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从那一天开始，我才真正从文学的小世界走出来，走入了另外一个大世界。甚至我以为以前漫长的文学岁月都是上帝让我做的必要的练习和铺垫，只是为了带我通向这里，领我看到这扇门，我轻轻一推，门开了，这是一个更加奇幻诡异而又曼妙无比的世界，是的，我知道，我真正的人生开始了。
我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喜欢看闲书：文学的、哲学的、艺术的，越是外国的书越着迷。上课的时候老师在上面讲，我在课本底下偷偷放本闲书偷着看。老师走过来，就赶紧用课本掩藏住。老师估计也知道我没好好听课，但也懒得多管我。他可能觉得我挺没出息的，朽木不可雕，就由着我去了。
后来工作了，做文化工作，有大把时间看书，慢慢地就成长为一个文学女青年，并逐渐结识了另外两个文学青年，我们一男两女组成了一个文学社团，取名“小世界”。我们还油印了一本同名小刊物，发刊词是那个男文学青年写的，很有一种内敛的激情和文采，绝对超越南方周末每年新年贺辞的水平，我记得那里面有一句说我们小世界终归要走向大世界之类的，牛逼哄哄而又鼓舞人心。
80年代初是文学的时代，文学社团多如牛毛，各地的文联作协文化馆对文学社团也特别重视，经常组织各种会议，把各个社团聚在一块儿开会交流。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这个社团特新潮，总觉得别的社团文学观念老土，我们聊的都是卡夫卡、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T·S·艾略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罗伯特·博莱之类的，而他们顶多聊聊普希金、雪莱、拜伦、惠特曼、泰戈尔之类。我们那时候的穿着也追求个性，多夸张的衣服都敢穿，发型也个性，举止做派都刻意搞的很清高，开会发言的时候，喜欢大放厥词，吃饭的时候，故意不跟领导一桌，以示清高与孤傲。
那时候我们是三个人的世界。我们可以整晚整晚地谈文学。偶尔也会整晚整晚地谈爱情。我很爱我们社团那个男的。我也很爱我们社团那个女的。他们两个的小说我也爱。而且我也一直怀疑那个男的爱那个女的，而那个女的一直认为那个男的爱我。很多个夜晚，在星光下，我和那女的整晚除谈文学之外，还要争论“他更爱谁”的问题。但我们（至少我和他）自始至终保持着内心思绪汹涌但手都不拉不碰的奇特而纯洁的状态。后来那个女的被外地一位文学男一封封情书追走，他认为她是当代中国的萧红；我也被外地一个文学男一封封的情书追走，他认为我是当今中国的李清照。剩下那个清高孤傲沉默寡言才华横溢其貌不扬的男的娶了一个崇拜他的本地姑娘，我们的文学社团宣告解散。
他结婚后有了一个女儿。他女儿满月那天他办家宴，我参加了并主动在院子里的自来水管子下刷碗。水管子的水哗哗地流，我的泪水也自始至终不断的下淌，“断线的珠子”，刷刷的，根本止不住。后来我们社团那个女的从屋子里出来陪我，她说：“你忍忍！你忍忍！”可是我忍不住。用手背抹一把泪水，更多的泪水流出来。泪水在体内的时候应该是有热度的，它们来到体外就会瞬间变凉，它们落在我正刷的或刷过的碗上，也带走了我的一部分体温。总之人要找个机会好好流一次泪，透彻地流一次，流泪有诸多好处，流泪排毒，这样你就不会再患高血压、胃溃疡、风湿病、过敏症、心血管病以及肾脏病、抑郁症什么的了，这是一个叫汉斯·塞莱的先生说的。
后来我逐渐混成诗歌界一腕儿也叫一姐儿。写的诗歌都是整组整组发在最重要的几大诗歌刊物头条。有评论家说我横空出世、大放异彩之类的。有些人开始仿我或抄袭我。后来我又在《诗选刊》、《诗刊》做兼职编辑。每周都要处理几百封诗歌投稿。还要去浩如烟海的民间诗报刊中去选稿。也要去所有诗歌报刊或文学报刊的诗歌栏目中选稿。我那时候自诩为诗歌界的伯乐，是最尽职尽责的编辑，我要把所有的诗歌千里马都选出来。我要让那些有才华的诗人不再被埋没，让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的时间尽量短一些，让他们尽早走到阳光下。我不敢说很多70后、80后诗人是我推出来的，但敢说他们很多人的第一组广为人知的诗歌是我登出来的。
那时候全国各地的诗歌社团有几千个，他们基本上都自己辑印一些同仁刊物，不属于国家正式出版物，我们称之为“民间诗报刊”，印数有的多达几千册，有的仅仅十几本。还包括各地诗人们编辑的各种有刊号、无刊号的诗歌年选，其中有些诗报刊和诗年选的水平远远超越于我们那些由各级作协出资并公开发行的文学杂志。在诗歌官方刊物都偏保守、偏意识形态化的情况下，民间诗报刊那种大胆的反思、创新、叛逆和颠覆的力量，非常令人兴奋和期待。我还参与组织了首届全国民间诗报刊主编会议，当时的感觉非常激情澎湃，平时只见其诗未见其人的各路豪杰相聚，大家喝酒谈诗，好不快哉！真有如各路武林高手华山论剑的感觉。
到网络时代的时候，文学社团和民间诗报刊的写手们开始转型为网络写手，网络语言风尚和观念也直接影响了诗歌语言及观念的变化。当时单纯乐趣园网站就有一百多家诗歌论坛。每个论坛都有文学观念相近的一小撮诗人。当时我是“诗选刊”论坛的版主，但我经常会化个名字跑到其他论坛去贴诗，假装成一个文学新人，乐得看着自己的诗歌被热议热捧，直到被认出是谁。
2004年我开始在《南方周末》和《中国民航》等报刊写随笔专栏，后来开的专栏越来越多，最多时同时在十几家报纸开专栏。写专栏的好处是，稿酬如雪片般飞来，刚刚觉得兜里没钱了，稿费单又来了，虽然都是小钱，几百几百的，但这样刚刚好，正好是舍得花的那个程度。那真是一段优哉游哉的日子，国际问题专栏，男女情色专栏，娱乐八卦专栏，我什么活儿都敢接，什么内容都敢写。专栏文章占用了我很多时间，这期间就慢慢疏远了诗歌。
2006年，互联网发生了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事件，我的几首小诗被恶搞，而且搞的轰轰烈烈。所有的网站都在做专题，支持的说赵丽华的诗是诗，不支持的说不是诗，他们各自写文章阐释他们自己的观点，以至于我写了一首下雪的两行诗其评论文章就达到3万8千篇。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媒体都参与进来了，人民日报还发综述说“是谁折断了诗歌的翅膀？”貌似中国诗歌的翅膀是我折断的。后来应新浪反复邀约我写了第一篇博客文章回应，我假装平静地说：“恶搞这个事情是社会意识形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当今时代的一种正常现象。而网络又给这种恶搞提供了自由的平台和迅速传播的可能。不论电影《无极》被恶搞，还是《夜宴》被恶搞，以及油画被恶搞，再到我的诗歌也被恶搞，都属于正常现象，它说明任何的艺术都不是只有一种形成方式和途径。你搞严肃版，我就搞调侃版；你搞崇高版，我就搞恶俗版；你搞沉重版，我就搞轻松版……这些都无可厚非，因为我们已经迅速进入到了一个解构的时代。”其实我内心深处最想说的是：“你懂个屁呀！”并把它转为两行狭隘泄愤诗：“不是所有人都能对诗歌说三道四/不是所有人都能对诗人品头论足”。题目更泄愤：《让世界充满蠢货》。
几乎所有上网的人都参加了对我诗歌的热议。喜欢的、不喜欢的，形成两大阵营对掐、打各种笔仗。开始，谩骂批评我的人占绝大多数，乌泱乌泱的。后来，慢慢的，支持我的人占了上风。其实问题的关键是，支持我的人都是各个行业最出类拔萃的精英才子，他们说好，就影响了很多说不好的人，慢慢的，他们也就说好了。我悄悄说我的诗歌是试金石和分水岭，高智商高情商的人都站我这边，低智商低情商的人都在反对我的那边，这个论述颇有些大言不惭。后来批评过我的很多人开始道歉，李吉柯德道歉，韩寒道歉，梁文道道歉，后来各个网站做专题，新浪的专题叫“赵丽华诗歌事件周年祭”，其他网站的专题分别叫“重新认识一个真实的赵丽华”“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赵丽华”诸如此类的，等于给我平反昭雪。这个赵丽华诗歌事件由于影响之大、波及之广、持续时间之长被各个媒体称为自胡适、郭沫若新诗运动以来最大的诗歌事件和文化事件。
由于“赵丽华诗歌事件”我被拽回来以诗歌接受大众长时间审判这个过程，致使我对诗歌有一种奇怪的抗拒心理。那之后我几乎拒绝了所有的诗歌活动和会议。拒绝了诗歌界给我的一些奖项。我再也懒得以一个诗人的身份自居。和诗人们的接触也越来越少，甚至到零或者负数。我组织每年的梨花节，各个界别的精英都有，就是不请诗人。我的意思大概是：我不给你们添堵，你们也别给我添乱。后来微博的时代来到了，我迅速沉迷进这个自由、开放、透明、平等的没有门槛的新平台。由于后来我在微博上喜欢说实话，又被画圈为“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之类。我仍然不喜欢这种归类。
直到有一天，我开始画画。2012年6月10号我在中国美术馆门口的歌华百花买来画板、画笔、丙烯等画材。我把那一天作为我正式画画的开始。我当天写微博说：“当我把丙烯、画笔之类的东西装进塑料袋往回拎的时候，我就预感到我的人生在发生改变。”也许从那一天开始，我才真正从文学的小世界走出来，走入了另外一个大世界。甚至我以为以前漫长的文学岁月都是上帝让我做的必要的练习和铺垫，只是为了带我通向这里，领我看到这扇门，我轻轻一推，门开了，这是一个更加奇幻诡异而又曼妙无比的世界，是的，我知道，我真正的人生开始了。
也许从那一天开始，我才真正从文学的小世界走出来，走入了另外一个大世界。甚至我以为以前漫长的文学岁月都是上帝让我做的必要的练习和铺垫，只是为了带我通向这里，领我看到这扇门，我轻轻一推，门开了，这是一个更加奇幻诡异而又曼妙无比的世界，是的，我知道，我真正的人生开始了。
我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喜欢看闲书：文学的、哲学的、艺术的，越是外国的书越着迷。上课的时候老师在上面讲，我在课本底下偷偷放本闲书偷着看。老师走过来，就赶紧用课本掩藏住。老师估计也知道我没好好听课，但也懒得多管我。他可能觉得我挺没出息的，朽木不可雕，就由着我去了。
后来工作了，做文化工作，有大把时间看书，慢慢地就成长为一个文学女青年，并逐渐结识了另外两个文学青年，我们一男两女组成了一个文学社团，取名“小世界”。我们还油印了一本同名小刊物，发刊词是那个男文学青年写的，很有一种内敛的激情和文采，绝对超越南方周末每年新年贺辞的水平，我记得那里面有一句说我们小世界终归要走向大世界之类的，牛逼哄哄而又鼓舞人心。
80年代初是文学的时代，文学社团多如牛毛，各地的文联作协文化馆对文学社团也特别重视，经常组织各种会议，把各个社团聚在一块儿开会交流。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这个社团特新潮，总觉得别的社团文学观念老土，我们聊的都是卡夫卡、福克纳、加西亚·马尔克斯、T·S·艾略特、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罗伯特·博莱之类的，而他们顶多聊聊普希金、雪莱、拜伦、惠特曼、泰戈尔之类。我们那时候的穿着也追求个性，多夸张的衣服都敢穿，发型也个性，举止做派都刻意搞的很清高，开会发言的时候，喜欢大放厥词，吃饭的时候，故意不跟领导一桌，以示清高与孤傲。
那时候我们是三个人的世界。我们可以整晚整晚地谈文学。偶尔也会整晚整晚地谈爱情。我很爱我们社团那个男的。我也很爱我们社团那个女的。他们两个的小说我也爱。而且我也一直怀疑那个男的爱那个女的，而那个女的一直认为那个男的爱我。很多个夜晚，在星光下，我和那女的整晚除谈文学之外，还要争论“他更爱谁”的问题。但我们（至少我和他）自始至终保持着内心思绪汹涌但手都不拉不碰的奇特而纯洁的状态。后来那个女的被外地一位文学男一封封情书追走，他认为她是当代中国的萧红；我也被外地一个文学男一封封的情书追走，他认为我是当今中国的李清照。剩下那个清高孤傲沉默寡言才华横溢其貌不扬的男的娶了一个崇拜他的本地姑娘，我们的文学社团宣告解散。
他结婚后有了一个女儿。他女儿满月那天他办家宴，我参加了并主动在院子里的自来水管子下刷碗。水管子的水哗哗地流，我的泪水也自始至终不断的下淌，“断线的珠子”，刷刷的，根本止不住。后来我们社团那个女的从屋子里出来陪我，她说：“你忍忍！你忍忍！”可是我忍不住。用手背抹一把泪水，更多的泪水流出来。泪水在体内的时候应该是有热度的，它们来到体外就会瞬间变凉，它们落在我正刷的或刷过的碗上，也带走了我的一部分体温。总之人要找个机会好好流一次泪，透彻地流一次，流泪有诸多好处，流泪排毒，这样你就不会再患高血压、胃溃疡、风湿病、过敏症、心血管病以及肾脏病、抑郁症什么的了，这是一个叫汉斯·塞莱的先生说的。
后来我逐渐混成诗歌界一腕儿也叫一姐儿。写的诗歌都是整组整组发在最重要的几大诗歌刊物头条。有评论家说我横空出世、大放异彩之类的。有些人开始仿我或抄袭我。后来我又在《诗选刊》、《诗刊》做兼职编辑。每周都要处理几百封诗歌投稿。还要去浩如烟海的民间诗报刊中去选稿。也要去所有诗歌报刊或文学报刊的诗歌栏目中选稿。我那时候自诩为诗歌界的伯乐，是最尽职尽责的编辑，我要把所有的诗歌千里马都选出来。我要让那些有才华的诗人不再被埋没，让他们在黑暗中摸索的时间尽量短一些，让他们尽早走到阳光下。我不敢说很多70后、80后诗人是我推出来的，但敢说他们很多人的第一组广为人知的诗歌是我登出来的。
那时候全国各地的诗歌社团有几千个，他们基本上都自己辑印一些同仁刊物，不属于国家正式出版物，我们称之为“民间诗报刊”，印数有的多达几千册，有的仅仅十几本。还包括各地诗人们编辑的各种有刊号、无刊号的诗歌年选，其中有些诗报刊和诗年选的水平远远超越于我们那些由各级作协出资并公开发行的文学杂志。在诗歌官方刊物都偏保守、偏意识形态化的情况下，民间诗报刊那种大胆的反思、创新、叛逆和颠覆的力量，非常令人兴奋和期待。我还参与组织了首届全国民间诗报刊主编会议，当时的感觉非常激情澎湃，平时只见其诗未见其人的各路豪杰相聚，大家喝酒谈诗，好不快哉！真有如各路武林高手华山论剑的感觉。
到网络时代的时候，文学社团和民间诗报刊的写手们开始转型为网络写手，网络语言风尚和观念也直接影响了诗歌语言及观念的变化。当时单纯乐趣园网站就有一百多家诗歌论坛。每个论坛都有文学观念相近的一小撮诗人。当时我是“诗选刊”论坛的版主，但我经常会化个名字跑到其他论坛去贴诗，假装成一个文学新人，乐得看着自己的诗歌被热议热捧，直到被认出是谁。
2004年我开始在《南方周末》和《中国民航》等报刊写随笔专栏，后来开的专栏越来越多，最多时同时在十几家报纸开专栏。写专栏的好处是，稿酬如雪片般飞来，刚刚觉得兜里没钱了，稿费单又来了，虽然都是小钱，几百几百的，但这样刚刚好，正好是舍得花的那个程度。那真是一段优哉游哉的日子，国际问题专栏，男女情色专栏，娱乐八卦专栏，我什么活儿都敢接，什么内容都敢写。专栏文章占用了我很多时间，这期间就慢慢疏远了诗歌。
2006年，互联网发生了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事件，我的几首小诗被恶搞，而且搞的轰轰烈烈。所有的网站都在做专题，支持的说赵丽华的诗是诗，不支持的说不是诗，他们各自写文章阐释他们自己的观点，以至于我写了一首下雪的两行诗其评论文章就达到3万8千篇。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等媒体都参与进来了，人民日报还发综述说“是谁折断了诗歌的翅膀？”貌似中国诗歌的翅膀是我折断的。后来应新浪反复邀约我写了第一篇博客文章回应，我假装平静地说：“恶搞这个事情是社会意识形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当今时代的一种正常现象。而网络又给这种恶搞提供了自由的平台和迅速传播的可能。不论电影《无极》被恶搞，还是《夜宴》被恶搞，以及油画被恶搞，再到我的诗歌也被恶搞，都属于正常现象，它说明任何的艺术都不是只有一种形成方式和途径。你搞严肃版，我就搞调侃版；你搞崇高版，我就搞恶俗版；你搞沉重版，我就搞轻松版……这些都无可厚非，因为我们已经迅速进入到了一个解构的时代。”其实我内心深处最想说的是：“你懂个屁呀！”并把它转为两行狭隘泄愤诗：“不是所有人都能对诗歌说三道四/不是所有人都能对诗人品头论足”。题目更泄愤：《让世界充满蠢货》。
几乎所有上网的人都参加了对我诗歌的热议。喜欢的、不喜欢的，形成两大阵营对掐、打各种笔仗。开始，谩骂批评我的人占绝大多数，乌泱乌泱的。后来，慢慢的，支持我的人占了上风。其实问题的关键是，支持我的人都是各个行业最出类拔萃的精英才子，他们说好，就影响了很多说不好的人，慢慢的，他们也就说好了。我悄悄说我的诗歌是试金石和分水岭，高智商高情商的人都站我这边，低智商低情商的人都在反对我的那边，这个论述颇有些大言不惭。后来批评过我的很多人开始道歉，李吉柯德道歉，韩寒道歉，梁文道道歉，后来各个网站做专题，新浪的专题叫“赵丽华诗歌事件周年祭”，其他网站的专题分别叫“重新认识一个真实的赵丽华”“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赵丽华”诸如此类的，等于给我平反昭雪。这个赵丽华诗歌事件由于影响之大、波及之广、持续时间之长被各个媒体称为自胡适、郭沫若新诗运动以来最大的诗歌事件和文化事件。
由于“赵丽华诗歌事件”我被拽回来以诗歌接受大众长时间审判这个过程，致使我对诗歌有一种奇怪的抗拒心理。那之后我几乎拒绝了所有的诗歌活动和会议。拒绝了诗歌界给我的一些奖项。我再也懒得以一个诗人的身份自居。和诗人们的接触也越来越少，甚至到零或者负数。我组织每年的梨花节，各个界别的精英都有，就是不请诗人。我的意思大概是：我不给你们添堵，你们也别给我添乱。后来微博的时代来到了，我迅速沉迷进这个自由、开放、透明、平等的没有门槛的新平台。由于后来我在微博上喜欢说实话，又被画圈为“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之类。我仍然不喜欢这种归类。
直到有一天，我开始画画。2012年6月10号我在中国美术馆门口的歌华百花买来画板、画笔、丙烯等画材。我把那一天作为我正式画画的开始。我当天写微博说：“当我把丙烯、画笔之类的东西装进塑料袋往回拎的时候，我就预感到我的人生在发生改变。”也许从那一天开始，我才真正从文学的小世界走出来，走入了另外一个大世界。甚至我以为以前漫长的文学岁月都是上帝让我做的必要的练习和铺垫，只是为了带我通向这里，领我看到这扇门，我轻轻一推，门开了，这是一个更加奇幻诡异而又曼妙无比的世界，是的，我知道，我真正的人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