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崛起看近代中国
——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后感
摘要：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崛起，究其原因，日本天皇放权、积极吸收外来文化、民族危机意识。日本凭借自身的崛起，开始对亚洲的侵略。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始意识到同日本的差距，开始了反思与救亡。
关键词：明治维新 甲午战争 反思
日本崛起是近现代史上的大事，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直到现在，它仍然是世界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那么，日本为什么能够崛起呢？
1868年，日本政府开始明治维新，在政治体制、社会文化、教育军事和司法宗教等各个方面对社会进行了全面的革新。而同时期的中国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甚至在1898年还出现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戊戌变法”。但是日本成功了，中国却彻底的失败了，结果导致国家更弱，政府也被革命了。 日本维新之所以能成功，以下的三点因素不容忽视：
1、日本天皇能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优先考虑，放弃部分属于自己的特权。而对比中国晚晴政府，皇室集权的思想却愈演愈烈。由于历史性的原因，从12世纪末镰仓幕府的建立开始，日本皇权至上的古代天皇制已名存实亡，天皇长期以来无法掌握实权。正是由于没有天皇长期揽权的传统，作为新政权领袖登场的明治天皇在掌权后也比较容易放弃一部分权力，从而自上而下地实施资本主义改革。而在封建制度下的中国，皇室唯我独尊、独揽大权的思想十分浓厚，很难实行真正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即便是光绪皇帝个人觉悟立志改革，也终究因为掌握实权的皇室集团忌讳放弃自己所得利益而失败。
2、由于日本对外来科技和文化所持的开放态度，觉得在有必要的时候会非常积极、开放地吸收外来文化和科技的精华。正是由于日本文化中本来就包含有许多外来因素，所以其在日后必要时对于吸收外来文化并没有很大的抵触感。其实，日本是世界公认的最会学习与借鉴的国家。而当时的清王朝忌讳大量吸收和引进西方先进的制度和文化，只是不彻底地进行了部分经济和军事改革，始终未触动最深层的政治体制和思想观念的问题，从而最终导致了改革的不彻底和失败。
3、日本民族强烈危机的意识，而这种危机意识要远远超过当时的清王朝。
日本人非常具有危机意识，当一个问题还没有演变成现实问题的时候，经常就已经有人在思考可能的对策了。即便是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各项应急机制也是非常完善。在幕府统治末期，西方列强横行世界让日本深受震动。所以日本下定决心变法强国，让自己变得强大和安全。即便是在明治政府完全掌握国内政权以后，它仍然觉得深受西方强国的威胁。于是，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赶上西方国家，成为明治政府的首要目标。著名的“富国强兵”口号便是证明。只不过，这种对安全过度的敏感和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军事大国化的进程，进而陷入了以军事追求安全的怪圈之中。而在当时的中国，清王朝的危机意识更多的是对自己统治的危机意识，而不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不受外族侵略和奴役的危机意识。
上述原因中，最核心的原因是日本执政者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优先考虑因素，掌权者自身利益服从于国家民族利益，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能够牺牲执政者自身利益。大河有水小河满，国家民族利益得到极大满足了，作为执政者--无论是皇室还是政党——的利益自然也能得到满足，日本天皇牺牲了自己部分利益，积极维新，国富民强，更加获得民众认可和忠实拥护，而清王朝却以自身皇家利益为优先考虑，顽固地维护自身作为执政者的狭隘利益，而忽视国家民族利益，其结果是自己被革命，被推翻，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之后，日本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生涯。这里做一个札记。
一、日本的崛起和迫来：毛昶熙对日答复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与对琉球的宗主权，却又几同默认日本代表琉球的权力，且把台湾土民划出了中国的治辖，授日本以出兵的口实。兵火之后1874年签订《中日台事专条》三条，阻断了琉球与中国的关系。两国也由此获得了互相对视之后的切近了解。日本“自是益轻中国”，中国以知日本之不可等闲视之，开始了海防的议论和建设。台湾也由“化外”之地转为世人所重。沈葆桢提出的移福建巡抚驻台湾的主张经变通后被采纳：以冬春、夏秋为期分驻台湾、福州。同时在台湾、福州、厦门都配置相应的军事设施，为后来的台湾建省提供了基础。
二、从外交到战争
1、“征韩”之理由：
1）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不能图强；
2）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将占朝鲜； 3）征韩能为日本废藩而不得志者谋出路。”
2、《江华条约》（1876年），“朝鲜国乃自主之邦”，否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
3、“壬午兵变”（1882年）。以旧军与新军的矛盾引起，有明显的反日色彩，但其中又交织着开化党与保守党的政见之争。清政府派数千淮军“代平内乱”，长驻朝鲜，为元朝以来中国干涉朝鲜内政最积极的一次，更多的动机是防日。随后日本以军官被杀和使馆被冲击事勒逼签订《济物浦条约》，获得在朝鲜的驻兵权，并以“改革内政”为诱导浸润所复制的亲日派。
4、“甲申政变”（1884年）日本策划日反华的亲日派诛杀“心服中国者”，被袁世凯所领中国军队所扑灭。但事后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李鸿章“两边迁就，方可说合”，但主意却出自慈禧太后的判断）使日本获得同中国对等的派兵权，使中日外交对峙日益转为武装对峙。
5、甲午战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带有近代意义的对外战争，主要标志是海军的出场与角逐。黄海海战中中国海军在吨位、速度、火力三方面都略逊一筹，“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李鸿章），但慈禧太后的意志比见识更能发挥影响。
三、民族精神的亟变
（“《易》曰：‘穷则变’。但人们认识‘穷’往往是从头破血流的失败开始的。因为它以痛苦、失落、屈辱和牺牲抉破了因循和麻木积成的厚膜，迫使人们追究自身，从种种熟视无睹、见惯不惊的东西中看出衰象与破洞。而痛苦的升华与认识的深化常常同步。所以，由失败带来的警悟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它可以成为‘变’的起点。”）
1、甲午战后，中国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开始，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在社会历史现象中，“觉醒”一词不应归结于愤激，而在于主体对于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
2、“公车上书”越出康雍乾以来厉禁士人干政的成规，创“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举子士人的登场，不同于三十年来主持洋务的达官们，他们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更明显的标志着愤怒感和士风的变化。
四、强敌成为榜样
1、《资政新篇》：“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1859年）
2、李鸿章致信恭亲王、文祥：“夫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1864年）
3、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使东述略》：日本民风“趋欧俗”，“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靡然以泰西为式”，“半是欧风半土风”，“风会所趋，固有不克自主者乎？”
4、黄遵宪（何之使馆参赞）《日本国志》（“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日本杂事诗》。“余观泰西人之行事，类以联合力为之。„„无一事不立会，无一人不结党；众人皆知其利，故众人各私其党”。
5、康有为《日本书目志》、《日本变政考（记）》： “我朝变法，但采鉴日本，一切已足”。（托古改制）
6、1896年3月，第一批赴日留学生13人东渡。
五、（对洋务运动）三个方面的反思
1、维新派的反思。梁启超：“吾今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2、洋务派的自我反思。恭亲王：“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3、来自实践的反思。甲午海战幸存者：“海军所有章程，除衣冠语言外，均当仿照西法，
1 万不得采择与中国合宜者从之，不合宜者去之。盖去一不合宜，则生一私弊”。○
1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18020 第144页到第○
166页，上述为概述。
从日本崛起看近代中国
——读《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后感
摘要：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崛起，究其原因，日本天皇放权、积极吸收外来文化、民族危机意识。日本凭借自身的崛起，开始对亚洲的侵略。甲午战争后，中国开始意识到同日本的差距，开始了反思与救亡。
关键词：明治维新 甲午战争 反思
日本崛起是近现代史上的大事，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直到现在，它仍然是世界屈指可数的经济大国。那么，日本为什么能够崛起呢？
1868年，日本政府开始明治维新，在政治体制、社会文化、教育军事和司法宗教等各个方面对社会进行了全面的革新。而同时期的中国也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甚至在1898年还出现了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戊戌变法”。但是日本成功了，中国却彻底的失败了，结果导致国家更弱，政府也被革命了。 日本维新之所以能成功，以下的三点因素不容忽视：
1、日本天皇能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优先考虑，放弃部分属于自己的特权。而对比中国晚晴政府，皇室集权的思想却愈演愈烈。由于历史性的原因，从12世纪末镰仓幕府的建立开始，日本皇权至上的古代天皇制已名存实亡，天皇长期以来无法掌握实权。正是由于没有天皇长期揽权的传统，作为新政权领袖登场的明治天皇在掌权后也比较容易放弃一部分权力，从而自上而下地实施资本主义改革。而在封建制度下的中国，皇室唯我独尊、独揽大权的思想十分浓厚，很难实行真正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即便是光绪皇帝个人觉悟立志改革，也终究因为掌握实权的皇室集团忌讳放弃自己所得利益而失败。
2、由于日本对外来科技和文化所持的开放态度，觉得在有必要的时候会非常积极、开放地吸收外来文化和科技的精华。正是由于日本文化中本来就包含有许多外来因素，所以其在日后必要时对于吸收外来文化并没有很大的抵触感。其实，日本是世界公认的最会学习与借鉴的国家。而当时的清王朝忌讳大量吸收和引进西方先进的制度和文化，只是不彻底地进行了部分经济和军事改革，始终未触动最深层的政治体制和思想观念的问题，从而最终导致了改革的不彻底和失败。
3、日本民族强烈危机的意识，而这种危机意识要远远超过当时的清王朝。
日本人非常具有危机意识，当一个问题还没有演变成现实问题的时候，经常就已经有人在思考可能的对策了。即便是在今天的日本社会，各项应急机制也是非常完善。在幕府统治末期，西方列强横行世界让日本深受震动。所以日本下定决心变法强国，让自己变得强大和安全。即便是在明治政府完全掌握国内政权以后，它仍然觉得深受西方强国的威胁。于是，在经济和军事方面赶上西方国家，成为明治政府的首要目标。著名的“富国强兵”口号便是证明。只不过，这种对安全过度的敏感和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其军事大国化的进程，进而陷入了以军事追求安全的怪圈之中。而在当时的中国，清王朝的危机意识更多的是对自己统治的危机意识，而不是对于整个中华民族不受外族侵略和奴役的危机意识。
上述原因中，最核心的原因是日本执政者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优先考虑因素，掌权者自身利益服从于国家民族利益，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能够牺牲执政者自身利益。大河有水小河满，国家民族利益得到极大满足了，作为执政者--无论是皇室还是政党——的利益自然也能得到满足，日本天皇牺牲了自己部分利益，积极维新，国富民强，更加获得民众认可和忠实拥护，而清王朝却以自身皇家利益为优先考虑，顽固地维护自身作为执政者的狭隘利益，而忽视国家民族利益，其结果是自己被革命，被推翻，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完成自身的现代化之后，日本开始了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生涯。这里做一个札记。
一、日本的崛起和迫来：毛昶熙对日答复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与对琉球的宗主权，却又几同默认日本代表琉球的权力，且把台湾土民划出了中国的治辖，授日本以出兵的口实。兵火之后1874年签订《中日台事专条》三条，阻断了琉球与中国的关系。两国也由此获得了互相对视之后的切近了解。日本“自是益轻中国”，中国以知日本之不可等闲视之，开始了海防的议论和建设。台湾也由“化外”之地转为世人所重。沈葆桢提出的移福建巡抚驻台湾的主张经变通后被采纳：以冬春、夏秋为期分驻台湾、福州。同时在台湾、福州、厦门都配置相应的军事设施，为后来的台湾建省提供了基础。
二、从外交到战争
1、“征韩”之理由：
1）日本不向海外发展不能图强；
2）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将占朝鲜； 3）征韩能为日本废藩而不得志者谋出路。”
2、《江华条约》（1876年），“朝鲜国乃自主之邦”，否定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
3、“壬午兵变”（1882年）。以旧军与新军的矛盾引起，有明显的反日色彩，但其中又交织着开化党与保守党的政见之争。清政府派数千淮军“代平内乱”，长驻朝鲜，为元朝以来中国干涉朝鲜内政最积极的一次，更多的动机是防日。随后日本以军官被杀和使馆被冲击事勒逼签订《济物浦条约》，获得在朝鲜的驻兵权，并以“改革内政”为诱导浸润所复制的亲日派。
4、“甲申政变”（1884年）日本策划日反华的亲日派诛杀“心服中国者”，被袁世凯所领中国军队所扑灭。但事后签订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李鸿章“两边迁就，方可说合”，但主意却出自慈禧太后的判断）使日本获得同中国对等的派兵权，使中日外交对峙日益转为武装对峙。
5、甲午战争，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带有近代意义的对外战争，主要标志是海军的出场与角逐。黄海海战中中国海军在吨位、速度、火力三方面都略逊一筹，“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李鸿章），但慈禧太后的意志比见识更能发挥影响。
三、民族精神的亟变
（“《易》曰：‘穷则变’。但人们认识‘穷’往往是从头破血流的失败开始的。因为它以痛苦、失落、屈辱和牺牲抉破了因循和麻木积成的厚膜，迫使人们追究自身，从种种熟视无睹、见惯不惊的东西中看出衰象与破洞。而痛苦的升华与认识的深化常常同步。所以，由失败带来的警悟是理性思维的结果，它可以成为‘变’的起点。”）
1、甲午战后，中国具有群体意义的觉醒开始，是近代百年的一个历史转机。“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梁启超）（在社会历史现象中，“觉醒”一词不应归结于愤激，而在于主体对于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
2、“公车上书”越出康雍乾以来厉禁士人干政的成规，创“清朝二百余年未有之大举”。举子士人的登场，不同于三十年来主持洋务的达官们，他们在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更明显的标志着愤怒感和士风的变化。
四、强敌成为榜样
1、《资政新篇》：“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以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1859年）
2、李鸿章致信恭亲王、文祥：“夫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1864年）
3、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使东述略》：日本民风“趋欧俗”，“凡制度、器物、语言、文字，靡然以泰西为式”，“半是欧风半土风”，“风会所趋，固有不克自主者乎？”
4、黄遵宪（何之使馆参赞）《日本国志》（“网罗旧闻，参考新政”）、《日本杂事诗》。“余观泰西人之行事，类以联合力为之。„„无一事不立会，无一人不结党；众人皆知其利，故众人各私其党”。
5、康有为《日本书目志》、《日本变政考（记）》： “我朝变法，但采鉴日本，一切已足”。（托古改制）
6、1896年3月，第一批赴日留学生13人东渡。
五、（对洋务运动）三个方面的反思
1、维新派的反思。梁启超：“吾今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2、洋务派的自我反思。恭亲王：“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3、来自实践的反思。甲午海战幸存者：“海军所有章程，除衣冠语言外，均当仿照西法，
1 万不得采择与中国合宜者从之，不合宜者去之。盖去一不合宜，则生一私弊”。○
1陈旭麓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18020 第144页到第○
166页，上述为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