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被北京毒气逼回老家过年，却看到说地下水也被污染了。”2月11日，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邓飞无意间瞥见一条微博，心感忿怒，遂转发求证。 信源来自名为“金融八卦男”的网友―“听闻潍坊市许多化工厂、酒精厂、造纸厂发明了新的排污技术：把污水通过高压水井压到1000多米的水层，将地下水彻底污染。” 这一消息随即在网络上引发一片斥责。此后，环保部、山东省环保厅和潍坊市县两级环保部门也分别派人进行“暗访”和现场检查。 截至2月20日，已证实存在部分当地企业乱排污水和污染环境，但网络所传的企业通过高压水井向地下排污的情况，尚未发现。而有专业人士指出，高压水井所需成本非常之高，对于污染企业来说，以此方式偷排污染物的可能性不大。 这是近年来地下水污染第一次招致广泛热议。由此，各种问题也牵引而出，地下水的污染现状如何？地下排污何以猖獗？监管何在？在美国常用的深井灌注技术适用于中国吗？ 地下水与地方病 2月24日，邓飞等民间人士发起的地下水污染研讨会召开，内蒙古、河北等地的代表也应邀出席。 发言的河北代表家住唐山市丰润区，该地区的钢渣处理业已兴盛了十多年。据该代表介绍，钢渣中含有不少铁粉和钢粒，但回收过程十分耗水，每处理1吨钢渣需水6―10吨。唐山一带地表水资源普遍紧缺，地下水因此被广泛利用，而钢渣加工产生的废水则“排到坑里，渗至地下”。 “2009年，我儿子钓了鱼放在打上来的水里养，没半天，鱼就死了；狗跳进去洗了个澡，三天后全身长满白色的东西。”该代表说。 事实上，早在2009年，邓飞曾探访距离北京不足50公里的河北省大厂县夏垫镇。白血病及其他癌症曾在该地泛滥，而罪魁祸首是井里受污的毒水：送检水样总砷超标2.95倍，总锰超标3.8倍。 类似事件不只属于夏垫镇。2月中旬，深井排污的传闻吸引了无数网友的关注。一夜间，邓飞收到众多回应，大多述说自己家乡的地下水已经或正在遭受污染。 国土资源部的一项调查显示，主要城市及城镇周边地区地下水中普遍检测出有毒微量有机污染物指标，检出率较高，表明普遍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但是超标率较低。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铅、砷检出率达到45.7%、39.1%。 2月24日，在地下水污染研讨会上，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指出，地下水的污染源包括三类：工农业地下排污、地表水渗漏以及两颗毒瘤――垃圾填埋场与石油加油站。 不久前，赵章元曾到河北省卢龙县考察，当地的经济发展致使河流严重污染，“大老远就能闻到阵阵恶臭”，而这些污染物“势必下渗，污染地下水”。 “垃圾填埋场对地下水的影响不难理解，现在的垃圾普遍混合填埋，什么成分都有，它们会不断向下释放污染物。而加油站的风险在于地下储油罐。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储油罐锈蚀造成加油站漏油是彼时地下污染的最大源头。现在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赵章元说。 “深井排污”则属于工农业地下排污，“千米以上的深井成本很高。一般来说，企业不会这么做，而只会凿一定深度，再用压力泵灌注污水。为了防止环保部门罚款，井口往往十分隐蔽，外人很难发现。”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环境所高级工程师李文奇告诉时代周报。 其实，在潍坊市下辖的寿光羊口、侯镇及台头工业园内，狗皮膏药大小的打井广告随处可见，而名义上是开凿用水井。 林宏光的五金铺开在寿光市郊，常有打井队光顾，“那些企业会傻到喝、用地下水？凿井无非是为了抽空含水层后灌注污水。” 据透露，企业凿开的污水井一般在百米以内，以五六十米居多，每日可灌注污水20-30吨；而更深的排污井可以达到600―700米，注水规模上百万吨，但造价是前者的十多倍。 事实上，潍坊市的污水处理费近年来不断上调，目前已达到1.9元/立方米，与之相比，造价仅120元―150元/米（水泥管）的排污井“性价比很高”。不过，另一本“环保账”却怵目惊心。 “如果潍坊的企业向下排污，即便是灌注到千米以下，也一定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而且，地下水虽然上下两层交换缓慢，但存在同层流动。故而，污染会以井口为起点发生扩散。”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姜文来说。 64%城市地下水严重污染 一直以来，地下水宛如巨大的天然水库，由于水量稳定，水质良好而成为农业灌溉、工矿企业及城市生活用水的重要来源。我国多年平均地下水总量为8218亿立方米，占水资源总量的28.9%。 而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于2008年7月公布的《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则指出，中国13亿人口中，有70%饮用地下水，66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在中国，地下水是维系生活和生命的水源。 但是，情况很不乐观，据《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介绍，全国90%的城市地下水已受到污染。 2006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开展了对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调查项目。过去5年，共采集水样7541组，范围涉及北京、天津、河北的全部平原及河南、山东黄河以北的平原地区。 “我们发现，I类、II类、III类水确实很少，尤其是I类水，基本看不到。换言之，大多数地下水未经处理都不能饮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一位研究员告诉时代周报。 根据1993年发布的地下水评价标准，III类水以人类健康基准值为依据，I、II类的水质更佳，适用于各种用途，而IV类以农业和工业用水要求为依据，适当处理后可作为生活饮用水，V类则不宜饮用。 目前，上述调查的结果已通过专家评审。其中指出，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综合质量较差，采集的样本中，I类―III类水的占比仅为22.2%，IV类和V类的比例达到21.25%和56.55%。深层地下水的质量略好，三项数值分别为26.45%、23.13%和50.42%。 而另一组数据亦表明，地下水正面临严峻挑战。姜文来对时代周报披露：2011年，北京、上海等9个省市对辖区内的857眼监测井进行过评价――水质为I类、II类的监测井占比2%，而IV类、V类的监测井多达76.8%。 九个省市中，水质最好的当属海南省，以II类为主；上海、北京次之，多为III类；黑龙江及江苏则以IV类水占比最高，而吉林、辽宁、广东、宁夏四省区普遍只达到V类的水平。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第一肯定是污染，受污的地下水不能饮用；第二，原生因素。比如，在地质的作用下，某些地区地下水中氟、砷、碘等元素的含量较高，天然如此。这种状况无法治理，但水源经过专门处理后仍可饮用。”前述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专家说。 上述调查指出，在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污染较为严重，未受污染的地下水仅占采集水样的55.87%。 “地下水污染是不争的事实。但必须要注意，在均匀提取（每平方公里提取3-4组水样）的水样中，44.13%受到污染，不能由此得出华北平原44.13%的地下水受污的结论。后一个比例数值目前不得而知。”中国科学院一位要求匿名的地质专家告诉时代周报。 而对于44.13%的污染水，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专家在调查时发现，可分为无机污染和有机污染两类。前者以重金属污染最为棘手，譬如，砷、镉等元素对人体的伤害很大，不过，它们很难移动，影响范围较小；而后者又有两种，一种类型的污染物密度较大，沉于水中，而另一种，其不仅对人体有害，还浮在水面，随地下径流运动，“非常可恨”。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一位专家介绍，持续监测2年～7年的118个城市中，64%的城市地下水“严重”污染，33%的城市为轻度污染。正常的城市不超过3%。该专家警告：“地表的环境污染将加剧地下水的污染，这些正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 监管空白 尽管地下水对人们健康的影响在以前就已成为中国的重大问题，但近年来人为污染却愈演愈烈。另一方面，至今，政府尚未对全国范围的地下水情况进行过详细的普查，污染情况究竟如何也无确切的说法。 此外，目前我国地下水污染状况无论是污染源，还是污染程度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换句话说，如果一家企业向地下偷排，如果不走漏风声，环保监测部门很难知晓。 根据《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的部署，环保等部门在“十二五”期间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开展全国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 “全盘的调查会逐步推进，首先，进行几个片区地下水情况的摸底工作，紧接着，开展重点区域、主要城市的监测、调研，再下一步，对污染较重的场地着重从人体健康面临的风险、下游扩散情况及是否应当治理等方面实施研究。”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费宇红说。 据时代周报了解，2005年至今，中国地质调查局已完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淮河流域平原及华北平原四大片区，总共44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水质及污染情况的调查。第二类摸底由于投入大，参与的城市数量较少；而第三类评估则更少。 “比起地表水，监测地下水的难度更大，对技术和资金的要求更高。比如，某些地区的深层地下水，我们甚至连包含几个含水层也不是很清楚。”马军告诉时代周报。2006年，马军组织编写中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公开31个省份水质、污染排放及污染源等方面的信息。 “地下水调查虽有空白，但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对不少大规模开采地下水的水源地实际上有着详细的监测数据，而这些信息始终没有对公众公开。”马军说。 就在本月的24日，环保部曾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律师董正伟之前提交的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等信息的申请要求。 相关专家告诉时代周报，到2020年前，环保部门才能基本拿出地下水污染状况综合评估、地下水防污性能评估、风险评估和修复防控方案评估等关键性文件。 未来投入200亿治污 当深井排污的传闻像一根导火索，引爆公众对于地下污染的无限担忧时，深井灌注技术也被公众广泛质疑。 据了解，美国是最早利用深井进行废液灌注的国家。上世纪30年代起，美国的石油公司开始利用深井灌注技术处理石油和天然气产品的废液，全美约89%难以处理的危险工业废液均通过深井灌注方式来进行处置。 但在李文奇看来，这种技术的真实案例非常少见。在中国，已被曝光的仅有一例――山东东营口的杜邦项目。早在10年之前，杜邦公司就有意在渤海湾设立一家钛白粉工厂，将一项关键技术带到中国，即把有毒的三氯化铁等废液灌注至地下深井。虽然杜邦认为，深井灌注非常安全，可以“一万年不污染三公里以外的地下水”，但这项技术仍然引发了业界的意见分裂及较大的舆论抵制。 据时代周报了解，深井灌注对地质条件有着苛刻的要求，比如，必须有容纳废液的岩层，深井必须位于淡水含水层之下，而且其间有隔水层等。欧洲和日本至今没有使用该技术就是因为不具备合适的地质结构。 至于向深井灌注污水的做法，接受时代周报采访的多位地质专家都认为，我国不宜推广。 “第一，深井灌注在我国还是一页空白，没有技术标准，无法监督；第二，我国的地质条件是否满足技术要求还需要进一步补充论证；第三，深井灌注可能蕴藏着无法预估的风险，而且一旦发生，难以补救；第四，缺乏该技术与污水处理厂技术经济效益的比较分析，无法判断哪种方法更经济；第五，污水本身也是一种资源，而污水的回收利用是解决水资源短缺的重要手段。”姜文来说。 而李文奇认为，以现在人们对地质构造的认识，尚不能把地下水的分布描述得特别清楚。如果盲目地把污水灌注到某个地层，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尤其当发生地震或是地壳变迁时，隔水层一旦受到影响，不同水层串通，后果就非常严重。而且，绝大多数污水目前都可以在地表处理，为何要在地底下装一颗定时炸弹呢？” “从技术角度，深井灌注、深井排污都值得研究，我们应当探讨。但我的疑虑是，在中国，连地表水排放的管理都非常混乱，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管理地下排污，是否有能力避免深井灌注成为新的污染源头？”马军说。 有环保人士对时代周报表示，“如果制造某种产品会产生这样高污染、难处理的废物，我们应该考虑的不是如何把废物埋到地下，而是怎样从源头上切断污染，放弃这种制造活动。” 污染容易，而地下水治理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资料显示，江河水体一旦受污，一般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恢复。由于地下水深埋地下，治理难度更大，“它不像地表水，可以截住上游，治理下游。你把一部分受污的地下水抽上来，补给又来了，这要怎么办？”姜文来说。 姜文来告诉时代周报，治理地下水不是投钱的问题。“目前，我们根本没有立即见效的技术，而且，治理很难大面积见效。” 至今，中国没有大面积治理受污地下水的成功案例。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最现实的方法是以预防为主，减少污染源。 目前，环保部正会同国土资源部、水利部、住建部在华北平原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试点，预计投入200亿元专项资金。
“我刚被北京毒气逼回老家过年，却看到说地下水也被污染了。”2月11日，凤凰周刊记者部主任邓飞无意间瞥见一条微博，心感忿怒，遂转发求证。 信源来自名为“金融八卦男”的网友―“听闻潍坊市许多化工厂、酒精厂、造纸厂发明了新的排污技术：把污水通过高压水井压到1000多米的水层，将地下水彻底污染。” 这一消息随即在网络上引发一片斥责。此后，环保部、山东省环保厅和潍坊市县两级环保部门也分别派人进行“暗访”和现场检查。 截至2月20日，已证实存在部分当地企业乱排污水和污染环境，但网络所传的企业通过高压水井向地下排污的情况，尚未发现。而有专业人士指出，高压水井所需成本非常之高，对于污染企业来说，以此方式偷排污染物的可能性不大。 这是近年来地下水污染第一次招致广泛热议。由此，各种问题也牵引而出，地下水的污染现状如何？地下排污何以猖獗？监管何在？在美国常用的深井灌注技术适用于中国吗？ 地下水与地方病 2月24日，邓飞等民间人士发起的地下水污染研讨会召开，内蒙古、河北等地的代表也应邀出席。 发言的河北代表家住唐山市丰润区，该地区的钢渣处理业已兴盛了十多年。据该代表介绍，钢渣中含有不少铁粉和钢粒，但回收过程十分耗水，每处理1吨钢渣需水6―10吨。唐山一带地表水资源普遍紧缺，地下水因此被广泛利用，而钢渣加工产生的废水则“排到坑里，渗至地下”。 “2009年，我儿子钓了鱼放在打上来的水里养，没半天，鱼就死了；狗跳进去洗了个澡，三天后全身长满白色的东西。”该代表说。 事实上，早在2009年，邓飞曾探访距离北京不足50公里的河北省大厂县夏垫镇。白血病及其他癌症曾在该地泛滥，而罪魁祸首是井里受污的毒水：送检水样总砷超标2.95倍，总锰超标3.8倍。 类似事件不只属于夏垫镇。2月中旬，深井排污的传闻吸引了无数网友的关注。一夜间，邓飞收到众多回应，大多述说自己家乡的地下水已经或正在遭受污染。 国土资源部的一项调查显示，主要城市及城镇周边地区地下水中普遍检测出有毒微量有机污染物指标，检出率较高，表明普遍受到一定程度的污染，但是超标率较低。其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铅、砷检出率达到45.7%、39.1%。 2月24日，在地下水污染研讨会上，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指出，地下水的污染源包括三类：工农业地下排污、地表水渗漏以及两颗毒瘤――垃圾填埋场与石油加油站。 不久前，赵章元曾到河北省卢龙县考察，当地的经济发展致使河流严重污染，“大老远就能闻到阵阵恶臭”，而这些污染物“势必下渗，污染地下水”。 “垃圾填埋场对地下水的影响不难理解，现在的垃圾普遍混合填埋，什么成分都有，它们会不断向下释放污染物。而加油站的风险在于地下储油罐。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储油罐锈蚀造成加油站漏油是彼时地下污染的最大源头。现在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赵章元说。 “深井排污”则属于工农业地下排污，“千米以上的深井成本很高。一般来说，企业不会这么做，而只会凿一定深度，再用压力泵灌注污水。为了防止环保部门罚款，井口往往十分隐蔽，外人很难发现。”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环境所高级工程师李文奇告诉时代周报。 其实，在潍坊市下辖的寿光羊口、侯镇及台头工业园内，狗皮膏药大小的打井广告随处可见，而名义上是开凿用水井。 林宏光的五金铺开在寿光市郊，常有打井队光顾，“那些企业会傻到喝、用地下水？凿井无非是为了抽空含水层后灌注污水。” 据透露，企业凿开的污水井一般在百米以内，以五六十米居多，每日可灌注污水20-30吨；而更深的排污井可以达到600―700米，注水规模上百万吨，但造价是前者的十多倍。 事实上，潍坊市的污水处理费近年来不断上调，目前已达到1.9元/立方米，与之相比，造价仅120元―150元/米（水泥管）的排污井“性价比很高”。不过，另一本“环保账”却怵目惊心。 “如果潍坊的企业向下排污，即便是灌注到千米以下，也一定会对地下水造成污染。而且，地下水虽然上下两层交换缓慢，但存在同层流动。故而，污染会以井口为起点发生扩散。”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研究员姜文来说。 64%城市地下水严重污染 一直以来，地下水宛如巨大的天然水库，由于水量稳定，水质良好而成为农业灌溉、工矿企业及城市生活用水的重要来源。我国多年平均地下水总量为8218亿立方米，占水资源总量的28.9%。 而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于2008年7月公布的《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则指出，中国13亿人口中，有70%饮用地下水，660多个城市中有400多个城市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在中国，地下水是维系生活和生命的水源。 但是，情况很不乐观，据《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介绍，全国90%的城市地下水已受到污染。 2006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开展了对华北平原地下水污染调查项目。过去5年，共采集水样7541组，范围涉及北京、天津、河北的全部平原及河南、山东黄河以北的平原地区。 “我们发现，I类、II类、III类水确实很少，尤其是I类水，基本看不到。换言之，大多数地下水未经处理都不能饮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一位研究员告诉时代周报。 根据1993年发布的地下水评价标准，III类水以人类健康基准值为依据，I、II类的水质更佳，适用于各种用途，而IV类以农业和工业用水要求为依据，适当处理后可作为生活饮用水，V类则不宜饮用。 目前，上述调查的结果已通过专家评审。其中指出，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综合质量较差，采集的样本中，I类―III类水的占比仅为22.2%，IV类和V类的比例达到21.25%和56.55%。深层地下水的质量略好，三项数值分别为26.45%、23.13%和50.42%。 而另一组数据亦表明，地下水正面临严峻挑战。姜文来对时代周报披露：2011年，北京、上海等9个省市对辖区内的857眼监测井进行过评价――水质为I类、II类的监测井占比2%，而IV类、V类的监测井多达76.8%。 九个省市中，水质最好的当属海南省，以II类为主；上海、北京次之，多为III类；黑龙江及江苏则以IV类水占比最高，而吉林、辽宁、广东、宁夏四省区普遍只达到V类的水平。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第一肯定是污染，受污的地下水不能饮用；第二，原生因素。比如，在地质的作用下，某些地区地下水中氟、砷、碘等元素的含量较高，天然如此。这种状况无法治理，但水源经过专门处理后仍可饮用。”前述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专家说。 上述调查指出，在华北平原，浅层地下水污染较为严重，未受污染的地下水仅占采集水样的55.87%。 “地下水污染是不争的事实。但必须要注意，在均匀提取（每平方公里提取3-4组水样）的水样中，44.13%受到污染，不能由此得出华北平原44.13%的地下水受污的结论。后一个比例数值目前不得而知。”中国科学院一位要求匿名的地质专家告诉时代周报。 而对于44.13%的污染水，中国地质科学院的专家在调查时发现，可分为无机污染和有机污染两类。前者以重金属污染最为棘手，譬如，砷、镉等元素对人体的伤害很大，不过，它们很难移动，影响范围较小；而后者又有两种，一种类型的污染物密度较大，沉于水中，而另一种，其不仅对人体有害，还浮在水面，随地下径流运动，“非常可恨”。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的一位专家介绍，持续监测2年～7年的118个城市中，64%的城市地下水“严重”污染，33%的城市为轻度污染。正常的城市不超过3%。该专家警告：“地表的环境污染将加剧地下水的污染，这些正威胁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 监管空白 尽管地下水对人们健康的影响在以前就已成为中国的重大问题，但近年来人为污染却愈演愈烈。另一方面，至今，政府尚未对全国范围的地下水情况进行过详细的普查，污染情况究竟如何也无确切的说法。 此外，目前我国地下水污染状况无论是污染源，还是污染程度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换句话说，如果一家企业向地下偷排，如果不走漏风声，环保监测部门很难知晓。 根据《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年）》的部署，环保等部门在“十二五”期间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开展全国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 “全盘的调查会逐步推进，首先，进行几个片区地下水情况的摸底工作，紧接着，开展重点区域、主要城市的监测、调研，再下一步，对污染较重的场地着重从人体健康面临的风险、下游扩散情况及是否应当治理等方面实施研究。”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费宇红说。 据时代周报了解，2005年至今，中国地质调查局已完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淮河流域平原及华北平原四大片区，总共44万平方公里的地下水水质及污染情况的调查。第二类摸底由于投入大，参与的城市数量较少；而第三类评估则更少。 “比起地表水，监测地下水的难度更大，对技术和资金的要求更高。比如，某些地区的深层地下水，我们甚至连包含几个含水层也不是很清楚。”马军告诉时代周报。2006年，马军组织编写中国首个水污染公益数据库，公开31个省份水质、污染排放及污染源等方面的信息。 “地下水调查虽有空白，但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政府对不少大规模开采地下水的水源地实际上有着详细的监测数据，而这些信息始终没有对公众公开。”马军说。 就在本月的24日，环保部曾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律师董正伟之前提交的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等信息的申请要求。 相关专家告诉时代周报，到2020年前，环保部门才能基本拿出地下水污染状况综合评估、地下水防污性能评估、风险评估和修复防控方案评估等关键性文件。 未来投入200亿治污 当深井排污的传闻像一根导火索，引爆公众对于地下污染的无限担忧时，深井灌注技术也被公众广泛质疑。 据了解，美国是最早利用深井进行废液灌注的国家。上世纪30年代起，美国的石油公司开始利用深井灌注技术处理石油和天然气产品的废液，全美约89%难以处理的危险工业废液均通过深井灌注方式来进行处置。 但在李文奇看来，这种技术的真实案例非常少见。在中国，已被曝光的仅有一例――山东东营口的杜邦项目。早在10年之前，杜邦公司就有意在渤海湾设立一家钛白粉工厂，将一项关键技术带到中国，即把有毒的三氯化铁等废液灌注至地下深井。虽然杜邦认为，深井灌注非常安全，可以“一万年不污染三公里以外的地下水”，但这项技术仍然引发了业界的意见分裂及较大的舆论抵制。 据时代周报了解，深井灌注对地质条件有着苛刻的要求，比如，必须有容纳废液的岩层，深井必须位于淡水含水层之下，而且其间有隔水层等。欧洲和日本至今没有使用该技术就是因为不具备合适的地质结构。 至于向深井灌注污水的做法，接受时代周报采访的多位地质专家都认为，我国不宜推广。 “第一，深井灌注在我国还是一页空白，没有技术标准，无法监督；第二，我国的地质条件是否满足技术要求还需要进一步补充论证；第三，深井灌注可能蕴藏着无法预估的风险，而且一旦发生，难以补救；第四，缺乏该技术与污水处理厂技术经济效益的比较分析，无法判断哪种方法更经济；第五，污水本身也是一种资源，而污水的回收利用是解决水资源短缺的重要手段。”姜文来说。 而李文奇认为，以现在人们对地质构造的认识，尚不能把地下水的分布描述得特别清楚。如果盲目地把污水灌注到某个地层，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做法，“尤其当发生地震或是地壳变迁时，隔水层一旦受到影响，不同水层串通，后果就非常严重。而且，绝大多数污水目前都可以在地表处理，为何要在地底下装一颗定时炸弹呢？” “从技术角度，深井灌注、深井排污都值得研究，我们应当探讨。但我的疑虑是，在中国，连地表水排放的管理都非常混乱，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力量管理地下排污，是否有能力避免深井灌注成为新的污染源头？”马军说。 有环保人士对时代周报表示，“如果制造某种产品会产生这样高污染、难处理的废物，我们应该考虑的不是如何把废物埋到地下，而是怎样从源头上切断污染，放弃这种制造活动。” 污染容易，而地下水治理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程。资料显示，江河水体一旦受污，一般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恢复。由于地下水深埋地下，治理难度更大，“它不像地表水，可以截住上游，治理下游。你把一部分受污的地下水抽上来，补给又来了，这要怎么办？”姜文来说。 姜文来告诉时代周报，治理地下水不是投钱的问题。“目前，我们根本没有立即见效的技术，而且，治理很难大面积见效。” 至今，中国没有大面积治理受污地下水的成功案例。而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最现实的方法是以预防为主，减少污染源。 目前，环保部正会同国土资源部、水利部、住建部在华北平原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试点，预计投入200亿元专项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