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悟空形象特征来源于我国古典小说名著《西游记》。几百年来,对其主题和孙悟空形象的讨论十分丰富。本文在前人已有观点的基础上,欲从作品本身出发,结合西游记产生时的社会思潮以及当今评论界对该作品的一些认识去探索孙悟空的形象,文章将主要从《西游记》的主题定性和孙悟空形象的寓意上作简要讨论。 关键词:神魔;寓言;去欲;良知 中图分类号:I0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8-0001-02 关于《西游记》的评论在我国小说研究领域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成果,而针对文本中人物形象的研究在近几年来也取得了不少突破。自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关于孙悟空的形象寓言性研究是片争鸣的热土,而在特殊政治语境中造就的孙悟空“悲剧”形象论则尤其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学者提出孙悟空是悲剧性的,认为他戴上了紧箍儿,跟随唐僧去取经便是可悲了。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弄清楚怎样才称得上是悲?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汉字最能代表传统文化心理。从形体上看,“悲”字是上下结构,上面一个“非” ,下面一个“心” ,即非生于心,也就是违背于心,不和于心的意思。那么,基于此,我们当可认为悲剧之为悲否,关键在于人心。某事不符合人心中对事物的认识,不和心意便为悲。可见,孙悟空这一形象是否称得上悲剧形象同样在于心之悲否。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由外心而言,另一方面由悟空本心而言。 一 作者吴承恩生活的晚明时期是我国思想史中的又一个异端时代。政局的黑暗令无数士人的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中王阳明心学在当时可以说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纵观《西游记》一书,其心学的色彩也极深。有学者甚至直接以“求放心”来归纳《西游记》的主旨。 从该书全面观之,作者在立意行文上皆颇有深意。不观其文,先浏览全书回目,便能略观其深意之一斑。全书凡一百回(据李卓吾评本),第一回题为“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第十四回“心猿归正,六贼无踪”,第十五回“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等章节从标题到内容都多次提到“心猿”、“意马”、“心”、“性”这类词。看过小说后,即知作者是以“心猿”指代孙悟空。故事开头即称“心性修持大道生”,单从以上各回标题即可明晓,文中所言之事,所遇之理,必然关乎心。全书开篇诗中言:“覆载群生仰成仁,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这开篇诗中有两处须着眼,一是群生至仁,万物皆善,二是释厄。前者后之果,后者前之因。世间万物成仁至善的源头在于释厄。何为释厄?释即解脱,放手;厄是会意字,“厂”象山崖,“卩”象人在崖洞下卷曲身子不得伸展,意思是人处在困处之中。释厄也就是解脱困苦。既然作者意表释厄,那么当先寻着此“厄”因何而起,从何而生。第一回讲石猴寻仙访道,在南赡部洲地界七八年无缘得遇,因为他见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文中有诗曰:“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只愁衣食耽劳碌,何怕阎君就取勾。继子荫孙图富贵,更无一个肯回头。”可见,世间之人多为名利欲望困扰。孙悟空寻仙访道的目的不也是想求个长生不老吗?那这欲望又从何而来呢?正是所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其欲望的根源是心中不满足,现实生活与其人性的自然本性之念想之间的矛盾。而这求道之处更端显文章深意,乃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李卓吾评点说:“灵台方寸,心也。斜月象一勾,三星象三点。是心。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如此看来,孙悟空寻仙访道,求长生不老之术的着眼之处当在于心。欲望是由心而生,还得由心而解决。颇有解铃还从系铃人的意味,这正是唐僧所言――法本从心生,还是从心灭。 心是个复杂、难以摹状之物。在王阳明心学的观点看来,“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主题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又强调“至善是心之本体”。孙悟空从出生问道而至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下,唐僧解救踏上取经之路,最终取得真经成佛的过程正是至善成圣的过程。显然,这个过程是漫长而又艰难曲折的。至善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故而孙悟空这一形象的塑造,所经历故事始源终果,其目的之一在于教人去心中之欲,从而至善至圣。小说从故事开头起,便确立了这种寓言意义。 孙悟空原本是山中一老猿,于花果山水帘洞中自在度日。可是在享受天真喜乐之间却突然平添烦恼。这一点烦恼来自于他的远虑。他本“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王拘束,自由自在,乃无量之福”,还远虑而忧,故而众猴说他好不知足。这不知足便是他心中之欲的开端起源。而孙悟空正式踏上至善至圣的标志是小说的第十四回。在这一回中,孙悟空刚开始保唐僧西行,途中遇到剪径的强盗,一怒之下将其全部打死。倘若只是普通的盗贼,也就难以引起读者的注意了,但恰巧比六贼的名字饱含深意,他们是: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百家姓中是无此六姓的,这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他们的姓是人身体和思想的六个部分:眼、耳、鼻、舌、身、意。名中又包含人情感的六个方面:喜、怒、爱(哀)、思、欲、忧。作者把此六贼作为心中欲望的化身,孙悟空尽除六贼,是他正性至善的开端。不过,孙悟空杀死了这六欲的化身,心中便无欲了吗?当然不是。他打死盗贼,被唐僧赶逐,于东海龙王处诉苦,确切表明心中实有重整仙山、复归古洞的心性。可见,此时的孙悟空只是表面上除去了欲望,而心中之私欲并为完全根除。毕竟正性养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经过反复的磨砺。经过漫长西天路上长时间的磨砺,欲接近西天,他的修持便渐入正道、心性愈明。故而一路上不断追问几时到得灵山的不是这个不羁的孙大圣,而是满口虔心修身正心的唐僧。同时,悟空还要时常为他这个师傅开解。第二十四回,唐僧问悟空几时可到灵山,悟空回答的十分巧妙,他说:“只要你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第八十五回,同样的问题,悟空又告诉他:“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可见,这去心中之欲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与欲望做个打斗式的决裂就达到真正的去欲了,而是要用一片诚意,做到行为上和心里真正的去欲,要到西天取得真经还得真正的让佛主坐心头,而不是为取经而取经。这正如待人接物一般,要真正从心上至仁至善,要讲究真心诚意,仁义是实在的仁义,善爱是真正的善爱,而不能如舞台上演戏一般,只是在表面上做功夫。 由此可见,不管是从悟空,还是从作者而言,这心中所诉求的都不是悲。悟空是要除心中之欲,而作者是要给他提供一个去心中之欲的途径。作者是把自己的“心猿”化作悟空并企图以此去修身正性。这里要指出的是,整个取经过程所代表的去心中之欲的过程并不是要泯灭人的理想,它所指的欲是人性中的弱点,是要找回人的良知,不是束缚人的意念,相反,孙悟空所代表的恰恰是人追求个性、树立自我,是对良知的确立,要在一个相对的自由中诚心正意的追求真理、求得人生和谐。 二 孙悟空的形象不仅代表自我实现的心理欲求,他的经历和行为还是对权威的破坏和颠覆,是树立自我的良知。他的人格精神获得了读者的褒扬,个体的生命价值得到了肯定。而孙悟空从出生到成佛的这一过程正是“致良知”的寓言形象。 孙悟空最终成为了“南无斗战胜佛”,这是作者对他整个经历中对权威的破坏和颠覆的肯定。取经路上由孙悟空来保护唐僧,降妖除魔,是有着深层的用意的。孙悟空曾大闹天宫,这是因为未被重视,心里为得到满足,即便做了“齐天大圣”,依然是徒有虚名,他要的是实实在在的重视与尊重,但是这种意愿并未得到实现,于是他便要扰乱蟠桃会,打上灵霄殿,高叫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他成为了众矢之的,被收拾了。然而,在现实意义看来,他的大闹破坏了正常的秩序,挑战了天庭统治者的权威,颠覆了玉帝和天庭高高在上、不可逾越的形象。孙悟空的这一系列行为不仅仅是闹一闹就完了,他要打破寻常,树立自我的形象,正如他所言“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至此敢争先。”即便后来被束缚于紧箍儿,他也戏谑如来是妖精的外甥,调侃观音菩萨。孙悟空所打破的不仅仅是一个道家仙班的神系,而是颠覆了一个多元的神系世界,并且想要在这个多神系的世界中树立自我。所以,孙悟空打破权威想要树立的自由以其良知为基础的新道德体系。实质上,这种道德体系的建立就是反思人性的弱点、致良知的过程。这里所说的致良知是指作为内在的道德意识与理性原则而言的。良知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它与生俱来,即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同时,良知又是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与内在的个体心理欲求的同一。致良知的关键就是“致”,要在事上磨砺,“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通过知行合一去达到。良知尽管具有先天的性质,但致良知作为一个过程,却无法完全离开后天的经验与理性活动。那么,主体的后天努力便就成了致良知的内在要求。孙悟空前后的经历就是从“知良知”到“致良知”的过程。这可以从他知恩、知耻、懂羞愧,逐渐自我约束,复有恻隐之心这些细节之处看出。 最能体现孙悟空实践良知,修身养性的便是他前后对待强盗的态度。在第十四回中,师徒遇到剪径的强盗,即前面所叙的六贼。悟空把他们尽皆打死,还剥了他的衣服,夺了他的盘缠。唐僧怪他全无一点慈悲之心。而在第九十七回中,接近西天雷音地界,从寇员外家出来时,有遇到了一伙打家劫舍的强盗,劫了寇员外家的财产,又欲抢劫唐僧师徒。但是这次孙悟空拿住他们后并未一棍打死。作者用这样两个前后相似的情节来表现西天取经其追求良知过程的变化。孙悟空饶恕这些强盗是因其心性愈见明了,有了恻隐之心。这正是他从“知良知”到“致良知”的最好体现。正如王阳明看来,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知与行的双重困难决定了致良知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轻易就能完成的。这个过程体现的是主体的诚意。如果仅仅是为传经,那么派悟空一个筋斗云去取来便是,即便如来弟子那里要些人事,以唐王的实力肯定也是付得起的。如来之所以要让唐僧带领众人一步步走上灵山就是要看他取经的诚心,对于孙悟空而言,他并没有取经的责任,他的经历实际就是由知良知到致良知的正心诚意的对良知的体认过程。 总而言之,孙悟空的形象是一个充满多重意义的寓言体形象。西游记全书也是处处充满寓言意味。读西游记不可只知其嬉笑怒骂,看其天马行空的神魔世界,亦不可深究其繁理,只须看清其中种种寓言,做个至诚至善之人,人人心中有个仲尼,个个皆能成圣至善。 参考文献: [1]吴承恩.西游记(李卓吾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陆九渊、王阳明.象山语录阳明传习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68.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
摘要:孙悟空形象特征来源于我国古典小说名著《西游记》。几百年来,对其主题和孙悟空形象的讨论十分丰富。本文在前人已有观点的基础上,欲从作品本身出发,结合西游记产生时的社会思潮以及当今评论界对该作品的一些认识去探索孙悟空的形象,文章将主要从《西游记》的主题定性和孙悟空形象的寓意上作简要讨论。 关键词:神魔;寓言;去欲;良知 中图分类号:I0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8-0001-02 关于《西游记》的评论在我国小说研究领域已经有了相当多的成果,而针对文本中人物形象的研究在近几年来也取得了不少突破。自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关于孙悟空的形象寓言性研究是片争鸣的热土,而在特殊政治语境中造就的孙悟空“悲剧”形象论则尤其受到学者的关注。有学者提出孙悟空是悲剧性的,认为他戴上了紧箍儿,跟随唐僧去取经便是可悲了。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当弄清楚怎样才称得上是悲?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汉字最能代表传统文化心理。从形体上看,“悲”字是上下结构,上面一个“非” ,下面一个“心” ,即非生于心,也就是违背于心,不和于心的意思。那么,基于此,我们当可认为悲剧之为悲否,关键在于人心。某事不符合人心中对事物的认识,不和心意便为悲。可见,孙悟空这一形象是否称得上悲剧形象同样在于心之悲否。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由外心而言,另一方面由悟空本心而言。 一 作者吴承恩生活的晚明时期是我国思想史中的又一个异端时代。政局的黑暗令无数士人的思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中王阳明心学在当时可以说有着广泛的民间基础。纵观《西游记》一书,其心学的色彩也极深。有学者甚至直接以“求放心”来归纳《西游记》的主旨。 从该书全面观之,作者在立意行文上皆颇有深意。不观其文,先浏览全书回目,便能略观其深意之一斑。全书凡一百回(据李卓吾评本),第一回题为“灵根孕育源流出,心性修持大道生”,第四回“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第十四回“心猿归正,六贼无踪”,第十五回“蛇盘山诸神暗佑 鹰愁涧意马收缰”等章节从标题到内容都多次提到“心猿”、“意马”、“心”、“性”这类词。看过小说后,即知作者是以“心猿”指代孙悟空。故事开头即称“心性修持大道生”,单从以上各回标题即可明晓,文中所言之事,所遇之理,必然关乎心。全书开篇诗中言:“覆载群生仰成仁,发明万物皆成善。欲知造化会元功,须看西游释厄传。”这开篇诗中有两处须着眼,一是群生至仁,万物皆善,二是释厄。前者后之果,后者前之因。世间万物成仁至善的源头在于释厄。何为释厄?释即解脱,放手;厄是会意字,“厂”象山崖,“卩”象人在崖洞下卷曲身子不得伸展,意思是人处在困处之中。释厄也就是解脱困苦。既然作者意表释厄,那么当先寻着此“厄”因何而起,从何而生。第一回讲石猴寻仙访道,在南赡部洲地界七八年无缘得遇,因为他见世人都是为名为利之徒。文中有诗曰:“争名夺利几时休?早起迟眠不自由。骑着驴骡思骏马,官居宰相望王侯。只愁衣食耽劳碌,何怕阎君就取勾。继子荫孙图富贵,更无一个肯回头。”可见,世间之人多为名利欲望困扰。孙悟空寻仙访道的目的不也是想求个长生不老吗?那这欲望又从何而来呢?正是所谓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其欲望的根源是心中不满足,现实生活与其人性的自然本性之念想之间的矛盾。而这求道之处更端显文章深意,乃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李卓吾评点说:“灵台方寸,心也。斜月象一勾,三星象三点。是心。言学仙不必在远,只在此心。”如此看来,孙悟空寻仙访道,求长生不老之术的着眼之处当在于心。欲望是由心而生,还得由心而解决。颇有解铃还从系铃人的意味,这正是唐僧所言――法本从心生,还是从心灭。 心是个复杂、难以摹状之物。在王阳明心学的观点看来,“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主题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又强调“至善是心之本体”。孙悟空从出生问道而至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下,唐僧解救踏上取经之路,最终取得真经成佛的过程正是至善成圣的过程。显然,这个过程是漫长而又艰难曲折的。至善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故而孙悟空这一形象的塑造,所经历故事始源终果,其目的之一在于教人去心中之欲,从而至善至圣。小说从故事开头起,便确立了这种寓言意义。 孙悟空原本是山中一老猿,于花果山水帘洞中自在度日。可是在享受天真喜乐之间却突然平添烦恼。这一点烦恼来自于他的远虑。他本“不伏麒麟辖,不伏凤凰管,又不伏人王拘束,自由自在,乃无量之福”,还远虑而忧,故而众猴说他好不知足。这不知足便是他心中之欲的开端起源。而孙悟空正式踏上至善至圣的标志是小说的第十四回。在这一回中,孙悟空刚开始保唐僧西行,途中遇到剪径的强盗,一怒之下将其全部打死。倘若只是普通的盗贼,也就难以引起读者的注意了,但恰巧比六贼的名字饱含深意,他们是: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百家姓中是无此六姓的,这显然是作者有意为之。他们的姓是人身体和思想的六个部分:眼、耳、鼻、舌、身、意。名中又包含人情感的六个方面:喜、怒、爱(哀)、思、欲、忧。作者把此六贼作为心中欲望的化身,孙悟空尽除六贼,是他正性至善的开端。不过,孙悟空杀死了这六欲的化身,心中便无欲了吗?当然不是。他打死盗贼,被唐僧赶逐,于东海龙王处诉苦,确切表明心中实有重整仙山、复归古洞的心性。可见,此时的孙悟空只是表面上除去了欲望,而心中之私欲并为完全根除。毕竟正性养性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要经过反复的磨砺。经过漫长西天路上长时间的磨砺,欲接近西天,他的修持便渐入正道、心性愈明。故而一路上不断追问几时到得灵山的不是这个不羁的孙大圣,而是满口虔心修身正心的唐僧。同时,悟空还要时常为他这个师傅开解。第二十四回,唐僧问悟空几时可到灵山,悟空回答的十分巧妙,他说:“只要你见性至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第八十五回,同样的问题,悟空又告诉他:“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可见,这去心中之欲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与欲望做个打斗式的决裂就达到真正的去欲了,而是要用一片诚意,做到行为上和心里真正的去欲,要到西天取得真经还得真正的让佛主坐心头,而不是为取经而取经。这正如待人接物一般,要真正从心上至仁至善,要讲究真心诚意,仁义是实在的仁义,善爱是真正的善爱,而不能如舞台上演戏一般,只是在表面上做功夫。 由此可见,不管是从悟空,还是从作者而言,这心中所诉求的都不是悲。悟空是要除心中之欲,而作者是要给他提供一个去心中之欲的途径。作者是把自己的“心猿”化作悟空并企图以此去修身正性。这里要指出的是,整个取经过程所代表的去心中之欲的过程并不是要泯灭人的理想,它所指的欲是人性中的弱点,是要找回人的良知,不是束缚人的意念,相反,孙悟空所代表的恰恰是人追求个性、树立自我,是对良知的确立,要在一个相对的自由中诚心正意的追求真理、求得人生和谐。 二 孙悟空的形象不仅代表自我实现的心理欲求,他的经历和行为还是对权威的破坏和颠覆,是树立自我的良知。他的人格精神获得了读者的褒扬,个体的生命价值得到了肯定。而孙悟空从出生到成佛的这一过程正是“致良知”的寓言形象。 孙悟空最终成为了“南无斗战胜佛”,这是作者对他整个经历中对权威的破坏和颠覆的肯定。取经路上由孙悟空来保护唐僧,降妖除魔,是有着深层的用意的。孙悟空曾大闹天宫,这是因为未被重视,心里为得到满足,即便做了“齐天大圣”,依然是徒有虚名,他要的是实实在在的重视与尊重,但是这种意愿并未得到实现,于是他便要扰乱蟠桃会,打上灵霄殿,高叫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他成为了众矢之的,被收拾了。然而,在现实意义看来,他的大闹破坏了正常的秩序,挑战了天庭统治者的权威,颠覆了玉帝和天庭高高在上、不可逾越的形象。孙悟空的这一系列行为不仅仅是闹一闹就完了,他要打破寻常,树立自我的形象,正如他所言“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至此敢争先。”即便后来被束缚于紧箍儿,他也戏谑如来是妖精的外甥,调侃观音菩萨。孙悟空所打破的不仅仅是一个道家仙班的神系,而是颠覆了一个多元的神系世界,并且想要在这个多神系的世界中树立自我。所以,孙悟空打破权威想要树立的自由以其良知为基础的新道德体系。实质上,这种道德体系的建立就是反思人性的弱点、致良知的过程。这里所说的致良知是指作为内在的道德意识与理性原则而言的。良知是每个人天生就有的,它与生俱来,即是道德意识,也指最高本体。同时,良知又是外在的社会伦理道德与内在的个体心理欲求的同一。致良知的关键就是“致”,要在事上磨砺,“致良知”即是在实际行动中实现良知,通过知行合一去达到。良知尽管具有先天的性质,但致良知作为一个过程,却无法完全离开后天的经验与理性活动。那么,主体的后天努力便就成了致良知的内在要求。孙悟空前后的经历就是从“知良知”到“致良知”的过程。这可以从他知恩、知耻、懂羞愧,逐渐自我约束,复有恻隐之心这些细节之处看出。 最能体现孙悟空实践良知,修身养性的便是他前后对待强盗的态度。在第十四回中,师徒遇到剪径的强盗,即前面所叙的六贼。悟空把他们尽皆打死,还剥了他的衣服,夺了他的盘缠。唐僧怪他全无一点慈悲之心。而在第九十七回中,接近西天雷音地界,从寇员外家出来时,有遇到了一伙打家劫舍的强盗,劫了寇员外家的财产,又欲抢劫唐僧师徒。但是这次孙悟空拿住他们后并未一棍打死。作者用这样两个前后相似的情节来表现西天取经其追求良知过程的变化。孙悟空饶恕这些强盗是因其心性愈见明了,有了恻隐之心。这正是他从“知良知”到“致良知”的最好体现。正如王阳明看来,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知与行的双重困难决定了致良知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轻易就能完成的。这个过程体现的是主体的诚意。如果仅仅是为传经,那么派悟空一个筋斗云去取来便是,即便如来弟子那里要些人事,以唐王的实力肯定也是付得起的。如来之所以要让唐僧带领众人一步步走上灵山就是要看他取经的诚心,对于孙悟空而言,他并没有取经的责任,他的经历实际就是由知良知到致良知的正心诚意的对良知的体认过程。 总而言之,孙悟空的形象是一个充满多重意义的寓言体形象。西游记全书也是处处充满寓言意味。读西游记不可只知其嬉笑怒骂,看其天马行空的神魔世界,亦不可深究其繁理,只须看清其中种种寓言,做个至诚至善之人,人人心中有个仲尼,个个皆能成圣至善。 参考文献: [1]吴承恩.西游记(李卓吾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陆九渊、王阳明.象山语录阳明传习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68.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