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圆读通鉴随笔五十六】——对“完璧归赵”的多种评价
（前283年）赵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请易以十五城。赵王欲勿与，畏秦强；欲与之，恐见欺。以问蔺相如，对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许，曲在我矣。我与之璧而秦不与我城，则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臣愿奉璧往，使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 第131页
《史记》之《廉颇蔺相如列传》选在中学课本，“完璧归赵”的故事不知者不多也。本不想就此事再多废话，正好在《古文观止》中读到明朝王世贞的《蔺相如完璧归赵论》，对此事另有看法，不妨研究一下。他认为：一、秦王要得璧是真心的，不是以此来试探赵国对秦国惧畏程度；二、赵国选择有二：舍得给就给，舍不得给就不给，双方都无所谓曲直对错，秦国不会以此为借口进攻赵国；舍不得给但是又害怕秦国，那就给人家，没那么多废话。为什么又怕秦国又不给“复挑其怒”？三、秦王既以按蔺相如要求“设九宾”、“斋戒五日”，蔺相如就没有道理不给秦国和氏璧，秦王“其势不得不与城”。如果秦王不予城，王世贞替蔺相如编好了台词：“臣固知大王之弗与城也。夫璧非赵璧乎，而十五城秦宝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十五城，十五城之弟子，皆厚怨大王弃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与城，而绐赵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请就死於国，以明大王之失信！”王世贞认为蔺相如按他编的台词对付秦王，秦王要真要以城换璧，会失去十五城百姓的人心；如果只要璧不给城，就会失信天下，则曲在秦。他认为蔺相如先使人怀璧归赵，会让秦觉得理直气壮，当时，不杀蔺相如，不进攻赵国，只是秦王没有想与赵绝。蔺相如能完璧归赵，赵国能得以免祸，不过一时侥幸，，蔺相如靠运气滥得千古盛名。
唐宋以降，文人好写翻案文章，评价历史。仅手头《古文观止》，就有杜牧《阿房宫赋》、柳宗元《桐叶封弟辨》、欧阳修《纵囚论》、苏洵《管仲论》、苏轼《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苏辙《六国论》、王安石《读孟尝君传》、方孝孺《豫让论》、唐顺之《信陵君救赵论》及上面谈到的王世贞《蔺相如完璧归赵》。“历史”是什么？是发生过的事实；“历史”还是什么？是后人记录下来的文本上的“事实”，事实是唯一的，而记录下来的“事实”则因记载之人的观念、学力、取舍而不尽相同了。后人评价历史事件或人物时，历史，已是掺杂观念的“文本历史”。所以，就有所谓“重新认识”、“重新评价”。重新认识是指文本的记载有差错之处，重新评价则指摘文本中掺杂的观念形态的东西有失偏颇。上面所列的文章，大多是重新评价，或与史书作者的观点不尽同，或与流行的评价不尽同。其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各自处的时代不同，思想观念不同。《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及诸子文中所载之历史，是以战国百家思想观念取舍事实，臧否人物；以上诸公文章，则以唐宋明儒家正统观念看历史，尤其是明代三位的观念，迂腐不堪，以儒家圣王那一套对待历史人物，苛之太甚。让剑客豫让做谏臣；谓当时的信陵君培植私党，平原君、侯生、如姬等“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他们违背组织程序救赵不有功反有罪；以及批评蔺相如的作为不是“保国保身的万全之策”，诸如此类。
【锐圆读通鉴随笔五十六】——对“完璧归赵”的多种评价
（前283年）赵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请易以十五城。赵王欲勿与，畏秦强；欲与之，恐见欺。以问蔺相如，对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许，曲在我矣。我与之璧而秦不与我城，则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臣愿奉璧往，使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
——《资治通鉴》中华书局版 第131页
《史记》之《廉颇蔺相如列传》选在中学课本，“完璧归赵”的故事不知者不多也。本不想就此事再多废话，正好在《古文观止》中读到明朝王世贞的《蔺相如完璧归赵论》，对此事另有看法，不妨研究一下。他认为：一、秦王要得璧是真心的，不是以此来试探赵国对秦国惧畏程度；二、赵国选择有二：舍得给就给，舍不得给就不给，双方都无所谓曲直对错，秦国不会以此为借口进攻赵国；舍不得给但是又害怕秦国，那就给人家，没那么多废话。为什么又怕秦国又不给“复挑其怒”？三、秦王既以按蔺相如要求“设九宾”、“斋戒五日”，蔺相如就没有道理不给秦国和氏璧，秦王“其势不得不与城”。如果秦王不予城，王世贞替蔺相如编好了台词：“臣固知大王之弗与城也。夫璧非赵璧乎，而十五城秦宝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十五城，十五城之弟子，皆厚怨大王弃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与城，而绐赵璧，以一璧故，而失信於天下，臣请就死於国，以明大王之失信！”王世贞认为蔺相如按他编的台词对付秦王，秦王要真要以城换璧，会失去十五城百姓的人心；如果只要璧不给城，就会失信天下，则曲在秦。他认为蔺相如先使人怀璧归赵，会让秦觉得理直气壮，当时，不杀蔺相如，不进攻赵国，只是秦王没有想与赵绝。蔺相如能完璧归赵，赵国能得以免祸，不过一时侥幸，，蔺相如靠运气滥得千古盛名。
唐宋以降，文人好写翻案文章，评价历史。仅手头《古文观止》，就有杜牧《阿房宫赋》、柳宗元《桐叶封弟辨》、欧阳修《纵囚论》、苏洵《管仲论》、苏轼《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晁错论》、苏辙《六国论》、王安石《读孟尝君传》、方孝孺《豫让论》、唐顺之《信陵君救赵论》及上面谈到的王世贞《蔺相如完璧归赵》。“历史”是什么？是发生过的事实；“历史”还是什么？是后人记录下来的文本上的“事实”，事实是唯一的，而记录下来的“事实”则因记载之人的观念、学力、取舍而不尽相同了。后人评价历史事件或人物时，历史，已是掺杂观念的“文本历史”。所以，就有所谓“重新认识”、“重新评价”。重新认识是指文本的记载有差错之处，重新评价则指摘文本中掺杂的观念形态的东西有失偏颇。上面所列的文章，大多是重新评价，或与史书作者的观点不尽同，或与流行的评价不尽同。其所以不同，是因为他们各自处的时代不同，思想观念不同。《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及诸子文中所载之历史，是以战国百家思想观念取舍事实，臧否人物；以上诸公文章，则以唐宋明儒家正统观念看历史，尤其是明代三位的观念，迂腐不堪，以儒家圣王那一套对待历史人物，苛之太甚。让剑客豫让做谏臣；谓当时的信陵君培植私党，平原君、侯生、如姬等“知有信陵，不知有王”，他们违背组织程序救赵不有功反有罪；以及批评蔺相如的作为不是“保国保身的万全之策”，诸如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