲为“娘”了，这当然是潮流所致，大势所趋。但在我个人的感觉里，“娘”的称谓仍然比任何其它称谓都包含着更浓厚、更真挚、更令人心动的情感。
2、对一般人的称谓
①大姨。现在的年轻人与不太熟悉的、年长一些的女性打招呼时多数称为“大姨”，过去的农村中一般是称为“大娘”的。显然，“大姨”的称谓是改革开放以后由城市传播到农村来的。分析“大姨”的称谓能够很快流行的原因，一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拉近了与“母亲”的关系，显得更加亲
近；二是显得时髦、洋气，正适应了改革开放大潮中人们追求时尚、追赶城市风气的心理。
②同志。“同志”这个称呼，在沛地农村的60多年中经历了由产生到普及再到衰落的过程。“同志”是随着新中国成立传到本地民间的，同全国一样，后来发展到几乎人人会用。农村中的老大爷、老太太在向不太熟悉、有点工作人员形象的人问询事情时也会这样称呼。于是“同志”成了社会上最广泛、最通行、最正规的称谓。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称谓开始衰落，逐渐为丰富多彩的、适宜于各种不同人群、不同场合的称谓所代替。但在一些特殊场合，人们一下子难以找到哪个更适宜的称谓时，还是用“同志”这个称呼，虽然感到有些不合时宜，但一般不会闹出尴尬或不快。
③先生。解放前直到解放初，老百姓对教师和医生都面称为“先生”，另外对会算命的人也称为“先生”，因而那时这个词的使用率是比较高的。后来，随着新风气的传播，对教师逐渐改称为“老师”，对医生则称为“医生”，算命打卦的人也消失了，于是“先生”的适用范围则极小了。这一现象说明，那些过时的、不适用的称谓也会遭到淘汰，这是社会发展、自然选择的结果。
3、对已出嫁的女子的称谓
千百年来的封建礼教使得女子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她们必须遵从的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们生下来没有正
规的名字，出嫁后只能用婆家的姓和娘家的姓、再加个“氏”字组成自己的名字，如“张王氏”、“陈李氏”、“杨朱氏”等等，即使这样的名字也只是在很特殊的场合才被提及。那么母家又如何称呼她呢？未出嫁前，就以“大妮”、“二妮”、“大娃”、“二娃”之类作乳名，出嫁后则以婆家姓前加一个“老”字相呼，如婆家姓张，则喊“老张”，婆家姓李，则喊“老李”。平辈的人称之为“老张姐”、“老李妹”，晚辈的人则称之为“老张姑娘”、“老李姑娘”，反正没有她的名字。解放以后，妇女翻了身，开始有了自己正规的名字（学名），但出嫁以后，“老张”、“老李”的传统称谓仍然顽强地存在着。改革开放之后，妇女的社会地位更加提高，和男子已没有什么区别，再加上新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即使已经出嫁，母家的人也仍然以她的名字相称，除年岁大一些的已经成为习惯外，再也没有人像过去那样“老张”、“老李”地称呼了。特别是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女子，对旧式的称呼也具有了很大的反感。相信旧式的称谓不久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农村妇女人权得到提高的最好证明。
4、夫妻之间的称谓
夫妻之间应该是人类最为密切、最为和谐的关系之一，但在漫长的封建习俗的束缚下，农村夫妻之间的称谓却是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其关键点就在于夫妻双方不能呼唤对方的名字。在传承的习俗中，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夫妻之间互
称对方的名字是丢人的、是要被人嘲笑的。于是，夫妻之间就只能用“唉”、“喂”之类的叹词互打招呼。生了孩子后，则可以借孩子的名字称呼对方，男方称女方为“××的娘”，女方称男方为“××的答答”或“××的爹”；生了孙子，称谓也随之升级，男称女为“××的奶奶”，女称男则为“××的爷爷”。到了老年，还有女称男为“老头子”，男称女为“老嬷嬷”的。如果一辈子都没有孩子，夫妻之间的称呼又该是多么尴尬和困难啊。今天，这种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夫妻之间互称名字，既随便又亲切，扫除了一切的别扭。过去，公婆称儿媳都是“恁嫂”，生孩子后则称“××的娘”，带有鲜明的婆媳关系的特征；现在，公婆则是呼喊儿媳的名字，使得儿媳和女儿在称呼上处于同等的地位，也使得婆媳关系更加亲近。我们应该看到，这是妇女地位提高、真正做到了男女平等的结果，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5. 对岳父母的称谓
对岳父母面称“大爷、大娘”或“叔、婶子”在沛县地区已不知有了几百年的历史，而今天，有相当多的年轻人已改称为“爸爸、妈妈”。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现象，相信不用多长时间就会普及。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仅显示了妇女在家庭中与男子地位的平等，更显示了夫妻关系的和谐及家庭之间关系的和谐。夫妻关系是家庭稳定、幸福的根本要素，而家庭稳定和谐则是社会稳定和谐
的根本要素。因此说，改革开放的成果不仅表现在每个家庭财产的日益富足，也表现在家庭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更加亲密与和谐上。
以上现象虽然并没有完全概括沛县民俗称谓的变化，但从这些现象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民俗称谓变化的特点。首先，称谓是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化既不靠行政命令，也没有谁大张旗鼓地宣传，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形态自然形成的。民俗称谓是方言的一部分，它和方言一样具有稳定性和开放性两个方面。没有稳定性，人们的交流就会出现混乱；没有开放性，就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就稳定性而言，人们对称谓准确性的要求比对一般词语的要求要严格得多。一般词语偶尔用错了，无关大碍；若是称谓用错了，那往往会有损于个人的形象，是一种丢人现眼的事。而一些称谓甚至是很重要的称谓却能在悄无声息中得到改变，并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这也说明我们的老百姓是能够顺应社会潮流的，而不是僵化保守的群体。第二，称谓的变化是社会生活变化的反映。一些传统的称谓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不知延用了多少年，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仅仅60多年的时间，就发生了如此多、如此大的变化，就是最好的证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这种变化就更加明显，更加迅速。根本原因就是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革开放正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时期。第三，称谓的变化都是朝着社会的主
流形态靠拢的。传统的称谓大多具有地域性，如对父亲的面称仅在沛县就有“答答”和“达”等的不同，只能适应过去封闭、保守、狭窄的生活圈子。而今天，即使是偏僻的农村，每一个人都必须融入现代社会的大环境，人们之间的交往也必须使用整个社会通用的方式。从语言上来说，必须使用普通话；从称谓上来说，则必须使用大家都能明白的称呼，如称父母为“爸爸、妈妈”。第四，称谓的变化更加文明，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更加平等。像对岳父母的称谓、对已嫁女子的称谓、夫妻之间的称谓等的变化都反映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具有本质的意义。
探寻称谓变化的原因，社会生活的变化自然是内因，是根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促使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从而造成称谓的适应性的变化。比如，改革开放后，允许私人经营，大多数家庭都是夫妻二人携手发家致富，使得夫妻都真正处于平等的地位，从而夫妻之间打破了传统的羞涩和不平等，都以名字相称，甚至男子对女方的父母也和女子对男方的父母一样相称，则是很自然的了。变化的外部因素也表现在多个方面。第一，地域的封闭性被打破，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认识到固守传统习俗的不合时宜。第二，健康文明的新风气的流入，特别是一些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新潮人物的影响。第三，本地人大量走出去，接受了更多新观念、新思潮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年轻人走出去读书、工
作、打工等，他们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最少保守思想，外面的生活环境也迫使他们必须使用通用语言，所以新的富有时代特色的称谓首先由他们接受并推而广之。总之，沛县民俗称谓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最根本的还是社会变迁的反映，是汹涌奔腾的时代大潮溅起的朵朵浪花。
沛县民俗中称谓的变化
孙尊斌
任何一个人，当他准备与别人说话时，总要根据自己与对方的关系先给以称呼，如“爸爸”、“妈妈”、“先生”、“师傅”等，这种称呼用语也叫称谓。称谓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因而称谓也是丰富多彩的。称谓语有较强的地方特征，它们往往是同一个地域的人们在千百年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因而一个地方的称谓语系统可以鲜明地反映此地的社会文化，包括传统习俗、伦理观、价值观、政治背景等。称谓语能长期为同一地区的人们通用，因而具有很大的稳定性；但随着社会制度、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等的变革，称谓语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本文仅就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沛县地区称谓语的变化加以探讨。
1、对父母的称谓
对父母的称谓是使用最多、也是最重要的称谓。做子女的面称父亲为“爸爸”、面称母亲为“妈妈”，年龄在40岁以里的人都是这样称的，也都认为是极为自然、极为正常的。但是，许多年轻人并不知道，在沛地农村中，这种称法是解放后才兴的。在过去，沛南老百姓面称自己的父亲为“答答（d ǎ dɑ）”，沛北则称“达（d ā）”, 现在年岁大一些的人还是这样称呼。有的年轻人对这样称呼感到好笑，正与解放初
听到有人喊“爸爸”感到新鲜好笑一样。那时，我所在的村子有六七百人，只有一家的小孩儿喊起了“爸爸”，被许多人视为“异类”，直到1960年代末才渐有效仿的。其实，这一称谓的改变是新中国成立带来的新风尚，它冲破了地方传统习惯的樊篱，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做到了与外部世界的接轨，所以没过多久，这种称谓就普及起来，形成习俗，以致今天对老称谓反而不适应了。
“妈妈”的称谓比“爸爸”较晚，真正在农村孩子们中普及还是在改革开放的1980年代初，之前的人们都是使用延续了千百年的称呼“娘”。我的子女都是1970年代出生的，他们也是称自己的母亲为“娘”，后来也没有完全改得过来。我们家中曾讨论过这没有赶在风气之先的原因，对此我也深深感到那时习惯的力量对我的影响之深。现在是没有哪一家的孩子再面称母亲为“娘”了，这当然是潮流所致，大势所趋。但在我个人的感觉里，“娘”的称谓仍然比任何其它称谓都包含着更浓厚、更真挚、更令人心动的情感。
2、对一般人的称谓
①大姨。现在的年轻人与不太熟悉的、年长一些的女性打招呼时多数称为“大姨”，过去的农村中一般是称为“大娘”的。显然，“大姨”的称谓是改革开放以后由城市传播到农村来的。分析“大姨”的称谓能够很快流行的原因，一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拉近了与“母亲”的关系，显得更加亲
近；二是显得时髦、洋气，正适应了改革开放大潮中人们追求时尚、追赶城市风气的心理。
②同志。“同志”这个称呼，在沛地农村的60多年中经历了由产生到普及再到衰落的过程。“同志”是随着新中国成立传到本地民间的，同全国一样，后来发展到几乎人人会用。农村中的老大爷、老太太在向不太熟悉、有点工作人员形象的人问询事情时也会这样称呼。于是“同志”成了社会上最广泛、最通行、最正规的称谓。改革开放以后，这种称谓开始衰落，逐渐为丰富多彩的、适宜于各种不同人群、不同场合的称谓所代替。但在一些特殊场合，人们一下子难以找到哪个更适宜的称谓时，还是用“同志”这个称呼，虽然感到有些不合时宜，但一般不会闹出尴尬或不快。
③先生。解放前直到解放初，老百姓对教师和医生都面称为“先生”，另外对会算命的人也称为“先生”，因而那时这个词的使用率是比较高的。后来，随着新风气的传播，对教师逐渐改称为“老师”，对医生则称为“医生”，算命打卦的人也消失了，于是“先生”的适用范围则极小了。这一现象说明，那些过时的、不适用的称谓也会遭到淘汰，这是社会发展、自然选择的结果。
3、对已出嫁的女子的称谓
千百年来的封建礼教使得女子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她们必须遵从的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们生下来没有正
规的名字，出嫁后只能用婆家的姓和娘家的姓、再加个“氏”字组成自己的名字，如“张王氏”、“陈李氏”、“杨朱氏”等等，即使这样的名字也只是在很特殊的场合才被提及。那么母家又如何称呼她呢？未出嫁前，就以“大妮”、“二妮”、“大娃”、“二娃”之类作乳名，出嫁后则以婆家姓前加一个“老”字相呼，如婆家姓张，则喊“老张”，婆家姓李，则喊“老李”。平辈的人称之为“老张姐”、“老李妹”，晚辈的人则称之为“老张姑娘”、“老李姑娘”，反正没有她的名字。解放以后，妇女翻了身，开始有了自己正规的名字（学名），但出嫁以后，“老张”、“老李”的传统称谓仍然顽强地存在着。改革开放之后，妇女的社会地位更加提高，和男子已没有什么区别，再加上新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即使已经出嫁，母家的人也仍然以她的名字相称，除年岁大一些的已经成为习惯外，再也没有人像过去那样“老张”、“老李”地称呼了。特别是受过一定文化教育的女子，对旧式的称呼也具有了很大的反感。相信旧式的称谓不久就会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这是农村妇女人权得到提高的最好证明。
4、夫妻之间的称谓
夫妻之间应该是人类最为密切、最为和谐的关系之一，但在漫长的封建习俗的束缚下，农村夫妻之间的称谓却是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其关键点就在于夫妻双方不能呼唤对方的名字。在传承的习俗中，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夫妻之间互
称对方的名字是丢人的、是要被人嘲笑的。于是，夫妻之间就只能用“唉”、“喂”之类的叹词互打招呼。生了孩子后，则可以借孩子的名字称呼对方，男方称女方为“××的娘”，女方称男方为“××的答答”或“××的爹”；生了孙子，称谓也随之升级，男称女为“××的奶奶”，女称男则为“××的爷爷”。到了老年，还有女称男为“老头子”，男称女为“老嬷嬷”的。如果一辈子都没有孩子，夫妻之间的称呼又该是多么尴尬和困难啊。今天，这种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夫妻之间互称名字，既随便又亲切，扫除了一切的别扭。过去，公婆称儿媳都是“恁嫂”，生孩子后则称“××的娘”，带有鲜明的婆媳关系的特征；现在，公婆则是呼喊儿媳的名字，使得儿媳和女儿在称呼上处于同等的地位，也使得婆媳关系更加亲近。我们应该看到，这是妇女地位提高、真正做到了男女平等的结果，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5. 对岳父母的称谓
对岳父母面称“大爷、大娘”或“叔、婶子”在沛县地区已不知有了几百年的历史，而今天，有相当多的年轻人已改称为“爸爸、妈妈”。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现象，相信不用多长时间就会普及。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变化，这个变化不仅显示了妇女在家庭中与男子地位的平等，更显示了夫妻关系的和谐及家庭之间关系的和谐。夫妻关系是家庭稳定、幸福的根本要素，而家庭稳定和谐则是社会稳定和谐
的根本要素。因此说，改革开放的成果不仅表现在每个家庭财产的日益富足，也表现在家庭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更加亲密与和谐上。
以上现象虽然并没有完全概括沛县民俗称谓的变化，但从这些现象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民俗称谓变化的特点。首先，称谓是变化的，不是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化既不靠行政命令，也没有谁大张旗鼓地宣传，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形态自然形成的。民俗称谓是方言的一部分，它和方言一样具有稳定性和开放性两个方面。没有稳定性，人们的交流就会出现混乱；没有开放性，就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就稳定性而言，人们对称谓准确性的要求比对一般词语的要求要严格得多。一般词语偶尔用错了，无关大碍；若是称谓用错了，那往往会有损于个人的形象，是一种丢人现眼的事。而一些称谓甚至是很重要的称谓却能在悄无声息中得到改变，并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这也说明我们的老百姓是能够顺应社会潮流的，而不是僵化保守的群体。第二，称谓的变化是社会生活变化的反映。一些传统的称谓在新中国建立之前不知延用了多少年，而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仅仅60多年的时间，就发生了如此多、如此大的变化，就是最好的证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里，这种变化就更加明显，更加迅速。根本原因就是新中国的建立和改革开放正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大变化的时期。第三，称谓的变化都是朝着社会的主
流形态靠拢的。传统的称谓大多具有地域性，如对父亲的面称仅在沛县就有“答答”和“达”等的不同，只能适应过去封闭、保守、狭窄的生活圈子。而今天，即使是偏僻的农村，每一个人都必须融入现代社会的大环境，人们之间的交往也必须使用整个社会通用的方式。从语言上来说，必须使用普通话；从称谓上来说，则必须使用大家都能明白的称呼，如称父母为“爸爸、妈妈”。第四，称谓的变化更加文明，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更加平等。像对岳父母的称谓、对已嫁女子的称谓、夫妻之间的称谓等的变化都反映了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具有本质的意义。
探寻称谓变化的原因，社会生活的变化自然是内因，是根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促使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从而造成称谓的适应性的变化。比如，改革开放后，允许私人经营，大多数家庭都是夫妻二人携手发家致富，使得夫妻都真正处于平等的地位，从而夫妻之间打破了传统的羞涩和不平等，都以名字相称，甚至男子对女方的父母也和女子对男方的父母一样相称，则是很自然的了。变化的外部因素也表现在多个方面。第一，地域的封闭性被打破，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认识到固守传统习俗的不合时宜。第二，健康文明的新风气的流入，特别是一些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新潮人物的影响。第三，本地人大量走出去，接受了更多新观念、新思潮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年轻人走出去读书、工
作、打工等，他们最容易接受新事物，最少保守思想，外面的生活环境也迫使他们必须使用通用语言，所以新的富有时代特色的称谓首先由他们接受并推而广之。总之，沛县民俗称谓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最根本的还是社会变迁的反映，是汹涌奔腾的时代大潮溅起的朵朵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