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谱：来自国外的中共党史最新资料（续2） 发布时间： 2005-6-6 19:55:22 被阅览数： 1069 次 来源： 中国党政信息网
文字 〖 大 中 小 〗 自动滚屏（右键暂停）
马尔蒂，多列士和多洛雷斯[1]，皮克，乌布利希，柯普勒尼希[2]，拉科西和什维尔玛[3]。
波克[4]，莱赫蒂宁[5]，弗拉索夫[6]，科拉罗夫[7]，沃尔夫[8]。
大家认为，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出的，关于解散作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的建议，原则上和政治上是正确的。
决定明天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决议草案，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准备把决议草案送：波立特[9]（通过费丁）。
还通过我们这条线送：
（1）毛泽东；（2）铁托；（3）芬德尔[10]；（4）杜克洛[11]；（5）白劳德（给拉丁美洲）；（6）林德罗特[12]（瑞典）。
1943年8月19日
伊利乔夫[13]中将和博利沙科夫[14]少将来谈关于向南斯拉夫和中国输送人员问题。
毛泽东的儿子（在军事学院学习）。
1943年12月22日
通过伊利乔夫给毛泽东（延安）发去如下个人书信（密码）：
“1、关于您的儿子。我已把他安置在军事政治学院，毕业后将拥有马列主义和现代军事领域的丰富学识。他是有才干的青年，我相信您会得到他这么一个可靠而又优秀的助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问候。
2、关于政治性问题。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其原有领导人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我个人不能不友好地说出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使我感到的不安。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开始经常认真地直接处理中国事务。基于我所了解的一切情况，我认为，削弱同中国的外国占领者的斗争，偏离正在出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倾向，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时期，这样的方针会给党造成一种威胁，使党在人民群众中处于孤立的境地，并会导致内战危险的加剧，对此可能只有占领者和他们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感兴趣。我认为，开展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责他们推行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他们正在把党推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而应当维护他们并尽一切办法为党的事业而使用他们。使我感到担忧的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党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对苏联怀有不健康的情绪。康生的作用也令我感到是值得怀疑的。康生及其机关在贯彻执行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加强党内团结这一正确的党内措施时，所采取的那种谬误形式只能在党员群众队伍中散布互相之间的猜疑，引起深刻的愤懑情绪，并起到给敌人瓦解党的努力帮忙的作用。还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得到了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分子已决定向延安派去自己的奸细，其目的是促使王明同您和党的其他活动家发生纠纷，同时还制造一种反对所有在莫斯科生活和学习过的人的敌对情绪。对国民党分子的这种险恶用心，我已预先及时地向您提出过警报。国民党分子的夙愿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这样的办法使他们能更轻而易举地消灭共产党。我不怀疑康生是在以自己的行动为这些奸细助一臂之力。请原谅我的这种同志式的坦诚，不过只是由于对您怀有深切的敬意和坚定地相信您作为党的公认领袖会关注事务的真实面目，我才贸然地如此坦率直言。
请您按我寄送此信的同一途径作复。
紧握您的手！”
1944年1月10日
近日收到毛泽东（经伊利乔夫）对我1943年12月22日发信（密电）的答复：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1）我们没有削弱抗日斗争。相反，八路军的部队在1943年对日本人发动了几十次进攻性的战斗。其成果是夺回了一部分1940年和1942年丢失的地区。八路军的人数现在约为50万人。1943年的抗日斗争进行得异常激烈。
（2）同国民党合作的路线没有改变。1943年7月形成了非常紧张而危险的局面。国民党准备向边区发动武装进攻。由于我们采取了各方面的措施，才得以避免冲突的发生。1944年也有可能发生同样的紧张局势。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措施的目标是避免武装冲突。
（3）我们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好。我们根本不想把他排除在党外。周恩来有很大的成就和进步。
（4）王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党活动。这一切都已通报给党的全体干部。但是我们不想把此事向全体党员群众公开，更不准备向所有非党群众公布。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对王明所有错误进行批判的结果则是这些干部更加团结一致。
（5）我请您相信并能保证，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内是受到爱戴和高度尊敬的……
（6）我的看法是，王明是个不可靠的人。王明早期曾在上海被捕。有几个人说他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之后被释放。还有人说他同米夫[15]有可疑的联系。王明进行了大量的反党活动。
康生是个可靠的人。审查不是由他的下属机构进行的。他们所作的只是揭露部分间谍。我们审查是全面的，深刻的。
毛泽东”
1月7日毛泽东发来第二份电报：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除我1月2日电报所陈观点之外，现拟再就这些问题陈述如下：我衷心地感谢您给我的指示。我一定深入研究这些指示，注意它们，并根据指示采取措施。在同国民党相互谅解方面，我们执行的政策是合作的政策。
我估计1944年这方面的局势会好些。关于党内问题：这方面的政策是致力于联合一致，巩固团结。在同王明的关系上正是执行这样的政策。由于1943年下半年所做工作的结果，党内的形势、党的团结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
请您放心。就您的想法，您的内心感受而言，我们是心心相通的，因为我的想法和感受基本是和您一致的。
致以问候 毛泽东。”
1944年1月13日
接见毛泽东的儿子，他在军事学院学习。
1944年1月19日
通过伊利乔夫发给延安的王明有关同毛泽东相互关系的密电。
1944年2月25日
通过伊利乔夫给毛泽东发去如下电报：
“亲爱的毛同志！
您的两份电报收悉。您的第二份电报特别使我高兴。我不怀疑，您对我的友好意见会给予必要的、认真的注意，并将为党和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采取所要求的必要措施。如能告之您所采取的措施取得的实际结果如何，我将不胜感激。
兄弟般的问候。 紧握您的手。”
1944年2月29日
给毛泽东发去如下密电：
“请告知在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是否有某种较重大的变化，如果有，这些变化有何具体体现。能否就边区的情况，你们军队和游击队反对日本人的行动和共产党活动的一些主要内容每周或每10天给我们一份简报？这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是非常有益的。”
1944年3月7日
还接到王明（延安）的下述密电：
“尊敬的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12月至1月期间转给了我两份您的电报。
谢谢您对中共和对我的关心。我对毛泽东的态度一如既往，因为我把他作为党的领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尽管过去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和最近一年就党内生活问题针对我开展的重大运动中的一些个别问题上有个人之间的分歧。
（一位）同志告诉我，他系统地向您通报了有关所有这些问题的情况。
我不了解在这方面您对哪些事情感兴趣和对哪些问题不清楚。
请给予指示，我将作复。最近一年，在党内开展了以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为基础重新审视党的全部历史的运动。
他被宣布为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中国化马列主义的主要代表。
我意识到您能提高我们党的威信，这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条件下是特别重要的；在强调中共是全国性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下，我完全支持这场运动。
因此我已经既在口头上，也在书面上向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声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斗争和确定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都是毛泽东的贡献，而不是我的，如同我以前认为的那样。
我还声明，我放弃一切有关政治分歧的争论。
衷心感谢您和亲爱的罗莎[16]多年来对我女儿的关心和教育。
对可爱的米佳[17]的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1944年4月1日
通过伊利乔夫线路收到毛泽东的如下电报：
“尊敬的季米特洛夫同志！
您的2月26日电报收悉。很高兴。
将以本电向您阐述最近一个时期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
1、去年8月、9月和10月，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广泛开展了要解散中国共产党的运动。
与此同时，它在边界集结了大量武装力量，开始威胁边区。
这时，蒋介石估计他的所有这些动作必定会在中共内部引起分裂。然而其结果却是我党的团结和巩固。
无论是对他开展的解散中共的运动，还是对他发动的军事威胁，我们都采取了强硬的立场。
我们的这一立场迫使国民党在去年9月召开的十一届中央全会上做出决定，宣布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一切问题都有可能通过政治途径得到解决。
我们随即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国民党十一届中央全会的声明。
2、去年12月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在蒋介石面前表示了关于维护国共两党团结的必要性和两者之间的不容发生武装冲突的观点。
从去年8月3日到12月苏联和美国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实质是反对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发生分裂和武装冲突，主张它们之间的团结。
这一切合在一起，给我们以很大帮助。
3、蒋介石去年12月同我们驻重庆代表董必武会谈时表示了由延安派我们的代表赴重庆同他会晤和会谈的愿望。
4、今年1月蒋介石命胡宗南缓和边区周围的形势。胡宗南为执行这一命令，于2月命其下属部队停止武装进攻边区的准备工作。同时，根据他的命令从边区边界撤走了4个最有战斗力的步兵师，为给他们换防，而部署了4个战斗力较差的步兵师。
5、我们已做出决定，派遣边区政府代表林伯渠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后者表示欢迎。林伯渠于4月初启程。
6、在重庆的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一系列有关边区，有关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的问题：他们的情况如何，国民党对他们的政策如何等等。
2月，一批外国记者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准许他们去边区。
不管蒋介石对此信是怎样的满心不快，还是不得不对此行表示了同意。但是同时下令派一组他的人员随同这些记者去边区。
这批进行考察的外国记者中有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共计10人。
我们方面表示欢迎这批记者来访。他们将在4月初到达延安。
7、罗斯福表示了派其军事代表到边区了解八路军状况的愿望。
蒋介石对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是不满意的。现在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
8、去年在军事行动方面，国民党只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抗日战役：第一次在宜昌地区，第二次在常德地区。
但即使这两次，也是日本人强加给国民党军队的，是日本人首先发动了进攻。
国民党的战斗力日益减弱。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这种消极态度表示了不满。
中共的武装力量牵制住全部在华日军的58%，牵制住90%以上的伪军。
基于这种情况，美国想在反攻阶段利用我们的武装力量去打击日军。
9、我们方面很希望美国政府做出努力，以使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美国能给我们提供武器弹药的援助，这是我们极感需要的。
如有可能，请您把此事告知白劳德并请他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帮助。中国希望对日本发动反攻。
毛泽东 1944年3月23日”
1944年7月25日
收到毛泽东有关中国，特别是有关边区的详细电报。
一批外国记者到达延安。美国军事使团将来到毛泽东的军队里。蒋介石终于被迫同意美国人派出这类使团。
1944年7月29日
接见毛泽东之子。临时派他以中尉身份去前线。
1944年10月9日
召开本部人员会议（潘友新报告中国情况）。
1944年10月11日
召开本部工作人员会议讨论潘友新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
1944年11月2日
同波诺马廖夫研究我部出版报导国际消息的国际通报计划。
听取利西岑上校和鲁赞斯基上校关于中国的详细报告。
1944年11月30日
涅斯托罗夫、莫罗佐夫[18]、普鲁德尼科夫[19]、潘友新讨论了蒙古共和国和延安之间的联系线路问题。迄今的一切尝试都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而这条线路是需要的。
责成他们作进一步研究并提出新的具体建议。
1944年12月2日
同费丁和朗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开会研究建立蒙古共和国和延安之间联系线路问题。
1944年12月19日
接见苏联驻蒙大使伊万诺夫，谈在蒙古共和国和延安（中国边区）之间建立联系通道问题。
1945年7月4日
见罗申少将（驻重庆军事代表）。我们谈论了他动身之前中国的情况。
1945年8月18日
与潘友新起草致毛泽东的电报，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
[1] 伊巴露丽·多洛雷斯（1895-1991），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2] 约翰·柯普勒尼希（1891-1968），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时任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
[3] 扬·什维尔玛（1901-1944），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4] 安娜·波克（1893-1960），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驻共产国际代表。
[5] И. 莱赫蒂宁，芬兰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6] В. 弗拉索夫，在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活动家。
[7] В.科拉罗夫（1877-1950），保加利亚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8] 法尔卡什·沃尔夫（1904-1965），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成员。
[9] 哈里·波立特（1890-1960），英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
[10] 芬德尔，葡萄牙共产党中央书记。
[11] 雅克·杜克洛（1896-1975），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12] 林德罗特，瑞典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时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成员。
[13] И.伊利乔夫，苏军情报局负责人。
[14] 博利沙科夫，苏军情报部处长。
[15] 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1901-1939），共产国际活动家。1927年2-6月受联共（布）中央委派，率宣传小组访华并参加中共五大。1928年3月至1935年12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30年秋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直接控制和操纵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扶植王明上台。后在苏联大清洗中被捕。
[16] 罗莎，季米特洛夫的第二个夫人。
[17] 米佳，季米特洛夫7岁的儿子。
[18] 伊万·莫罗佐夫，时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100研究所所长。
[19] 马克西姆·普鲁德尼科夫，时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100研究所副所长。
华谱：来自国外的中共党史最新资料（续2） 发布时间： 2005-6-6 19:55:22 被阅览数： 1069 次 来源： 中国党政信息网
文字 〖 大 中 小 〗 自动滚屏（右键暂停）
马尔蒂，多列士和多洛雷斯[1]，皮克，乌布利希，柯普勒尼希[2]，拉科西和什维尔玛[3]。
波克[4]，莱赫蒂宁[5]，弗拉索夫[6]，科拉罗夫[7]，沃尔夫[8]。
大家认为，向共产国际各支部提出的，关于解散作为国际工人运动领导中心的共产国际的建议，原则上和政治上是正确的。
决定明天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决议草案，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准备把决议草案送：波立特[9]（通过费丁）。
还通过我们这条线送：
（1）毛泽东；（2）铁托；（3）芬德尔[10]；（4）杜克洛[11]；（5）白劳德（给拉丁美洲）；（6）林德罗特[12]（瑞典）。
1943年8月19日
伊利乔夫[13]中将和博利沙科夫[14]少将来谈关于向南斯拉夫和中国输送人员问题。
毛泽东的儿子（在军事学院学习）。
1943年12月22日
通过伊利乔夫给毛泽东（延安）发去如下个人书信（密码）：
“1、关于您的儿子。我已把他安置在军事政治学院，毕业后将拥有马列主义和现代军事领域的丰富学识。他是有才干的青年，我相信您会得到他这么一个可靠而又优秀的助手。他向您致以热烈的问候。
2、关于政治性问题。不言而喻，共产国际解散之后，其原有领导人中的任何人都不能干预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但是我个人不能不友好地说出中国共产党内的情况使我感到的不安。您知道，从1935年起我开始经常认真地直接处理中国事务。基于我所了解的一切情况，我认为，削弱同中国的外国占领者的斗争，偏离正在出现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倾向，在政治上都是错误的。在中国人民进行民族战争时期，这样的方针会给党造成一种威胁，使党在人民群众中处于孤立的境地，并会导致内战危险的加剧，对此可能只有占领者和他们在国民党内的代理人感兴趣。我认为，开展反对周恩来和王明的运动，指责他们推行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战线政策，似乎他们正在把党推向分裂，这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不应当使周恩来和王明这样的人孤立于党，而应当维护他们并尽一切办法为党的事业而使用他们。使我感到担忧的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党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对苏联怀有不健康的情绪。康生的作用也令我感到是值得怀疑的。康生及其机关在贯彻执行清除党内敌对分子和加强党内团结这一正确的党内措施时，所采取的那种谬误形式只能在党员群众队伍中散布互相之间的猜疑，引起深刻的愤懑情绪，并起到给敌人瓦解党的努力帮忙的作用。还在今年8月，我们就从重庆得到了完全可靠的消息说，国民党分子已决定向延安派去自己的奸细，其目的是促使王明同您和党的其他活动家发生纠纷，同时还制造一种反对所有在莫斯科生活和学习过的人的敌对情绪。对国民党分子的这种险恶用心，我已预先及时地向您提出过警报。国民党分子的夙愿是从内部瓦解共产党，这样的办法使他们能更轻而易举地消灭共产党。我不怀疑康生是在以自己的行动为这些奸细助一臂之力。请原谅我的这种同志式的坦诚，不过只是由于对您怀有深切的敬意和坚定地相信您作为党的公认领袖会关注事务的真实面目，我才贸然地如此坦率直言。
请您按我寄送此信的同一途径作复。
紧握您的手！”
1944年1月10日
近日收到毛泽东（经伊利乔夫）对我1943年12月22日发信（密电）的答复：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1）我们没有削弱抗日斗争。相反，八路军的部队在1943年对日本人发动了几十次进攻性的战斗。其成果是夺回了一部分1940年和1942年丢失的地区。八路军的人数现在约为50万人。1943年的抗日斗争进行得异常激烈。
（2）同国民党合作的路线没有改变。1943年7月形成了非常紧张而危险的局面。国民党准备向边区发动武装进攻。由于我们采取了各方面的措施，才得以避免冲突的发生。1944年也有可能发生同样的紧张局势。我们的努力，我们的措施的目标是避免武装冲突。
（3）我们同周恩来的关系非常好。我们根本不想把他排除在党外。周恩来有很大的成就和进步。
（4）王明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反党活动。这一切都已通报给党的全体干部。但是我们不想把此事向全体党员群众公开，更不准备向所有非党群众公布。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对王明所有错误进行批判的结果则是这些干部更加团结一致。
（5）我请您相信并能保证，斯大林同志和苏联在中国共产党内是受到爱戴和高度尊敬的……
（6）我的看法是，王明是个不可靠的人。王明早期曾在上海被捕。有几个人说他在狱中承认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之后被释放。还有人说他同米夫[15]有可疑的联系。王明进行了大量的反党活动。
康生是个可靠的人。审查不是由他的下属机构进行的。他们所作的只是揭露部分间谍。我们审查是全面的，深刻的。
毛泽东”
1月7日毛泽东发来第二份电报：
“致季米特洛夫同志。
除我1月2日电报所陈观点之外，现拟再就这些问题陈述如下：我衷心地感谢您给我的指示。我一定深入研究这些指示，注意它们，并根据指示采取措施。在同国民党相互谅解方面，我们执行的政策是合作的政策。
我估计1944年这方面的局势会好些。关于党内问题：这方面的政策是致力于联合一致，巩固团结。在同王明的关系上正是执行这样的政策。由于1943年下半年所做工作的结果，党内的形势、党的团结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改善。
请您放心。就您的想法，您的内心感受而言，我们是心心相通的，因为我的想法和感受基本是和您一致的。
致以问候 毛泽东。”
1944年1月13日
接见毛泽东的儿子，他在军事学院学习。
1944年1月19日
通过伊利乔夫发给延安的王明有关同毛泽东相互关系的密电。
1944年2月25日
通过伊利乔夫给毛泽东发去如下电报：
“亲爱的毛同志！
您的两份电报收悉。您的第二份电报特别使我高兴。我不怀疑，您对我的友好意见会给予必要的、认真的注意，并将为党和我们共同事业的利益采取所要求的必要措施。如能告之您所采取的措施取得的实际结果如何，我将不胜感激。
兄弟般的问候。 紧握您的手。”
1944年2月29日
给毛泽东发去如下密电：
“请告知在共产党和蒋介石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是否有某种较重大的变化，如果有，这些变化有何具体体现。能否就边区的情况，你们军队和游击队反对日本人的行动和共产党活动的一些主要内容每周或每10天给我们一份简报？这在当前的复杂形势下是非常有益的。”
1944年3月7日
还接到王明（延安）的下述密电：
“尊敬的格奥尔基·米哈伊洛维奇！12月至1月期间转给了我两份您的电报。
谢谢您对中共和对我的关心。我对毛泽东的态度一如既往，因为我把他作为党的领袖而全心全意地予以支持，尽管过去我们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和最近一年就党内生活问题针对我开展的重大运动中的一些个别问题上有个人之间的分歧。
（一位）同志告诉我，他系统地向您通报了有关所有这些问题的情况。
我不了解在这方面您对哪些事情感兴趣和对哪些问题不清楚。
请给予指示，我将作复。最近一年，在党内开展了以毛泽东的思想和活动为基础重新审视党的全部历史的运动。
他被宣布为中国布尔什维克主义和中国化马列主义的主要代表。
我意识到您能提高我们党的威信，这在没有共产国际的条件下是特别重要的；在强调中共是全国性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下，我完全支持这场运动。
因此我已经既在口头上，也在书面上向毛泽东和中央委员会声明，反对李立三路线的斗争和确定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都是毛泽东的贡献，而不是我的，如同我以前认为的那样。
我还声明，我放弃一切有关政治分歧的争论。
衷心感谢您和亲爱的罗莎[16]多年来对我女儿的关心和教育。
对可爱的米佳[17]的去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1944年4月1日
通过伊利乔夫线路收到毛泽东的如下电报：
“尊敬的季米特洛夫同志！
您的2月26日电报收悉。很高兴。
将以本电向您阐述最近一个时期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
1、去年8月、9月和10月，国民党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广泛开展了要解散中国共产党的运动。
与此同时，它在边界集结了大量武装力量，开始威胁边区。
这时，蒋介石估计他的所有这些动作必定会在中共内部引起分裂。然而其结果却是我党的团结和巩固。
无论是对他开展的解散中共的运动，还是对他发动的军事威胁，我们都采取了强硬的立场。
我们的这一立场迫使国民党在去年9月召开的十一届中央全会上做出决定，宣布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一切问题都有可能通过政治途径得到解决。
我们随即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国民党十一届中央全会的声明。
2、去年12月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在蒋介石面前表示了关于维护国共两党团结的必要性和两者之间的不容发生武装冲突的观点。
从去年8月3日到12月苏联和美国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实质是反对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发生分裂和武装冲突，主张它们之间的团结。
这一切合在一起，给我们以很大帮助。
3、蒋介石去年12月同我们驻重庆代表董必武会谈时表示了由延安派我们的代表赴重庆同他会晤和会谈的愿望。
4、今年1月蒋介石命胡宗南缓和边区周围的形势。胡宗南为执行这一命令，于2月命其下属部队停止武装进攻边区的准备工作。同时，根据他的命令从边区边界撤走了4个最有战斗力的步兵师，为给他们换防，而部署了4个战斗力较差的步兵师。
5、我们已做出决定，派遣边区政府代表林伯渠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后者表示欢迎。林伯渠于4月初启程。
6、在重庆的记者招待会上外国记者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一系列有关边区，有关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的问题：他们的情况如何，国民党对他们的政策如何等等。
2月，一批外国记者写信给蒋介石，要求准许他们去边区。
不管蒋介石对此信是怎样的满心不快，还是不得不对此行表示了同意。但是同时下令派一组他的人员随同这些记者去边区。
这批进行考察的外国记者中有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共计10人。
我们方面表示欢迎这批记者来访。他们将在4月初到达延安。
7、罗斯福表示了派其军事代表到边区了解八路军状况的愿望。
蒋介石对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是不满意的。现在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
8、去年在军事行动方面，国民党只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抗日战役：第一次在宜昌地区，第二次在常德地区。
但即使这两次，也是日本人强加给国民党军队的，是日本人首先发动了进攻。
国民党的战斗力日益减弱。美国对国民党军队的这种消极态度表示了不满。
中共的武装力量牵制住全部在华日军的58%，牵制住90%以上的伪军。
基于这种情况，美国想在反攻阶段利用我们的武装力量去打击日军。
9、我们方面很希望美国政府做出努力，以使中共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美国能给我们提供武器弹药的援助，这是我们极感需要的。
如有可能，请您把此事告知白劳德并请他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帮助。中国希望对日本发动反攻。
毛泽东 1944年3月23日”
1944年7月25日
收到毛泽东有关中国，特别是有关边区的详细电报。
一批外国记者到达延安。美国军事使团将来到毛泽东的军队里。蒋介石终于被迫同意美国人派出这类使团。
1944年7月29日
接见毛泽东之子。临时派他以中尉身份去前线。
1944年10月9日
召开本部人员会议（潘友新报告中国情况）。
1944年10月11日
召开本部工作人员会议讨论潘友新关于中国局势的报告。
1944年11月2日
同波诺马廖夫研究我部出版报导国际消息的国际通报计划。
听取利西岑上校和鲁赞斯基上校关于中国的详细报告。
1944年11月30日
涅斯托罗夫、莫罗佐夫[18]、普鲁德尼科夫[19]、潘友新讨论了蒙古共和国和延安之间的联系线路问题。迄今的一切尝试都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而这条线路是需要的。
责成他们作进一步研究并提出新的具体建议。
1944年12月2日
同费丁和朗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开会研究建立蒙古共和国和延安之间联系线路问题。
1944年12月19日
接见苏联驻蒙大使伊万诺夫，谈在蒙古共和国和延安（中国边区）之间建立联系通道问题。
1945年7月4日
见罗申少将（驻重庆军事代表）。我们谈论了他动身之前中国的情况。
1945年8月18日
与潘友新起草致毛泽东的电报，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载《中共党史研究》2001年第5期
[1] 伊巴露丽·多洛雷斯（1895-1991），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2] 约翰·柯普勒尼希（1891-1968），奥地利共产党领导人，时任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
[3] 扬·什维尔玛（1901-1944），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4] 安娜·波克（1893-1960），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驻共产国际代表。
[5] И. 莱赫蒂宁，芬兰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6] В. 弗拉索夫，在西班牙国际纵队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活动家。
[7] В.科拉罗夫（1877-1950），保加利亚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8] 法尔卡什·沃尔夫（1904-1965），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成员。
[9] 哈里·波立特（1890-1960），英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
[10] 芬德尔，葡萄牙共产党中央书记。
[11] 雅克·杜克洛（1896-1975），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12] 林德罗特，瑞典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时任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成员。
[13] И.伊利乔夫，苏军情报局负责人。
[14] 博利沙科夫，苏军情报部处长。
[15] 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1901-1939），共产国际活动家。1927年2-6月受联共（布）中央委派，率宣传小组访华并参加中共五大。1928年3月至1935年12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1930年秋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直接控制和操纵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扶植王明上台。后在苏联大清洗中被捕。
[16] 罗莎，季米特洛夫的第二个夫人。
[17] 米佳，季米特洛夫7岁的儿子。
[18] 伊万·莫罗佐夫，时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100研究所所长。
[19] 马克西姆·普鲁德尼科夫，时任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100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