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桥因河建，水以桥名。“还乡河，其左右皆还乡，曲而绕，水极甘美，酿酒甚佳。” --明隆庆《丰润县志 .卷之三.山川.5页》
还乡河是冀东平原上一条很普通的河，《汉书.地理志》以及郦道元的《水经注》都称其为庚水，或浭水。发源于唐山市迁西县，流经丰润县、玉田县，由宁河汇入蓟运河入海，全长只有160多公里。因为它与一个重要历史事件“靖康之难”发生关系，从而成为古今文人的话题，其中有许多争论,时至今日仍没有定论。
称庚水为还乡河，其滥觞于明朝隆庆《丰润县志》，该志成书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丰润人石邦政撰，由时任丰润知县的王纳言最后订正，是丰润县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乘，应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由于《四库提要》对其评价不高：“其书成于隆庆庚午，门目冗杂，绝无义例。且于历代帝王妄为区别，以行款高下，示其予夺，尤为无理。”所以，后人也便将其看低。实事求是地说，该书确实有《四库提要》指出的缺陷，但就记录一方遗存来讲，仍然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仅就还乡河名字的由来，如果没有它的记载，恐怕难以还原早已逝去的那段令后人唏嘘不已的历史。徽钦二帝被俘北迁，虽然已经有了近千年时间沉淀，中原人内心深处的那份痛依然难以释怀，所以陆游的《示儿》诗，就有那么强的生命力，不仅仅是因为朗朗上口，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那份历史责任：“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即使到了今天，吟诵起它来，仍不免感慨万千，甚至潸然泪下。
隆庆《丰润县志》在记载浭水名为还乡河时，作者也充满了感情。本来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隆庆丰润县志》文字并不多，正如《四库提要》所言，条目也并不十分清楚，但却分别在山川、景致和古迹三处用比较细腻的文字做了具体描写：“还乡河，其左右皆还乡，曲而绕，水极甘美，酿酒甚佳。” （卷之三.山川.5页）。“还乡桥，在县西，（）传记，宋徽宗北狩时，经行此石桥，见河水西流，忽动还乡之思，因以命名，人至今呼之。且曰：'吾乃（）世之主，后圣必能力伸此冤，令我回京矣’因不食而去。”（《建置卷之四.津梁》），又景致：“浭水朝京，万水东流，此水独西，即还乡河也。发源自崖儿口，经县北西达玉田县之鸦鸿桥，入运河至宝坻县草头湖，入于海，其西拱皇畿，有人臣不忘向君之忠，故异之” （卷之三.山川.6页）。从上述三段文字中不难看出，是因宋徽宗站在石桥上，看到河水西流，而动思乡之情，遂命名该石桥为还乡桥，桥下的河理所当然就是还乡河了。桥因河建，水以桥名。先有还乡桥的名字，后有还乡河的名字。
应该说，《隆庆丰润县志》的三段文字，把还乡河名字的由来交代得很清楚了。但是因为后人或附庸风雅，或有意神化，穿凿联想、牵强附会，把本来很明了的事情弄得扑朔迷离，给后人留下许多难解之谜。
最早将其戏剧化的是明朝人徐昌祚，他写了一本《燕山丛录》，其中有关于还乡河的文字：“ 浭水源出崖儿口，经丰润、玉田，由运河入海。凡水皆自西而东，此水独西，故俗谓之还乡河。宋徽宗过河桥，驻马四顾，凄然曰：过此渐近大漠，吾安得似此水还乡乎。又曰：赵氏子孙文弱，俟后圣雪吾仇耻！因不食而去。人谓其桥为思乡桥。”（《燕山丛录.卷十四》）这段文字，应该是采自《隆庆丰润县志》，但明显进行了文学创作，包括加上了宋徽宗的神态“凄然”，和对子孙后代的期许，“俟后圣雪吾仇耻！”。这一段记载，又被清初朱彝尊等人采入《日下旧闻考》，因此得以广泛传播。可笑的是，不知道作者是有意还是大意，竟然把“还乡桥”变成了“思乡桥”。文学色彩浓烈了，但离事实越来越远。直到现在人们也就以错就错，约定俗成了。如果有人要去纠正，说那座桥名字不叫“思乡桥”，应该叫作“还乡桥”，这才是历史的本来之面目，此举绝对不会有人理解，会被人看成要么你是特别没有文化，要么就是吹毛求疵，要么就是吃饱了撑的。
其实，关于《燕山丛录》这本书，《四库提要》是这样评价的：“明徐昌祚撰。昌祚字伯昌，常熟人。是编盖其官刑部时所作。多载京畿之事，故以燕山为名。凡分二十二卷，大抵多涉语怪，末附以长安里语，尤为鄙俚。又多失其本字本音，不足以资考证。书成于万历壬寅。有昌祚自序，谓因辑《太常寺志》，得征州县志书，因采其所记成此书。则亦剽掇之学也。” 四库馆臣竟给他一顶“不足以资考证”的帽子，称其为“剽掇之学”，可见他的记述有多么不靠谱。可悲的是，偏偏他的记录，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
紧随其后的仍是明朝人，刘侗和于奕正，两人合著了一本《帝京景物略》，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刊行。在《燕山丛录》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作者的想象力，有一段“沙岩寺塔”的文字：“丰润县村沙岩寺，有塔，故十三级，洪武中，雾弥三日，塔失所在，今其址存。过沙岩寺北，曰浭水，出崖儿口，繇运河入于海。凡水东流，而此水也西，人谓还乡河也。河在梁鱼务，旧有桥，宋徽宗北辕，过桥，驻马四顾，泫然曰：'吾过此，向大漠，安得似此水还乡矣！’已而曰：'赵氏子孙，文弱耳！仰而曰：天，兴后圣，雪吾耻仇。’因不食而去。人乃谓桥思乡桥也（《帝京景物略下》），由塔到河，拐了一个不小的弯，把《隆庆丰润县志》和《燕山丛录》中有关还乡河的文字糅合在一起，使之更加名目全非。
这两部书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后来人更加肆无忌惮地添枝加叶和胡编乱造。本来编纂地方志乘是很严肃的事，对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都应该认真比对、分析、查验、论证才对，可是《康熙丰润县志》、《乾隆丰润县志》、《光绪丰润县志》，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都分别撇开最应汲取《隆庆丰润志》的记载，更多地采用了不靠谱的记述，又不约而同地加进了作者的想象和编造。
按照志乘成书年代先后顺序，分别看一下后人是如何编造的。《康熙丰润县志》“庚水，发源迁安之泉庄，自崖儿口山湾环，迅驶而来，至县城折西南，流由玉田鸦鸿桥，达宝坻草头湖入于海，宋徽宗北狩至此，有“西流庚水自还乡”之句，又呼为还乡河云，诗见《艺文》。”（卷之一.山川形胜.10页）又“思乡桥，在县西，宋徽宗过此，有诗，见古迹。”（卷之二.桥梁论.9页）《艺文志》卷全文收录了传诵至今的宋徽宗的所谓《过思乡桥》：“沙岩寺里树苍苍，塔势崚嶒大道旁。北狩至尊仍出塞，西流庚水自还乡。看花古驿愁春雨，驻马危桥泣晓霜。五国城中寒月白，魂归艮岳总荒凉。”不仅对“思乡桥”的说法不做纠正，更毫无端由地收录了所谓宋徽宗的七言律诗。其实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首伪作诗。徽钦二帝北狩的目的地，包括掠他而去的金朝皇帝都没有想好把他安置在哪里，所以一路上走走停停，从天会四年由汴京出发，天会八年到达五国城，历时三年有余，有的地方甚至还有往回走的记录。再先知先觉的天子，毕竟已经沦为了阶下囚，成了人家的俘虏，怎么可能在半路上就知道自己会死在”五国城”呢？就这样缺乏常识的伪作，竟被后来的地方志乘反复引用。
《乾隆丰润志》，来的更为干脆，直接明说“思乡桥”注释取自《燕山丛录》:宋徽宗过还乡河桥，驻马四顾，凄然曰：过此渐近大漠，吾安得似此水还乡乎。”还觉不过瘾，又引用一段自己做了发挥的文字：“又曰：赵氏子孙文弱，俟后圣雪吾仇耻！因不食而去。人谓其桥为思乡桥。”（卷之二.古迹.9页），在《卷之八.文苑下.诗.47页》也毫不客气的将那首七律《过思乡桥》全文抄录过来。但可能也感觉到那首诗太过离谱，便来一个蒙混过关，张冠李戴。把题目改成《宋徽宗过思乡桥》，下面一反方志的编纂传统，省去作者名字。让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这首诗和前一首诗《蓟北旅思》出自同一个作者，即张籍。殊不知这样的掩耳盗铃术，越发显得拙劣。让唐朝人张籍，来写宋朝的事，岂不是关公战秦琼。
《光绪丰润县志》在卷之二.古迹里关于“思乡桥”的记载，除全文抄录《乾隆丰润志》的内容外，又加一句“又有思乡楼，今废，仅存基址”。那首七律诗，依然赫赫在目，让人大惑不解。一本方志，有那么多的地方才俊参与，又经过诸多官员审核把关，这样明显的错误竟然没人纠正，实在让人遗憾。
（中）
北狩队伍中确有一起经过庚水
历史上，宋徽宗北狩路线一直是个谜，原因是“靖康之难”是皇家脸面丢尽的事，所以南宋王朝想法设法掩盖这段史实，凡是不利于赵宋王朝的一切文字，都进行了严格过滤，现存的史籍资料，难以还原历史的真相。好在到了清朝末期，有《靖康稗史》从境外传回国内，才使学者们有了充足的史料可以梳理清楚这段历史。《靖康稗史》共七种书，除《宣和已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因是记录靖康之难之前、宋朝使者许宗亢出使金国的事件，曾收录在《三朝北盟会编》和《大金国志》外，其它六种都是记载汴京沦陷、金兵北归的史实。或宋朝人、或金人撰写。作者从不同的角度，站在不同的立场，将亲身的见闻，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更难能可贵的是，因宋人和金人对“靖康之变”有不同的态度，宋人以其为耻辱，金人以其为自豪，彼此的记录，可以互为印证，因此可信度很高。而且它们成书后，并没有在中原流行，先是传到朝鲜，到了清朝末年才回到了中国。所以从北宋末年到清朝末期，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徽钦二帝北狩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才有了充足的史料。借助于《靖康稗史》，结合《宋史》和《大金国志》，我们可以还原近900年前的这段历史了。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人攻破汴京城，赵宋皇室全部成了金国的俘虏。《靖康稗史之七宋俘记》（金人可恭编）带着不无自豪的口吻，开出了一个长长的俘虏清单:“天会四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既平赵宋，俘其妻孥三千余人，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都由开封府列册津送，诸可考索。入寨后，丧逸二千人，遣释二千人，廑行万四千人。北行之际，分道分期，逮至燕云，男十存四，妇十存七。孰存孰亡，瞢莫复知。”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春天，车辚辚马萧萧，并不是赵宋皇室同仇敌忾，策马北征，而是被金人押解的俘虏，屡屡行行，一路北行。如此庞大的队伍，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万四千人不可能同时出发，而是不同批次、不同路线、不同日期押解到北京的。按照《靖康稗史之七宋俘记》记载，一共分了七起，分别是：首起，宗室、贵戚男丁二千二百余人，妇女三千四百余人，濮王、晋康平原、和义、永宁四郡王皆预焉，都统阇母押解。；二起，昏德妻韦氏，相国、建安两子，郓、康两王妻妾，富金、嬛嬛两帝姬，郓、康两王女，共三十五人，真珠大王设野母、盖天大王赛里、千户国禄、千户阿替计押解；三起，重昏妻妾、珠珠帝姬、柔嘉公主，共三十七人，宝山大王斜保、盖天大王赛里押解；四起，昏德公、燕、越、郓、肃、景、济、益、莘、徐、沂、和信十一王，安康、广平二郡王、瀛、嘉、温、英、仪、昌、润、韩八国公、诸皇孙、驸马、昏德妻妾、奴婢，共一千九百四十余人，万户额鲁观、左司萧庆、孛堇葛思美押解；五起，帝姬、王妃等一百有三人，侍女一百四十二人，二皇子元帅斡离不押解；六起，贡女三千一百八十人，诸色目三千四百十二人，右监军固新、左监军达赉押解；七起，重昏侯、太子祁王、缨络帝姬及从官十二人、侍女一百四十四人，国相元帅粘没喝、右司高庆裔、都统余睹押解。
历史上，中原到达东北的路径，有燕山山脉相隔。由燕京去东北，只有几个隘口可以通行，也就形成了几条固定的路线，主要是三条。
一是西线，即今天大致101国道走向。北京东直门--密云，经古北口出燕山，走河北滦平-承德，由辽宁朝阳到沈阳
二是南线，即今天的102国道线。从燕京--三河-- 玉田---- 丰润—滦县—山海关，出关进入东北。许宗亢出使金国便是走的这条路，我们把他的记载归纳一下：“第四程，自良乡六十里至燕山府；第五程，自燕山府八十里至潞县；第六程，自潞县七十里至三河县；第七程，自三河县六十里至蓟州；第八程，自蓟州七十里至玉田县；第九程，自玉田县九十里至韩城镇；第十程，自韩城镇五十里至北界清州。第十一程，自清州九十里至滦州。”不知道什么原因，许宗亢从丰润拐到韩城，然后又回到滦州。
三是中线，从北京到遵化，进入今天的112国道，从喜峰口出燕山，习惯上称之为迁西—遵化线，徽钦二帝走的就是这天路。九月初六日，“虏以康王兵盛，又请二帝北徙，九月十三日出燕京东门，民皆涕泣跪送。过石门，至景州，上卢龙岭，渡栾撒河、泽河，过大漠。十月十八日抵中京，计程九百九十里。” （《靖康稗史之六呻吟语》）。“石门”就是现在的遵化石门镇，遵化在辽时为“景州清安军”。也就是说，徽钦二帝北狩，并没有经过丰润。
那么，为什么把还乡河和宋徽宗扯在一起呢？是因为高宗之母韦后等人的二起队伍，被押解至东北，与徽钦二帝走的是不同的路线，她们走的是玉田-丰润线。韦后这一批，有王成棣充当翻译，就是他写下了《青宫译语》，记下了一路行程：“二十四日，随王及阿替纪押韦妃等策马行，王弟及朱后等留弗遣。盖天送至三里外，怅然而别。夜抵三河界；二十五日，抵玉田；二十六日，抵滦州；二十七日，抵榆关。
不难看出，韦后这一起人是经过丰润的，想必站在庚水桥上，远望故国，难免会涕泪横、一番感慨。《靖康稗史七种之青宫译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虽然与还乡桥没有直接关系，但可以做思乡之情的佐证：天会五年四月三十日“抵海云寺。五月一日入寺驻马，王及妃姬皆洗手焚香。妃姬辈倩成棣书疏，发愿期得还乡”。这里作者特别用了一个“倩”字，倩，读作qìng〈动〉，解释为央求、请人做某事。估计这一路上，妃姬辈没有少请王成棣向天焚香乞拜，“发愿期得还乡”的事情，所以金国押送俘虏的设野马“王嗤其愚，亦弗禁”。这件事被后人附会到宋徽宗身上，也算不得凭空捏造，“还乡河”由此得名也算顺理成章了。依中国人的正统思想，“名不正则言不顺”，皇帝金口玉言，受过皇封的地名才有品位，这也是把这个名称搁在徽宗身上的原因。至于经过庚水的这支队伍里有无徽宗皇帝，已经不再重要。何况由于《靖康稗史》长期以来中土无传，《燕山丛录》所记载的道听途说，成为人们的一般认识，也就不足为奇了。
（下）
反思传统文化，此恨绵绵无绝期。
文章写到这里，本来可以告一段落，但是在梳理这些文字的过程中，有许多的感触，总觉得言犹未尽。
赵佶的角色是职业皇帝，业余爱好书法和绘画，由于天赋和潜心研究，一个票友居然玩成了艺术大咖。瘦金体书法和花鸟画两项专利，足可以傲视一切艺术大师。君不见，时间快过去九百年了，人们仍然为宋徽宗的艺术成就而津津乐道。让这样一个人去做皇帝，这对人才是多大的浪费。我们不难想象，如果赵佶先生能顺着那条艺术道路走下去，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史上，可以增加一位国际级的艺术大腕儿,大宋王朝的历史也就可以重写了。可悲的是，中国文传统文化的内力，由不得这位文艺青年潇洒地走下去。他必须接受一项他最不擅长的职业，那就是做皇帝。
赵大师艺术上出类拔萃，治国才能却是一个绝对的怂包，他经营的主业，与他的业余爱好比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白痴。好端端的大宋王朝，很快便让他折腾得千疮百孔，经营得一败涂地，直至最后破产倒闭。
本来，徽宗皇帝玩书法、玩绘画、玩足球（蹴鞠）玩得专心致志，也玩出了花样。可他的工作岗位是皇帝，他即便不想去管，那也容不得他，身边的亲信们时不时都会怂恿他，抓空摸空地去打点一下主业。他信任的那拨人又大多是混蛋，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可恨的是他竟然愉快地接受，并付诸实施，悲剧就此发生。这个建议是，要他与长期在马背上打仗、又觊觎大宋江山已久的女真族（金国）搞一次中外合资，弄了一个海上之盟，两家合伙一起与同样善于骑马打仗的契丹族比一比拳脚。殊不知，大宋王朝的祖宗们给设计的军队构架，是防止家中内斗用的，外出打仗，那就是绣花枕头，只有挨揍的份。所以，按照约定，金国该打的都打下来了，而大宋承揽的任务却一样也没完成。结果可想而知，谁也不做赔本的买卖，金国当初答应胜利后，把燕云十六州交还大宋的合同，那就是擦屁股纸，早扔到厕所了。更严重的是，经过这次合营，金国彻底摸清了早就想纳入囊中的这位合资伙伴的底牌，大宋军队是一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果然，金国军队一出手，宋军立马屁滚尿流现原形。女真族三下五除二，就把大宋收拾得服服帖帖。好在赵佶先生，心理素质极好，不像现在有的企业家，企业一倒闭，自己抹不开面子，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便和倒闭企业一起寻了短见。宋徽宗不仅深谙“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生哲理，而且自我救赎的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买卖做砸了，潇洒得很，法人代表不当了，躲到后台，去做自己的太上皇，一副破头齿烂的乱摊子，交给儿子钦宗赵桓去打理。
赵桓与他老爹比起来，应该算是有志青年，没什么恶习。《清宫译语》是《靖康稗史》的一部分，作者王成棣，是跟随二起北狩队伍的随行翻译，一路上记载他的所见所闻，是一本流水账，但有一段回忆性文字，是专门述说赵佶和几个儿子后宫生活的，因为王成棣的父亲是皇家医官，所以这个记载绝对真实可信。押送徽钦二帝的金国两位王子，早就听说宋朝皇帝玩弄妇女很有一套，想学习先进经验，就转弯抹角地向王成棣咨询，希望王成棣不吝赐教。王成棣算是老实人，实话相告两位大王说，“要说这方面的能耐最大的还得属徽宗，老人家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玩弄处女，每五至七天就得御幸一个处女，如果不和口味，玩一次就送给他的亲信们，要是喜欢的，御幸过两次包括两次以上的，就留在宫中，还给个封号。徽宗仅在任上这二十多年，光御幸过一次的送人的就有6000多名。钦宗和他父亲不一样，喜欢读书，不喜欢女色，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后宫只有一妃十妾，而真正受宠的只有三人。康王（宋高宗）在这方面，与他父亲同出一辙，那两只眼睛如同火炬，玩弄女人的手段比他的父亲还厉害，好多婢女都被他玩弄而死。”王成棣毕竟是宋朝的臣子，他没有权利，也不敢夸奖谁或贬低谁，实话实说罢了。由此观之，徽宗、高宗父子，简直禽兽不如。不过，这番话倒是可以证明钦宗比起乃父赵佶、其弟赵构来，至少心智是正常的，没有变态。作为王储，他当然非常希望能早一天掌握大权。，谁不知道当一把手可以呼风唤雨，可以颠倒黑白，可以为所欲为，要不怎么整个封建王朝为抢夺皇帝宝座，经常是血雨腥风呢。但当乃父把经营得支离破碎大宋江山交给他时，他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冷手抓热馒头，抓着烫手，扔了可惜。“靖康”是他的年号，也是中原人屈辱的代名词，过了九百多年了，人们还在耿耿于怀。这个皇帝当的真叫窝囊，他只做了一年零两个月的皇帝，就和他爹一起成了金国的俘虏。谁让他摊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爹呢，现在大多数是坑爹的新闻，而宋朝这段史实，绝对是老爹坑儿子的典型案例，他只能认命。
好在后代文人们有足够的文字能力化解这种耻辱，哪怕是掩耳盗铃，让统治者听起来舒服就行。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这就为那些御用文人们给皇帝脸上贴金、捧臭脚，提供了广泛的想象空间和发挥余地。“北狩”这个词的发明，足可以证明文化人的聪明才智。狩是狩猎的意思，北狩当然是皇帝到北方打猎了，然而，古今中外，谁见过被猎物关进笼子里猎人？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悲哀，死要面子活受罪，失败了不去寻找失败的理由，而是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做掩饰；明明技不如人，却非要死撑面子，把这种阿Q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到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依然大有市场，还不许别人指正。上边引述的王成棣的那段文字中，用了一个“畀”字，这个字包含的寓意，恐怕任何一种文字都难以表达准确，只有汉语才有这个功能。《说文》是这样注释的:“畀，相付之约在阁上也。”意思是说，象一束纺织物，放在一个托盘上面，是古代君王赐予臣仆物品的一种方式。因此得出语义为“与也”、“予也”。王成棣毕竟是大宋朝的子民，他为了把宋徽宗毫无人性的癖好，废了好大劲，用这么一个拐了好几道弯的文字来表述，好像道宗太上皇的荒淫无耻的罪过就减轻了许多。徽宗在位26年，被他御过的处女竟有6000多名，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每年平均230多人，王成棣说的“五七日必御一处女”显然少算了很多。何况还有一部分御过二次以上，有了封号，留在宫廷的。这被宋徽宗御一次即畀位号的6000多名少女，不知道是应该感谢还是仇恨徽宗皇帝。如果不是徽宗的这种玩弄一次便送人的癖好，那北狩队伍就不是14000人，而是不少于20000人了。而北狩的这些人，大多都死在颠沛流离、受尽屈辱的半路上。即便有幸活了下来的，那结局更加悲惨，大多被卖到妓院，生不如死。幸耶？悲耶？这样猪狗不如的帝王还值得我们那么同情吗？
在历代文人们的笔下，徽钦二帝北狩受尽凌辱，九百年来，中原人对二帝悲惨遭遇痛彻肺腑，事实果真如此吗？殊不知，由于徽钦二帝做俘虏前，曾经与金国做了一大单生意，让二帝的北狩生活很是惬意。这桩生意可谓旷古未有，振聋发聩。买卖由徽宗首肯，钦宗画押，用女人抵账的国际贸易，标的物为做了俘虏的女人。无论是皇帝的妻妾、儿媳、女儿、孙女，还是皇亲国戚的女眷，不管年龄大小，无论大人小孩，全部明码标价，用来抵顶战争赔偿。古今中外，贩卖妇女儿童，都属于罪不可赦范畴，而堂堂宋朝两位皇帝，做起这种生意来竟然一点不愧疚。这种丑恶行径，连号称秉笔直书的正史宋史、金史都羞于载入，只能在《靖康稗史》这类曾经失传的史书里才能找到，下面是宋朝人写的《开封府状》里这笔生意的清单：“原定犒军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对这种肮脏交易，连被他们出卖的妇女都不敢相信，看一段对话：
“（天会五年二月）初九、初十，又解到王妃、帝姬九人，独一妇不从。
二太子曰：“汝是千锭金买来，敢不从？” 妇曰：“谁所卖？谁得金？"
曰："汝家太上（宋徽宗）有手敕，皇帝（钦宗）有手约，准犒金军。”
妇曰：“谁须犒军，谁令抵准，我身岂能受 ~ 辱？”
二太子曰：“汝家太上宫女数千，取诸民间，尚非抵准（用钱购买）。今既失国（亡国），汝即民妇，循例入贡，亦是本分，况属抵准，不愈（强于）汝家徒取（白拿）？”
妇语塞气恧……
这是金人《南征录汇》中的记载，绝对真实。谁会相信，万人敬仰的大宋皇帝会无耻到这种地步？用牺牲妇女儿童的方式换得自己的苟且偷安，这还是人吗？
就是这单贩卖妇女婴儿的国际贸易，让徽钦二帝获得了长期投资的好收益。两人的北狩生活，也绝不是后人想象的那么悲哀。到了北国几年之后，道宗太上皇明码标价给金国的几个女儿，陆续做了金国帝王的嫔妃，徽宗就是响当当的国丈，钦宗就是名副其实的国舅了，皇亲国戚，没有不好吃好喝好待遇得理由。所以北狩八年，太上皇竟一连生下了七个儿子八个女儿。中原人还在同仇敌忾，与金国真刀真枪的浴血奋战，誓死要救回徽钦二帝，岂不知人家老爷俩生活的这么滋润，恐怕比当年后主刘禅乐不思蜀还惬意呢？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北狩路上道宗太上皇的表现，让后人瞠目结舌。为了赢得押送他们的金国大王们的欢心，卑躬屈膝，少廉寡耻，不怪乎南宋王朝想方设法要隐瞒这段历史。《呻吟语》是宋朝人，跟随徽钦二帝北狩的官员，一路上的活动记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二十八日，太上抵中山，呼守将曰：「我道君皇帝，今往朝金帝，汝可出降。」守将痛哭不奉诏，提辖沙贞杀之，以城降。”难怪《靖康稗史》成书后，中原无传。我想大宋王朝的子孙们看到这段文字，一定会羞愧交加，无地自容。一个皇帝竟然寡廉鲜耻到这种程度，世上少有。国破家亡，做了敌人的俘虏，已经没有保境安民的能力，苟且偷生地活着，本无可非议，但主动帮着敌人劝降忠诚于自己的臣子赶快投降，也只有道宗太上皇能做得出来。
《三朝北盟会编》是宋朝允许存世的关于“靖康之变”的史料，在卷九五，更加详细地记录了这件事：“靖康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山府提辖使臣沙贞杀安抚使陈遘条云：「金人以太上皇北狩，至中山府，其帅陈遘登城。金人以太上皇至城下，谕令开门降，太上呼遘曰：『(我)道君皇帝也。』遘恸哭曰：『陛下安得至此？』提辖沙贞曰：『此中岂有道君皇帝，必金人之诡计也。』以箭射之，遂鼓众喧闹而杀遘。其子锡在旁，倒身护遘，乃并杀之，于是贞自守中山。金人逼太上皇以归。」《三朝北盟会编》毕竟是皇室允许面世的史料，大概也觉得宋徽宗太过卑劣，不得不在后边加一句“金人逼太上皇以归。”用以掩饰劝守将出降，因不降被杀，不是宋徽宗的本意，而是被逼无奈。这种掩盖，我想宋徽宗的子孙也不会相信。
宋徽宗的节操远不如他的嫔妃们，看看他的嫔妃对待金人相逼采取的态度：“是夜，国相宴诸将，令宫嫔等易露台歌女表里衣装，杂坐侑酒，郑、徐、吕三妇抗命，斩以徇。入幕后，一女以箭镞贯喉死。”又“烈女张氏、陆氏、曹氏抗二太子意，刺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三日。”对待金人的威胁侮辱，至死不从。
再看看宋徽宗的奴才相，《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曹勋北狩闻见录》：“至真定府，自东门，太上乘马，与二太子并骑入门，前有引旗，书‘太上皇’字。府中两街居人见旗，皆恸哭，虏人不较也。馆于府园凈渊庄。午间，诸太上看打球，自二太子以下，皆入球场，太上与皇后左厅上坐。打球罢，行酒。少顷，侍中刘彦宗传太子意云，久闻上皇圣学甚高，欲觅一打球诗，其请颇恭。太上曰：『自逊位以来，未尝近笔砚，勉作一诗，以答台意。乃写付彦宗曰：‘锦袍骏马晓棚分，一点星驰百骑奔。夺得头筹须正过，无令绰拨入斜门。’（绰拨、斜门，皆打球家语也。）彦宗捧诵称赞，即与太子，又番语，似讲解其意，太子起谢，太上亦谢，甚恭也。”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陪着主子打球、下棋一起娱乐不算，还时刻不忘卖弄文藻，竟然写出了赞美诗，还装出一副羞羞答答的样子，这是什么德行。
再看看他的嫔妃们是怎么对待这类活动的：“十一午，抵真定，入城，馆于帅府。二王令万骑先驰，助攻中山，观动静。千户韶合宴款二王，以朱妃、朱慎妃工吟咏，使唱新歌。强之再，朱妃作歌云：「昔居天上兮，珠宫玉阙，今居草莽兮，青衫泪湿。屈身辱志兮，恨难雪，归泉下兮，愁绝。」朱慎妃和歌云：「幼富贵兮绮罗裳，长入宫兮侍当阳。今委顿兮异乡，命不辰兮志不强。」皆作而不唱。” 被逼无奈，也绝不奉迎，这才是真正的人之所为。
梳理历史，有很多感慨，靖康之耻已经快900年了，其中的文化内涵很值得思考。让一个心智几近变态的人去做皇帝，让一个最没有责任心的人去掌管国家的命运，让一个追求个人享受高于一切的人去做最高统治者，产生人间悲剧自是不言而喻，而最终承受痛苦的还是老百姓。但千百年来，亘古不变，按照正统理念，皇位继承人，哪怕是一个神经病，一个变态狂，那也非他莫属，容不得人们怀疑和质询，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写完这些带血的文字，回到题目本身，还乡河的名字，即便真的是宋徽宗命名的，是和耻辱联系在一起的，还有那么多的诗情画意吗？
（上） 桥因河建，水以桥名。“还乡河，其左右皆还乡，曲而绕，水极甘美，酿酒甚佳。” --明隆庆《丰润县志 .卷之三.山川.5页》
还乡河是冀东平原上一条很普通的河，《汉书.地理志》以及郦道元的《水经注》都称其为庚水，或浭水。发源于唐山市迁西县，流经丰润县、玉田县，由宁河汇入蓟运河入海，全长只有160多公里。因为它与一个重要历史事件“靖康之难”发生关系，从而成为古今文人的话题，其中有许多争论,时至今日仍没有定论。
称庚水为还乡河，其滥觞于明朝隆庆《丰润县志》，该志成书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丰润人石邦政撰，由时任丰润知县的王纳言最后订正，是丰润县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乘，应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由于《四库提要》对其评价不高：“其书成于隆庆庚午，门目冗杂，绝无义例。且于历代帝王妄为区别，以行款高下，示其予夺，尤为无理。”所以，后人也便将其看低。实事求是地说，该书确实有《四库提要》指出的缺陷，但就记录一方遗存来讲，仍然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仅就还乡河名字的由来，如果没有它的记载，恐怕难以还原早已逝去的那段令后人唏嘘不已的历史。徽钦二帝被俘北迁，虽然已经有了近千年时间沉淀，中原人内心深处的那份痛依然难以释怀，所以陆游的《示儿》诗，就有那么强的生命力，不仅仅是因为朗朗上口，更重要的是其中蕴含的那份历史责任：“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即使到了今天，吟诵起它来，仍不免感慨万千，甚至潸然泪下。
隆庆《丰润县志》在记载浭水名为还乡河时，作者也充满了感情。本来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隆庆丰润县志》文字并不多，正如《四库提要》所言，条目也并不十分清楚，但却分别在山川、景致和古迹三处用比较细腻的文字做了具体描写：“还乡河，其左右皆还乡，曲而绕，水极甘美，酿酒甚佳。” （卷之三.山川.5页）。“还乡桥，在县西，（）传记，宋徽宗北狩时，经行此石桥，见河水西流，忽动还乡之思，因以命名，人至今呼之。且曰：'吾乃（）世之主，后圣必能力伸此冤，令我回京矣’因不食而去。”（《建置卷之四.津梁》），又景致：“浭水朝京，万水东流，此水独西，即还乡河也。发源自崖儿口，经县北西达玉田县之鸦鸿桥，入运河至宝坻县草头湖，入于海，其西拱皇畿，有人臣不忘向君之忠，故异之” （卷之三.山川.6页）。从上述三段文字中不难看出，是因宋徽宗站在石桥上，看到河水西流，而动思乡之情，遂命名该石桥为还乡桥，桥下的河理所当然就是还乡河了。桥因河建，水以桥名。先有还乡桥的名字，后有还乡河的名字。
应该说，《隆庆丰润县志》的三段文字，把还乡河名字的由来交代得很清楚了。但是因为后人或附庸风雅，或有意神化，穿凿联想、牵强附会，把本来很明了的事情弄得扑朔迷离，给后人留下许多难解之谜。
最早将其戏剧化的是明朝人徐昌祚，他写了一本《燕山丛录》，其中有关于还乡河的文字：“ 浭水源出崖儿口，经丰润、玉田，由运河入海。凡水皆自西而东，此水独西，故俗谓之还乡河。宋徽宗过河桥，驻马四顾，凄然曰：过此渐近大漠，吾安得似此水还乡乎。又曰：赵氏子孙文弱，俟后圣雪吾仇耻！因不食而去。人谓其桥为思乡桥。”（《燕山丛录.卷十四》）这段文字，应该是采自《隆庆丰润县志》，但明显进行了文学创作，包括加上了宋徽宗的神态“凄然”，和对子孙后代的期许，“俟后圣雪吾仇耻！”。这一段记载，又被清初朱彝尊等人采入《日下旧闻考》，因此得以广泛传播。可笑的是，不知道作者是有意还是大意，竟然把“还乡桥”变成了“思乡桥”。文学色彩浓烈了，但离事实越来越远。直到现在人们也就以错就错，约定俗成了。如果有人要去纠正，说那座桥名字不叫“思乡桥”，应该叫作“还乡桥”，这才是历史的本来之面目，此举绝对不会有人理解，会被人看成要么你是特别没有文化，要么就是吹毛求疵，要么就是吃饱了撑的。
其实，关于《燕山丛录》这本书，《四库提要》是这样评价的：“明徐昌祚撰。昌祚字伯昌，常熟人。是编盖其官刑部时所作。多载京畿之事，故以燕山为名。凡分二十二卷，大抵多涉语怪，末附以长安里语，尤为鄙俚。又多失其本字本音，不足以资考证。书成于万历壬寅。有昌祚自序，谓因辑《太常寺志》，得征州县志书，因采其所记成此书。则亦剽掇之学也。” 四库馆臣竟给他一顶“不足以资考证”的帽子，称其为“剽掇之学”，可见他的记述有多么不靠谱。可悲的是，偏偏他的记录，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
紧随其后的仍是明朝人，刘侗和于奕正，两人合著了一本《帝京景物略》，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刊行。在《燕山丛录》基础上，进一步发挥作者的想象力，有一段“沙岩寺塔”的文字：“丰润县村沙岩寺，有塔，故十三级，洪武中，雾弥三日，塔失所在，今其址存。过沙岩寺北，曰浭水，出崖儿口，繇运河入于海。凡水东流，而此水也西，人谓还乡河也。河在梁鱼务，旧有桥，宋徽宗北辕，过桥，驻马四顾，泫然曰：'吾过此，向大漠，安得似此水还乡矣！’已而曰：'赵氏子孙，文弱耳！仰而曰：天，兴后圣，雪吾耻仇。’因不食而去。人乃谓桥思乡桥也（《帝京景物略下》），由塔到河，拐了一个不小的弯，把《隆庆丰润县志》和《燕山丛录》中有关还乡河的文字糅合在一起，使之更加名目全非。
这两部书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后来人更加肆无忌惮地添枝加叶和胡编乱造。本来编纂地方志乘是很严肃的事，对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都应该认真比对、分析、查验、论证才对，可是《康熙丰润县志》、《乾隆丰润县志》、《光绪丰润县志》，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都分别撇开最应汲取《隆庆丰润志》的记载，更多地采用了不靠谱的记述，又不约而同地加进了作者的想象和编造。
按照志乘成书年代先后顺序，分别看一下后人是如何编造的。《康熙丰润县志》“庚水，发源迁安之泉庄，自崖儿口山湾环，迅驶而来，至县城折西南，流由玉田鸦鸿桥，达宝坻草头湖入于海，宋徽宗北狩至此，有“西流庚水自还乡”之句，又呼为还乡河云，诗见《艺文》。”（卷之一.山川形胜.10页）又“思乡桥，在县西，宋徽宗过此，有诗，见古迹。”（卷之二.桥梁论.9页）《艺文志》卷全文收录了传诵至今的宋徽宗的所谓《过思乡桥》：“沙岩寺里树苍苍，塔势崚嶒大道旁。北狩至尊仍出塞，西流庚水自还乡。看花古驿愁春雨，驻马危桥泣晓霜。五国城中寒月白，魂归艮岳总荒凉。”不仅对“思乡桥”的说法不做纠正，更毫无端由地收录了所谓宋徽宗的七言律诗。其实稍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首伪作诗。徽钦二帝北狩的目的地，包括掠他而去的金朝皇帝都没有想好把他安置在哪里，所以一路上走走停停，从天会四年由汴京出发，天会八年到达五国城，历时三年有余，有的地方甚至还有往回走的记录。再先知先觉的天子，毕竟已经沦为了阶下囚，成了人家的俘虏，怎么可能在半路上就知道自己会死在”五国城”呢？就这样缺乏常识的伪作，竟被后来的地方志乘反复引用。
《乾隆丰润志》，来的更为干脆，直接明说“思乡桥”注释取自《燕山丛录》:宋徽宗过还乡河桥，驻马四顾，凄然曰：过此渐近大漠，吾安得似此水还乡乎。”还觉不过瘾，又引用一段自己做了发挥的文字：“又曰：赵氏子孙文弱，俟后圣雪吾仇耻！因不食而去。人谓其桥为思乡桥。”（卷之二.古迹.9页），在《卷之八.文苑下.诗.47页》也毫不客气的将那首七律《过思乡桥》全文抄录过来。但可能也感觉到那首诗太过离谱，便来一个蒙混过关，张冠李戴。把题目改成《宋徽宗过思乡桥》，下面一反方志的编纂传统，省去作者名字。让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这首诗和前一首诗《蓟北旅思》出自同一个作者，即张籍。殊不知这样的掩耳盗铃术，越发显得拙劣。让唐朝人张籍，来写宋朝的事，岂不是关公战秦琼。
《光绪丰润县志》在卷之二.古迹里关于“思乡桥”的记载，除全文抄录《乾隆丰润志》的内容外，又加一句“又有思乡楼，今废，仅存基址”。那首七律诗，依然赫赫在目，让人大惑不解。一本方志，有那么多的地方才俊参与，又经过诸多官员审核把关，这样明显的错误竟然没人纠正，实在让人遗憾。
（中）
北狩队伍中确有一起经过庚水
历史上，宋徽宗北狩路线一直是个谜，原因是“靖康之难”是皇家脸面丢尽的事，所以南宋王朝想法设法掩盖这段史实，凡是不利于赵宋王朝的一切文字，都进行了严格过滤，现存的史籍资料，难以还原历史的真相。好在到了清朝末期，有《靖康稗史》从境外传回国内，才使学者们有了充足的史料可以梳理清楚这段历史。《靖康稗史》共七种书，除《宣和已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因是记录靖康之难之前、宋朝使者许宗亢出使金国的事件，曾收录在《三朝北盟会编》和《大金国志》外，其它六种都是记载汴京沦陷、金兵北归的史实。或宋朝人、或金人撰写。作者从不同的角度，站在不同的立场，将亲身的见闻，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更难能可贵的是，因宋人和金人对“靖康之变”有不同的态度，宋人以其为耻辱，金人以其为自豪，彼此的记录，可以互为印证，因此可信度很高。而且它们成书后，并没有在中原流行，先是传到朝鲜，到了清朝末年才回到了中国。所以从北宋末年到清朝末期，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徽钦二帝北狩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才有了充足的史料。借助于《靖康稗史》，结合《宋史》和《大金国志》，我们可以还原近900年前的这段历史了。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人攻破汴京城，赵宋皇室全部成了金国的俘虏。《靖康稗史之七宋俘记》（金人可恭编）带着不无自豪的口吻，开出了一个长长的俘虏清单:“天会四年(公元1126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既平赵宋，俘其妻孥三千余人，宗室男妇四千余人，贵戚男妇五千余人，诸色目三千余人，教坊三千余人，都由开封府列册津送，诸可考索。入寨后，丧逸二千人，遣释二千人，廑行万四千人。北行之际，分道分期，逮至燕云，男十存四，妇十存七。孰存孰亡，瞢莫复知。”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春天，车辚辚马萧萧，并不是赵宋皇室同仇敌忾，策马北征，而是被金人押解的俘虏，屡屡行行，一路北行。如此庞大的队伍，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万四千人不可能同时出发，而是不同批次、不同路线、不同日期押解到北京的。按照《靖康稗史之七宋俘记》记载，一共分了七起，分别是：首起，宗室、贵戚男丁二千二百余人，妇女三千四百余人，濮王、晋康平原、和义、永宁四郡王皆预焉，都统阇母押解。；二起，昏德妻韦氏，相国、建安两子，郓、康两王妻妾，富金、嬛嬛两帝姬，郓、康两王女，共三十五人，真珠大王设野母、盖天大王赛里、千户国禄、千户阿替计押解；三起，重昏妻妾、珠珠帝姬、柔嘉公主，共三十七人，宝山大王斜保、盖天大王赛里押解；四起，昏德公、燕、越、郓、肃、景、济、益、莘、徐、沂、和信十一王，安康、广平二郡王、瀛、嘉、温、英、仪、昌、润、韩八国公、诸皇孙、驸马、昏德妻妾、奴婢，共一千九百四十余人，万户额鲁观、左司萧庆、孛堇葛思美押解；五起，帝姬、王妃等一百有三人，侍女一百四十二人，二皇子元帅斡离不押解；六起，贡女三千一百八十人，诸色目三千四百十二人，右监军固新、左监军达赉押解；七起，重昏侯、太子祁王、缨络帝姬及从官十二人、侍女一百四十四人，国相元帅粘没喝、右司高庆裔、都统余睹押解。
历史上，中原到达东北的路径，有燕山山脉相隔。由燕京去东北，只有几个隘口可以通行，也就形成了几条固定的路线，主要是三条。
一是西线，即今天大致101国道走向。北京东直门--密云，经古北口出燕山，走河北滦平-承德，由辽宁朝阳到沈阳
二是南线，即今天的102国道线。从燕京--三河-- 玉田---- 丰润—滦县—山海关，出关进入东北。许宗亢出使金国便是走的这条路，我们把他的记载归纳一下：“第四程，自良乡六十里至燕山府；第五程，自燕山府八十里至潞县；第六程，自潞县七十里至三河县；第七程，自三河县六十里至蓟州；第八程，自蓟州七十里至玉田县；第九程，自玉田县九十里至韩城镇；第十程，自韩城镇五十里至北界清州。第十一程，自清州九十里至滦州。”不知道什么原因，许宗亢从丰润拐到韩城，然后又回到滦州。
三是中线，从北京到遵化，进入今天的112国道，从喜峰口出燕山，习惯上称之为迁西—遵化线，徽钦二帝走的就是这天路。九月初六日，“虏以康王兵盛，又请二帝北徙，九月十三日出燕京东门，民皆涕泣跪送。过石门，至景州，上卢龙岭，渡栾撒河、泽河，过大漠。十月十八日抵中京，计程九百九十里。” （《靖康稗史之六呻吟语》）。“石门”就是现在的遵化石门镇，遵化在辽时为“景州清安军”。也就是说，徽钦二帝北狩，并没有经过丰润。
那么，为什么把还乡河和宋徽宗扯在一起呢？是因为高宗之母韦后等人的二起队伍，被押解至东北，与徽钦二帝走的是不同的路线，她们走的是玉田-丰润线。韦后这一批，有王成棣充当翻译，就是他写下了《青宫译语》，记下了一路行程：“二十四日，随王及阿替纪押韦妃等策马行，王弟及朱后等留弗遣。盖天送至三里外，怅然而别。夜抵三河界；二十五日，抵玉田；二十六日，抵滦州；二十七日，抵榆关。
不难看出，韦后这一起人是经过丰润的，想必站在庚水桥上，远望故国，难免会涕泪横、一番感慨。《靖康稗史七种之青宫译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虽然与还乡桥没有直接关系，但可以做思乡之情的佐证：天会五年四月三十日“抵海云寺。五月一日入寺驻马，王及妃姬皆洗手焚香。妃姬辈倩成棣书疏，发愿期得还乡”。这里作者特别用了一个“倩”字，倩，读作qìng〈动〉，解释为央求、请人做某事。估计这一路上，妃姬辈没有少请王成棣向天焚香乞拜，“发愿期得还乡”的事情，所以金国押送俘虏的设野马“王嗤其愚，亦弗禁”。这件事被后人附会到宋徽宗身上，也算不得凭空捏造，“还乡河”由此得名也算顺理成章了。依中国人的正统思想，“名不正则言不顺”，皇帝金口玉言，受过皇封的地名才有品位，这也是把这个名称搁在徽宗身上的原因。至于经过庚水的这支队伍里有无徽宗皇帝，已经不再重要。何况由于《靖康稗史》长期以来中土无传，《燕山丛录》所记载的道听途说，成为人们的一般认识，也就不足为奇了。
（下）
反思传统文化，此恨绵绵无绝期。
文章写到这里，本来可以告一段落，但是在梳理这些文字的过程中，有许多的感触，总觉得言犹未尽。
赵佶的角色是职业皇帝，业余爱好书法和绘画，由于天赋和潜心研究，一个票友居然玩成了艺术大咖。瘦金体书法和花鸟画两项专利，足可以傲视一切艺术大师。君不见，时间快过去九百年了，人们仍然为宋徽宗的艺术成就而津津乐道。让这样一个人去做皇帝，这对人才是多大的浪费。我们不难想象，如果赵佶先生能顺着那条艺术道路走下去，中国古代灿烂的文明史上，可以增加一位国际级的艺术大腕儿,大宋王朝的历史也就可以重写了。可悲的是，中国文传统文化的内力，由不得这位文艺青年潇洒地走下去。他必须接受一项他最不擅长的职业，那就是做皇帝。
赵大师艺术上出类拔萃，治国才能却是一个绝对的怂包，他经营的主业，与他的业余爱好比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白痴。好端端的大宋王朝，很快便让他折腾得千疮百孔，经营得一败涂地，直至最后破产倒闭。
本来，徽宗皇帝玩书法、玩绘画、玩足球（蹴鞠）玩得专心致志，也玩出了花样。可他的工作岗位是皇帝，他即便不想去管，那也容不得他，身边的亲信们时不时都会怂恿他，抓空摸空地去打点一下主业。他信任的那拨人又大多是混蛋，给他出了一个馊主意，可恨的是他竟然愉快地接受，并付诸实施，悲剧就此发生。这个建议是，要他与长期在马背上打仗、又觊觎大宋江山已久的女真族（金国）搞一次中外合资，弄了一个海上之盟，两家合伙一起与同样善于骑马打仗的契丹族比一比拳脚。殊不知，大宋王朝的祖宗们给设计的军队构架，是防止家中内斗用的，外出打仗，那就是绣花枕头，只有挨揍的份。所以，按照约定，金国该打的都打下来了，而大宋承揽的任务却一样也没完成。结果可想而知，谁也不做赔本的买卖，金国当初答应胜利后，把燕云十六州交还大宋的合同，那就是擦屁股纸，早扔到厕所了。更严重的是，经过这次合营，金国彻底摸清了早就想纳入囊中的这位合资伙伴的底牌，大宋军队是一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果然，金国军队一出手，宋军立马屁滚尿流现原形。女真族三下五除二，就把大宋收拾得服服帖帖。好在赵佶先生，心理素质极好，不像现在有的企业家，企业一倒闭，自己抹不开面子，觉得无颜见江东父老，便和倒闭企业一起寻了短见。宋徽宗不仅深谙“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生哲理，而且自我救赎的潜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买卖做砸了，潇洒得很，法人代表不当了，躲到后台，去做自己的太上皇，一副破头齿烂的乱摊子，交给儿子钦宗赵桓去打理。
赵桓与他老爹比起来，应该算是有志青年，没什么恶习。《清宫译语》是《靖康稗史》的一部分，作者王成棣，是跟随二起北狩队伍的随行翻译，一路上记载他的所见所闻，是一本流水账，但有一段回忆性文字，是专门述说赵佶和几个儿子后宫生活的，因为王成棣的父亲是皇家医官，所以这个记载绝对真实可信。押送徽钦二帝的金国两位王子，早就听说宋朝皇帝玩弄妇女很有一套，想学习先进经验，就转弯抹角地向王成棣咨询，希望王成棣不吝赐教。王成棣算是老实人，实话相告两位大王说，“要说这方面的能耐最大的还得属徽宗，老人家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玩弄处女，每五至七天就得御幸一个处女，如果不和口味，玩一次就送给他的亲信们，要是喜欢的，御幸过两次包括两次以上的，就留在宫中，还给个封号。徽宗仅在任上这二十多年，光御幸过一次的送人的就有6000多名。钦宗和他父亲不一样，喜欢读书，不喜欢女色，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后宫只有一妃十妾，而真正受宠的只有三人。康王（宋高宗）在这方面，与他父亲同出一辙，那两只眼睛如同火炬，玩弄女人的手段比他的父亲还厉害，好多婢女都被他玩弄而死。”王成棣毕竟是宋朝的臣子，他没有权利，也不敢夸奖谁或贬低谁，实话实说罢了。由此观之，徽宗、高宗父子，简直禽兽不如。不过，这番话倒是可以证明钦宗比起乃父赵佶、其弟赵构来，至少心智是正常的，没有变态。作为王储，他当然非常希望能早一天掌握大权。，谁不知道当一把手可以呼风唤雨，可以颠倒黑白，可以为所欲为，要不怎么整个封建王朝为抢夺皇帝宝座，经常是血雨腥风呢。但当乃父把经营得支离破碎大宋江山交给他时，他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冷手抓热馒头，抓着烫手，扔了可惜。“靖康”是他的年号，也是中原人屈辱的代名词，过了九百多年了，人们还在耿耿于怀。这个皇帝当的真叫窝囊，他只做了一年零两个月的皇帝，就和他爹一起成了金国的俘虏。谁让他摊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爹呢，现在大多数是坑爹的新闻，而宋朝这段史实，绝对是老爹坑儿子的典型案例，他只能认命。
好在后代文人们有足够的文字能力化解这种耻辱，哪怕是掩耳盗铃，让统治者听起来舒服就行。汉语言文字博大精深，这就为那些御用文人们给皇帝脸上贴金、捧臭脚，提供了广泛的想象空间和发挥余地。“北狩”这个词的发明，足可以证明文化人的聪明才智。狩是狩猎的意思，北狩当然是皇帝到北方打猎了，然而，古今中外，谁见过被猎物关进笼子里猎人？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悲哀，死要面子活受罪，失败了不去寻找失败的理由，而是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做掩饰；明明技不如人，却非要死撑面子，把这种阿Q精神一代一代传下去，到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依然大有市场，还不许别人指正。上边引述的王成棣的那段文字中，用了一个“畀”字，这个字包含的寓意，恐怕任何一种文字都难以表达准确，只有汉语才有这个功能。《说文》是这样注释的:“畀，相付之约在阁上也。”意思是说，象一束纺织物，放在一个托盘上面，是古代君王赐予臣仆物品的一种方式。因此得出语义为“与也”、“予也”。王成棣毕竟是大宋朝的子民，他为了把宋徽宗毫无人性的癖好，废了好大劲，用这么一个拐了好几道弯的文字来表述，好像道宗太上皇的荒淫无耻的罪过就减轻了许多。徽宗在位26年，被他御过的处女竟有6000多名，这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每年平均230多人，王成棣说的“五七日必御一处女”显然少算了很多。何况还有一部分御过二次以上，有了封号，留在宫廷的。这被宋徽宗御一次即畀位号的6000多名少女，不知道是应该感谢还是仇恨徽宗皇帝。如果不是徽宗的这种玩弄一次便送人的癖好，那北狩队伍就不是14000人，而是不少于20000人了。而北狩的这些人，大多都死在颠沛流离、受尽屈辱的半路上。即便有幸活了下来的，那结局更加悲惨，大多被卖到妓院，生不如死。幸耶？悲耶？这样猪狗不如的帝王还值得我们那么同情吗？
在历代文人们的笔下，徽钦二帝北狩受尽凌辱，九百年来，中原人对二帝悲惨遭遇痛彻肺腑，事实果真如此吗？殊不知，由于徽钦二帝做俘虏前，曾经与金国做了一大单生意，让二帝的北狩生活很是惬意。这桩生意可谓旷古未有，振聋发聩。买卖由徽宗首肯，钦宗画押，用女人抵账的国际贸易，标的物为做了俘虏的女人。无论是皇帝的妻妾、儿媳、女儿、孙女，还是皇亲国戚的女眷，不管年龄大小，无论大人小孩，全部明码标价，用来抵顶战争赔偿。古今中外，贩卖妇女儿童，都属于罪不可赦范畴，而堂堂宋朝两位皇帝，做起这种生意来竟然一点不愧疚。这种丑恶行径，连号称秉笔直书的正史宋史、金史都羞于载入，只能在《靖康稗史》这类曾经失传的史书里才能找到，下面是宋朝人写的《开封府状》里这笔生意的清单：“原定犒军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对这种肮脏交易，连被他们出卖的妇女都不敢相信，看一段对话：
“（天会五年二月）初九、初十，又解到王妃、帝姬九人，独一妇不从。
二太子曰：“汝是千锭金买来，敢不从？” 妇曰：“谁所卖？谁得金？"
曰："汝家太上（宋徽宗）有手敕，皇帝（钦宗）有手约，准犒金军。”
妇曰：“谁须犒军，谁令抵准，我身岂能受 ~ 辱？”
二太子曰：“汝家太上宫女数千，取诸民间，尚非抵准（用钱购买）。今既失国（亡国），汝即民妇，循例入贡，亦是本分，况属抵准，不愈（强于）汝家徒取（白拿）？”
妇语塞气恧……
这是金人《南征录汇》中的记载，绝对真实。谁会相信，万人敬仰的大宋皇帝会无耻到这种地步？用牺牲妇女儿童的方式换得自己的苟且偷安，这还是人吗？
就是这单贩卖妇女婴儿的国际贸易，让徽钦二帝获得了长期投资的好收益。两人的北狩生活，也绝不是后人想象的那么悲哀。到了北国几年之后，道宗太上皇明码标价给金国的几个女儿，陆续做了金国帝王的嫔妃，徽宗就是响当当的国丈，钦宗就是名副其实的国舅了，皇亲国戚，没有不好吃好喝好待遇得理由。所以北狩八年，太上皇竟一连生下了七个儿子八个女儿。中原人还在同仇敌忾，与金国真刀真枪的浴血奋战，誓死要救回徽钦二帝，岂不知人家老爷俩生活的这么滋润，恐怕比当年后主刘禅乐不思蜀还惬意呢？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北狩路上道宗太上皇的表现，让后人瞠目结舌。为了赢得押送他们的金国大王们的欢心，卑躬屈膝，少廉寡耻，不怪乎南宋王朝想方设法要隐瞒这段历史。《呻吟语》是宋朝人，跟随徽钦二帝北狩的官员，一路上的活动记录，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二十八日，太上抵中山，呼守将曰：「我道君皇帝，今往朝金帝，汝可出降。」守将痛哭不奉诏，提辖沙贞杀之，以城降。”难怪《靖康稗史》成书后，中原无传。我想大宋王朝的子孙们看到这段文字，一定会羞愧交加，无地自容。一个皇帝竟然寡廉鲜耻到这种程度，世上少有。国破家亡，做了敌人的俘虏，已经没有保境安民的能力，苟且偷生地活着，本无可非议，但主动帮着敌人劝降忠诚于自己的臣子赶快投降，也只有道宗太上皇能做得出来。
《三朝北盟会编》是宋朝允许存世的关于“靖康之变”的史料，在卷九五，更加详细地记录了这件事：“靖康二年四月二十八日中山府提辖使臣沙贞杀安抚使陈遘条云：「金人以太上皇北狩，至中山府，其帅陈遘登城。金人以太上皇至城下，谕令开门降，太上呼遘曰：『(我)道君皇帝也。』遘恸哭曰：『陛下安得至此？』提辖沙贞曰：『此中岂有道君皇帝，必金人之诡计也。』以箭射之，遂鼓众喧闹而杀遘。其子锡在旁，倒身护遘，乃并杀之，于是贞自守中山。金人逼太上皇以归。」《三朝北盟会编》毕竟是皇室允许面世的史料，大概也觉得宋徽宗太过卑劣，不得不在后边加一句“金人逼太上皇以归。”用以掩饰劝守将出降，因不降被杀，不是宋徽宗的本意，而是被逼无奈。这种掩盖，我想宋徽宗的子孙也不会相信。
宋徽宗的节操远不如他的嫔妃们，看看他的嫔妃对待金人相逼采取的态度：“是夜，国相宴诸将，令宫嫔等易露台歌女表里衣装，杂坐侑酒，郑、徐、吕三妇抗命，斩以徇。入幕后，一女以箭镞贯喉死。”又“烈女张氏、陆氏、曹氏抗二太子意，刺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三日。”对待金人的威胁侮辱，至死不从。
再看看宋徽宗的奴才相，《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八.曹勋北狩闻见录》：“至真定府，自东门，太上乘马，与二太子并骑入门，前有引旗，书‘太上皇’字。府中两街居人见旗，皆恸哭，虏人不较也。馆于府园凈渊庄。午间，诸太上看打球，自二太子以下，皆入球场，太上与皇后左厅上坐。打球罢，行酒。少顷，侍中刘彦宗传太子意云，久闻上皇圣学甚高，欲觅一打球诗，其请颇恭。太上曰：『自逊位以来，未尝近笔砚，勉作一诗，以答台意。乃写付彦宗曰：‘锦袍骏马晓棚分，一点星驰百骑奔。夺得头筹须正过，无令绰拨入斜门。’（绰拨、斜门，皆打球家语也。）彦宗捧诵称赞，即与太子，又番语，似讲解其意，太子起谢，太上亦谢，甚恭也。”为了讨得主子的欢心，陪着主子打球、下棋一起娱乐不算，还时刻不忘卖弄文藻，竟然写出了赞美诗，还装出一副羞羞答答的样子，这是什么德行。
再看看他的嫔妃们是怎么对待这类活动的：“十一午，抵真定，入城，馆于帅府。二王令万骑先驰，助攻中山，观动静。千户韶合宴款二王，以朱妃、朱慎妃工吟咏，使唱新歌。强之再，朱妃作歌云：「昔居天上兮，珠宫玉阙，今居草莽兮，青衫泪湿。屈身辱志兮，恨难雪，归泉下兮，愁绝。」朱慎妃和歌云：「幼富贵兮绮罗裳，长入宫兮侍当阳。今委顿兮异乡，命不辰兮志不强。」皆作而不唱。” 被逼无奈，也绝不奉迎，这才是真正的人之所为。
梳理历史，有很多感慨，靖康之耻已经快900年了，其中的文化内涵很值得思考。让一个心智几近变态的人去做皇帝，让一个最没有责任心的人去掌管国家的命运，让一个追求个人享受高于一切的人去做最高统治者，产生人间悲剧自是不言而喻，而最终承受痛苦的还是老百姓。但千百年来，亘古不变，按照正统理念，皇位继承人，哪怕是一个神经病，一个变态狂，那也非他莫属，容不得人们怀疑和质询，否则就是大逆不道。
写完这些带血的文字，回到题目本身，还乡河的名字，即便真的是宋徽宗命名的，是和耻辱联系在一起的，还有那么多的诗情画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