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1期 ・三国研究・
诸葛亮治蜀对《管子》的借鉴
耿振东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241)
摘要:诸葛亮自比于管仲,说明管仲在诸葛亮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二人同为国相,继承发展管仲思想的《管子》一书有可能成为诸葛亮治蜀的参考。而从诸葛亮为后主刘禅抄写《管子》一书、进而结合其治蜀的实践进行分析,则证实了这一观点。在此基础上,》黄老一说,作出了不同的辨析。
关键词:管仲;管子;黄老;治蜀
中图分类号:K207 :1004——05 收稿日期:2008-07-08,。
管仲与诸葛亮均是历史上的贤相。前者“作内政而寄军[1][2]
令”,“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后者“抚百姓,示仪
[3](P934)轨”,尽忠治蜀,风化天下。苏辙在《上哲宗乞谨用左右近臣无杂邪正》的奏议中说:“臣闻管仲治齐,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诸葛亮治蜀,废廖立、李平为民,徙之边远,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骈、立、平三人者,皆齐蜀之贵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贵臣而使人无怨者,非有它也。赏罚必公、举措必当,国人皆知其所与之非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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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夺之非怨,故虽仇雠莫不归心耳。”
管仲与诸葛亮相距近千年,后人却将其并提,究其原因:一、同处相国的特殊地位;二、在为政理国的策略上二人有相同之处。事实上,在诸葛亮治蜀的过程中,他于继承发展管仲思想而成的《管子》一书正多有借鉴。
一点。后来,诸葛亮入仕并追随刘备兴复汉室。在此创业阶
段,管仲、乐毅的功业可能会是他终生奋斗的目标。
孔子曾对管仲赞不绝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之所以建立千秋功业,除了名君礼贤、贤臣忠君的历史组合,他在齐国实行的内外政改革,实是这一功业实现的根柢。既然管仲在诸葛亮的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内外政改革的理论可能会得到诸葛亮的认可;成书于战国之际、集管仲思想之大成、并对管仲思想作出进一步发展的《管子》一书,当为诸葛亮熟知,并有被其反复研习的可能。
史载刘备遗诏敕后主刘禅:“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诸葛亮给刘禅抄写《申》、《韩》、《管子》、《六韬》,一方面固然如明杨慎所说:“后主宽厚,襟量有余而权略智谋不足,当时识者咸以为忧。《六韬》述兵权,多奇计,《管子》贵轻重,慎权衡,《申子》覈名实,《韩子》攻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是为了补正后主之弊;另一方面却未尝不透露出《申》、《韩》等书是诸葛亮长期治蜀的主要依托的迹象。
时人称诸葛亮治蜀“刑法峻急”,这是他以法治国的表现。而《申》、《韩》、《管子》都是强调法治的,以此说明诸葛亮治蜀参考了这些书籍是可以成立的。申不害讲法,更以任术见长,韩非则集法、术、势之大成。《汉书・艺文志》说:“法家者流……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即指申、韩之类。《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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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当汉末乱世的诸葛亮对春秋的管仲与战国的乐毅心
存敬慕。《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曰:“亮躬畊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
管仲生在春秋初年,其时周王室式微,戎狄夷蛮屡侵中原。他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但重新树立起周天子的尊严,而且平定了四夷叛乱,捍为了华夏文明。他是历史上的贤相。乐毅受到战国燕昭王的礼遇,率五国之兵为燕伐齐,“下齐七十余城”,是威震一时的名将。“自比于管仲、乐毅”,大概是诸葛亮出将入相的人生志向的表达。裴松之说诸葛亮在“权御已移,汉祚将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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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正说明了这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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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虽然也含有《申》、《韩》那样的法治观念,但法治之外又保证人民基本的粮食供应,《蜀志・简雍传》还有“时天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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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以德教,即是说,《管子》是以礼法并用区别于《申》、《韩》酒,酿者有刑”的政令记载。诸葛亮显然是把发展农业视的。管仲是春秋初期的政治家,彼时周室虽已式微,但周的礼为“王之本事”、“人主之大务”的。此外,他还借鉴了《管子》乐制度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人心。管仲在诸侯会盟中经常提及“礼”、“德”、“信”,并以之作为外交原则。《管子》作为对管仲的承继与发展,正充分保留了这一思想。作为蜀国的丞相,诸葛亮既要主持内政,又要举兵讨伐魏、吴,于此可知他重视兵书《六韬》亦在情理之中。《管子》一书虽不是兵学专著,但也有讨论兵法的篇章。刘向在《管子叙录》中说,“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说明它是一部治世宝典,这恰与诸葛亮的实际需要相契合。种种迹象说明,诸葛亮治蜀可能会对《管子》作大量借鉴。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下面我们看诸葛亮在治戎、理民方面对《管子》作了哪些借鉴。
一 《,申、,但他们坚决排斥商业却又走上极端。事实上,商业和农业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管仲为政不但强调“无夺民时”,还主动“通齐国鱼盐于东莱”。《管子》继承了这一农商并重的做法,进一步提出“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无市则民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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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兴修水利以助农的做法,充分利用都江堰的水利资源。据《水经注・江水》:“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不难看出,这是对《管子》中“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思想的继承。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
还实行过军队屯田政策。从建兴十年(232年)起,诸葛亮暂停北伐,“体士劝农于黄沙”,在汉中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建兴十二年又在渭南“分兵屯田,”《蜀志・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对于诸葛亮这”的做法,《袁子》的评论是公允的。
不惟如此,诸葛亮还根据益州“民贫国虚”的实际,提出并实施了“决敌之资,唯仰锦耳”的重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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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是一种名
贵的丝织品,是益州的特产。诸葛亮充分利用这一本土资源,主动与魏、吴进行商品贸易。史载“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布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蜀锦的对外贸易既增加了人民的经济收入,又为蜀汉政府开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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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这种农商并重的治国之术是《管子》所独具而《申》、新的财源。这种做法与管仲“通齐国鱼盐于东莱”、《管子《韩》所独缺的。诸葛亮治蜀显然是遵循了《管子》的思路。・轻重甲》中齐以独有之盐与梁、赵等国进行商品交换是完
诸葛亮曾在《隆中对》中说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在其治蜀时却又不得不发出“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的感叹。史载益州刘璋为抗击五斗米道张鲁的对抗而迎刘备入蜀,“前后赂遗以巨亿计”。之后,二刘为争夺成都,战争席卷益州大部。法正对刘璋说:“计益州所仰唯蜀,蜀亦破坏,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为乱者十户为八。”战争对益州的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连刘璋也不得不承认,“百姓攻战三年,饥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刘备夺取益州后,蜀与吴、魏之间战争不断。后来魏方的司马懿在与诸葛亮的对峙中发现,“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在此种经济状态下,诸葛亮重视农业生产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管子》首篇《牧民》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诸葛亮对此是深有体悟的。针对益州初定、人民“饥膏草野”的现实,他提出“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的重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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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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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治国又置榷盐铁。他任命王连为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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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管子》中主张盐铁官营的“官山海”理论的借鉴。蜀国置榷盐铁可能没有对盐铁资源完全占有。《华阳国志・巴志》“临江县”一条曰:“有盐官,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亦家有盐井。”余明侠先生说:“临江县内既然存在官盐、私盐并列之局,其他地方自然也不例外。然而普通百姓却拥戴盐官,成为‘一郡所仰’,足证如果没有盐官,‘豪门’就会垄断生产,任意抬高盐价,趁机敲诈人民以牟取暴利。”为其提供的理论支持。
二 诸葛亮治蜀借鉴了《管子》以法治国、以教化与贤才治国的思想
三国纷争时期,烦琐、迷信的儒家经学已经衰落。当时的社会风尚是“儒林之群,幽隐而不显。”执政者“师商、韩而上法术,意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以诸葛亮为代表的政治家抛弃了谶纬经学的空洞说教,坚决主张依法治国。陈寿在《诸葛亮传》中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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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置榷盐铁是以商治蜀的表现,它离不开《管子》
。之后又下令“务农殖
谷,闭关息民”、“劝分务穑”,努力恢复并发展农业生产。诸葛亮还要求人民做到“丰年不奢”、“秋有余粮”,“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提倡以节俭的方式间接保护农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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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这是对诸葛亮法治思想的高度概括。
关于以法理民,在诸葛亮驳斥法正“缓刑驰禁”之说中有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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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治蜀中重道德教化的表现。陈寿说诸葛亮治蜀,“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曾经受到诸葛亮处罚的廖立、李平在听到诸葛亮病逝的消息后,前者哭泣,后者因悲痛身亡。而蜀国之民“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种种记载说明,诸葛亮治蜀绝对不是刻薄寡恩、专独尚法的申、韩所能比。相反,他的这种做法与《管子》反复强调的“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魏、蜀、吴三国,蜀国最小,,因而在有限的,杨洪对,于是提拔他为蜀郡太守。向宠曾,后参加伐吴之役,“秭归之败,宠营特完。”诸葛亮发现后向刘禅推荐,“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建议他“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并提拔向宠为中领军“托志忠雅”,费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公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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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略论其以法治戎的思想。诸葛亮治戎纪律
严明,十万大军不但作战勇猛,与人民相处也能秋毫无犯。史载蜀军深入魏境分兵屯田之际,“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他强调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建兴六年,诸葛亮出兵祁山,令马谡“统大众在前”。马谡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虽然诸葛亮与马谡“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感情深笃,但还是依法对其作了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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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街亭之战中,裨将
王平表现出色,“谡舍水上山,能用,,张郃疑其伏兵,,率将士而还。”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对于自己因“违众拔谡”而使战争失利,诸葛亮“自贬三等,以督厥咎。”可以说,诸葛亮真正实践了《管子》“贵贱皆从法”的法治思想。
《华阳国志》还记载了诸葛亮刑罚毋赦的思想。他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备。曾不语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于此,我们亦可看到诸葛亮对《管子》的借鉴。《管子・法法》中有关于惠、赦的详细论述。其文曰:“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积,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又曰:“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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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
对被选拔者的道德素养也极为重视。他荐举的官员,蒋琬
,董允“秉心
,陈震“忠纯之性,老而益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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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维“心存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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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才兼于人”
,邓芝“坚贞简亮,临官忘家”,他们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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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良死节之臣”。诸葛亮对贤才的举荐使得“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韩非子》、《管子》都是尚法治的,但前者“上法而不上贤”,后者法治之外又主张荐举贤才。《韩非子・忠孝》说:“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父……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此皆贤且智也,岂愚且不肖乎?是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管子》一方面强调法治,“夫法者,上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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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胜其福。故赦者,牛马之委辔;毋赦者,痤睢之矿石也。以一民使下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一方面又强调“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使民之机也。”在选贤任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诸葛亮执政十四年从未有过大赦,蜀国境内“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他病逝后,蜀国政局日渐衰颓,这里面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但与后主刘禅二十年内先后有过八次大赦不无关系。
诸葛亮又重视以教化治国。他曾批评商鞅之法是“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透露出他德政、威刑并用的特点。前面提到诸葛亮主张“治世以大德”,《三国志注》又曰:“亮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这些都是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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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上,它提出“三本”、“四固”说。“三本”就是德当其位,功当其禄,能当其官;“四固”就是“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由此看出,把诸葛亮实行的法治教化和贤人之治说成更多是对《管子》思想的传承是比较恰当的。
三 诸葛亮治戎借鉴了《管子》“利适,器之至也”的思想
史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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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诸葛亮对改进军士的武器装备非常重视。在蜀与魏、去魏仕燕,而为燕攻齐,又出燕奔赵,且幸燕之弊,使赵伐之为吴的战斗中,他制作使用了多种先进的军事器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强调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管子》早已言之。其《七法》曰:“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是故器成卒选,则士知胜矣。……故聚天下之精财,论百工之锐器,春秋角试,以练精锐为右。成器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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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视国家如传舍然,徒为一己利用之工具而已。诸葛何取于乐毅?”作者引用《史记》中《乐毅列传》、《田叔列传》、《曹相国世家》等文献资料,认为诸葛亮自比乐毅是因为乐毅与“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的乐瑕公、乐巨公系一族之人,“是齐为黄、老之学的发祥地,而乐氏又为其先师,乐毅亦能传其家学者。然则诸葛之自比管、乐,非徒以其为齐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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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不试不臧。”“工”指制造军用器械的人,“器”指兵器。实以其为黄、老之学耳。”“存乎论工”、“存乎制器”指重视让能工巧匠制造出无与伦比应该说,作者认为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出于黄老之学是有
的负有战斗力的兵器。只有“器成卒选”,战争才有胜利的把握。对于用“天下之精财”制造出的“百工之锐器”要反复练习使用,并根据其战斗力把它们分出等级。兵器未经检查不能使用,没有试验不能收藏。诸葛亮对《管子》中的这些军事思想深有体会。他有《作斧教》、《作钢铠教》、《作匕首教》的文字传世。在《作斧教》中,出严厉批评:“,刀环千余枚,数百枚,用之百余日,,宜收治之,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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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立论根据的。
我们知道,黄老之学是以老子道论为出发点,依托黄帝并”、君上无为而臣,》,……而实向往其学之囊括法道两”这一点也与《管子》的实际相符。《管子》一书多谈法,而《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又被认为是黄老之学的代表作。《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列入道家,《隋书・经籍志》则列入法家,其“囊括法道两家”是很明显的。至于说诸葛亮比之乐毅是因为乐毅能传其家学———黄老之学,似乎证据不足。《史记・乐毅列传》载:“而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又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司马迁只是说乐瑕公、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并未说乐毅也“善修黄帝、老子之言”,即是说,由他们三人同族并不能推出三乐都能为黄老之言的结论。从司马迁所叙这一派系的传承脉络看,乐瑕公、乐臣公只是黄老之学传承体系中的两个环节,乐瑕公的老师是毛翕公,毛翕公的老师是安期生,黄老之学的祖师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这里面除了二乐之外都非乐氏族人,则黄老之学并非乐氏“家学”可知。如果乐毅也传黄老之学的话,至少是应该在这个传承脉络中占有一个位置的。所以,作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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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曾令巧匠蒲元“铸刀三千口”,“刀成,以竹简密纳铁珠满中,举刀断之,应手虚落,若薙水刍,称绝当世,因曰神刀。”针对魏军强悍的骑兵部队,诸葛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他利用涪陵郡善射的少数民族组成一支三千人的“连弩士”,这是一种专掌连弩的特种部队。大量连弩集中使用构成密集火力,是对抗骑兵部队的有力武器。1964年在成都郫县出土了一张蜀汉景耀四年制造的铜制弩机,这是距诸葛亮病逝后二十七年的蜀军兵械,大概是诸葛亮连弩的仿造。机上铭文注其开弓拉力为“十石”,“按汉代‘六石’弩射程为二百六十米,‘十石’弩当射得更远,这就提高了弓弩抗御骑兵的能力。”诸葛亮在军事器械方面的努力充分实践了《管子・兵法》所说的“利适,器之至也”的军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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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一种观点认为:诸葛亮“以管、乐自比,即欲以黄、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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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易天下耳。”即是说,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出于黄老之学。诸葛亮比之乐毅是因为乐毅“传其家学”,似有不妥。文章作者说,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写道“非淡泊无以明志,非笔者以为,在判定诸葛亮的政治思想是否属于黄老之前,宁静无以致远”,这是他“一生政治思想的自我表白。”“然则所谓‘澹泊宁静’之说,乃君人南面之术也。”“诸葛对于后主的要求是无为,而对于自己则是有为。”诸葛亮治蜀采用的是“恩威并用的施政方针”,这些都是黄老之学的特色。“诸葛前者自比于管、乐,后来又为后主写《管子》,始终以之者,非仅以管仲之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之功,为己立身蕲向而已,而实向往其学之囊括法道两家耳。”“至乐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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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要对“上无为”、“下有为”的划分标准从各个层面作出界定。因为黄老治国强调的君上无为、臣下有为只是一种概括的说法,无为与有为的职守区分并不能只限定在君与臣之间,除了君与臣的无为、有为的职守区分,还应在各级官员之间作出无为、有为的职守界定,尤其像诸葛亮这样的一国之相,有一个对君上与百官如何实现无为、有为的问题。文章作者之所以将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划归黄老,其立足点显然只是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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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禅与诸葛亮之间,他并没有将其视线投向以诸葛亮为首的无巨细,咸决于亮”、“罚二十以上,皆亲 焉”的黄老之术?若臣属官员。依诸葛亮之所为,从君、臣这个层面来诠释其政治是,则诸葛亮是有为而臣下却无为了。思想,似乎是一种黄老治国之术,因为刘禅无为,诸葛亮有为。《管子・心术上》是黄老之学的代表作,其文曰:“心之在可是,如果从诸葛亮与百官之间的实际表现看,他却没能实践上无为、下有为的黄老治国之术,也就是说,诸葛亮之与百官,本来是亮无为、百官有为,而实际上却是亮与百官均大有作为。
为什么这样说呢?理由很简单,诸葛亮的所作所为与历史上真正的黄老政治并不相符。我们知道,西汉初年是实行了黄老治国之术的,两代相国曹参、陈平都是善为黄老之学并将其运用到了治国的实践的。那么,曹参与陈平以黄老治国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据《史记・陈丞相世家》,文帝问右丞相周勃一年决狱多少,收支几何,周勃不知。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平说:“有主者。”“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文帝不解,责问陈平说:“苟各有主者,曰:“主臣。,,理阴阳,顺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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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认为,身为丞相,对一年决狱多少、收支几何这些小事无所知并不为过,丞相的主要职责是“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显然,丞相陈平认为实施黄老治国的关键是上下职守明确,各司其职。《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参为相,“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更有甚者,“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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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
……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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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对比诸葛亮治蜀之所为,他对《管子》虽多方面研习,独此没有太多借鉴。盖非欲不借鉴,实在是处于连年的南征北伐、“兴复汉室”的创业阶段借鉴不得。相反,应该是斥黄老之学而倡导群策群力。西汉黄老之学是一种守天下之术,而非夺天下之法,诸葛亮对此应该深有领悟。因此,说诸葛亮:
1(].:齐鲁书社.2005.2]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版.[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版.[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7]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8]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9]诸葛亮.诸葛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10]重印四部丛刊.上海:上海书店.
[11]余明侠.诸葛亮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事。”曹参丞相之所为与诸葛丞相之所为真可谓失之千里。
1996.
曹参、陈平治国实行的是黄老之学,这是毫无异议的;那么,诸
[12]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葛亮所行则只能非是。岂有以黄老治国却要求后主刘禅“事
[13]白寿彝.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3]
无大小,悉以咨之”的道理?且诸葛亮治蜀,“政事无巨细,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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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决于亮”。《三国志》注曰:“亮使至,(注:司马懿)问其寝[14]王利器.试论诸葛亮的政治思想[A].成都诸葛亮研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究会.诸葛亮研究[C].成都:巴蜀书社,1985.
[15]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R].北十以上,皆亲 焉;所噉食不至数升。’宣王曰:‘亮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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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君臣有分工,百官有分职,就诸葛亮而言,岂有“政事京:文物出版社,1976.
LessonsZhugeLiangDrewfrom
GengZhendong
Abstract:ZhugeLiangthoughthewasnolessgreatthanGuanZhong,showingthatGuanZhonghadanimportantpositioninZhugeLiang’spoliticallife.SincethetwopeoplewerePrimeministers,thebook“GuanZi”thatcar2riedonanddevelopedGuanZhong’thinkingmightaswellbereferencesforZhugeLianginhisgoverningtheShuState.ThisviewcanbeprovenbythefactthatZhugeLiangoncetranscriptedthebook“GuanZi”forLiuChan,thelastemperoroftheShuState,andbasedonafurtheranalysisofhispracticeingoverningtheShuState.Inthisview,theauthorputsforwardadifferentideafromotherscholars’thatZhugeLiang’spoliticalthoughtorignatedfromtheHuang-LaoThoughtin
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年第1期 ・三国研究・
诸葛亮治蜀对《管子》的借鉴
耿振东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上海 200241)
摘要:诸葛亮自比于管仲,说明管仲在诸葛亮的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二人同为国相,继承发展管仲思想的《管子》一书有可能成为诸葛亮治蜀的参考。而从诸葛亮为后主刘禅抄写《管子》一书、进而结合其治蜀的实践进行分析,则证实了这一观点。在此基础上,》黄老一说,作出了不同的辨析。
关键词:管仲;管子;黄老;治蜀
中图分类号:K207 :1004——05 收稿日期:2008-07-08,。
管仲与诸葛亮均是历史上的贤相。前者“作内政而寄军[1][2]
令”,“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后者“抚百姓,示仪
[3](P934)轨”,尽忠治蜀,风化天下。苏辙在《上哲宗乞谨用左右近臣无杂邪正》的奏议中说:“臣闻管仲治齐,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诸葛亮治蜀,废廖立、李平为民,徙之边远,久而不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骈、立、平三人者,皆齐蜀之贵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贵臣而使人无怨者,非有它也。赏罚必公、举措必当,国人皆知其所与之非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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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所夺之非怨,故虽仇雠莫不归心耳。”
管仲与诸葛亮相距近千年,后人却将其并提,究其原因:一、同处相国的特殊地位;二、在为政理国的策略上二人有相同之处。事实上,在诸葛亮治蜀的过程中,他于继承发展管仲思想而成的《管子》一书正多有借鉴。
一点。后来,诸葛亮入仕并追随刘备兴复汉室。在此创业阶
段,管仲、乐毅的功业可能会是他终生奋斗的目标。
孔子曾对管仲赞不绝口,“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之所以建立千秋功业,除了名君礼贤、贤臣忠君的历史组合,他在齐国实行的内外政改革,实是这一功业实现的根柢。既然管仲在诸葛亮的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内外政改革的理论可能会得到诸葛亮的认可;成书于战国之际、集管仲思想之大成、并对管仲思想作出进一步发展的《管子》一书,当为诸葛亮熟知,并有被其反复研习的可能。
史载刘备遗诏敕后主刘禅:“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诸葛亮给刘禅抄写《申》、《韩》、《管子》、《六韬》,一方面固然如明杨慎所说:“后主宽厚,襟量有余而权略智谋不足,当时识者咸以为忧。《六韬》述兵权,多奇计,《管子》贵轻重,慎权衡,《申子》覈名实,《韩子》攻事情,施之后主,正中其病”,是为了补正后主之弊;另一方面却未尝不透露出《申》、《韩》等书是诸葛亮长期治蜀的主要依托的迹象。
时人称诸葛亮治蜀“刑法峻急”,这是他以法治国的表现。而《申》、《韩》、《管子》都是强调法治的,以此说明诸葛亮治蜀参考了这些书籍是可以成立的。申不害讲法,更以任术见长,韩非则集法、术、势之大成。《汉书・艺文志》说:“法家者流……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即指申、韩之类。《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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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
生当汉末乱世的诸葛亮对春秋的管仲与战国的乐毅心
存敬慕。《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曰:“亮躬畊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
管仲生在春秋初年,其时周王室式微,戎狄夷蛮屡侵中原。他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但重新树立起周天子的尊严,而且平定了四夷叛乱,捍为了华夏文明。他是历史上的贤相。乐毅受到战国燕昭王的礼遇,率五国之兵为燕伐齐,“下齐七十余城”,是威震一时的名将。“自比于管仲、乐毅”,大概是诸葛亮出将入相的人生志向的表达。裴松之说诸葛亮在“权御已移,汉祚将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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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正说明了这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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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虽然也含有《申》、《韩》那样的法治观念,但法治之外又保证人民基本的粮食供应,《蜀志・简雍传》还有“时天旱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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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以德教,即是说,《管子》是以礼法并用区别于《申》、《韩》酒,酿者有刑”的政令记载。诸葛亮显然是把发展农业视的。管仲是春秋初期的政治家,彼时周室虽已式微,但周的礼为“王之本事”、“人主之大务”的。此外,他还借鉴了《管子》乐制度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人心。管仲在诸侯会盟中经常提及“礼”、“德”、“信”,并以之作为外交原则。《管子》作为对管仲的承继与发展,正充分保留了这一思想。作为蜀国的丞相,诸葛亮既要主持内政,又要举兵讨伐魏、吴,于此可知他重视兵书《六韬》亦在情理之中。《管子》一书虽不是兵学专著,但也有讨论兵法的篇章。刘向在《管子叙录》中说,“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说明它是一部治世宝典,这恰与诸葛亮的实际需要相契合。种种迹象说明,诸葛亮治蜀可能会对《管子》作大量借鉴。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下面我们看诸葛亮在治戎、理民方面对《管子》作了哪些借鉴。
一 《,申、,但他们坚决排斥商业却又走上极端。事实上,商业和农业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并行不悖的。管仲为政不但强调“无夺民时”,还主动“通齐国鱼盐于东莱”。《管子》继承了这一农商并重的做法,进一步提出“粟者,王之本事也,人主之大务”、“无市则民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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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兴修水利以助农的做法,充分利用都江堰的水利资源。据《水经注・江水》:“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不难看出,这是对《管子》中“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思想的继承。值得注意的是,诸葛亮
还实行过军队屯田政策。从建兴十年(232年)起,诸葛亮暂停北伐,“体士劝农于黄沙”,在汉中积极发展农业生产。建兴十二年又在渭南“分兵屯田,”《蜀志・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对于诸葛亮这”的做法,《袁子》的评论是公允的。
不惟如此,诸葛亮还根据益州“民贫国虚”的实际,提出并实施了“决敌之资,唯仰锦耳”的重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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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是一种名
贵的丝织品,是益州的特产。诸葛亮充分利用这一本土资源,主动与魏、吴进行商品贸易。史载“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称妙。故三国时,魏则布于蜀,而吴亦资西道。”蜀锦的对外贸易既增加了人民的经济收入,又为蜀汉政府开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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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这种农商并重的治国之术是《管子》所独具而《申》、新的财源。这种做法与管仲“通齐国鱼盐于东莱”、《管子《韩》所独缺的。诸葛亮治蜀显然是遵循了《管子》的思路。・轻重甲》中齐以独有之盐与梁、赵等国进行商品交换是完
诸葛亮曾在《隆中对》中说益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在其治蜀时却又不得不发出“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的感叹。史载益州刘璋为抗击五斗米道张鲁的对抗而迎刘备入蜀,“前后赂遗以巨亿计”。之后,二刘为争夺成都,战争席卷益州大部。法正对刘璋说:“计益州所仰唯蜀,蜀亦破坏,三分亡二,吏民疲困,思为乱者十户为八。”战争对益州的农业生产造成极大破坏,连刘璋也不得不承认,“百姓攻战三年,饥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刘备夺取益州后,蜀与吴、魏之间战争不断。后来魏方的司马懿在与诸葛亮的对峙中发现,“亮每以粮少为恨,归必积谷。”在此种经济状态下,诸葛亮重视农业生产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管子》首篇《牧民》曰:“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诸葛亮对此是深有体悟的。针对益州初定、人民“饥膏草野”的现实,他提出“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的重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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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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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治国又置榷盐铁。他任命王连为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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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管子》中主张盐铁官营的“官山海”理论的借鉴。蜀国置榷盐铁可能没有对盐铁资源完全占有。《华阳国志・巴志》“临江县”一条曰:“有盐官,在监涂、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门亦家有盐井。”余明侠先生说:“临江县内既然存在官盐、私盐并列之局,其他地方自然也不例外。然而普通百姓却拥戴盐官,成为‘一郡所仰’,足证如果没有盐官,‘豪门’就会垄断生产,任意抬高盐价,趁机敲诈人民以牟取暴利。”为其提供的理论支持。
二 诸葛亮治蜀借鉴了《管子》以法治国、以教化与贤才治国的思想
三国纷争时期,烦琐、迷信的儒家经学已经衰落。当时的社会风尚是“儒林之群,幽隐而不显。”执政者“师商、韩而上法术,意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以诸葛亮为代表的政治家抛弃了谶纬经学的空洞说教,坚决主张依法治国。陈寿在《诸葛亮传》中说:“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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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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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置榷盐铁是以商治蜀的表现,它离不开《管子》
。之后又下令“务农殖
谷,闭关息民”、“劝分务穑”,努力恢复并发展农业生产。诸葛亮还要求人民做到“丰年不奢”、“秋有余粮”,“唯躬耕勤苦,谨身节用”,提倡以节俭的方式间接保护农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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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这是对诸葛亮法治思想的高度概括。
关于以法理民,在诸葛亮驳斥法正“缓刑驰禁”之说中有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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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诸葛亮治蜀中重道德教化的表现。陈寿说诸葛亮治蜀,“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曾经受到诸葛亮处罚的廖立、李平在听到诸葛亮病逝的消息后,前者哭泣,后者因悲痛身亡。而蜀国之民“所在各求为立庙,朝议以礼秩不听,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种种记载说明,诸葛亮治蜀绝对不是刻薄寡恩、专独尚法的申、韩所能比。相反,他的这种做法与《管子》反复强调的“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魏、蜀、吴三国,蜀国最小,,因而在有限的,杨洪对,于是提拔他为蜀郡太守。向宠曾,后参加伐吴之役,“秭归之败,宠营特完。”诸葛亮发现后向刘禅推荐,“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建议他“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并提拔向宠为中领军“托志忠雅”,费祎“雅性谦素,家不积财”公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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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略论其以法治戎的思想。诸葛亮治戎纪律
严明,十万大军不但作战勇猛,与人民相处也能秋毫无犯。史载蜀军深入魏境分兵屯田之际,“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他强调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建兴六年,诸葛亮出兵祁山,令马谡“统大众在前”。马谡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虽然诸葛亮与马谡“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感情深笃,但还是依法对其作了处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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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街亭之战中,裨将
王平表现出色,“谡舍水上山,能用,,张郃疑其伏兵,,率将士而还。”参军,统五部兼当营事,进位讨寇将军,封亭侯。”对于自己因“违众拔谡”而使战争失利,诸葛亮“自贬三等,以督厥咎。”可以说,诸葛亮真正实践了《管子》“贵贱皆从法”的法治思想。
《华阳国志》还记载了诸葛亮刑罚毋赦的思想。他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备。曾不语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于此,我们亦可看到诸葛亮对《管子》的借鉴。《管子・法法》中有关于惠、赦的详细论述。其文曰:“民毋重罪,过不大也。民毋大过,上毋赦也。上赦小过则民多重罪,积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则民不敬,惠行则过日益。惠赦加于民,而囹圄虽实,杀戮虽繁,奸不胜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赦过遗善,则民不励。有过不赦,有善不积,励民之道,于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断者也。”又曰:“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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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
对被选拔者的道德素养也极为重视。他荐举的官员,蒋琬
,董允“秉心
,陈震“忠纯之性,老而益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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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姜维“心存汉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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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才兼于人”
,邓芝“坚贞简亮,临官忘家”,他们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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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良死节之臣”。诸葛亮对贤才的举荐使得“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韩非子》、《管子》都是尚法治的,但前者“上法而不上贤”,后者法治之外又主张荐举贤才。《韩非子・忠孝》说:“天下皆以孝悌忠顺之道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顺之道而审行之,是以天下乱。皆以尧、舜之道为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父……今夫上贤任智无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为治,是故田氏夺吕氏于齐,戴氏夺子氏于宋。此皆贤且智也,岂愚且不肖乎?是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管子》一方面强调法治,“夫法者,上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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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胜其福。故赦者,牛马之委辔;毋赦者,痤睢之矿石也。以一民使下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后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一方面又强调“察能授官,班禄赐予,使民之机也。”在选贤任而后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诸葛亮执政十四年从未有过大赦,蜀国境内“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他病逝后,蜀国政局日渐衰颓,这里面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但与后主刘禅二十年内先后有过八次大赦不无关系。
诸葛亮又重视以教化治国。他曾批评商鞅之法是“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透露出他德政、威刑并用的特点。前面提到诸葛亮主张“治世以大德”,《三国志注》又曰:“亮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以训厉臣子”,这些都是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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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上,它提出“三本”、“四固”说。“三本”就是德当其位,功当其禄,能当其官;“四固”就是“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国柄”,“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罚避亲贵,不可使主兵”,“不好本事,不务地利而轻赋敛,不可与都邑”。由此看出,把诸葛亮实行的法治教化和贤人之治说成更多是对《管子》思想的传承是比较恰当的。
三 诸葛亮治戎借鉴了《管子》“利适,器之至也”的思想
史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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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诸葛亮对改进军士的武器装备非常重视。在蜀与魏、去魏仕燕,而为燕攻齐,又出燕奔赵,且幸燕之弊,使赵伐之为吴的战斗中,他制作使用了多种先进的军事器械,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强调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管子》早已言之。其《七法》曰:“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是故器成卒选,则士知胜矣。……故聚天下之精财,论百工之锐器,春秋角试,以练精锐为右。成器不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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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视国家如传舍然,徒为一己利用之工具而已。诸葛何取于乐毅?”作者引用《史记》中《乐毅列传》、《田叔列传》、《曹相国世家》等文献资料,认为诸葛亮自比乐毅是因为乐毅与“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的乐瑕公、乐巨公系一族之人,“是齐为黄、老之学的发祥地,而乐氏又为其先师,乐毅亦能传其家学者。然则诸葛之自比管、乐,非徒以其为齐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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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不试不臧。”“工”指制造军用器械的人,“器”指兵器。实以其为黄、老之学耳。”“存乎论工”、“存乎制器”指重视让能工巧匠制造出无与伦比应该说,作者认为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出于黄老之学是有
的负有战斗力的兵器。只有“器成卒选”,战争才有胜利的把握。对于用“天下之精财”制造出的“百工之锐器”要反复练习使用,并根据其战斗力把它们分出等级。兵器未经检查不能使用,没有试验不能收藏。诸葛亮对《管子》中的这些军事思想深有体会。他有《作斧教》、《作钢铠教》、《作匕首教》的文字传世。在《作斧教》中,出严厉批评:“,刀环千余枚,数百枚,用之百余日,,宜收治之,非小事也。若临敌,败人军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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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立论根据的。
我们知道,黄老之学是以老子道论为出发点,依托黄帝并”、君上无为而臣,》,……而实向往其学之囊括法道两”这一点也与《管子》的实际相符。《管子》一书多谈法,而《心术》上下、《白心》、《内业》又被认为是黄老之学的代表作。《汉书・艺文志》将《管子》列入道家,《隋书・经籍志》则列入法家,其“囊括法道两家”是很明显的。至于说诸葛亮比之乐毅是因为乐毅能传其家学———黄老之学,似乎证据不足。《史记・乐毅列传》载:“而乐氏之族有乐瑕公、乐臣公,赵且为秦所灭,亡之齐高密。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又曰:“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司马迁只是说乐瑕公、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并未说乐毅也“善修黄帝、老子之言”,即是说,由他们三人同族并不能推出三乐都能为黄老之言的结论。从司马迁所叙这一派系的传承脉络看,乐瑕公、乐臣公只是黄老之学传承体系中的两个环节,乐瑕公的老师是毛翕公,毛翕公的老师是安期生,黄老之学的祖师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这里面除了二乐之外都非乐氏族人,则黄老之学并非乐氏“家学”可知。如果乐毅也传黄老之学的话,至少是应该在这个传承脉络中占有一个位置的。所以,作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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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诸葛亮曾令巧匠蒲元“铸刀三千口”,“刀成,以竹简密纳铁珠满中,举刀断之,应手虚落,若薙水刍,称绝当世,因曰神刀。”针对魏军强悍的骑兵部队,诸葛亮“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他利用涪陵郡善射的少数民族组成一支三千人的“连弩士”,这是一种专掌连弩的特种部队。大量连弩集中使用构成密集火力,是对抗骑兵部队的有力武器。1964年在成都郫县出土了一张蜀汉景耀四年制造的铜制弩机,这是距诸葛亮病逝后二十七年的蜀军兵械,大概是诸葛亮连弩的仿造。机上铭文注其开弓拉力为“十石”,“按汉代‘六石’弩射程为二百六十米,‘十石’弩当射得更远,这就提高了弓弩抗御骑兵的能力。”诸葛亮在军事器械方面的努力充分实践了《管子・兵法》所说的“利适,器之至也”的军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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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二
有一种观点认为:诸葛亮“以管、乐自比,即欲以黄、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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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易天下耳。”即是说,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出于黄老之学。诸葛亮比之乐毅是因为乐毅“传其家学”,似有不妥。文章作者说,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写道“非淡泊无以明志,非笔者以为,在判定诸葛亮的政治思想是否属于黄老之前,宁静无以致远”,这是他“一生政治思想的自我表白。”“然则所谓‘澹泊宁静’之说,乃君人南面之术也。”“诸葛对于后主的要求是无为,而对于自己则是有为。”诸葛亮治蜀采用的是“恩威并用的施政方针”,这些都是黄老之学的特色。“诸葛前者自比于管、乐,后来又为后主写《管子》,始终以之者,非仅以管仲之一匡天下、九合诸侯之功,为己立身蕲向而已,而实向往其学之囊括法道两家耳。”“至乐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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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要对“上无为”、“下有为”的划分标准从各个层面作出界定。因为黄老治国强调的君上无为、臣下有为只是一种概括的说法,无为与有为的职守区分并不能只限定在君与臣之间,除了君与臣的无为、有为的职守区分,还应在各级官员之间作出无为、有为的职守界定,尤其像诸葛亮这样的一国之相,有一个对君上与百官如何实现无为、有为的问题。文章作者之所以将诸葛亮的政治思想划归黄老,其立足点显然只是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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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禅与诸葛亮之间,他并没有将其视线投向以诸葛亮为首的无巨细,咸决于亮”、“罚二十以上,皆亲 焉”的黄老之术?若臣属官员。依诸葛亮之所为,从君、臣这个层面来诠释其政治是,则诸葛亮是有为而臣下却无为了。思想,似乎是一种黄老治国之术,因为刘禅无为,诸葛亮有为。《管子・心术上》是黄老之学的代表作,其文曰:“心之在可是,如果从诸葛亮与百官之间的实际表现看,他却没能实践上无为、下有为的黄老治国之术,也就是说,诸葛亮之与百官,本来是亮无为、百官有为,而实际上却是亮与百官均大有作为。
为什么这样说呢?理由很简单,诸葛亮的所作所为与历史上真正的黄老政治并不相符。我们知道,西汉初年是实行了黄老治国之术的,两代相国曹参、陈平都是善为黄老之学并将其运用到了治国的实践的。那么,曹参与陈平以黄老治国是一种怎样的景象呢?据《史记・陈丞相世家》,文帝问右丞相周勃一年决狱多少,收支几何,周勃不知。文帝又问左丞相陈平,平说:“有主者。”“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文帝不解,责问陈平说:“苟各有主者,曰:“主臣。,,理阴阳,顺四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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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认为,身为丞相,对一年决狱多少、收支几何这些小事无所知并不为过,丞相的主要职责是“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显然,丞相陈平认为实施黄老治国的关键是上下职守明确,各司其职。《史记・曹相国世家》载,曹参为相,“日夜饮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更有甚者,“参见人之有细过,专掩匿覆盖之,府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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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
……上离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马走,使尽其力。毋代鸟飞,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动,以观其则。动则失位,静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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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对比诸葛亮治蜀之所为,他对《管子》虽多方面研习,独此没有太多借鉴。盖非欲不借鉴,实在是处于连年的南征北伐、“兴复汉室”的创业阶段借鉴不得。相反,应该是斥黄老之学而倡导群策群力。西汉黄老之学是一种守天下之术,而非夺天下之法,诸葛亮对此应该深有领悟。因此,说诸葛亮:
1(].:齐鲁书社.2005.2]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3]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版.[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版.[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7]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8]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9]诸葛亮.诸葛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0.[10]重印四部丛刊.上海:上海书店.
[11]余明侠.诸葛亮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事。”曹参丞相之所为与诸葛丞相之所为真可谓失之千里。
1996.
曹参、陈平治国实行的是黄老之学,这是毫无异议的;那么,诸
[12]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葛亮所行则只能非是。岂有以黄老治国却要求后主刘禅“事
[13]白寿彝.中国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3]
无大小,悉以咨之”的道理?且诸葛亮治蜀,“政事无巨细,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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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决于亮”。《三国志》注曰:“亮使至,(注:司马懿)问其寝[14]王利器.试论诸葛亮的政治思想[A].成都诸葛亮研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使对曰:‘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究会.诸葛亮研究[C].成都:巴蜀书社,1985.
[15]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R].北十以上,皆亲 焉;所噉食不至数升。’宣王曰:‘亮将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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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君臣有分工,百官有分职,就诸葛亮而言,岂有“政事京:文物出版社,1976.
LessonsZhugeLiangDrewfrom
GengZhendong
Abstract:ZhugeLiangthoughthewasnolessgreatthanGuanZhong,showingthatGuanZhonghadanimportantpositioninZhugeLiang’spoliticallife.SincethetwopeoplewerePrimeministers,thebook“GuanZi”thatcar2riedonanddevelopedGuanZhong’thinkingmightaswellbereferencesforZhugeLianginhisgoverningtheShuState.ThisviewcanbeprovenbythefactthatZhugeLiangoncetranscriptedthebook“GuanZi”forLiuChan,thelastemperoroftheShuState,andbasedonafurtheranalysisofhispracticeingoverningtheShuState.Inthisview,theauthorputsforwardadifferentideafromotherscholars’thatZhugeLiang’spoliticalthoughtorignatedfromtheHuang-LaoThought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