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翼
江苏社会科学 2016年05期
在我国，由于经济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型，尤其是在“十二五”时期的结构性转型，已源源不断地将这个转型结果传导到了社会领域，从而促动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然而，随着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落实，也固化了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趋势，并强化了后工业社会和中产化社会的特征，使之成为中国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而这个生长点也必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变化的结果进行系统总结。
一、后工业化与新社会结构的生成
1.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 由于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使中国经济既面临严峻的稳增长压力，又需要自我生成调结构的新动力。在以出口为导向的低端制造业逐渐降低竞争力的情况下，新一届政府对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目标任务、重大战略、推进措施的调整，使国民经济三次产业构成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迅速增长。2012年，中国“一产”、“二产”、“三产”所占比重分别为10.1％、45.3％和44.6％，到2013年所占比重分别为10.0％、43.9％和46.1％；2014年所占比重分别为9.2％、42.6％和48.2％。截止到2015年第三季度，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力一直稳定上升，其同比增速为8.4％，远高于“二产”的6.0％和“一产”的3.8％。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2015年前三季度达到51.4％，比2014年同期高出2.3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出10.8个百分点。这说明，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产业。如果未来消费完成了从产品消费向服务消费的转变，则中国一定会长期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从世界上来看，美国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50％，到1960年达到56.8％，到1970年达到60.6％，到1980年达到62.9％，到1990年达到66.8％，到2000年达到68.6％，到2009年达到75％左右，最近几年达到80％以上。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变化的历史也基本如此。这就是说，一旦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最主体产业，其在GDP中所占比重就会处于持续增长态势。
2.服务业成为劳动力人口的主要就业领域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产业发展的主体将逐渐从有形财物的生产转向无形服务的供给。另外，因为工业的利润高于农业，商业的利润高于工业，所以，在服务业取代工业而成为国民经济最主要的拉动产业的同时，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也会逐渐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然后又从工业转移到服务业。考察发达国家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一规律被基本遵循，美国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达到了50％以上。1940年达到55.2％，1950年达到60.1％，1960年达到64.8％，1970年达到70.3％，1980年达到74.0％，1990年后达到80％左右。
反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服务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就在波动中趋于上升。2000年其从业人员所占比重达到27.5％；2010年达到34.6％；2013年达到38.5％①。从2013年开始，服务业从业人员超过了农业从业人员而成为劳动力人口最主要的就业领域。在2014年和2015年，服务业从业人员还在继续增长，并使之稳定地成为劳动力的主要就业领域。
有研究表明，每投资100万元，重工业可以提供400个工作岗位，轻工业可以提供700个工作岗位，而服务业则可以创造1000个工作岗位。现在，中国的生产服务业、生活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都存在缺口，因此，在市场激励之下，服务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会继续增长。从2015年前三季度表现的趋势上看，也是服务业用工需求旺盛，而传统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的用工需求较低。这就是说，在经济新常态之下，服务业用工需求会长期领跑“一、二产业”，并将转变趋势延伸到“十三五”时期。如果这个趋势保持不变，则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迈入了后工业社会的门槛。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要有序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这会在政策配置中强化中国未来的后工业化趋势。
3.中产化社会的来临 在服务业产值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服务业从业人员又成为全社会主要从业人员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劳动力显示出了“白领化”趋势。而劳动力的“白领化”，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中产化，也意味着中产阶层的崛起——主要是新中产阶层的崛起。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劳动力的服务业化、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白领化、白领工作人员的新中产化，会表现为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所以，后工业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中产阶层会逐渐成为这个社会的主要阶层。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的GSS调查，在所有劳动力人口中，农民阶层所占比重已降低到34.8％左右，工人阶层所占比重上升到33.6％左右，中产阶层(包括了新中产阶层和老中产阶层)所占比重上升到了31.6％左右。近两年，伴随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农民阶层的人数，还会继续下降；工人阶层的人数，也会随制造业内部的调整与生产流水线自动化水平的提升而趋于稳定。但中产阶层的人数，却会在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伴随以互联网、金融业、各类研发、教育、旅游等产业的发展而趋于壮大。这就是说，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产阶层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会很快超过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的人数，而成为中国的第一大阶层。这种趋势，可从整个中国受教育人口的分流中，非常明显地看出来：从2010年到2014年，中国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从662万上升到721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则从2010年的870万人下降到2014年的629万人。在2011年之前，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数趋于上升，但在2011年上升到851万人之后，到2014年就下降到了797万人②。在新生人口下降的态势中，普通本专科招生数量的上升，就意味着有更多的适龄青年会进入大学接受教育。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将会主要分流出具有本专科学历的劳动力，这恰是中产阶层的后备军。根据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未来5年，中国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也将使大学毛入学率提升到40％，这会大幅增加接受过大中专教育的劳动力的供给。
贝尔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化——后工业社会③来临之后，迎来了中产化社会。正如，目前日本大约有1.27亿人口，但在中产化过程中却将自己转变为“一亿中流”的社会。美国1900年蓝领劳动力占83％，1920年占76％，1940年占68％，1960年占56％，1979年占50％，1990年47％，2002年占41％④。米尔斯有感于美国战后的中产化浪潮，并出版了《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在全球形成了重大影响。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也将伴随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而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的中产化过程，会在“十三五”时期突出地表现出来。中产化时代的来临，也会伴随社会的复杂性与专业性而提升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与专业性，这使管理社会的行政精英，开始迅速从技术专家逐渐转变为人文与社会科学专家。而整个社会的科学和技术专家，则会更趋于细化的科技创新与技术创新。与此同时，科技精英的平均收入水平，也会显著高于人文和社科精英。
由于，在后工业社会以机器人为代表的自动化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服务业的迅速扩张，会大量节约劳动过程的体力支出，而尽量多地使用智力与技能。再加上女性会与男性一样相对平等地接受现代教育，从而使女性的话语权也会迅速提升。于是，中产化时代的来临，还会使女性更多地参与到社会事务的治理中来，并使政府与企业中居于领导岗位的女性数量与比重大幅度提升。两性平权、女性性别意识的崛起，以及与女性运动相关的绿色保护运动也会日益赢得人们的认同。
与此同时，在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传统制造业的消退，与高端装配新兴制造业的兴起，也会使中国社会的另外两大阶层发生重大的转变：新型工业化的实施，使工人阶层接受技术教育与培训年限会大幅延长，这也会使其迅速技术化和高收入化，也会使其区别于传统工人阶层，而更多地表现出新工人阶层的特征。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将使中国当前的农民阶层逐渐转变为职业农民阶层。在最后一代老年农民退出生产领域之后，伴随土地流转比率的上升，农业资本与职业农民的结合，将成为中国农村主要的生产模式。所以，中国社会的中产化过程，也是中国社会生成新工人阶层和新农民阶层，也即职业农民阶层的过程。另外，“十三五”时期的“转方式”和“调结构”，尤其是对人才发展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强整个社会对知识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的培养。而2015年整个劳动力市场所表现的强劲趋势，就是已经完成转型的企业和正在发生转型的企业对技术型人才和研发人才的持续招聘。故而，一方面是供给，另外一方面是需求，会从供需两面优化中产阶层的成长环境。
4.消费社会的来临 中产阶层崛起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消费升级。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为13471.5元，2011年增长到15160.9元，2012年增长到16674.3元，2013年增长到18022.6元。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在2010年是4381.8元，在2011年增长到5221.1元，到2012年增长到5908元，到2013年增长到6625.5元。在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的过程中，中国家庭城乡之间的人均消费支出差距，也从2010年的3.07缩小到2013年的2.72倍。
再看我国城乡的恩格尔系数，中国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1978年约68％，城镇家庭约59％，全国平均数超过60％，即是贫困国家，温饱还没有解决。伴随社会转型的发生，到本世纪初的2000年，中国农村的恩格尔系数是49.1％，到2010年降低到41.7％，到2013年继续降低到37.7％。而中国城镇的恩格尔系数，也从2000年是39.4％，到2010年是35.7％，2013年降低到35.0％。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在从温饱型阶段转变到总体性小康阶段，再逐步转变到全面小康阶段的过程中，并有了本质的改善。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出现，又必将使其向富裕型消费阶段转变。
有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居民平均每百户家用轿车拥有量为16.9辆，每百户彩色电视拥有量为116.1台，每百户电脑拥有量为48.9台，每百户手机拥有量为203.2部。国内旅游人数从2002年的8.8亿人次增加到2011年的26.4亿人次⑤。仅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就生产了1000万辆左右的家用小汽车。在出口走弱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小汽车的生产是为了满足内需。这使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力进一步体现出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3年达到了50％⑥，2014年达到了51.2％⑦，2015年前三季度达到了58.4％⑧。
随着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大众休闲和文化娱乐需求持续增长。2015年前三季度全社会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1.7％，较2014年同期加快了2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下餐饮收入增长13.5％。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电影票房收入达到33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比2014年全年票房高出近34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零售企业体育娱乐用品销售也同比增长了8.3％，增速比2014年同期加快414个百分点。旅游也从传统时代对公共交通的依赖，逐渐转向自由行与自驾游。中国正在转变为“轮子上”的国家。更引人注意的是大众旅游方式已从传统的观光型向观光休闲度假复合型转变。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加强，这会进一步在政策配置意义上促使消费社会特征的显性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居民收入的翻番提升，则更会支持消费社会的发展。而整个社会的消费模式，则会伴随社会转型的加速而从生存性消费转变到发展性消费。
5.网络社会的强化 “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中国在进入中产化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同时，也进入到了网络社会。有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网民人数为4.57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4.3％；2011年中国的网民人数为5.13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8.3％；2012年中国的网民人数为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2013年中国的网民人数为6.17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2014年中国的网民人数为6.4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手机网民已经达到5.57亿，占全部网民总数的85.8％。城市越大，网民占比也越大。比如，在北京2014年的网民人数达到了1593万人，网民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达到了75.3％⑩。网民发展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成年人中，年龄越小则其转变为网民的概率越大。中国20-29岁年龄段网民占整个网民总数比例达到了40％左右。“十二五”末期，网民每周的上网时间已经延长到26.1小时。伴随网速的提升与网费的降低，中国网民的人口数量与上网时间，还会继续增加。
此外，由于人口流动的加快，人们对网络的需求将与日俱增。原来只满足于文字交往，现在却需要更为便捷的视频语言沟通。网络布点到哪里，网络wifi的使用就延伸到那里。凡是有人集聚的地方，评价其公共服务设施是否齐备的一个最主要标准，就是看是否有wifi。
网络社会的来临，反过来又促进了消费社会的发展。现在，网络销售的渠道，不仅发展了B2B(商对商)，且延伸出B2C(商对客)和C2C(客对客)。最近又繁衍出O2O(即Online线上网店Offline线下消费)和P2P金融服务(peer-to-peer或person-to-person伙伴对等服务)。网络消费以其廉价性、便捷性、丰富性和自主性等特点，吸引了网民的广泛参与。手机等上网媒质的使用，还增加了消费的个性化和定制化特征，这更使网络社会与消费社会密不可分。但网络消费的最重大冲击力，在于其对实体店的创新型破坏。2014年中国的网络零售额已超美国，达到13万亿。快递业务达到140亿件，社会物流总费用达10.6万亿，占GDP的比重达到16.6％。在很多中小城市，网络消费与快递业务，已基本摧毁了实体店可能获得的超额利润空间。这也是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过程中人人都有体验的教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网络社会的来临，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与信息传播方式。在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传播与人际交往，可以不同的虚拟符号，在同一时间活动于不同的网络空间。即使在同一虚拟空间，也可以以不同的身份出现。这增加了网络社会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但同时也蕴含了网络社会的风险性——使网络社会更显著地体现出现代风险社会的特征。
与此同时，网络社会又体现为依靠网络而生存的信息社会特征。用手机上网的人，可以随时随地脱嵌于现实社会，而将自己融入到网络信息社会。对信息的消费已经成为人们的惯习。我们经常所见的情况是，人们的身体可能集聚在物理实体社会，但人们的心灵却交流在虚拟社会。
于是，现实社会与现实社会，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虚拟社会与虚拟社会之间的互动，就成为影响人们生活的必要主题。网络自媒体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草根性与公平性，以及主宰性与从属性，已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在网络社会，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的微信圈或博客圈，选择性地发布各种信息或接受各种信息，对自己的网友或粉丝形成影响。这就使现实社会的问题向网络社会转移，但同时也可以将网络社会的问题向现实社会延伸。在现实问题通过虚拟社会扩大影响的同时，网络问题也可以寻找到在现实社会的突破口。人肉搜索、网络围观、网络暴力、网络性群体事件、网络水军的活动，一样可以引发社会危机。总之，网络世界将现实世界的特征更为显著地符号化了。
网络化社会的来临，也改变了传统社会人们上班与工作的基本方式——越是从事新技术和新业态的工作人员，就越易于弹性地、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与空间。人们不用聚集到实体办公室集体合作，而可以通过虚拟社会分享自己的劳动。整个城市，也不用非要在CBD形成实体，而可以工作在“智慧生存的游牧之城”建构自己的虚拟研发公司——这会使城市功能在空间上出现离散化趋势。在中国还没有完成对城市的工业化改造之前，就已经将智慧城市写入了未来的发展蓝图，这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存和工作方式。我们不仅会在城市化过程中生存于实体社会的城市网之中，而且还会通过虚拟城市的建构生存在智慧网之中。“城市规划”与“城市规则”会显示出同等重要的价值。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要继续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要发展分享经济，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这必将中国更迅猛地带入大数据时代，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安全问题。所以，网络社会的扩张，使虚拟社会的治理与实体社会的治理变得同样重要。比如现实社会的突发事件与虚拟社会的舆情发作之间，也会形成互动关系。这一切，都使网络社会显示出复杂社会的特征。
6.老龄化社会的加深 农业社会的生育模式，是通过多生以保持一定量的存活子女数；工业社会的生育模式，是在死亡率迅速下降基础上的节育型优生；而后工业社会的生育模式，则是抚养成本迅速上升过程的低生育模式。在从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结构率先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既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发生，也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而发生。所以，在社会加速转型过程中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开始发生变化，这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也深受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就非常特殊地表现为人口金字塔顶部和人口金字塔底部的双重性老龄化。从人口金字塔的顶部来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迅速延长，即从1949年35岁左右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进一步延长到74.8岁。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势必会增加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00年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自此开始，中国步入了老龄化国家的行列。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老龄化水平上升到8.87％。2014年的老龄化水平上升到10.1％，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快速老龄化的社会。
在老年人口规模及其占比迅速上升的同时，中国少儿人口所占比重却迅速下降。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0-14岁人口占比为16.6％，2012年该组人口占比下降到16.5％。2013年国家统计局改变了统计口径，将少儿人口的年龄调整为0-15岁，该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该年为17.5％。一年后的2014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说0-15岁少儿人口占比同样是17.5％。此外，16-59岁劳动力人口，也从2012年开始下降，该年比上年减少了345万人。2013年减少了240万人，2014年又减少了371万人，估计2015年下降的劳动力人口会更高。另外，在整个“十三五”时期，中国的劳动力人口都会处于下降的态势。
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会加大整个社会的养老压力——尤其是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其养老压力会更大。独生子女的婚配模式，在城市社会内部，会主要体现为“双独夫妇”的特征(即结婚的双方都是独生子女)。虽然“单独夫妇”(即结婚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数量有所上升，但伴随人口流动的发生，子女与父母亲都在同一城市的比率却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独生子女成年之后的养老负担，会在后工业社会的加深过程中，逐渐加大。尽管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改革了原有的计划生育措施，开始实现“全面二孩”政策，但在快速的城镇化、后工业化的影响下，在人均受教育年数延长、离婚率上升、初婚年龄推迟、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的大背景下，生育率不会发生突发式的变化。
二、新社会结构生成中蕴含的挑战
不无偏见地说，原来那种在牺牲资源环境基础上以资本与廉价劳动力的结合而形成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过程，并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国制造”。但旧动力的不可持续性与国际经济形势的低迷，已迫使中国经济处于下行压力之下，这也正好与世界经济的衰退过程耦合在一起，于是，世界经济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与中国经济自2008年以来调整的周期性短波同时发生了作用，从而产生了像熊彼特所说的破坏性创新过程。这使中国社会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同时也蕴含着一系列挑战。具体来说，在整个“十三五”时期可能存在的挑战为：
1.中产阶层在成长中具有脆弱性 经济波动的程度，会给中产阶层的成长带来诸多风险(11)。具体来说：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是一个受雇的白领阶层。他们的经济收入，完全取决于雇方经营状况的好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状况的稳定性。一旦遇到经济大幅度下滑，刚刚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层的收入将下滑，其生存状况将受影响，其对未来的担忧会增加，这也会消解其消费的积极性。再看中国老中产阶层艰辛维持的实体店营生，在电商的蓬勃发展中，面临利润进一步摊薄的命运。
中国城市生活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尤其是住房价格的迅速上升，使大批新进入中产阶层的白领们身负巨额按揭。他们在购买了一套住房后，不得不在随后的20-30年当中“为银行打工”。为什么表面看起来名义工资在上升，但感受到的生活改善程度却差强人意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消解了工资所能支持的生活改善的可能性。
中国的中产阶层，虽然其本身在职业上转变为白领，但其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具有天然而紧密的“血缘”联系。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的通道，改变了自己的阶级出身，将自己转变为中产阶层。但作为中产阶层的他们，却又必须以自己的勤奋努力，在经济、情感与劳务支持上回报进入老年阶段的农民父母亲或工人父母亲。一旦遇到父母亲经历疾病等风险，他们就不得不施之以援手，从而降低自己的消费水平。这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淡化自己对中产阶层的认同心理。
中产化社会的来临，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也会伴随着全社会青年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延长，还会伴随着人们所学专业与择业岗位匹配困难程度的增加——在个体意识强化的过程中，人们的结婚年龄会不由自主地推迟，终身不婚的人口占比会趋于上升，结婚者的离婚率也会居高不下，同居家庭所占比重也会走高——这一切都使中产化社会与社会的个体化和原子化密切相关。现在，超大城市的北京和上海，人们的平均初婚年龄，男性已经接近30岁，女性已经接近28岁。
在家庭人口规模趋于缩小的过程中，社会的个体化本身就预示着生存风险的上升。如果社会保障难以让社会个体获得安全感，则中产阶层的阶级认同率就会长期趋于低下。
正因为中产阶层具有一定脆弱性，所以，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伴随经济发展的波动状况，中产阶层的人数占比，也会发生萎缩趋势。比如，从1980年到1995年，美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就减少了4.4％，澳大利亚中产阶层人数减少了2.6％，英国中产阶层人数减少了3.9％(12)。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表现，就是出身于农民和工人阶层家庭的子女，难以流动到中产阶层的陷阱——是社会流动的陷阱!
2.消费社会易导致拜金主义 中产化社会的来临，会强烈地将消费转变为一种符号。那种传统社会塑造的看重消费品使用价值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工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会长期使具有使用价值意义的商品处于相对过剩状态，而使具有阶层区隔意义的具有符号价值的商品处于相对短缺状态。社会流行的时髦物会在媒体与上层社会的引导中缩短“生命”周期。这是中国社会处于买方社会后第一次迎来的商品过剩时代。越是后工业特征强烈的城市，就越易于将街道转变为时装秀，将夜色转变为灯红酒绿，将电视节目转变为偶像剧。每次消费的升级，都将追随“流行”的步伐。即使是乡村的少女，也会穿上热裤并将头发染成流行色。为满足工人阶层与农民阶层对廉价商品的需求，制造商也会批量生产出标记了时髦的各类商品。于是，消费不再仅为满足生存所需，而更强烈地显示出身份之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前卫的消费会转化为公开的炫富，以显示自己跟随时髦的步伐或与众不同的特例。所以，我们惯常看到的情况是：手机与穿戴设备缩短了更新换代的时间。在缺少文化引导的消费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极易找到生发的土壤。上层阶层的炫富与中产阶层的品味，在将自己与工人阶层、农民阶层相区别的同时，也会拉开其与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的距离——这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会导致“社会的断裂”，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需要弥合阶层之间的裂隙，并维持阶层之间基本的团结。正如，目前社会上发生的“仇富”、“仇官”心理，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后工业初期阶层之间的距离感的拉远也将成为诱因。
所以，物质的繁荣与人们对物质消费欲望的提升，需要有同一时代的哲学文化科学所指导。缺少文化导引的物质消费，很容易导致纸醉金迷。只有用文化中和了消费的永无止境的欲望，消费才能运行在秩序的轨道之中。
3.后工业化拉动城镇化转变为城市化和大城市化 中国社会的城镇化，主要强调的是农民就近就地非农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强调的是城市化与城镇化的同时性。但2000年之后的实际演化过程，却更多体现的是“农民的进城”，而非“农民的进镇”。总之一句话，体现的是城市化。毕竟，城市的繁荣，使很多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也不得不搬入了城市以寻求发展机会。房地产业和低端制造业的衰退，更强化了这种趋势。
现在中国的后工业化，更是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13)强力拉动之下的后工业化，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在污染压力之下不得不“去工业化”中的后工业化，也是中央政府在环保压力之下偏好抉择的后工业化。正因如此，当前的人财物和信息的流动趋势，仍然是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拉动之下向地域性中心城市的集聚模式。这很容易使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等成为“有文化的”、“有商业的”、“有娱乐的”、或干脆说是各种“繁荣”的核心。市场正存在于此：投资方向决定着就业岗位的创造；就业岗位的创造吸引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决定人口集聚的方向——由此也会固化中国的人口分布。例如，自2009年到2014年5年时间，北京的常住人口从1755万增长到2151万，净增加了396万人；上海常住人口从1921万增加到2425万人，净增加了504万人；天津常住人口从1218万增加到1516万人，净增加了288万人；广州常住人口从1033万增加到1308万，净增加了275万人。最近，在三线、四线、五线城市制造业的衰退中，5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以其服务业的迅速成长拉动了人口的移入。
所以，人口流动在使农村空心化之后，又显露出了乡镇与小城市的空心化趋势——首先表现为产业的空心化，然后会表现出人口的空心化。如果土地流转的速度加快，乡镇的空心化趋势会更明显。现在，大约全国有35％以上的土地已经完成了流转。在江苏这样的经济大省，已经有58％的土地完成了流转。这意味着流转了土地的农村会变成人口日渐稀少的“生活村”和“老人村”，而不再是“生产村”。土地流转一旦达到一定规模，一家一户的、井田制模式的承包责任制生产模式将更加弱小。种粮大户与养殖大户的竞争力一定会强于单个的老年农民。当这最后一代老年农民随子女进入城市生活或其因为年老体弱而退出生产领域，中国就会完成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洗礼。“十三五”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持，会更为迅速地拓展农业机械与自动装置的使用范围，从而大规模节约农业劳动力，这将大力促进城市化的步伐。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之下，不仅会频繁发生“撤乡并镇”的事情，而且还会导致基本公共服务的“空心化”——乡村的学校进镇、医务所进镇、商店进镇的局面，并很难在短期改变。农村的养老问题，也会在基本公共服务向县城和中心镇集中的过程中暴露得更严重。
另外，中国城市化结果，与欧洲或澳大利亚或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结果不同。欧美国家的城市化，是在几百年的小城市化和中等城市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些国家，大多数人居住在小城市和中等城市。因为漫长的工业化逐步将人口稳定在小城市，形成城市化中的本地化。但中国迅速发生的城市化，在乡村及周围乡镇还没有发生产业革新运动的时候，就发生了强烈的异地城市化。比如说，在农民工中，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有1.7亿左右，而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才1亿左右。大城市和东部地区城市的产业扩张，将西部地区的资金和人力都拉入了东部城市，而延缓了农村、西部地区的产业化过程。于是，人口流动的趋势仍然会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比如说，在东北、西北和西南的某些省份，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基本是人口净流出地区。这使传统社会形成的中国人口的瑷珲—腾冲线(14)，在大规模的城镇化与城市化浪潮中，基本没有改变。
与全国人口流动的趋势相仿，省市层面人口的流动趋势，是城市化拉动之下的乡镇人口向小城市流动，小城市人口向当地中心城市流动。在招商引资向大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又将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固化到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商业物流等基本公共资源，也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优于镇和小城市。以超大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群，更成为人口集聚的核心，比如说，从2009年到2014年，环渤海城市群流入了868万人，“长三角”城市群流入了996万人，“珠三角”城市群流入了796万人。
这是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即人力资源逐渐将优于资本和土地等，成为经济成长的主要支撑力。在农业社会，只要智力健全，可能不用经专门培训，家庭就会教会其成员如何耕种。在工业社会，只要花费较短时间，接受过基本教育，就能适应工厂体制的工作。但在后工业社会，劳动者就需要完成教育机构的专业培训与大专以上的教育，才能够找到具有现代职业意义的就业岗位。大城市的后工业化过程，会率先完成社会的转型，并将中国的主要经济增长引擎拉入其中。所以，精英集聚到大城市的过程，也是拉动其他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过程。新常态决定了后工业化的趋势，并会通过政府的支持与引导固化这种趋势。
由于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放开城镇与中小城市、由大城市自行决定开放程度，严格限制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而这种僵硬的行政控制，与市场的拉力正好相反——即户籍制度的供给，难以满足绝大多数进入500万人以上大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的需求。于是，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后工业化时期，会转变为城市内部当地城镇户籍人口与外地流入非户籍人口的新二元结构。居住证制度的实施，表面看起来在扩展流动人口的权力，但实际却被城市当局变相转变为限制外地人的门槛。流动人口的最大特征，是哪里有就业岗位、哪里有待遇较好的工作，就往那里流动。在居住证设计的诸多门槛中，流入的外地人口，就很容易沦落为所谓的“二等公民”，遭受制度性歧视。
在制度上对本地户籍人口与流入外地人口的区分，恰恰与人口居住地域结构中市区人口与城乡结合部人口同构在一起。因为收入低下但又必须承担高昂的房租，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衡性，本地户籍人口逐渐积聚到城市中心区，而外地流入人口则积聚到城乡结合部。这种居住的区位结构不断生长着社会治理成本，即城乡结合部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流动人口就会就近就地集结在一起，使群体性事件卷入的人口越聚越多。
此外，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工家庭还有另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先是将自己的妻子带入城市，然后又将自己的孩子带入了城市。这些农民工的第二代孩子，出生在流入地、成长在流入地、上学在流入地、长大后也会就业于流入地。他们对家乡已没有明确的认同概念，但在城市却不能与同代的城市孩子一起公平竞争，加之受各种制度的歧视，更使农民工中的“新生代”问题，很快转变为“农民工的第二代”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后工业社会的门槛，中国如果处理不好这个规模庞大的人群的问题，就很容易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4.中国已进入少子化时期 进入中产化时代之后，人口的生育模式就过渡到后工业社会。从世界各国的人口发展史可以看出，几乎所有跨入中产化社会的国家，都伴随着生育率的快速降低。所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其为控制生育而出台的措施，易于生效。但其为鼓励生育而出台的激励政策，却很难立竿见影。在有些国家，甚至于出台了很多刺激措施，也收效甚微。
为避免可能发生的低生育陷阱，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单独二孩”政策，但改革红利没有释放出预期效果。于是，2015年10月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打开了“全面二孩”的政策窗口，根据该次会议的建议，中国在“十三五”时期会“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可即使生育政策发生了改革，少子化的趋势也将不可避免。因为后工业化社会会完全改变人们的家庭观念、婚姻观念和生育观念。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也将在本质上改变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即使在农村地区，也会从养儿防老转变为社会养老与自我养老的结合。在中国从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居家养老中的“夫妻互养”会成为主要养老模式，在丧偶之后也会坚持“自我养老”的模式。只有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生活不能自理时，才会依靠子女养老和机构养老。
现在存在的年轻老人(60岁左右退休的子女)赡养老年老人(85岁以上的老年父母)的模式，会在退休年龄逐步推迟过程逐渐消退。后工业社会特征的强化，必将改变体力劳动盛行时期那种按退休年龄规模化退休的模式，而不得不在退休后继续再就业。
另外，伴随计划生育制度的改革，推迟了结婚年龄的独生子女，会根据自己的家庭计划，根据就业与住房的稳定性，根据身体保健、教育费用、育儿费用等生活成本的控制而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如果初婚发生在30岁左右，如果初次生育年龄发生在35岁左右，则其空巢期会大大推迟。还因为独生子女的子女，会在教育机会的扩展中普遍接受大专以上教育。如果其子女接受本科阶段教育的入学率达到一半左右，则独生子女家长将自己的孩子送出大学校门的年龄将逼近或超过60岁。
如果独生子女初次生育孩子后的4年到5年后再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其理论空巢期会推迟到65岁左右。如果独生子女一代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也为他们的子女提供购房资金支持，则他们在逼近70岁时才可能会自己照顾自己。这时，70岁的老人，再回头赡养他们的父母亲，将力不从心。所以，中国社会在进入少子化时代之后，会由于后工业社会本身的一些特点，而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家庭互助模式——代际之间的支持关系要让渡为夫妻之间的支持关系。总之，国家人口生育政策的有计划性与家庭人口生育安排的有计划性之间的矛盾，将会长期影响中国人口的发展态势。
三、中产化社会应对风险的对策
1.加强对中产阶层的整合，防止经济波动影响下的政治波动 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会使其增加对社会的关怀感。一个社会阶级阶层位置的普遍上移，也会增加这个社会的政治话语权。工业化过程经常伴随业主与工人阶层之间的欠薪争议。后工业化社会也经常伴随街头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在后工业化的初期。中产阶层在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也会表现出其成为这个时代第一大阶层的存在意义。
从美国的情况看，在1984年到2000年，家庭人均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成年人的投票率，从37.5％降低到28.2％。而家庭人均年收入在50000美元以上的成年人的投票率，却一直保持在70％左右(15)。巴西在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迅速扩大了中产阶级的比重，但巴西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却频繁发生，并没有伴随中产化过程而迎来“一劳永逸”的和谐局面。的确，现代化过程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政府对民众的社会救助福利，使下层阶层的群众感受到较多的“获得感”，从而消解其对政府的不满。但中产阶层往往是净交税的阶层，其纳税意识的增强，也同时会将其作为一个阶层的政治关怀提升到一定高度。
中产阶层的社会稳定器作用的发挥，不是说其会丧失政治兴趣，而是其会通过日常的各种活动，表达自己的意图，从而缓解下层阶层与上层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如果体制机制中缺少整合中产阶层的制度设计，则中产化过程或许就会出现亨廷顿意义的街头政治。
2.防止收入差距的拉大，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 有数据显示，2014年底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达到54.77％，但城镇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却只有36％左右。这就是说，农业户籍人口进入城市和城镇后贡献了另外19％的城镇化率，但却被非农户籍所拒斥。第六次人口普查还发现，进城的农民工主要集聚在5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而按现有户籍制度改革的规定，这些城市在未来不会为外地人成规模地开放“户籍”。所以，即使“十三五”规划要提高“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内部形成的新二元格局不会有太大变化。这就是说，在农民工收入低于户籍人口收入的情况下，城市内部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可预见的事实。
与此同时，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在土地向种粮大户与养殖大户加速集中过程中，以“家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既受价格周期变动的挤压，也受市场竞争不力的挤压。现在全国35％以上的土地已经发生了流转。有些省份——比如江苏已经有56％以上的土地发生了流转。土地集中以后，农村内部的生产劳动关系，就开始转变为雇方与受雇方、资本与劳动力的劳动关系。如果收成好，雇主的收入会大幅增加，而受雇的农业工人的收入则仍然以议定的合同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老年农民就会因体力不支而不能与职业农民竞争受雇的工资，因资本不足而不能与种养大户竞争农产品的市场。所以，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会呈拉大趋势。
另外，财富占有差距趋于扩大现象也值得关注。在原有发展格局下，工资在收入中占较大比重，财产性收入占较小比重。但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以后，居民因为占有财产的多寡不同，其伴随市场变化而获得的收入也多寡不同。比如，那些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拥有房产的人，不仅随房价上升而增加了资产额度，而且还会获得不菲的房租收入。那些有存款的人，也可以得到理财收入。但在农村地区和小城镇，农民的住房却很难有升值与生息的机会。所以，在工资收入还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财富占有的差距，以及财富升值、财富生息所形成的收入差距正趋于扩大。
基本公共服务配置不均形成了新的收入差距。公共服务配置较好的地方，人们的财产增值较快，由财产增值而形成的生息幅度较大，在财产所居区位产生的发展机会较多。比如高铁和地铁线路的延伸，优质学校的建立、三级甲等医院的分布就增加了当地的地产收益和房屋资产增幅。现在，北京常住人口有2151万，但有一半多居住在五环之外。因五环之内公共服务配置优化而形成的财富升值差距与生息差距，正在形成新的不平等。城市配置基本公共服务花费的是公共财政，但公共财政花费所带来的升值差异，却反过来在制造新的不平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乡之间或城市内部不同居住区位居民的收入差距。
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也在形成新的收入差距。由政府兜底的社会保险改革，本应通过二次分配或三次分配缩小差距，但实际上却在生成新的差距。仅以养老保险为例：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除8％的个人账户、20％的统筹账户外，还增加了12％的职业年金。在企业职工很少有企业年金的情况下，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改革，就使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金获得比企业职工高出了12％。城镇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每年增长10％的幅度，就比居民养老保险只从55元提高到70元享受到了更多的“好处”。这种改革，实际上正在拉大收入差距而不是缩小收入差距。因此，改革的制度设计，在“共享”方面，还缺少“公平”的调节机制。
所以，要通过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建构来缩小收入差距，就要注意：在中产化社会中，工资收入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仍然存在，但资产——尤其是不动产和金融资产所形成的收入差距，会越来越严重。
3.加强供给侧改革，尽快解决国内市场需求与供给的错配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是压缩式的现代化，是将发达国家在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之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完成的现代化，同时也是全球化过程的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层的崛起，就不仅会在消费的数量上塑造出一个庞大的市场，而且还会对国内的商品生产与供给等形成压力。那些在工业化社会形成的产品设计与消费理念，已经赶不上社会结构转型的需要。赶超型现代化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消费方式上也存在强烈的赶超型动力。
不管是对物质产品的消费，还是对服务的消费，中产阶层都是其主导的拉动力量。然而，由于国内低端制造业提供的商品，与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不匹配，所以，海外旅游与海外采购已难以体现为内需拉力。人民群众对生活必需品的安全与质量诉求，与生产及流通过程的缺少监管手段存在矛盾，这也增加了消费的不信任心理。需要看到，新富阶层的消费改善速度远远快于贫困阶层。现在，收入较高阶层家庭的大多数消费品，被打上了世界品牌的烙印。目前在公开炫富的不良风气被打压下去之后，家庭私域的奢华仍然盛行。所以，如果国内的制造业不能提升其与国外同行的竞争力，如果国内的服务业——尤其是旅游、医疗、养老、金融等服务业还难以尽快提升质量和增加供给，则“长假”期间到国外的购物游将不可避免。要将高昂的外需转变为内需以去过剩产能，就必须细化商品与服务的市场，通过提质增效、改善服务以赢得大众的支持。
4.出台具体扶持措施，加强社会建设 快速的城镇化，在改变了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同时，也解构了原有社会团结的体制与机制。农村的亲族关系，伴随进城人口的增加而失去了乡村社会的框架作用，家庭虽然仍然是一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但这些功能却越来越显示出弱化的态势。在平原地区，普通农民花费在种植与收割上的时间，全年也不足一个月。在偏远的山区，土地的撂荒现象非常严重——农民更多地被非农化了。城镇社会的单位制熟人社会，已经为陌生人社会所代替，即使居住在同一个大楼，但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比比皆是，街坊之间的支持体系也难以再现。
中国的家庭，在“十三五”时期，将继续被分割为留守家庭和随迁家庭。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也会因为就业岗位而将家庭成员分布在不同城市或城市的不同地区，使家庭呈现出碎片化状态。城市中心区的本地户籍人口，一方面存在严重的人户分离情况；另外一方面，也普遍存在“子家庭”远离“母家庭”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现在大约有1.5亿以上的独生子女，以每个独生子女只与其父母亲相联系，则影响到的人口大约在4.5亿左右，而且他们主要集中在城市之中，并形成了独生子女成年之后的负担较重现象，4∶2∶1家庭抚养关系结构已经出现。此外，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也增加了破损风险，如“失独家庭”的存在，增加了整个社会对独生子女政策的批评与质疑。这使老年空巢家庭、失独家庭、离婚或丧偶之后的残缺家庭，会伴随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
养老压力的存在，使独生子女结婚之后，不敢生第二个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北京与上海的实际生育率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的原因所在。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北京的总和生育率为0.71，上海是0.74，天津是0.91。但最让人担忧的是整个东北三省的总和生育率，也下滑到1以下：辽宁是0.74，黑龙江是0.75，吉林是0.76。这就是说，不仅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都市地区，出现了实际生育率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的问题，就连东北这个农村人口占有相当大比重的地区，也出现了断崖式下滑的局面。“双独”二孩政策已实施多年，城镇化消解了其生育意愿；“单独”二孩政策的实践也说明，符合政策的夫妇难以释放出生育意愿；现在开禁了“全面”二孩政策，能不能释放出应有的制度红利呢？在少子化过程中，是“养老”还是“养小”？这个问题一直会贯穿于“十三五”或“十四五”的始终。
正因为如此，社会建设的投入方向，不仅应该在于劳动就业、教育、社保、文化、科技、体育、医疗卫生保健等社会事业内容，还应该包括人口、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和阶层关系等优化社会结构的内容，更应该包括以社会服务为特色的社会支持体系——没有社会安全网，就没有抵御风险社会的基石。现在，政府在社会事业方面的投入较大、举措较多，但在社会支持体系和社会结构优化方面的投入还比较少。新加坡正是看到了现代化对原有社会结构体系的肢解，才在1991年发表了超越种族与宗教情怀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并倡导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其中的“家庭为根和社会为本”的理念，值得我们借鉴。比如说，从2008年4月起，凡年满35岁的单身者购买政府租屋，如果是和父母同住，可享受2万新元的公积金房屋津贴。
所以，我们的政策投入，也应该选择先家庭建设、再社区建设、再社会建设的政策优先序。社会保险——基础养老金必须由中央政府承办——只有中央政府承办，才有理由提高统筹层次，也才有可能真正建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也只有消除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福利配置功能，才能还户籍以人口登记的原初功能，做到人口基础数据的准确。在社会保险与福利配置中，不打破户籍制度的壁垒，不提升社会保险服务的可及性，不缩小各种险种之间的政府投入差距，就不可能保证底线公平。只有让流动人口在全国各地都能够就近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才能将农村的老年人最终带出村落社会而使其进入城市社会，并重新搭建起子家庭与母家庭之间的那种“10分钟见面”关系，将家庭之间的互相支持转化为生产力。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要保障社会保险政策的公平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原来的改革是建立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上的，但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制度性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这个制度覆盖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在低保障广覆盖之下的人口，也就是说，对这部分人口而言，改革的制度红利大于实际收益。因此，在新常态阶段，必须将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置于最主要的位置。比如，养老金改革的初衷是缩小收入差距，但制度设计却在扩大收入差距。这种局面，有违养老金的公平性伦理。
5.找到后工业社会的阶层动力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体经过了三波的制度创新过程，并由此释放了改革红利。
第一波以农村联产责任承包制的实施为代表，释放了农业生产的活力，满足了粮食供应，提升了全社会的福祉。正因为农民解决了吃饭问题，才能够从土地上解放出劳动力，使之承担起城市发展的劳动力“蓄水池”功能。可以说，第一波发展的社会动力，来自于解放了生产力的农民阶层。
第二波以城市体制改革的放活为动力，从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创造了国民经济的“新生长点”，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合理利用外资，使资本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推动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城镇化过程，拉动制造业向中国成功转移，创造了“中国奇迹”，在世界亮出了“中国制造”的名片，使国民经济中第二产业在2012年达到了历史性的“新高”。所以，第二波发展的社会动力，来自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产业工人阶级。但由于技术创新的速度过慢，才出现了劳动生产率进步速度慢于成本上升速度的矛盾。根据波士顿公司2014年发布的“全球25大经济体制造业成本指数”(16)，如果以美国为100的话，中国已经达到了96，但印度却只有87。所以，以传统制造业拉动国民经济恢复的希望已趋式微。未来不得不借助于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国家的强大将不再单纯依据煤炭、水泥和钢厂的产量，而可能更明确地表现为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
第三波将以服务业的兴起为代表，拉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不管是国家对先进制造业的依赖，还是后工业化社会对研发的希冀，中国都将不得不以中产化过程为特色，通过技术进步与创新而赢得发展机遇，在“创新性破坏”中确立新的生长点，这个生长点就是以教育、旅游、电讯、互联网、保健、食品安全和金融服务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的繁荣。所以，第三波发展的社会动力，当是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
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不但为中产阶层的成长创造了绝好的生存环境，而且将中国未来的发展命运寄托在这个新阶层上。正如美国的《时代》杂志将“农民工”塑造为金融危机时的封面人物一样，中国的中产阶层也将成为后工业化社会的强劲推手。
6.就业将一直是民生之本 国民经济的服务业化，会明显表现出高就业率和低生产效率。应该看到，中国当前的服务业从业人员中，有很大一部分工作在低端服务业中。尤其是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商业服务业、宾馆餐饮服务业和交通旅游服务业，它还具有很强的劳动密集性质。后工业化的一个好处是：在制造业的“创新性破坏”中，企业破产、停产、转产过程中析出的劳动力，易于在技术含量较低的服务业找到工作，这将化解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失业风险。但后工业化初期蕴涵的一个缺点是：低端服务业在这一过程会占据较大比重，造成社会的低效。为什么国民经济的增速在下滑，但劳动力就业中的求人倍率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其原因就在于低效的服务业消化了新增的劳动力。所以，我们经常观察到的现象是：规模庞大的工厂在关门、或者跑路，可劳动力市场上，继续存在着“民工荒”，企业也一再抱怨“招工难”。
从2015年的经济数据看，沿海地区服务业占比较高的省市自治区的GDP增速都比较低，而中西部“二产”占比较高的省、市、自治区却反倒有较高的增速。比如说，北京与上海2015年第三季度的GDP增速分别为6.7％和6.8％——都低于6.9％。
总之，我们认为，转型中的“失速”应该被控制在一定幅度内。如果经济下行速度太快，则劳动力市场上的再就业难度就会加大。一个劳动力在失去原有工作岗位到重新找到下一劳动岗位的时间就会拉长——这就预示全社会的调查失业率会趋于上升。在土地流转率较低的情况下，失业的农民工就会如2008年那样回乡务农——即使有“失业潮”，也易于化解。但需要指出的是，现在中国农村的土地，已经有30％以上发生了流转——这就是说，农民工在失业之后，即使回乡，也会有很大一部分“无地可种”了。现在的农民工，已经与当时的农民工不同了。他们文化程度较高，认同于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根本就不熟悉。在这种情况下，失业就不仅预示没有了工作，而且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再加上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体系中，绝大多数没有参加社会保险，这时如果发生群体性事件，很可能会将原有的“欠薪冲突”发展为“欠保冲突”。
注释：
①2013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下降到31.4％，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上升到30.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则上升到38.5％。
②见《2014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economy.enorth.com.cn/system/2015/02/[1**********]7_02.shtml。
③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彭强编译，[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年版。
④哈罗德·R.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级冲突》，蒋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5页。
⑤见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
⑥http://news.china.com/news100/11038989/20140120/18300444.html。
⑦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1-20/6985557.shtml。
⑧http://news.163.com/15/1020/13/B6CF7J57000146BE.html。
⑨http://www.chinabgao.com/stat/stats/39320.html。
⑩http://www.jisiedu.com/jisinews/shidapinpai/7d51c116367a4.html。
(11)2015年的“股灾”，据说就“消灭”了50万中产阶层，使之处于“股市的绞肉机”中。http://www.baidu.com/s?wd=％e8％82％a1％e5％b8％82％e7％bb％9e％e8％82％89％e6％9c％ba％e4％b8％ad％e7％9a％84％e4％b8％ad％e4％ba％a7％e9％98％b6％e7％ba％a7&tn=SE_hldp01010_6r0gix1f。
(12)哈罗德·R.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级冲突》，蒋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1页。
(13)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正式调整了中国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把城市划分为五类。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才可以叫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城市叫做超大城市。
(14)李培林：《新型城镇化与突破“胡焕庸”线》，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108/c40531-26347255.html。
(15)哈罗德·R.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级冲突》，蒋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9页。
(16)主要基于工资、劳动生产率、能耗费用和汇率四大因素计算。邹松：《中企在印度生存状况调查》，[北京]《环球时报》2015年11月3日第7版。
作者介绍：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 北京 100732
作者：张翼
江苏社会科学 2016年05期
在我国，由于经济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型，尤其是在“十二五”时期的结构性转型，已源源不断地将这个转型结果传导到了社会领域，从而促动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波澜壮阔的社会变迁。然而，随着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一系列重大政策的落实，也固化了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趋势，并强化了后工业社会和中产化社会的特征，使之成为中国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而这个生长点也必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未来的发展路径。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一变化的结果进行系统总结。
一、后工业化与新社会结构的生成
1.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 由于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使中国经济既面临严峻的稳增长压力，又需要自我生成调结构的新动力。在以出口为导向的低端制造业逐渐降低竞争力的情况下，新一届政府对国家经济发展方向、目标任务、重大战略、推进措施的调整，使国民经济三次产业构成中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迅速增长。2012年，中国“一产”、“二产”、“三产”所占比重分别为10.1％、45.3％和44.6％，到2013年所占比重分别为10.0％、43.9％和46.1％；2014年所占比重分别为9.2％、42.6％和48.2％。截止到2015年第三季度，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力一直稳定上升，其同比增速为8.4％，远高于“二产”的6.0％和“一产”的3.8％。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重，2015年前三季度达到51.4％，比2014年同期高出2.3个百分点，比第二产业高出10.8个百分点。这说明，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产业。如果未来消费完成了从产品消费向服务消费的转变，则中国一定会长期形成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
从世界上来看，美国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50％，到1960年达到56.8％，到1970年达到60.6％，到1980年达到62.9％，到1990年达到66.8％，到2000年达到68.6％，到2009年达到75％左右，最近几年达到80％以上。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变化的历史也基本如此。这就是说，一旦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最主体产业，其在GDP中所占比重就会处于持续增长态势。
2.服务业成为劳动力人口的主要就业领域 根据配第—克拉克定律，产业发展的主体将逐渐从有形财物的生产转向无形服务的供给。另外，因为工业的利润高于农业，商业的利润高于工业，所以，在服务业取代工业而成为国民经济最主要的拉动产业的同时，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也会逐渐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然后又从工业转移到服务业。考察发达国家的历史就会发现，这一规律被基本遵循，美国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比达到了50％以上。1940年达到55.2％，1950年达到60.1％，1960年达到64.8％，1970年达到70.3％，1980年达到74.0％，1990年后达到80％左右。
反观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服务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就在波动中趋于上升。2000年其从业人员所占比重达到27.5％；2010年达到34.6％；2013年达到38.5％①。从2013年开始，服务业从业人员超过了农业从业人员而成为劳动力人口最主要的就业领域。在2014年和2015年，服务业从业人员还在继续增长，并使之稳定地成为劳动力的主要就业领域。
有研究表明，每投资100万元，重工业可以提供400个工作岗位，轻工业可以提供700个工作岗位，而服务业则可以创造1000个工作岗位。现在，中国的生产服务业、生活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都存在缺口，因此，在市场激励之下，服务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会继续增长。从2015年前三季度表现的趋势上看，也是服务业用工需求旺盛，而传统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的用工需求较低。这就是说，在经济新常态之下，服务业用工需求会长期领跑“一、二产业”，并将转变趋势延伸到“十三五”时期。如果这个趋势保持不变，则意味着中国社会已经迈入了后工业社会的门槛。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要有序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这会在政策配置中强化中国未来的后工业化趋势。
3.中产化社会的来临 在服务业产值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服务业从业人员又成为全社会主要从业人员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劳动力显示出了“白领化”趋势。而劳动力的“白领化”，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中产化，也意味着中产阶层的崛起——主要是新中产阶层的崛起。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劳动力的服务业化、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白领化、白领工作人员的新中产化，会表现为一个前后相继的过程。所以，后工业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中产阶层会逐渐成为这个社会的主要阶层。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2013年的GSS调查，在所有劳动力人口中，农民阶层所占比重已降低到34.8％左右，工人阶层所占比重上升到33.6％左右，中产阶层(包括了新中产阶层和老中产阶层)所占比重上升到了31.6％左右。近两年，伴随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农民阶层的人数，还会继续下降；工人阶层的人数，也会随制造业内部的调整与生产流水线自动化水平的提升而趋于稳定。但中产阶层的人数，却会在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伴随以互联网、金融业、各类研发、教育、旅游等产业的发展而趋于壮大。这就是说，在可预见的将来，中产阶层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会很快超过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的人数，而成为中国的第一大阶层。这种趋势，可从整个中国受教育人口的分流中，非常明显地看出来：从2010年到2014年，中国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从662万上升到721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则从2010年的870万人下降到2014年的629万人。在2011年之前，普通高中的招生人数趋于上升，但在2011年上升到851万人之后，到2014年就下降到了797万人②。在新生人口下降的态势中，普通本专科招生数量的上升，就意味着有更多的适龄青年会进入大学接受教育。中国未来的教育体系将会主要分流出具有本专科学历的劳动力，这恰是中产阶层的后备军。根据十八届五中全会的精神，未来5年，中国将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也将使大学毛入学率提升到40％，这会大幅增加接受过大中专教育的劳动力的供给。
贝尔指出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化——后工业社会③来临之后，迎来了中产化社会。正如，目前日本大约有1.27亿人口，但在中产化过程中却将自己转变为“一亿中流”的社会。美国1900年蓝领劳动力占83％，1920年占76％，1940年占68％，1960年占56％，1979年占50％，1990年47％，2002年占41％④。米尔斯有感于美国战后的中产化浪潮，并出版了《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在全球形成了重大影响。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也将伴随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型而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的中产化过程，会在“十三五”时期突出地表现出来。中产化时代的来临，也会伴随社会的复杂性与专业性而提升社会治理的复杂性与专业性，这使管理社会的行政精英，开始迅速从技术专家逐渐转变为人文与社会科学专家。而整个社会的科学和技术专家，则会更趋于细化的科技创新与技术创新。与此同时，科技精英的平均收入水平，也会显著高于人文和社科精英。
由于，在后工业社会以机器人为代表的自动化技术的广泛使用，以及服务业的迅速扩张，会大量节约劳动过程的体力支出，而尽量多地使用智力与技能。再加上女性会与男性一样相对平等地接受现代教育，从而使女性的话语权也会迅速提升。于是，中产化时代的来临，还会使女性更多地参与到社会事务的治理中来，并使政府与企业中居于领导岗位的女性数量与比重大幅度提升。两性平权、女性性别意识的崛起，以及与女性运动相关的绿色保护运动也会日益赢得人们的认同。
与此同时，在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传统制造业的消退，与高端装配新兴制造业的兴起，也会使中国社会的另外两大阶层发生重大的转变：新型工业化的实施，使工人阶层接受技术教育与培训年限会大幅延长，这也会使其迅速技术化和高收入化，也会使其区别于传统工人阶层，而更多地表现出新工人阶层的特征。土地流转与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将使中国当前的农民阶层逐渐转变为职业农民阶层。在最后一代老年农民退出生产领域之后，伴随土地流转比率的上升，农业资本与职业农民的结合，将成为中国农村主要的生产模式。所以，中国社会的中产化过程，也是中国社会生成新工人阶层和新农民阶层，也即职业农民阶层的过程。另外，“十三五”时期的“转方式”和“调结构”，尤其是对人才发展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强整个社会对知识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的培养。而2015年整个劳动力市场所表现的强劲趋势，就是已经完成转型的企业和正在发生转型的企业对技术型人才和研发人才的持续招聘。故而，一方面是供给，另外一方面是需求，会从供需两面优化中产阶层的成长环境。
4.消费社会的来临 中产阶层崛起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会带动整个社会的消费升级。2010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为13471.5元，2011年增长到15160.9元，2012年增长到16674.3元，2013年增长到18022.6元。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在2010年是4381.8元，在2011年增长到5221.1元，到2012年增长到5908元，到2013年增长到6625.5元。在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的过程中，中国家庭城乡之间的人均消费支出差距，也从2010年的3.07缩小到2013年的2.72倍。
再看我国城乡的恩格尔系数，中国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1978年约68％，城镇家庭约59％，全国平均数超过60％，即是贫困国家，温饱还没有解决。伴随社会转型的发生，到本世纪初的2000年，中国农村的恩格尔系数是49.1％，到2010年降低到41.7％，到2013年继续降低到37.7％。而中国城镇的恩格尔系数，也从2000年是39.4％，到2010年是35.7％，2013年降低到35.0％。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消费水平，在从温饱型阶段转变到总体性小康阶段，再逐步转变到全面小康阶段的过程中，并有了本质的改善。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出现，又必将使其向富裕型消费阶段转变。
有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居民平均每百户家用轿车拥有量为16.9辆，每百户彩色电视拥有量为116.1台，每百户电脑拥有量为48.9台，每百户手机拥有量为203.2部。国内旅游人数从2002年的8.8亿人次增加到2011年的26.4亿人次⑤。仅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就生产了1000万辆左右的家用小汽车。在出口走弱的情况下，绝大多数小汽车的生产是为了满足内需。这使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力进一步体现出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3年达到了50％⑥，2014年达到了51.2％⑦，2015年前三季度达到了58.4％⑧。
随着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大众休闲和文化娱乐需求持续增长。2015年前三季度全社会餐饮收入同比增长11.7％，较2014年同期加快了2个百分点，其中限额以下餐饮收入增长13.5％。2015年前三季度，全国电影票房收入达到33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50％，比2014年全年票房高出近34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零售企业体育娱乐用品销售也同比增长了8.3％，增速比2014年同期加快414个百分点。旅游也从传统时代对公共交通的依赖，逐渐转向自由行与自驾游。中国正在转变为“轮子上”的国家。更引人注意的是大众旅游方式已从传统的观光型向观光休闲度假复合型转变。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明显加强，这会进一步在政策配置意义上促使消费社会特征的显性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过程中居民收入的翻番提升，则更会支持消费社会的发展。而整个社会的消费模式，则会伴随社会转型的加速而从生存性消费转变到发展性消费。
5.网络社会的强化 “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使中国在进入中产化社会和消费社会的同时，也进入到了网络社会。有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的网民人数为4.57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4.3％；2011年中国的网民人数为5.13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8.3％；2012年中国的网民人数为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2013年中国的网民人数为6.17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2014年中国的网民人数为6.4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7.9％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手机网民已经达到5.57亿，占全部网民总数的85.8％。城市越大，网民占比也越大。比如，在北京2014年的网民人数达到了1593万人，网民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达到了75.3％⑩。网民发展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成年人中，年龄越小则其转变为网民的概率越大。中国20-29岁年龄段网民占整个网民总数比例达到了40％左右。“十二五”末期，网民每周的上网时间已经延长到26.1小时。伴随网速的提升与网费的降低，中国网民的人口数量与上网时间，还会继续增加。
此外，由于人口流动的加快，人们对网络的需求将与日俱增。原来只满足于文字交往，现在却需要更为便捷的视频语言沟通。网络布点到哪里，网络wifi的使用就延伸到那里。凡是有人集聚的地方，评价其公共服务设施是否齐备的一个最主要标准，就是看是否有wifi。
网络社会的来临，反过来又促进了消费社会的发展。现在，网络销售的渠道，不仅发展了B2B(商对商)，且延伸出B2C(商对客)和C2C(客对客)。最近又繁衍出O2O(即Online线上网店Offline线下消费)和P2P金融服务(peer-to-peer或person-to-person伙伴对等服务)。网络消费以其廉价性、便捷性、丰富性和自主性等特点，吸引了网民的广泛参与。手机等上网媒质的使用，还增加了消费的个性化和定制化特征，这更使网络社会与消费社会密不可分。但网络消费的最重大冲击力，在于其对实体店的创新型破坏。2014年中国的网络零售额已超美国，达到13万亿。快递业务达到140亿件，社会物流总费用达10.6万亿，占GDP的比重达到16.6％。在很多中小城市，网络消费与快递业务，已基本摧毁了实体店可能获得的超额利润空间。这也是2015年中国经济下行过程中人人都有体验的教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网络社会的来临，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与信息传播方式。在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传播与人际交往，可以不同的虚拟符号，在同一时间活动于不同的网络空间。即使在同一虚拟空间，也可以以不同的身份出现。这增加了网络社会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但同时也蕴含了网络社会的风险性——使网络社会更显著地体现出现代风险社会的特征。
与此同时，网络社会又体现为依靠网络而生存的信息社会特征。用手机上网的人，可以随时随地脱嵌于现实社会，而将自己融入到网络信息社会。对信息的消费已经成为人们的惯习。我们经常所见的情况是，人们的身体可能集聚在物理实体社会，但人们的心灵却交流在虚拟社会。
于是，现实社会与现实社会，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虚拟社会与虚拟社会之间的互动，就成为影响人们生活的必要主题。网络自媒体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草根性与公平性，以及主宰性与从属性，已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在网络社会，每个人都可以自己的微信圈或博客圈，选择性地发布各种信息或接受各种信息，对自己的网友或粉丝形成影响。这就使现实社会的问题向网络社会转移，但同时也可以将网络社会的问题向现实社会延伸。在现实问题通过虚拟社会扩大影响的同时，网络问题也可以寻找到在现实社会的突破口。人肉搜索、网络围观、网络暴力、网络性群体事件、网络水军的活动，一样可以引发社会危机。总之，网络世界将现实世界的特征更为显著地符号化了。
网络化社会的来临，也改变了传统社会人们上班与工作的基本方式——越是从事新技术和新业态的工作人员，就越易于弹性地、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与空间。人们不用聚集到实体办公室集体合作，而可以通过虚拟社会分享自己的劳动。整个城市，也不用非要在CBD形成实体，而可以工作在“智慧生存的游牧之城”建构自己的虚拟研发公司——这会使城市功能在空间上出现离散化趋势。在中国还没有完成对城市的工业化改造之前，就已经将智慧城市写入了未来的发展蓝图，这会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存和工作方式。我们不仅会在城市化过程中生存于实体社会的城市网之中，而且还会通过虚拟城市的建构生存在智慧网之中。“城市规划”与“城市规则”会显示出同等重要的价值。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实施网络强国战略，要继续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要发展分享经济，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这必将中国更迅猛地带入大数据时代，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安全问题。所以，网络社会的扩张，使虚拟社会的治理与实体社会的治理变得同样重要。比如现实社会的突发事件与虚拟社会的舆情发作之间，也会形成互动关系。这一切，都使网络社会显示出复杂社会的特征。
6.老龄化社会的加深 农业社会的生育模式，是通过多生以保持一定量的存活子女数；工业社会的生育模式，是在死亡率迅速下降基础上的节育型优生；而后工业社会的生育模式，则是抚养成本迅速上升过程的低生育模式。在从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结构率先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既伴随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发生，也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而发生。所以，在社会加速转型过程中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开始发生变化，这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另一方面也深受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而与此同时，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就非常特殊地表现为人口金字塔顶部和人口金字塔底部的双重性老龄化。从人口金字塔的顶部来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迅速延长，即从1949年35岁左右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进一步延长到74.8岁。老年人寿命的延长，势必会增加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2000年人口普查时，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自此开始，中国步入了老龄化国家的行列。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老龄化水平上升到8.87％。2014年的老龄化水平上升到10.1％，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快速老龄化的社会。
在老年人口规模及其占比迅速上升的同时，中国少儿人口所占比重却迅速下降。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0-14岁人口占比为16.6％，2012年该组人口占比下降到16.5％。2013年国家统计局改变了统计口径，将少儿人口的年龄调整为0-15岁，该年龄段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该年为17.5％。一年后的2014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说0-15岁少儿人口占比同样是17.5％。此外，16-59岁劳动力人口，也从2012年开始下降，该年比上年减少了345万人。2013年减少了240万人，2014年又减少了371万人，估计2015年下降的劳动力人口会更高。另外，在整个“十三五”时期，中国的劳动力人口都会处于下降的态势。
老龄化社会的来临，会加大整个社会的养老压力——尤其是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其养老压力会更大。独生子女的婚配模式，在城市社会内部，会主要体现为“双独夫妇”的特征(即结婚的双方都是独生子女)。虽然“单独夫妇”(即结婚双方有一方是独生子女)的数量有所上升，但伴随人口流动的发生，子女与父母亲都在同一城市的比率却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独生子女成年之后的养老负担，会在后工业社会的加深过程中，逐渐加大。尽管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改革了原有的计划生育措施，开始实现“全面二孩”政策，但在快速的城镇化、后工业化的影响下，在人均受教育年数延长、离婚率上升、初婚年龄推迟、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的大背景下，生育率不会发生突发式的变化。
二、新社会结构生成中蕴含的挑战
不无偏见地说，原来那种在牺牲资源环境基础上以资本与廉价劳动力的结合而形成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完成了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过程，并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国制造”。但旧动力的不可持续性与国际经济形势的低迷，已迫使中国经济处于下行压力之下，这也正好与世界经济的衰退过程耦合在一起，于是，世界经济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与中国经济自2008年以来调整的周期性短波同时发生了作用，从而产生了像熊彼特所说的破坏性创新过程。这使中国社会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同时也蕴含着一系列挑战。具体来说，在整个“十三五”时期可能存在的挑战为：
1.中产阶层在成长中具有脆弱性 经济波动的程度，会给中产阶层的成长带来诸多风险(11)。具体来说：中产阶层——尤其是新中产阶层是一个受雇的白领阶层。他们的经济收入，完全取决于雇方经营状况的好坏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状况的稳定性。一旦遇到经济大幅度下滑，刚刚成长起来的中产阶层的收入将下滑，其生存状况将受影响，其对未来的担忧会增加，这也会消解其消费的积极性。再看中国老中产阶层艰辛维持的实体店营生，在电商的蓬勃发展中，面临利润进一步摊薄的命运。
中国城市生活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尤其是住房价格的迅速上升，使大批新进入中产阶层的白领们身负巨额按揭。他们在购买了一套住房后，不得不在随后的20-30年当中“为银行打工”。为什么表面看起来名义工资在上升，但感受到的生活改善程度却差强人意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市生活成本的上升消解了工资所能支持的生活改善的可能性。
中国的中产阶层，虽然其本身在职业上转变为白领，但其与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具有天然而紧密的“血缘”联系。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的通道，改变了自己的阶级出身，将自己转变为中产阶层。但作为中产阶层的他们，却又必须以自己的勤奋努力，在经济、情感与劳务支持上回报进入老年阶段的农民父母亲或工人父母亲。一旦遇到父母亲经历疾病等风险，他们就不得不施之以援手，从而降低自己的消费水平。这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淡化自己对中产阶层的认同心理。
中产化社会的来临，往往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也会伴随着全社会青年人口受教育年限的延长，还会伴随着人们所学专业与择业岗位匹配困难程度的增加——在个体意识强化的过程中，人们的结婚年龄会不由自主地推迟，终身不婚的人口占比会趋于上升，结婚者的离婚率也会居高不下，同居家庭所占比重也会走高——这一切都使中产化社会与社会的个体化和原子化密切相关。现在，超大城市的北京和上海，人们的平均初婚年龄，男性已经接近30岁，女性已经接近28岁。
在家庭人口规模趋于缩小的过程中，社会的个体化本身就预示着生存风险的上升。如果社会保障难以让社会个体获得安全感，则中产阶层的阶级认同率就会长期趋于低下。
正因为中产阶层具有一定脆弱性，所以，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伴随经济发展的波动状况，中产阶层的人数占比，也会发生萎缩趋势。比如，从1980年到1995年，美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就减少了4.4％，澳大利亚中产阶层人数减少了2.6％，英国中产阶层人数减少了3.9％(12)。因此，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表现，就是出身于农民和工人阶层家庭的子女，难以流动到中产阶层的陷阱——是社会流动的陷阱!
2.消费社会易导致拜金主义 中产化社会的来临，会强烈地将消费转变为一种符号。那种传统社会塑造的看重消费品使用价值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工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会长期使具有使用价值意义的商品处于相对过剩状态，而使具有阶层区隔意义的具有符号价值的商品处于相对短缺状态。社会流行的时髦物会在媒体与上层社会的引导中缩短“生命”周期。这是中国社会处于买方社会后第一次迎来的商品过剩时代。越是后工业特征强烈的城市，就越易于将街道转变为时装秀，将夜色转变为灯红酒绿，将电视节目转变为偶像剧。每次消费的升级，都将追随“流行”的步伐。即使是乡村的少女，也会穿上热裤并将头发染成流行色。为满足工人阶层与农民阶层对廉价商品的需求，制造商也会批量生产出标记了时髦的各类商品。于是，消费不再仅为满足生存所需，而更强烈地显示出身份之差异。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前卫的消费会转化为公开的炫富，以显示自己跟随时髦的步伐或与众不同的特例。所以，我们惯常看到的情况是：手机与穿戴设备缩短了更新换代的时间。在缺少文化引导的消费社会，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等极易找到生发的土壤。上层阶层的炫富与中产阶层的品味，在将自己与工人阶层、农民阶层相区别的同时，也会拉开其与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的距离——这在某种程度上还可能会导致“社会的断裂”，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需要弥合阶层之间的裂隙，并维持阶层之间基本的团结。正如，目前社会上发生的“仇富”、“仇官”心理，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后工业初期阶层之间的距离感的拉远也将成为诱因。
所以，物质的繁荣与人们对物质消费欲望的提升，需要有同一时代的哲学文化科学所指导。缺少文化导引的物质消费，很容易导致纸醉金迷。只有用文化中和了消费的永无止境的欲望，消费才能运行在秩序的轨道之中。
3.后工业化拉动城镇化转变为城市化和大城市化 中国社会的城镇化，主要强调的是农民就近就地非农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强调的是城市化与城镇化的同时性。但2000年之后的实际演化过程，却更多体现的是“农民的进城”，而非“农民的进镇”。总之一句话，体现的是城市化。毕竟，城市的繁荣，使很多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也不得不搬入了城市以寻求发展机会。房地产业和低端制造业的衰退，更强化了这种趋势。
现在中国的后工业化，更是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13)强力拉动之下的后工业化，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在污染压力之下不得不“去工业化”中的后工业化，也是中央政府在环保压力之下偏好抉择的后工业化。正因如此，当前的人财物和信息的流动趋势，仍然是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拉动之下向地域性中心城市的集聚模式。这很容易使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等成为“有文化的”、“有商业的”、“有娱乐的”、或干脆说是各种“繁荣”的核心。市场正存在于此：投资方向决定着就业岗位的创造；就业岗位的创造吸引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决定人口集聚的方向——由此也会固化中国的人口分布。例如，自2009年到2014年5年时间，北京的常住人口从1755万增长到2151万，净增加了396万人；上海常住人口从1921万增加到2425万人，净增加了504万人；天津常住人口从1218万增加到1516万人，净增加了288万人；广州常住人口从1033万增加到1308万，净增加了275万人。最近，在三线、四线、五线城市制造业的衰退中，5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以其服务业的迅速成长拉动了人口的移入。
所以，人口流动在使农村空心化之后，又显露出了乡镇与小城市的空心化趋势——首先表现为产业的空心化，然后会表现出人口的空心化。如果土地流转的速度加快，乡镇的空心化趋势会更明显。现在，大约全国有35％以上的土地已经完成了流转。在江苏这样的经济大省，已经有58％的土地完成了流转。这意味着流转了土地的农村会变成人口日渐稀少的“生活村”和“老人村”，而不再是“生产村”。土地流转一旦达到一定规模，一家一户的、井田制模式的承包责任制生产模式将更加弱小。种粮大户与养殖大户的竞争力一定会强于单个的老年农民。当这最后一代老年农民随子女进入城市生活或其因为年老体弱而退出生产领域，中国就会完成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洗礼。“十三五”对农业现代化的支持，会更为迅速地拓展农业机械与自动装置的使用范围，从而大规模节约农业劳动力，这将大力促进城市化的步伐。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之下，不仅会频繁发生“撤乡并镇”的事情，而且还会导致基本公共服务的“空心化”——乡村的学校进镇、医务所进镇、商店进镇的局面，并很难在短期改变。农村的养老问题，也会在基本公共服务向县城和中心镇集中的过程中暴露得更严重。
另外，中国城市化结果，与欧洲或澳大利亚或美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化结果不同。欧美国家的城市化，是在几百年的小城市化和中等城市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这些国家，大多数人居住在小城市和中等城市。因为漫长的工业化逐步将人口稳定在小城市，形成城市化中的本地化。但中国迅速发生的城市化，在乡村及周围乡镇还没有发生产业革新运动的时候，就发生了强烈的异地城市化。比如说，在农民工中，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有1.7亿左右，而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工才1亿左右。大城市和东部地区城市的产业扩张，将西部地区的资金和人力都拉入了东部城市，而延缓了农村、西部地区的产业化过程。于是，人口流动的趋势仍然会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比如说，在东北、西北和西南的某些省份，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基本是人口净流出地区。这使传统社会形成的中国人口的瑷珲—腾冲线(14)，在大规模的城镇化与城市化浪潮中，基本没有改变。
与全国人口流动的趋势相仿，省市层面人口的流动趋势，是城市化拉动之下的乡镇人口向小城市流动，小城市人口向当地中心城市流动。在招商引资向大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又将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固化到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整个社会的公共资源，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商业物流等基本公共资源，也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优于镇和小城市。以超大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群，更成为人口集聚的核心，比如说，从2009年到2014年，环渤海城市群流入了868万人，“长三角”城市群流入了996万人，“珠三角”城市群流入了796万人。
这是后工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即人力资源逐渐将优于资本和土地等，成为经济成长的主要支撑力。在农业社会，只要智力健全，可能不用经专门培训，家庭就会教会其成员如何耕种。在工业社会，只要花费较短时间，接受过基本教育，就能适应工厂体制的工作。但在后工业社会，劳动者就需要完成教育机构的专业培训与大专以上的教育，才能够找到具有现代职业意义的就业岗位。大城市的后工业化过程，会率先完成社会的转型，并将中国的主要经济增长引擎拉入其中。所以，精英集聚到大城市的过程，也是拉动其他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过程。新常态决定了后工业化的趋势，并会通过政府的支持与引导固化这种趋势。
由于中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是放开城镇与中小城市、由大城市自行决定开放程度，严格限制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而这种僵硬的行政控制，与市场的拉力正好相反——即户籍制度的供给，难以满足绝大多数进入500万人以上大城市就业的农民工的需求。于是，工业化时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在后工业化时期，会转变为城市内部当地城镇户籍人口与外地流入非户籍人口的新二元结构。居住证制度的实施，表面看起来在扩展流动人口的权力，但实际却被城市当局变相转变为限制外地人的门槛。流动人口的最大特征，是哪里有就业岗位、哪里有待遇较好的工作，就往那里流动。在居住证设计的诸多门槛中，流入的外地人口，就很容易沦落为所谓的“二等公民”，遭受制度性歧视。
在制度上对本地户籍人口与流入外地人口的区分，恰恰与人口居住地域结构中市区人口与城乡结合部人口同构在一起。因为收入低下但又必须承担高昂的房租，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非均衡性，本地户籍人口逐渐积聚到城市中心区，而外地流入人口则积聚到城乡结合部。这种居住的区位结构不断生长着社会治理成本，即城乡结合部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流动人口就会就近就地集结在一起，使群体性事件卷入的人口越聚越多。
此外，居住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工家庭还有另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先是将自己的妻子带入城市，然后又将自己的孩子带入了城市。这些农民工的第二代孩子，出生在流入地、成长在流入地、上学在流入地、长大后也会就业于流入地。他们对家乡已没有明确的认同概念，但在城市却不能与同代的城市孩子一起公平竞争，加之受各种制度的歧视，更使农民工中的“新生代”问题，很快转变为“农民工的第二代”问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后工业社会的门槛，中国如果处理不好这个规模庞大的人群的问题，就很容易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
4.中国已进入少子化时期 进入中产化时代之后，人口的生育模式就过渡到后工业社会。从世界各国的人口发展史可以看出，几乎所有跨入中产化社会的国家，都伴随着生育率的快速降低。所以，一个国家或地区，其为控制生育而出台的措施，易于生效。但其为鼓励生育而出台的激励政策，却很难立竿见影。在有些国家，甚至于出台了很多刺激措施，也收效甚微。
为避免可能发生的低生育陷阱，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单独二孩”政策，但改革红利没有释放出预期效果。于是，2015年10月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打开了“全面二孩”的政策窗口，根据该次会议的建议，中国在“十三五”时期会“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可即使生育政策发生了改革，少子化的趋势也将不可避免。因为后工业化社会会完全改变人们的家庭观念、婚姻观念和生育观念。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也将在本质上改变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即使在农村地区，也会从养儿防老转变为社会养老与自我养老的结合。在中国从工业社会转变为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居家养老中的“夫妻互养”会成为主要养老模式，在丧偶之后也会坚持“自我养老”的模式。只有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在生活不能自理时，才会依靠子女养老和机构养老。
现在存在的年轻老人(60岁左右退休的子女)赡养老年老人(85岁以上的老年父母)的模式，会在退休年龄逐步推迟过程逐渐消退。后工业社会特征的强化，必将改变体力劳动盛行时期那种按退休年龄规模化退休的模式，而不得不在退休后继续再就业。
另外，伴随计划生育制度的改革，推迟了结婚年龄的独生子女，会根据自己的家庭计划，根据就业与住房的稳定性，根据身体保健、教育费用、育儿费用等生活成本的控制而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如果初婚发生在30岁左右，如果初次生育年龄发生在35岁左右，则其空巢期会大大推迟。还因为独生子女的子女，会在教育机会的扩展中普遍接受大专以上教育。如果其子女接受本科阶段教育的入学率达到一半左右，则独生子女家长将自己的孩子送出大学校门的年龄将逼近或超过60岁。
如果独生子女初次生育孩子后的4年到5年后再生育第二个孩子，则其理论空巢期会推迟到65岁左右。如果独生子女一代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也为他们的子女提供购房资金支持，则他们在逼近70岁时才可能会自己照顾自己。这时，70岁的老人，再回头赡养他们的父母亲，将力不从心。所以，中国社会在进入少子化时代之后，会由于后工业社会本身的一些特点，而不得不改变原有的家庭互助模式——代际之间的支持关系要让渡为夫妻之间的支持关系。总之，国家人口生育政策的有计划性与家庭人口生育安排的有计划性之间的矛盾，将会长期影响中国人口的发展态势。
三、中产化社会应对风险的对策
1.加强对中产阶层的整合，防止经济波动影响下的政治波动 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会使其增加对社会的关怀感。一个社会阶级阶层位置的普遍上移，也会增加这个社会的政治话语权。工业化过程经常伴随业主与工人阶层之间的欠薪争议。后工业化社会也经常伴随街头事件的发生——尤其是在后工业化的初期。中产阶层在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也会表现出其成为这个时代第一大阶层的存在意义。
从美国的情况看，在1984年到2000年，家庭人均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成年人的投票率，从37.5％降低到28.2％。而家庭人均年收入在50000美元以上的成年人的投票率，却一直保持在70％左右(15)。巴西在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迅速扩大了中产阶级的比重，但巴西社会的群体性事件却频繁发生，并没有伴随中产化过程而迎来“一劳永逸”的和谐局面。的确，现代化过程会在很大程度上提升政府对民众的社会救助福利，使下层阶层的群众感受到较多的“获得感”，从而消解其对政府的不满。但中产阶层往往是净交税的阶层，其纳税意识的增强，也同时会将其作为一个阶层的政治关怀提升到一定高度。
中产阶层的社会稳定器作用的发挥，不是说其会丧失政治兴趣，而是其会通过日常的各种活动，表达自己的意图，从而缓解下层阶层与上层阶层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如果体制机制中缺少整合中产阶层的制度设计，则中产化过程或许就会出现亨廷顿意义的街头政治。
2.防止收入差距的拉大，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 有数据显示，2014年底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达到54.77％，但城镇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却只有36％左右。这就是说，农业户籍人口进入城市和城镇后贡献了另外19％的城镇化率，但却被非农户籍所拒斥。第六次人口普查还发现，进城的农民工主要集聚在5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而按现有户籍制度改革的规定，这些城市在未来不会为外地人成规模地开放“户籍”。所以，即使“十三五”规划要提高“户籍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内部形成的新二元格局不会有太大变化。这就是说，在农民工收入低于户籍人口收入的情况下，城市内部常住人口中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可预见的事实。
与此同时，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有扩大趋势。在土地向种粮大户与养殖大户加速集中过程中，以“家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既受价格周期变动的挤压，也受市场竞争不力的挤压。现在全国35％以上的土地已经发生了流转。有些省份——比如江苏已经有56％以上的土地发生了流转。土地集中以后，农村内部的生产劳动关系，就开始转变为雇方与受雇方、资本与劳动力的劳动关系。如果收成好，雇主的收入会大幅增加，而受雇的农业工人的收入则仍然以议定的合同执行。在这种情况下，老年农民就会因体力不支而不能与职业农民竞争受雇的工资，因资本不足而不能与种养大户竞争农产品的市场。所以，农村内部收入差距也会呈拉大趋势。
另外，财富占有差距趋于扩大现象也值得关注。在原有发展格局下，工资在收入中占较大比重，财产性收入占较小比重。但进入中高收入阶段以后，居民因为占有财产的多寡不同，其伴随市场变化而获得的收入也多寡不同。比如，那些在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拥有房产的人，不仅随房价上升而增加了资产额度，而且还会获得不菲的房租收入。那些有存款的人，也可以得到理财收入。但在农村地区和小城镇，农民的住房却很难有升值与生息的机会。所以，在工资收入还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财富占有的差距，以及财富升值、财富生息所形成的收入差距正趋于扩大。
基本公共服务配置不均形成了新的收入差距。公共服务配置较好的地方，人们的财产增值较快，由财产增值而形成的生息幅度较大，在财产所居区位产生的发展机会较多。比如高铁和地铁线路的延伸，优质学校的建立、三级甲等医院的分布就增加了当地的地产收益和房屋资产增幅。现在，北京常住人口有2151万，但有一半多居住在五环之外。因五环之内公共服务配置优化而形成的财富升值差距与生息差距，正在形成新的不平等。城市配置基本公共服务花费的是公共财政，但公共财政花费所带来的升值差异，却反过来在制造新的不平等——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乡之间或城市内部不同居住区位居民的收入差距。
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也在形成新的收入差距。由政府兜底的社会保险改革，本应通过二次分配或三次分配缩小差距，但实际上却在生成新的差距。仅以养老保险为例：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除8％的个人账户、20％的统筹账户外，还增加了12％的职业年金。在企业职工很少有企业年金的情况下，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的改革，就使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金获得比企业职工高出了12％。城镇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每年增长10％的幅度，就比居民养老保险只从55元提高到70元享受到了更多的“好处”。这种改革，实际上正在拉大收入差距而不是缩小收入差距。因此，改革的制度设计，在“共享”方面，还缺少“公平”的调节机制。
所以，要通过对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的“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建构来缩小收入差距，就要注意：在中产化社会中，工资收入所造成的收入差距仍然存在，但资产——尤其是不动产和金融资产所形成的收入差距，会越来越严重。
3.加强供给侧改革，尽快解决国内市场需求与供给的错配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是压缩式的现代化，是将发达国家在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和后工业化之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完成的现代化，同时也是全球化过程的现代化。在这种情况下，中产阶层的崛起，就不仅会在消费的数量上塑造出一个庞大的市场，而且还会对国内的商品生产与供给等形成压力。那些在工业化社会形成的产品设计与消费理念，已经赶不上社会结构转型的需要。赶超型现代化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在消费方式上也存在强烈的赶超型动力。
不管是对物质产品的消费，还是对服务的消费，中产阶层都是其主导的拉动力量。然而，由于国内低端制造业提供的商品，与中产阶层的消费需求不匹配，所以，海外旅游与海外采购已难以体现为内需拉力。人民群众对生活必需品的安全与质量诉求，与生产及流通过程的缺少监管手段存在矛盾，这也增加了消费的不信任心理。需要看到，新富阶层的消费改善速度远远快于贫困阶层。现在，收入较高阶层家庭的大多数消费品，被打上了世界品牌的烙印。目前在公开炫富的不良风气被打压下去之后，家庭私域的奢华仍然盛行。所以，如果国内的制造业不能提升其与国外同行的竞争力，如果国内的服务业——尤其是旅游、医疗、养老、金融等服务业还难以尽快提升质量和增加供给，则“长假”期间到国外的购物游将不可避免。要将高昂的外需转变为内需以去过剩产能，就必须细化商品与服务的市场，通过提质增效、改善服务以赢得大众的支持。
4.出台具体扶持措施，加强社会建设 快速的城镇化，在改变了中国社会基本结构的同时，也解构了原有社会团结的体制与机制。农村的亲族关系，伴随进城人口的增加而失去了乡村社会的框架作用，家庭虽然仍然是一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但这些功能却越来越显示出弱化的态势。在平原地区，普通农民花费在种植与收割上的时间，全年也不足一个月。在偏远的山区，土地的撂荒现象非常严重——农民更多地被非农化了。城镇社会的单位制熟人社会，已经为陌生人社会所代替，即使居住在同一个大楼，但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比比皆是，街坊之间的支持体系也难以再现。
中国的家庭，在“十三五”时期，将继续被分割为留守家庭和随迁家庭。在城市里的农民工，也会因为就业岗位而将家庭成员分布在不同城市或城市的不同地区，使家庭呈现出碎片化状态。城市中心区的本地户籍人口，一方面存在严重的人户分离情况；另外一方面，也普遍存在“子家庭”远离“母家庭”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现在大约有1.5亿以上的独生子女，以每个独生子女只与其父母亲相联系，则影响到的人口大约在4.5亿左右，而且他们主要集中在城市之中，并形成了独生子女成年之后的负担较重现象，4∶2∶1家庭抚养关系结构已经出现。此外，独生子女家庭的增多，也增加了破损风险，如“失独家庭”的存在，增加了整个社会对独生子女政策的批评与质疑。这使老年空巢家庭、失独家庭、离婚或丧偶之后的残缺家庭，会伴随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
养老压力的存在，使独生子女结婚之后，不敢生第二个孩子。这就是为什么北京与上海的实际生育率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的原因所在。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全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18。北京的总和生育率为0.71，上海是0.74，天津是0.91。但最让人担忧的是整个东北三省的总和生育率，也下滑到1以下：辽宁是0.74，黑龙江是0.75，吉林是0.76。这就是说，不仅在城市化水平较高的都市地区，出现了实际生育率远远低于政策生育率的问题，就连东北这个农村人口占有相当大比重的地区，也出现了断崖式下滑的局面。“双独”二孩政策已实施多年，城镇化消解了其生育意愿；“单独”二孩政策的实践也说明，符合政策的夫妇难以释放出生育意愿；现在开禁了“全面”二孩政策，能不能释放出应有的制度红利呢？在少子化过程中，是“养老”还是“养小”？这个问题一直会贯穿于“十三五”或“十四五”的始终。
正因为如此，社会建设的投入方向，不仅应该在于劳动就业、教育、社保、文化、科技、体育、医疗卫生保健等社会事业内容，还应该包括人口、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和阶层关系等优化社会结构的内容，更应该包括以社会服务为特色的社会支持体系——没有社会安全网，就没有抵御风险社会的基石。现在，政府在社会事业方面的投入较大、举措较多，但在社会支持体系和社会结构优化方面的投入还比较少。新加坡正是看到了现代化对原有社会结构体系的肢解，才在1991年发表了超越种族与宗教情怀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提出并倡导五大共同价值观：“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避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其中的“家庭为根和社会为本”的理念，值得我们借鉴。比如说，从2008年4月起，凡年满35岁的单身者购买政府租屋，如果是和父母同住，可享受2万新元的公积金房屋津贴。
所以，我们的政策投入，也应该选择先家庭建设、再社区建设、再社会建设的政策优先序。社会保险——基础养老金必须由中央政府承办——只有中央政府承办，才有理由提高统筹层次，也才有可能真正建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也只有消除附着在户籍制度上的福利配置功能，才能还户籍以人口登记的原初功能，做到人口基础数据的准确。在社会保险与福利配置中，不打破户籍制度的壁垒，不提升社会保险服务的可及性，不缩小各种险种之间的政府投入差距，就不可能保证底线公平。只有让流动人口在全国各地都能够就近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服务，才能将农村的老年人最终带出村落社会而使其进入城市社会，并重新搭建起子家庭与母家庭之间的那种“10分钟见面”关系，将家庭之间的互相支持转化为生产力。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要保障社会保险政策的公平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原来的改革是建立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上的，但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制度性全覆盖的社会保障体系。但这个制度覆盖的绝大多数人口，是在低保障广覆盖之下的人口，也就是说，对这部分人口而言，改革的制度红利大于实际收益。因此，在新常态阶段，必须将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置于最主要的位置。比如，养老金改革的初衷是缩小收入差距，但制度设计却在扩大收入差距。这种局面，有违养老金的公平性伦理。
5.找到后工业社会的阶层动力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大体经过了三波的制度创新过程，并由此释放了改革红利。
第一波以农村联产责任承包制的实施为代表，释放了农业生产的活力，满足了粮食供应，提升了全社会的福祉。正因为农民解决了吃饭问题，才能够从土地上解放出劳动力，使之承担起城市发展的劳动力“蓄水池”功能。可以说，第一波发展的社会动力，来自于解放了生产力的农民阶层。
第二波以城市体制改革的放活为动力，从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中创造了国民经济的“新生长点”，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合理利用外资，使资本与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推动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城镇化过程，拉动制造业向中国成功转移，创造了“中国奇迹”，在世界亮出了“中国制造”的名片，使国民经济中第二产业在2012年达到了历史性的“新高”。所以，第二波发展的社会动力，来自于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产业工人阶级。但由于技术创新的速度过慢，才出现了劳动生产率进步速度慢于成本上升速度的矛盾。根据波士顿公司2014年发布的“全球25大经济体制造业成本指数”(16)，如果以美国为100的话，中国已经达到了96，但印度却只有87。所以，以传统制造业拉动国民经济恢复的希望已趋式微。未来不得不借助于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也就是说，国家的强大将不再单纯依据煤炭、水泥和钢厂的产量，而可能更明确地表现为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
第三波将以服务业的兴起为代表，拉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不管是国家对先进制造业的依赖，还是后工业化社会对研发的希冀，中国都将不得不以中产化过程为特色，通过技术进步与创新而赢得发展机遇，在“创新性破坏”中确立新的生长点，这个生长点就是以教育、旅游、电讯、互联网、保健、食品安全和金融服务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的繁荣。所以，第三波发展的社会动力，当是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
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不但为中产阶层的成长创造了绝好的生存环境，而且将中国未来的发展命运寄托在这个新阶层上。正如美国的《时代》杂志将“农民工”塑造为金融危机时的封面人物一样，中国的中产阶层也将成为后工业化社会的强劲推手。
6.就业将一直是民生之本 国民经济的服务业化，会明显表现出高就业率和低生产效率。应该看到，中国当前的服务业从业人员中，有很大一部分工作在低端服务业中。尤其是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商业服务业、宾馆餐饮服务业和交通旅游服务业，它还具有很强的劳动密集性质。后工业化的一个好处是：在制造业的“创新性破坏”中，企业破产、停产、转产过程中析出的劳动力，易于在技术含量较低的服务业找到工作，这将化解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的失业风险。但后工业化初期蕴涵的一个缺点是：低端服务业在这一过程会占据较大比重，造成社会的低效。为什么国民经济的增速在下滑，但劳动力就业中的求人倍率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其原因就在于低效的服务业消化了新增的劳动力。所以，我们经常观察到的现象是：规模庞大的工厂在关门、或者跑路，可劳动力市场上，继续存在着“民工荒”，企业也一再抱怨“招工难”。
从2015年的经济数据看，沿海地区服务业占比较高的省市自治区的GDP增速都比较低，而中西部“二产”占比较高的省、市、自治区却反倒有较高的增速。比如说，北京与上海2015年第三季度的GDP增速分别为6.7％和6.8％——都低于6.9％。
总之，我们认为，转型中的“失速”应该被控制在一定幅度内。如果经济下行速度太快，则劳动力市场上的再就业难度就会加大。一个劳动力在失去原有工作岗位到重新找到下一劳动岗位的时间就会拉长——这就预示全社会的调查失业率会趋于上升。在土地流转率较低的情况下，失业的农民工就会如2008年那样回乡务农——即使有“失业潮”，也易于化解。但需要指出的是，现在中国农村的土地，已经有30％以上发生了流转——这就是说，农民工在失业之后，即使回乡，也会有很大一部分“无地可种”了。现在的农民工，已经与当时的农民工不同了。他们文化程度较高，认同于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根本就不熟悉。在这种情况下，失业就不仅预示没有了工作，而且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再加上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体系中，绝大多数没有参加社会保险，这时如果发生群体性事件，很可能会将原有的“欠薪冲突”发展为“欠保冲突”。
注释：
①2013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下降到31.4％，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比上升到30.1％，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则上升到38.5％。
②见《2014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economy.enorth.com.cn/system/2015/02/[1**********]7_02.shtml。
③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彭强编译，[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1985年版。
④哈罗德·R.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级冲突》，蒋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5页。
⑤见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年版。
⑥http://news.china.com/news100/11038989/20140120/18300444.html。
⑦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1-20/6985557.shtml。
⑧http://news.163.com/15/1020/13/B6CF7J57000146BE.html。
⑨http://www.chinabgao.com/stat/stats/39320.html。
⑩http://www.jisiedu.com/jisinews/shidapinpai/7d51c116367a4.html。
(11)2015年的“股灾”，据说就“消灭”了50万中产阶层，使之处于“股市的绞肉机”中。http://www.baidu.com/s?wd=％e8％82％a1％e5％b8％82％e7％bb％9e％e8％82％89％e6％9c％ba％e4％b8％ad％e7％9a％84％e4％b8％ad％e4％ba％a7％e9％98％b6％e7％ba％a7&tn=SE_hldp01010_6r0gix1f。
(12)哈罗德·R.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级冲突》，蒋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41页。
(13)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中，正式调整了中国城市规模划分标准，把城市划分为五类。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才可以叫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城市叫做超大城市。
(14)李培林：《新型城镇化与突破“胡焕庸”线》，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108/c40531-26347255.html。
(15)哈罗德·R.克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历史、比较、全球视角下的阶级冲突》，蒋超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59页。
(16)主要基于工资、劳动生产率、能耗费用和汇率四大因素计算。邹松：《中企在印度生存状况调查》，[北京]《环球时报》2015年11月3日第7版。
作者介绍：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 北京 100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