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影极致娱乐下的人文广怀 很多人提到香港都是讲香港是文化沙漠。作为亚细亚孤儿，香港在100年里，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香港人实际，很难跟他们谈论什么空洞的哲学和主义。但是，香港人的实际体现在电影中，却是永远以人，人性，人生为出发点，牢牢的把你的目光抓住，让你与一干真性情的人在暗夜里同悲同喜。无论是当时神舟大地的小录像厅里让青春的热血澎湃不止的黑帮片，还是完成一代又一代人性启蒙的三级片，小资们必修的王家卫还是后来被捧上神坛的无厘头喜剧片，因为不用背负教化的负担，可以用平视的角度看人说义论情，做到了无论大小皆可动人的境界。这也是港产电影几十年辉煌的根本。但是，4百万人口的弹丸之地，可以承受的总归是有个极限。我不想谈论自90年代以来香港电影衰落的原因。只是想说，回归这样的百年大事背景下，电影作为对社会变动最敏感的领域不可能仅仅因为一句“五十年不变”就真的按照原来的路数走。香港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都因为中国的开放和崛起变得不同了，香港电影也在不断地找自己新的出路。我们看到了大批的演员和导演纷纷北漂，因为好像一天之间大陆变成了大市场，香港本地倒只能是其中一块票房了。于是乎，演员们都忙着学普通话，导演也在不断适应我们中国特色的电影审查和发行制度。什么是纯港产，估计只有杜琪峰还执着。
重新寻找文化支点和语境的过程是艰难的，吴宇森的《赤壁》就是绝好的例子，故事叙述上不伦不类，人物滑稽可笑都是水土不服的表现。就连周星星这样以塑造小人物见长的笑星，《长江7号》里民工形象也让人觉得实在不靠谱，最后沦为让人“哭笑不得”的状态。
陈可辛应当是一众港导里适应能力最强的。他从《甜蜜蜜》就已经在表现和大陆的联系了，核心还是围绕香港，以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反映大的时代背景。他是少有对香港本身在历史中地位有深刻思考的导演，正因为有了这种思考，他可以突破以往港产片陷入死循环的类型片，在格局上提升了高度，也因此扩大了自己的接受范围，这大概也是他从不赔钱的法宝吧。
关于《十月围城》，他说商业上的要素他抓得住，有明星，有男人看的热血和女人要的感动。但是，他始终谨守着港片的精髓大就是对于人的尊重。我们不妨对照《十月围城》看《英雄》。一个是塑造了一群有情有义的贩夫走卒为了千金一诺拼尽最后一口气的故事，这里面民主大业并不是主旨，我中华儿女无论贫富贵贱都保有的知恩图报，仗义执言，爱恨分明才是核心。另一个，拿着大义说事，最终还不是屈从权贵，流于谄媚。明明是一部调色板级别的商业片，还老给自己往国家大义上靠拢。老谋子自己也忍不住说实话，承认他自己最初成名的片子不过是赶上80年代出了无数好的文学作品，自己用夸张的颜料表现出来了。大家现在老希望他承担起大师的职责，他做不到，能娱乐大家就可以了。其实，最主要的是给老板张伟平挣钱。所以，他不如冯小刚，起码人家实诚，不端大师的架子，一贯贴近群众生活，反倒能整出《集结号》来。
扯得有点远，还是说《十月围城》的人物。这里面除了陈少白，是一心为民主和推翻满清，其他人都对革命不了解，也未必是被满清直接欺压。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个义字，都有良知，在关键时刻祭出身家性命再所不惜。这一点，陈少白并不清楚。他找的是被清廷追杀的方班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认为只有从理论上和情感上与清廷为敌的人才靠得住。他们的革命是理想化的，救世主般的，从上向下的。是精英的革命，福吉草民。我们甚至可以说到后来辛亥革命胜利了，国民党还是沿着所谓贵族路线执行，最后也没有建成理想王国。
反倒是作为商人的李玉堂，更信这个“义”字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士为知己者死”，从古到今都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所追求的境界，死而无憾，死得其所。他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深得其中道理，能施恩处绝不含糊。可也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光靠陈少白，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
“义”，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对于刘郁白来讲，活着是折磨自己，因为不忠不孝，罪无可恕，可是李玉堂给了他个机会舍生取义，其实赎了那把扇子只不过是打起来更顺手，可以死得光彩，对他是最大的恩。终于可以解脱了。
对于沈重阳来讲，“义”是脸面。本来为了钱，什么都做的人，也会为了孩子争口气。虽然，继续活着他可能还是要赌，但是可以死，也成了出路。
少林寺的和尚的“义”是正义的“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谓侠之大者。 小四的“义”，是报恩。他不识字，也不知道要保护的是谁，可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并不惜螳臂当车似的去挡严孝国的路。
中国人骨子里的这个“义”实在是比“三民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义”更加具体，更接近“正义”的“义”，从而也更深入人心。毕竟死生事大，对于连头发都舍不得割的民族，付出生命必定要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感恩也好，要脸也好对平头百姓来讲是值得的，并不比为革命牺牲的人轻贱。
这部电影的价值就在于主创人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挖掘，对每个消逝生命的理解。看惯了我们革命电影里不识字的村妇也侃侃而谈马列主义的情景，我们终于从香港电影里看到了对人性的重新尊重。
陈可辛的价值还在于他对演员的尊重。不是想某些导演恨不得把明星的所有卖点榨干，他给演员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创作空间。这部片子里面，谢霆锋完全没有痞子劲儿，没有明星的气场，完全是一个连全名都没有的车夫形象，天真得透明。李宇春的玉米也应当惊喜了，放在100年前的时空里，超女一点没有穿越过去的痕迹。巴特尔就更不用说了，完全看不出篮球场的样子。王柏杰是个惊喜，和老戏骨王学圻对戏完全没有露怯。能把一众明星全部调教得出彩，我实在拿不出最近几年任何一部电影能和这部比，《风声》也不行。
在第五代导演集体下海的大潮中，香港电影如果可以朝陈可辛这条路走下去，我们也许还可以继续期待港人给我们带来独特的人文视角，也算是特区文化上的特殊意义。
香港电影极致娱乐下的人文广怀 很多人提到香港都是讲香港是文化沙漠。作为亚细亚孤儿，香港在100年里，处于一种无根的状态。香港人实际，很难跟他们谈论什么空洞的哲学和主义。但是，香港人的实际体现在电影中，却是永远以人，人性，人生为出发点，牢牢的把你的目光抓住，让你与一干真性情的人在暗夜里同悲同喜。无论是当时神舟大地的小录像厅里让青春的热血澎湃不止的黑帮片，还是完成一代又一代人性启蒙的三级片，小资们必修的王家卫还是后来被捧上神坛的无厘头喜剧片，因为不用背负教化的负担，可以用平视的角度看人说义论情，做到了无论大小皆可动人的境界。这也是港产电影几十年辉煌的根本。但是，4百万人口的弹丸之地，可以承受的总归是有个极限。我不想谈论自90年代以来香港电影衰落的原因。只是想说，回归这样的百年大事背景下，电影作为对社会变动最敏感的领域不可能仅仅因为一句“五十年不变”就真的按照原来的路数走。香港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都因为中国的开放和崛起变得不同了，香港电影也在不断地找自己新的出路。我们看到了大批的演员和导演纷纷北漂，因为好像一天之间大陆变成了大市场，香港本地倒只能是其中一块票房了。于是乎，演员们都忙着学普通话，导演也在不断适应我们中国特色的电影审查和发行制度。什么是纯港产，估计只有杜琪峰还执着。
重新寻找文化支点和语境的过程是艰难的，吴宇森的《赤壁》就是绝好的例子，故事叙述上不伦不类，人物滑稽可笑都是水土不服的表现。就连周星星这样以塑造小人物见长的笑星，《长江7号》里民工形象也让人觉得实在不靠谱，最后沦为让人“哭笑不得”的状态。
陈可辛应当是一众港导里适应能力最强的。他从《甜蜜蜜》就已经在表现和大陆的联系了，核心还是围绕香港，以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反映大的时代背景。他是少有对香港本身在历史中地位有深刻思考的导演，正因为有了这种思考，他可以突破以往港产片陷入死循环的类型片，在格局上提升了高度，也因此扩大了自己的接受范围，这大概也是他从不赔钱的法宝吧。
关于《十月围城》，他说商业上的要素他抓得住，有明星，有男人看的热血和女人要的感动。但是，他始终谨守着港片的精髓大就是对于人的尊重。我们不妨对照《十月围城》看《英雄》。一个是塑造了一群有情有义的贩夫走卒为了千金一诺拼尽最后一口气的故事，这里面民主大业并不是主旨，我中华儿女无论贫富贵贱都保有的知恩图报，仗义执言，爱恨分明才是核心。另一个，拿着大义说事，最终还不是屈从权贵，流于谄媚。明明是一部调色板级别的商业片，还老给自己往国家大义上靠拢。老谋子自己也忍不住说实话，承认他自己最初成名的片子不过是赶上80年代出了无数好的文学作品，自己用夸张的颜料表现出来了。大家现在老希望他承担起大师的职责，他做不到，能娱乐大家就可以了。其实，最主要的是给老板张伟平挣钱。所以，他不如冯小刚，起码人家实诚，不端大师的架子，一贯贴近群众生活，反倒能整出《集结号》来。
扯得有点远，还是说《十月围城》的人物。这里面除了陈少白，是一心为民主和推翻满清，其他人都对革命不了解，也未必是被满清直接欺压。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个义字，都有良知，在关键时刻祭出身家性命再所不惜。这一点，陈少白并不清楚。他找的是被清廷追杀的方班主。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认为只有从理论上和情感上与清廷为敌的人才靠得住。他们的革命是理想化的，救世主般的，从上向下的。是精英的革命，福吉草民。我们甚至可以说到后来辛亥革命胜利了，国民党还是沿着所谓贵族路线执行，最后也没有建成理想王国。
反倒是作为商人的李玉堂，更信这个“义”字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士为知己者死”，从古到今都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所追求的境界，死而无憾，死得其所。他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深得其中道理，能施恩处绝不含糊。可也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光靠陈少白，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
“义”，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对于刘郁白来讲，活着是折磨自己，因为不忠不孝，罪无可恕，可是李玉堂给了他个机会舍生取义，其实赎了那把扇子只不过是打起来更顺手，可以死得光彩，对他是最大的恩。终于可以解脱了。
对于沈重阳来讲，“义”是脸面。本来为了钱，什么都做的人，也会为了孩子争口气。虽然，继续活着他可能还是要赌，但是可以死，也成了出路。
少林寺的和尚的“义”是正义的“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所谓侠之大者。 小四的“义”，是报恩。他不识字，也不知道要保护的是谁，可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并不惜螳臂当车似的去挡严孝国的路。
中国人骨子里的这个“义”实在是比“三民主义”或者“社会主义”的“义”更加具体，更接近“正义”的“义”，从而也更深入人心。毕竟死生事大，对于连头发都舍不得割的民族，付出生命必定要有非如此不可的理由，感恩也好，要脸也好对平头百姓来讲是值得的，并不比为革命牺牲的人轻贱。
这部电影的价值就在于主创人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挖掘，对每个消逝生命的理解。看惯了我们革命电影里不识字的村妇也侃侃而谈马列主义的情景，我们终于从香港电影里看到了对人性的重新尊重。
陈可辛的价值还在于他对演员的尊重。不是想某些导演恨不得把明星的所有卖点榨干，他给演员提供了一个极大的创作空间。这部片子里面，谢霆锋完全没有痞子劲儿，没有明星的气场，完全是一个连全名都没有的车夫形象，天真得透明。李宇春的玉米也应当惊喜了，放在100年前的时空里，超女一点没有穿越过去的痕迹。巴特尔就更不用说了，完全看不出篮球场的样子。王柏杰是个惊喜，和老戏骨王学圻对戏完全没有露怯。能把一众明星全部调教得出彩，我实在拿不出最近几年任何一部电影能和这部比，《风声》也不行。
在第五代导演集体下海的大潮中，香港电影如果可以朝陈可辛这条路走下去，我们也许还可以继续期待港人给我们带来独特的人文视角，也算是特区文化上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