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２９卷第２期２００８年３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ｆｅ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Ｓｃｉ）Ｖｏｌ．２９Ｎｏ．２Ｍａｒ．２００８
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兴起的原因分析
孙艳艳
（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内蒙古
摘
通辽
０２８０４３）
要：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民初成为小说的主流绝非偶然，除了一些作家作言情小说以排遗苦闷的情
绪，借以表示对专制主义的不满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原因之外，鸳鸯蝴蝶派小说家试图通过对爱情的歌颂来表达对个性的追求和对精神自由的强烈渴望，也使小说充分亲近平民，引起读者的共鸣，从而唤起人们去认清社会现实，推动人们积极寻找精神出路，这才是其兴盛的根本之所在。
关键词：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兴起；原因Ｉ２０６．５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５９６（２００８）０２Ａ－００３０－０３
鸳鸯蝴蝶派是辛亥革命后文坛上一支影响广泛的重要力量。它存在的前后近四十年，是倍受打击的四十年，时至今日，也是争议不断。
文学史上探讨鸳鸯蝴蝶派（以下简称鸳蝴派）小说在民初一时兴起、并轰动于世的原由，大多是从社会历史背景、作家创作动机、小说市场繁荣等方面入手；也有人关注到了“小说界革命”的前摄因素影响和当时读者在审美趣味上的强烈期待，语之甚详，但对文本内容的关注却热情不高。事实上，细读文本，在那些“鼻涕眼泪”背后大有合于情趣、通于世情而使其繁荣于世的合理因素。
一、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追求
在当时以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解放为关注热点的时代背景和新旧思想渗杂的文化语境中，鸳蝴派小说一致认为爱情是独立至高的人生目标。《玉梨魂》真实地表现了青年男女在恋爱问题上的—苦闷———殉情”的必然道路。作品透过生“追求——
活表层，将一对青年男女（尤其是孀妇梨娘）一旦坠入情网后，虽然由于封建礼教束缚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依然身不由己地去追求的决堤式的情感欲望真实地表现了出来，其心态和处境显现出深刻的时代印迹。作者徐枕亚在作品中热情地表达了能够为爱情献身与为国家献身的关系，认为两种实为・３０・
一种，都是人生至高的追求：
……能流血者，必多情人，流血所以济情之穷。痴男怨女，海枯石烂，不变初志者，此情也；伟人志士，投艰蹈险，不惜生命者，亦此情也。能为儿女之爱情而流血者，必能为国家之爱情而流血；为儿女之爱情而惜其血者，安望其能为国家之爱情而拼其血乎？（《玉梨魂》第二十四章）
吴双热的代表作《孽冤镜》描写的是王可青、薛环娘的爱情悲剧。王可青、薛环娘两人在一次偶遇中一见钟情，订下婚约，但却遭到王可青之父的阻挠，并强迫可青另订了一位显宦的侄女为妻。环娘得知后忧伤过度，呕血而死，其母亦因哀郁逾常而身亡。父权的重压、爱人的离世、新妇的泼悍，最终使可青神经失常，不久身亡。故事的框架虽然不免老套，但作者对封建家长包办婚姻的批判和揭露，却比同时期同类题材作品表现得更加坚决有力，发出了“欲矫其弊，非自由结婚不可”的呼声。
在李定夷的早期作品中，也通过曲折的情节竭力赞颂爱情的坚贞和真挚，力辟中国封建的蓄妾之风，热切向往婚姻自由，他对“情”的价值观作了颇有识见的阐述：
情之在天地之间，如空气然，如尘埃然，横浩流转，不可方物。苟无情焉，即无所谓家族也，社会也，
邦国也，世界也。惟其有情乃成世界。……情之为情，固不仅属于男女之间，然而阴阳和合，万物化生，不有夫妇，哪有众生。男女之情，情之大者乎。人生昂藏七尺，可以视功名如草芥，黄金如粪土，而于情之一字常为所困，莫或使之，若或使之。（李定夷《情海潮》）
鸳蝴派小说家极力主张婚姻自由，但却不赞成自由结合，认为“以欲合的，仅是形体上之相狎，初时热度极高，久而久之，必然一落千丈”。（李定夷《自由毒》）“彼伦不知，每盗情爱这名，而行淫欲之实……殊不知情之为精神上相爱，而欲乃形体上之
［３］
梨娘虽对梦相狎，迥不同也。”（吴双热《殒玉怨》）
在鸳蝴派的作品中，爱情是可以为之生、可以为之死的崇高而独立、人生而有之的光明正大的权力，真挚的“爱情”与“爱国”有着同等崇高的价值。鸳蝴派作家的爱情宣言，实质上就是对人的权力的一种肯定。
二、表达了当时的文人在变革时期的文化焦虑
鸳蝴派小说的“命根子就是那婚姻问题”
［１］
。但大多数鸳蝴派小说所描述的爱情更多地反映的是情在礼教中的挣扎，“存天理、灭人欲”的沉重音符总是在爱情的旋律最为欢畅的时候参与进来，使小说在叙事进程中总是出现“情”与“理”、“情”与“欲”的反复纠葛，给人以“不和谐”之感。
对于小说中的这种抗争而毁灭的爱情，学者刘扬体颇为理解：
……正是从这里，即从爱情纠葛所构成的情理对峙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小说在思想表达上，有一种渴望突破道德藩篱的冲动存在；相爱而不能爱的道德困惑，也因之而成为这部小说两元主题中的第一主题。在爱情与道德冲突中，男女主人公既不能摆脱爱的纠缠，又意识到这种纠缠不仅威胁到个人道德信念的价值与完整，还威胁到社会所奉行的道德规范及这种规范的权威性，所以，他们最后的退缩，表面上看起来全然是为道德，骨子里却主要是为爱情。……与其说他们是向道德挂出了白旗，毋宁说这是在生命的乐章上奏出了爱的哀乐［２］。
虽然鸳蝴派小说中的人物没能像《迦茵小传》中的女主人公那样公然指责父亲、私自结合生子，但作家们也意识到：真挚的爱情是超越于世俗伦理的，为爱而牺牲是崇高而有价值的。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好多鸳蝴派作家们才有勇气把那些带有自传性质的故事公诸于世，用自己撕裂的伤口唱响了追求自由的集体悲歌。
霞情意绵绵，但最终“一身干净，并未点污”（《玉梨魂》第二十七回）；《殒玉怨》的男女主人公密切交往，但一直矜持自守，“终不及乱”。难怪陈平原先生说：“几个主要的鸳蝴作家，其言情小说的毛病不但不是太淫荡，而且是太圣洁了———不但没有性挑逗的场面，连稍为肉欲一点的镜头都没有，至多只是
男女主人公的一点‘非分之想’。”
［４］
鸳蝴派作家对“欲”的淡化，常常被指责为不敢冲破封建藩篱，其实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这除了与追求雅洁的文人传统有关外，也是在民初旧传统被打破，新规范尚未建立，社会上出现道德滑坡、精神领域脱节的情况下，这一代文人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一种焦虑。也正是这种朦胧的爱情追求，这种有点非分而又不过分的男女之情，这种只有思念之意而无肌肤之亲的精神恋爱，最适应那个时代半新不旧读者的审美趣味。
三、言情主题泛化为平民意识
民初小说沉浸在一片“情天恨海”之中，但鸳蝴派作家并没有把笔触只停留在对“情”的无尽哀伤和单纯叙写上，而是将主题拓展到一般市民家庭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中的平常人物，展示了以情为中心的人生整体经验的多种可能性，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多元多维多姿多彩的平凡世界。
林语堂在为《京华烟云》所作的短序中说：“本书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既非维护其完美，亦非揭发其罪恶。……既非对旧式生活进赞词，亦非对新生活做辩解。只是叙述当代中国男女如何成长，如何过活，如何爱，如何恨，如何争吵，如何宽恕，如何受难，如何享乐，如何养成某种生活习惯，如何适应其生活环境而已。”
鸳蝴派的早期作品在艺术成就上不能与林语堂小说相媲美，但在平民意识的取向上却是一致
・３１・
的。在他们看来，以言情为主的《红楼梦》和以表现英雄侠义为主的《水浒传》其实也都是家庭小说，都涉及到了“儿女私情、家庭琐屑”，都能激发出人们喜、怒、哀、愁等不同情感，都能五光十色地表现生活。他们认为：“若必搜求神奇事迹，终年不可一二觐，势将无从着笔矣。且神奇事迹，不切合人生，无描写之必要。余以为人生最切近者，为家庭琐碎，层
出不穷，大足供小说家之描写。”
［５］
他们关注普通家庭（不再是大家庭、大家族）、小家庭（尤其是都市化的），甚至是夫妻二人世界。
徐卓呆在小说《教师之妻》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场景：
他就慢慢儿翻起身来，打了一个呵欠，说道：好睡啊。”仍旧裹着被儿、倚着枕儿睡了两三分钟。忽然发一个狠，从被窝里猛然伸出一双很瘦的臂来，向那严寒彻骨的空气挥动了一回，……忽然又告道：“好冷啊。”又叹了一口气道，“这小学教习委实不是人当的。”……正在出神，忽觉一股臭气直扑小梅的鼻观。小梅侧面一瞧就明白了。原来他那位睡态不安静的夫人把女儿阿敏直弄到床边上，自己的头也离了枕头了。……小梅一个人瞧了一回，不觉得有些儿好笑了，想：这是我的爱妻。……正在乱想，又是二十分钟过去了，只得硬着头皮起来，拿了洋灯到厨房里风炉上生起火来。
这是发生在一个冬日早晨、小学教师崔小梅家中的一个生活场景：小梅起床。这是一个人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事了，而作者却用近千言的文字进行叙述，给人以安宁轻松之感，完全可以消解乱世中的种种烦恼。这种对世俗生活场景的津津乐道决不是什么“闲得无聊”，它通过一个普通的近代都市人的生活状况，反映了在民初混乱动荡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稳定安逸的生活的更为强烈的渴求。小说注重生活的趣味，追求日常生活中的闲适、稳定，正填充了普通读者的心灵空间，使他们从中看到了
・３２・
平常的自己。
虽然这些作品所展现的场景还不够深不够广，甚至对“传统家庭在某些方面所蕴涵的温情、互助
和同情的慰藉”
［６］
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留恋，但他们对夫妻和美、家庭幸福的追求，对平凡安逸生活的欣赏和向往，正是一种最实用的、最世俗的人生幸福。
这样看来，鸳蝴派言情小说之所以能在民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拥有稳定的出版园地、可观的市场、如潮的读者和大量的作家群，不是因为作家们浅斟低唱的糜糜之音麻痹了民众，也不仅仅在于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社会原因，鸳蝴派作家在大胆地唱出了爱情的悲歌的同时，唤起了人们的自由意识，以一种平等的、亲近的姿态进行着思想启蒙，这才是小说受欢迎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些世俗的文学，这些半新不旧的文学家们为历史、为社会所能担当起来的，也只能是这些真实的病例，欲求良方，还要等他们在时代中成熟起来才行。———————————————————参考文献：
１〕
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３４．１４７．
２〕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
［Ｍ］．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７．６７．３〕黄丽珍．鸳鸯蝴蝶派与中国近代小说的演变
［Ｄ］．山东大学文学院．
４〕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Ｍ］．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２１４．
５〕芮和师，范伯群等．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
［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３８．
６〕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Ｍ］．姜义华，吴根梁，马
学新．海外学者论中国近代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
（责任编辑姜黎梅）
〔〔〔〔〔〔“好睡啊，
第２９卷第２期２００８年３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ｆｅ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Ｓｃｉ）Ｖｏｌ．２９Ｎｏ．２Ｍａｒ．２００８
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兴起的原因分析
孙艳艳
（内蒙古民族大学文学院，内蒙古
摘
通辽
０２８０４３）
要：鸳鸯蝴蝶派小说在民初成为小说的主流绝非偶然，除了一些作家作言情小说以排遗苦闷的情
绪，借以表示对专制主义的不满以及其他一些社会原因之外，鸳鸯蝴蝶派小说家试图通过对爱情的歌颂来表达对个性的追求和对精神自由的强烈渴望，也使小说充分亲近平民，引起读者的共鸣，从而唤起人们去认清社会现实，推动人们积极寻找精神出路，这才是其兴盛的根本之所在。
关键词：鸳鸯蝴蝶派；言情小说；兴起；原因Ｉ２０６．５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５９６（２００８）０２Ａ－００３０－０３
鸳鸯蝴蝶派是辛亥革命后文坛上一支影响广泛的重要力量。它存在的前后近四十年，是倍受打击的四十年，时至今日，也是争议不断。
文学史上探讨鸳鸯蝴蝶派（以下简称鸳蝴派）小说在民初一时兴起、并轰动于世的原由，大多是从社会历史背景、作家创作动机、小说市场繁荣等方面入手；也有人关注到了“小说界革命”的前摄因素影响和当时读者在审美趣味上的强烈期待，语之甚详，但对文本内容的关注却热情不高。事实上，细读文本，在那些“鼻涕眼泪”背后大有合于情趣、通于世情而使其繁荣于世的合理因素。
一、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追求
在当时以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解放为关注热点的时代背景和新旧思想渗杂的文化语境中，鸳蝴派小说一致认为爱情是独立至高的人生目标。《玉梨魂》真实地表现了青年男女在恋爱问题上的—苦闷———殉情”的必然道路。作品透过生“追求——
活表层，将一对青年男女（尤其是孀妇梨娘）一旦坠入情网后，虽然由于封建礼教束缚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依然身不由己地去追求的决堤式的情感欲望真实地表现了出来，其心态和处境显现出深刻的时代印迹。作者徐枕亚在作品中热情地表达了能够为爱情献身与为国家献身的关系，认为两种实为・３０・
一种，都是人生至高的追求：
……能流血者，必多情人，流血所以济情之穷。痴男怨女，海枯石烂，不变初志者，此情也；伟人志士，投艰蹈险，不惜生命者，亦此情也。能为儿女之爱情而流血者，必能为国家之爱情而流血；为儿女之爱情而惜其血者，安望其能为国家之爱情而拼其血乎？（《玉梨魂》第二十四章）
吴双热的代表作《孽冤镜》描写的是王可青、薛环娘的爱情悲剧。王可青、薛环娘两人在一次偶遇中一见钟情，订下婚约，但却遭到王可青之父的阻挠，并强迫可青另订了一位显宦的侄女为妻。环娘得知后忧伤过度，呕血而死，其母亦因哀郁逾常而身亡。父权的重压、爱人的离世、新妇的泼悍，最终使可青神经失常，不久身亡。故事的框架虽然不免老套，但作者对封建家长包办婚姻的批判和揭露，却比同时期同类题材作品表现得更加坚决有力，发出了“欲矫其弊，非自由结婚不可”的呼声。
在李定夷的早期作品中，也通过曲折的情节竭力赞颂爱情的坚贞和真挚，力辟中国封建的蓄妾之风，热切向往婚姻自由，他对“情”的价值观作了颇有识见的阐述：
情之在天地之间，如空气然，如尘埃然，横浩流转，不可方物。苟无情焉，即无所谓家族也，社会也，
邦国也，世界也。惟其有情乃成世界。……情之为情，固不仅属于男女之间，然而阴阳和合，万物化生，不有夫妇，哪有众生。男女之情，情之大者乎。人生昂藏七尺，可以视功名如草芥，黄金如粪土，而于情之一字常为所困，莫或使之，若或使之。（李定夷《情海潮》）
鸳蝴派小说家极力主张婚姻自由，但却不赞成自由结合，认为“以欲合的，仅是形体上之相狎，初时热度极高，久而久之，必然一落千丈”。（李定夷《自由毒》）“彼伦不知，每盗情爱这名，而行淫欲之实……殊不知情之为精神上相爱，而欲乃形体上之
［３］
梨娘虽对梦相狎，迥不同也。”（吴双热《殒玉怨》）
在鸳蝴派的作品中，爱情是可以为之生、可以为之死的崇高而独立、人生而有之的光明正大的权力，真挚的“爱情”与“爱国”有着同等崇高的价值。鸳蝴派作家的爱情宣言，实质上就是对人的权力的一种肯定。
二、表达了当时的文人在变革时期的文化焦虑
鸳蝴派小说的“命根子就是那婚姻问题”
［１］
。但大多数鸳蝴派小说所描述的爱情更多地反映的是情在礼教中的挣扎，“存天理、灭人欲”的沉重音符总是在爱情的旋律最为欢畅的时候参与进来，使小说在叙事进程中总是出现“情”与“理”、“情”与“欲”的反复纠葛，给人以“不和谐”之感。
对于小说中的这种抗争而毁灭的爱情，学者刘扬体颇为理解：
……正是从这里，即从爱情纠葛所构成的情理对峙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小说在思想表达上，有一种渴望突破道德藩篱的冲动存在；相爱而不能爱的道德困惑，也因之而成为这部小说两元主题中的第一主题。在爱情与道德冲突中，男女主人公既不能摆脱爱的纠缠，又意识到这种纠缠不仅威胁到个人道德信念的价值与完整，还威胁到社会所奉行的道德规范及这种规范的权威性，所以，他们最后的退缩，表面上看起来全然是为道德，骨子里却主要是为爱情。……与其说他们是向道德挂出了白旗，毋宁说这是在生命的乐章上奏出了爱的哀乐［２］。
虽然鸳蝴派小说中的人物没能像《迦茵小传》中的女主人公那样公然指责父亲、私自结合生子，但作家们也意识到：真挚的爱情是超越于世俗伦理的，为爱而牺牲是崇高而有价值的。正是出于这种认识，好多鸳蝴派作家们才有勇气把那些带有自传性质的故事公诸于世，用自己撕裂的伤口唱响了追求自由的集体悲歌。
霞情意绵绵，但最终“一身干净，并未点污”（《玉梨魂》第二十七回）；《殒玉怨》的男女主人公密切交往，但一直矜持自守，“终不及乱”。难怪陈平原先生说：“几个主要的鸳蝴作家，其言情小说的毛病不但不是太淫荡，而且是太圣洁了———不但没有性挑逗的场面，连稍为肉欲一点的镜头都没有，至多只是
男女主人公的一点‘非分之想’。”
［４］
鸳蝴派作家对“欲”的淡化，常常被指责为不敢冲破封建藩篱，其实问题并非那么简单。这除了与追求雅洁的文人传统有关外，也是在民初旧传统被打破，新规范尚未建立，社会上出现道德滑坡、精神领域脱节的情况下，这一代文人对中国固有文化的一种焦虑。也正是这种朦胧的爱情追求，这种有点非分而又不过分的男女之情，这种只有思念之意而无肌肤之亲的精神恋爱，最适应那个时代半新不旧读者的审美趣味。
三、言情主题泛化为平民意识
民初小说沉浸在一片“情天恨海”之中，但鸳蝴派作家并没有把笔触只停留在对“情”的无尽哀伤和单纯叙写上，而是将主题拓展到一般市民家庭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中的平常人物，展示了以情为中心的人生整体经验的多种可能性，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多元多维多姿多彩的平凡世界。
林语堂在为《京华烟云》所作的短序中说：“本书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既非维护其完美，亦非揭发其罪恶。……既非对旧式生活进赞词，亦非对新生活做辩解。只是叙述当代中国男女如何成长，如何过活，如何爱，如何恨，如何争吵，如何宽恕，如何受难，如何享乐，如何养成某种生活习惯，如何适应其生活环境而已。”
鸳蝴派的早期作品在艺术成就上不能与林语堂小说相媲美，但在平民意识的取向上却是一致
・３１・
的。在他们看来，以言情为主的《红楼梦》和以表现英雄侠义为主的《水浒传》其实也都是家庭小说，都涉及到了“儿女私情、家庭琐屑”，都能激发出人们喜、怒、哀、愁等不同情感，都能五光十色地表现生活。他们认为：“若必搜求神奇事迹，终年不可一二觐，势将无从着笔矣。且神奇事迹，不切合人生，无描写之必要。余以为人生最切近者，为家庭琐碎，层
出不穷，大足供小说家之描写。”
［５］
他们关注普通家庭（不再是大家庭、大家族）、小家庭（尤其是都市化的），甚至是夫妻二人世界。
徐卓呆在小说《教师之妻》里，为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生活化的场景：
他就慢慢儿翻起身来，打了一个呵欠，说道：好睡啊。”仍旧裹着被儿、倚着枕儿睡了两三分钟。忽然发一个狠，从被窝里猛然伸出一双很瘦的臂来，向那严寒彻骨的空气挥动了一回，……忽然又告道：“好冷啊。”又叹了一口气道，“这小学教习委实不是人当的。”……正在出神，忽觉一股臭气直扑小梅的鼻观。小梅侧面一瞧就明白了。原来他那位睡态不安静的夫人把女儿阿敏直弄到床边上，自己的头也离了枕头了。……小梅一个人瞧了一回，不觉得有些儿好笑了，想：这是我的爱妻。……正在乱想，又是二十分钟过去了，只得硬着头皮起来，拿了洋灯到厨房里风炉上生起火来。
这是发生在一个冬日早晨、小学教师崔小梅家中的一个生活场景：小梅起床。这是一个人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事了，而作者却用近千言的文字进行叙述，给人以安宁轻松之感，完全可以消解乱世中的种种烦恼。这种对世俗生活场景的津津乐道决不是什么“闲得无聊”，它通过一个普通的近代都市人的生活状况，反映了在民初混乱动荡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稳定安逸的生活的更为强烈的渴求。小说注重生活的趣味，追求日常生活中的闲适、稳定，正填充了普通读者的心灵空间，使他们从中看到了
・３２・
平常的自己。
虽然这些作品所展现的场景还不够深不够广，甚至对“传统家庭在某些方面所蕴涵的温情、互助
和同情的慰藉”
［６］
还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留恋，但他们对夫妻和美、家庭幸福的追求，对平凡安逸生活的欣赏和向往，正是一种最实用的、最世俗的人生幸福。
这样看来，鸳蝴派言情小说之所以能在民初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拥有稳定的出版园地、可观的市场、如潮的读者和大量的作家群，不是因为作家们浅斟低唱的糜糜之音麻痹了民众，也不仅仅在于政治环境、文化环境等社会原因，鸳蝴派作家在大胆地唱出了爱情的悲歌的同时，唤起了人们的自由意识，以一种平等的、亲近的姿态进行着思想启蒙，这才是小说受欢迎的根本原因。当然，这些世俗的文学，这些半新不旧的文学家们为历史、为社会所能担当起来的，也只能是这些真实的病例，欲求良方，还要等他们在时代中成熟起来才行。———————————————————参考文献：
１〕
魏绍昌．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３４．１４７．
２〕刘扬体．流变中的流派———“鸳鸯蝴蝶派”新论
［Ｍ］．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１９９７．６７．３〕黄丽珍．鸳鸯蝴蝶派与中国近代小说的演变
［Ｄ］．山东大学文学院．
４〕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Ｍ］．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２１４．
５〕芮和师，范伯群等．鸳鸯蝴蝶派文学资料（上）
［Ｃ］．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３８．
６〕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Ｍ］．姜义华，吴根梁，马
学新．海外学者论中国近代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
（责任编辑姜黎梅）
〔〔〔〔〔〔“好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