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讲了许多不材之木得以终其天年的故事,《逍遥游》中的大树“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人间世》中的栎社树“以为舟则沈,以为棺槨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 庄子关于不材之木的寓言在于说明“无用之用”的道理,无用是不为世俗所用从而躲避了灾难,而对于保全个体的生存来说这恰恰是大用。
庄子认为正是在世人以为是“无用”的地方,存在着“大用”。在现实生活中,任何显露个人存在和能力的表现都是有害的,而使个人不被发现的那些行为则是有益的。庄子所说的无用之木并非完全无用。大树在因为无用而得其天年的同时可以美化环境,为人们遮掩阳光,让人们逍遥地倾卧在大树下,只是它在扮演这种角色时并不会伤害它本身的性命。人的生存无法脱离社会,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个人不会因其扮演一定的角色而伤害他内在的本性。每个人都过着适合自己本性的生活又不相互相互妨害,人与人有着善意的互动却又个性自由。这是庄子的乌托邦式理想。
在《人间世》的终篇,庄子总结了“人间世”种种困苦的根本原因后说:山上的良木自己招来砍伐;油脂可燃是自己招来的煎熬。桂树可以食用,所以遭人砍伐;漆树可以做成涂料,所以遭人割取。世人都知道有用的用途,却不知道无用的用途。人生为什么是个危险的旅程,根本原因是“有用”。因为“有用”则为人所利用宰割,不能尽己之性命。只有无用之大木才能保全其生命,而有用之木则因其用而丧生于刀斧之下。对于生活在战国乱世的庄子,这确实是真真切切的生命感悟。
庄子所说的“吾将处于材和不材之间”,实际上是个折中的回答,意即无用又有用。庄子的这句话给人以无穷的思考。人生于世,道路艰辛,有才会被算计,无才会受宰割,到底怎样为人处世呢?这的确是个两难问题。比较起来,有才者更容易遭到暗害。因为,大凡人有才华总喜欢露才扬己,这就难免被人嫉妒,惹上灾祸。如屈原、贾谊是中国古代非常有才华的人,屈原的《离骚》、《九歌》,贾谊的《吊屈原赋》、《治安策》,均是千古流传的佳作。但是他们都因为才高而遭到了排挤,一个在放逐中沉江自杀,一个在贬斥中郁郁而终。这正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菜根谭》中说:“鹰立如睡,虎行似病”,猛禽猛兽在作出致命一击时总是在掩盖自己的实力和能量。君子要效法雄鹰和老虎,不暴露自己的聪明,不显示自己的才华,才有成就大事的机会。无论社会环境如何,平时都不能炫耀自己,要学会韬光养晦,隐藏自己的才华。庄子“材与不材”、“无用之用”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苏东坡曾经写了一首《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民间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都不主张过份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要是处处占人先机,时时抢人风头,时刻准备脱颖而出,这样的人活在世上自己压力,让别人感受到的威胁也很大,稍有不慎,就成为众矢之的,最后死得很难看。
在中国历史上,历来功高盖世的英雄大多不得好死,只有为清朝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得以善终,其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深谙藏露之道。人为万物之灵,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竞争中有所成就,这恐怕也是大多数人的心理。一点能力不显露,百年而后与草木同腐,这样的人是庸人。成天沉浸在紧张氛围之中,惟恐不能出人头地,甚至为之不择手段因而埋下后患,这样的人是愚人。曾国藩善于藏锋,常在进时想到退,在退时想到进,绝对把握进退之间的界线。这是他成功的保证,更是他立于不败的心术。曾国藩年轻的时候锐意进取,读书、做官都很卖力,成为清朝历史上提拔速度最快的官员,这是露。掌握军权以后,时时保持“花未全开月未圆”的低调,隔三差五上奏朝廷要求派个主帅来,自己做副手,攻下南京后更是立刻裁撤20万湘军,这是藏。没有年轻时候的露,曾国藩不能做成一番大事业。没有晚年的藏,曾国藩保不住自己的小命。藏和露之间时机选择需要高度的智慧,难怪青年毛泽东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
然而这种选择仍然“未免乎累”,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何时表现为材,何时表现为不材,这是行为的灵活性。在一般人那里,行为的灵活性与趋利避害的功利计较之心有关。一旦有了功利计较的刻意追求,必然会陷入“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的悲凉境地。所以“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并非最好的处世之道。如果要避免患难,最好的办法要是在心灵境界上与道合一,“乘道德而浮游”, “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庄子的意思是让生命置身于自由王国,以自然为旨归,随时变化,如龙蛇显藏,不专主一端,与万物相和谐,茫然无心而漫游于万物的初始,主宰万物而不被万物所奴役。具备这种自由精神的人就不会受到任何外物的牵累和损害,这样,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去考虑充当不材以躲避灾难,也不需要去考虑在“材与不材之间”来回摆动。
庄子讲了许多不材之木得以终其天年的故事,《逍遥游》中的大树“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人间世》中的栎社树“以为舟则沈,以为棺槨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 庄子关于不材之木的寓言在于说明“无用之用”的道理,无用是不为世俗所用从而躲避了灾难,而对于保全个体的生存来说这恰恰是大用。
庄子认为正是在世人以为是“无用”的地方,存在着“大用”。在现实生活中,任何显露个人存在和能力的表现都是有害的,而使个人不被发现的那些行为则是有益的。庄子所说的无用之木并非完全无用。大树在因为无用而得其天年的同时可以美化环境,为人们遮掩阳光,让人们逍遥地倾卧在大树下,只是它在扮演这种角色时并不会伤害它本身的性命。人的生存无法脱离社会,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个人不会因其扮演一定的角色而伤害他内在的本性。每个人都过着适合自己本性的生活又不相互相互妨害,人与人有着善意的互动却又个性自由。这是庄子的乌托邦式理想。
在《人间世》的终篇,庄子总结了“人间世”种种困苦的根本原因后说:山上的良木自己招来砍伐;油脂可燃是自己招来的煎熬。桂树可以食用,所以遭人砍伐;漆树可以做成涂料,所以遭人割取。世人都知道有用的用途,却不知道无用的用途。人生为什么是个危险的旅程,根本原因是“有用”。因为“有用”则为人所利用宰割,不能尽己之性命。只有无用之大木才能保全其生命,而有用之木则因其用而丧生于刀斧之下。对于生活在战国乱世的庄子,这确实是真真切切的生命感悟。
庄子所说的“吾将处于材和不材之间”,实际上是个折中的回答,意即无用又有用。庄子的这句话给人以无穷的思考。人生于世,道路艰辛,有才会被算计,无才会受宰割,到底怎样为人处世呢?这的确是个两难问题。比较起来,有才者更容易遭到暗害。因为,大凡人有才华总喜欢露才扬己,这就难免被人嫉妒,惹上灾祸。如屈原、贾谊是中国古代非常有才华的人,屈原的《离骚》、《九歌》,贾谊的《吊屈原赋》、《治安策》,均是千古流传的佳作。但是他们都因为才高而遭到了排挤,一个在放逐中沉江自杀,一个在贬斥中郁郁而终。这正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人必非之”。《菜根谭》中说:“鹰立如睡,虎行似病”,猛禽猛兽在作出致命一击时总是在掩盖自己的实力和能量。君子要效法雄鹰和老虎,不暴露自己的聪明,不显示自己的才华,才有成就大事的机会。无论社会环境如何,平时都不能炫耀自己,要学会韬光养晦,隐藏自己的才华。庄子“材与不材”、“无用之用”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苏东坡曾经写了一首《洗儿》诗:“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民间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都不主张过份显示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要是处处占人先机,时时抢人风头,时刻准备脱颖而出,这样的人活在世上自己压力,让别人感受到的威胁也很大,稍有不慎,就成为众矢之的,最后死得很难看。
在中国历史上,历来功高盖世的英雄大多不得好死,只有为清朝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得以善终,其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深谙藏露之道。人为万物之灵,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在竞争中有所成就,这恐怕也是大多数人的心理。一点能力不显露,百年而后与草木同腐,这样的人是庸人。成天沉浸在紧张氛围之中,惟恐不能出人头地,甚至为之不择手段因而埋下后患,这样的人是愚人。曾国藩善于藏锋,常在进时想到退,在退时想到进,绝对把握进退之间的界线。这是他成功的保证,更是他立于不败的心术。曾国藩年轻的时候锐意进取,读书、做官都很卖力,成为清朝历史上提拔速度最快的官员,这是露。掌握军权以后,时时保持“花未全开月未圆”的低调,隔三差五上奏朝廷要求派个主帅来,自己做副手,攻下南京后更是立刻裁撤20万湘军,这是藏。没有年轻时候的露,曾国藩不能做成一番大事业。没有晚年的藏,曾国藩保不住自己的小命。藏和露之间时机选择需要高度的智慧,难怪青年毛泽东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公。”
然而这种选择仍然“未免乎累”,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何时表现为材,何时表现为不材,这是行为的灵活性。在一般人那里,行为的灵活性与趋利避害的功利计较之心有关。一旦有了功利计较的刻意追求,必然会陷入“合则离,成则毁,廉则挫,尊则议,有为则亏,贤则谋,不肖则欺”的悲凉境地。所以“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并非最好的处世之道。如果要避免患难,最好的办法要是在心灵境界上与道合一,“乘道德而浮游”, “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庄子的意思是让生命置身于自由王国,以自然为旨归,随时变化,如龙蛇显藏,不专主一端,与万物相和谐,茫然无心而漫游于万物的初始,主宰万物而不被万物所奴役。具备这种自由精神的人就不会受到任何外物的牵累和损害,这样,也就完全没有必要去考虑充当不材以躲避灾难,也不需要去考虑在“材与不材之间”来回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