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代四川与外界的交通情况，公认的是“蜀道难”。这是一个被文学代替史学的经典案例。古代有四通八达的“蜀道”，说明古代四川对外交通并不“难”，而且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对“蜀道难”的误解，造成许多人都认为四川人存在“盆地意识”。巴山蜀水所积淀并形成的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巴蜀文化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强烈的开放性和兼收并容性。
关键词：蜀道难;文学代替史学;古代蜀道四通八达;盆地意识;开放和包容
关于古代四川与外界的交通情况，公认的是“蜀道难”。例如，《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四川卷》就说：“四川自古‘蜀道难’，因为盆地周围高山阻隔，巴蜀‘四塞之地’，自成一个封闭的地理单元，迁徙与交流不易，对外交通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艰巨努力，以致李白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慨叹。”[1]《历代流贬巴蜀史略》也说：“（巴蜀）因受山水阻隔，它历来都偏离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古代，从这里要与多数王朝的京畿之地取得联系，得翻越横绝川陕边境的秦岭、大巴山;而要到达富庶的两湖、江浙地区，必须穿过险多流急的长江三峡。因此，大诗人李白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2]这样的说法当然也是有道理的。与中原地区的交通情况相比较，古代四川的交通当然也说得上是“难”;但是，将诗人在文学作品中的感叹文字作为历史地理研究的证据，则无形中夸大了古代四川与外界交通的难度。认真考察古代四川与外界的交通情况，其实并不存在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情况。因此，“蜀道难”之说，是一个被文学代替史学的经典案例，值得辨析。
一、“蜀道难”之说来源于文学作品《蜀道难》
关于“蜀道难”之说，影响最大的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蜀道难》，说它的影响已经家喻户晓也不过分。这首长诗开篇即说：
噫吁�剑�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f岩不可攀。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
这首诗大约是天宝（公元742～756年）初年，李白第一次到长安时写的。该诗以雄健奔放的笔调、夸张形容的手法，大体按照由古及今，自秦入蜀的线索，展开丰富的想象，着力描绘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艺术地再现了蜀道峥嵘，突兀，强悍、崎岖等奇丽惊险和不可凌越的磅礴气势。全诗采用律体与散文间杂，文句参差，笔意纵横，豪放洒脱，感情强烈，一唱三叹，回环反复，读来令人心潮激荡。作为文学作品，不可否认该诗是异常地成功，但是，再优秀它毕竟也是文学作品，代替不了讲求实事求理的研究史地的学术论文。
当李白在写《蜀道难》的时候，“蜀道”其实并不难。众所周知，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仓惶逃往蜀地避难，大队伍的人马很快就到了成都的天回镇。如果真的是“蜀道难”，怎么能迅速逃到成都呢？
《蜀道难》本是乐府古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中的调名，内容多写蜀道的艰险。今存《蜀道难》诗除李白这首外，尚有梁简文帝二首，刘孝威二首，阴铿一首，唐张文琮一首。但是，唐以前的《蜀道难》作品，简短单薄。李白对乐府古题有所创新和发展，唐人殷�[编《河岳英灵集》称此诗“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
关于李白《蜀道难》这首诗的寓意，历来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斥严武说、刺章仇兼琼说、讽喻说、咏蜀说及仕途说等。值得注意的是“仕途说”。持此说者认为，此诗表面写蜀道艰险，实则写仕途坎坷，反映了诗人在长期漫游中屡逢踬碍的生活经历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应当说，李白《蜀道难》中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作为诗人对社会、生活的感叹，完全是正确的;而倘若以此认为自然环境中的“蜀道”真有多“难”，则就完全不是事实了。
二、关于“蜀道难”的印证和否定
如果要为“蜀道难”找证据，从表象看，也是有的，著名的如“五丁开山”和“邓艾伐蜀”的故事。
“五丁开山”说：秦惠王即位后，为吞并巴蜀，一面与蜀王通好，互赠馈遗，一面寻找秦兵南下伐蜀的大道。相传秦惠王用计使蜀王开道，蜀王中计，引狼入室，自取灭亡。《水经・沔水注》引来敏《本蜀论》记载：“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循）路灭蜀，因曰石牛道。”类似的记载在《华阳国志・蜀志》中也有：“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王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蜀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周显王三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这故事意在说明，蜀道先前是不通的，或者很难。但这里的神话色彩太强烈了，不好用来证明先秦时的蜀道的真实面貌。
《史记・张仪列传》则记载说，张仪游说楚怀王：“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I关。�I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
公元前316年，司马错、张仪、都尉墨率秦兵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征服了古蜀国。此后，秦通过蜀郡与巴郡的建立，不仅将巴蜀纳入到中原封建王朝的郡县制体系，而且大力经略巴蜀，将其建设成为了秦国巩固的基地。所以，常璩称：“蜀……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x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得楚则天下并也。”[3]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完全征服了古蜀国，没有方便的交通，大量的士兵和军用物质是无法运输的。即是说，秦并巴蜀，并不存在“蜀道难”的问题。 至于秦以前的蜀道，《华阳国志・巴志》记载说：“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巴、蜀能够派出军队，能够参加禹在会稽的会盟、周武王伐纣这样的大型活动并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没有去中原的方便的交通路线，显然是不可能的。
“邓艾伐蜀”是《三国演义》上很有名的故事。《三国演义》第117回“邓士载偷度阴平，诸葛瞻战死绵竹”说，邓艾（字士载）率军“于巅崖峡谷之中，凡二十余日，行七百余里，皆是无人之地。……前至一岭，名摩天岭，马不堪行，艾步行上岭，正见邓忠（邓艾之子）与开路壮士尽皆哭泣。艾问其故。忠告曰：‘此岭西皆是峻壁巅崖，不能开凿，虚废前劳，因此哭泣。’艾曰：‘吾军到此，已行了七百余里，过此便是江油，岂可复退？’乃唤诸军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与汝等来到此地，若得成功，富贵共之。’众皆应曰：‘愿从将军之命。’艾令先将军器撺将下去。艾取毡自裹其身，先滚下去。副将有毡衫者裹身滚下，无毡衫者各用绳索束腰，攀木挂树，鱼贯而进。邓艾、邓忠，并二千军，及开山壮士，皆度了摩天岭。”
《三国演义》上的“邓艾伐蜀”备受艰难，说明蜀道确实是难，《三国志》有记载相印证：景元四年（263年）冬十月，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蜀守将马邈降。蜀卫将军诸葛瞻自涪还绵竹，列陈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马师纂等出其左。忠、纂战不利，并退还，曰：‘贼未可击。’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将斩之。忠、纂驰还更战，大破之，斩瞻及尚书张遵等首，进军到雒。刘禅遣使奉皇帝玺绶，为笺诣艾请降。”[4]
问题是，“邓艾伐蜀”备受艰难之事，就能证明“蜀道难”吗？不能！因为邓艾此次攻“蜀”，目的是“奇兵冲其腹心”，是有意选择“山高谷深”的“无人之地”作为进攻路线，不能以此证明作为秦蜀通道的“蜀道”本身有多艰难。
三、古代“蜀道”并不“难”，四通八达
自秦以后，巴蜀统一为一个区域，多以“蜀”字指代这个区域，即古代四川。应该说，“蜀道”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大概念，包括四面八方通往古代四川的道路，有自三峡溯江而上的水道，由云南入蜀的�k道，有自甘肃入蜀的丝绸之路河南道和自汉中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等，也包括蜀地范围内的道路，这是广义上的蜀道。而通常学术研究中提到的“蜀道”，则是指狭义的概念，即由关中通往汉中的褒斜道、故道以及由汉中通往四川的金牛道、米仓道等。
“蜀道”的东路有江水通于巴、楚，直抵吴、越。《史记・楚世家》所记“蜀伐楚，取兹方”，《史记・秦本纪》《华阳国志》等记载秦因蜀攻楚，即由此路。古代四川与长江中下游各地的交往，都由此顺江东下。
“蜀道”的西路主要有岷江河谷与川西北高原沟通，有岷江支流南河达于临邛、青衣（今芦山县），入西夷各地。又有“秦道岷山青衣水”入青衣河谷，折转岷山各地，北出秦陇，转达中原。
“蜀道”北方通道是古代四川与中原联系的最重要通道，主要有褒斜道和故道，统称“蜀道”。
褒斜道见诸史乘很早。《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史记・河渠书》：“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船湾漕。”褒斜道是水、陆两条并行的古道。古褒斜道沿渭水南侧支流斜水（今名石头河）和汉水北侧支流褒水河谷行进，故名，亦省称为斜谷道。其走向是先由蜀之金牛道抵汉中，经褒城，出褒谷口，越七盘岭或穿石门洞，经孔雀台，沿褒水干流狭谷险段至褒河上游三源相会的西江口，又经两河口，西折入红岩河上游虢川平地，入石头河中游宽平的桃川河谷，翻老爷岭，东北入斜谷关，经眉县，过周至，西行至户县，再东北直抵西安。
故道是北出蜀地，沿嘉陵江东源故道河谷行进，故名。故道的走向是先由金牛道经五盘岭或阳平关至金牛镇，北至略阳，沿嘉陵江东北行，翻老爷岭至白水江，北越青泥岭至徽县，东北折入两当县，东越嘉陵江支流永宁川、庙河、红岩河，入嘉陵江河谷狭谷区至凤县，东北经黄牛岭，越大散关，进抵渭水之滨的宝鸡。
“米仓道”起于陕西汉中南郑，翻大小巴山，过米仓山进入蜀地南江县境，穿越南江县后跨入巴中，又沿巴河、渠江南下重庆，此为水陆交融之“米仓道”之一。又其陆路，经蓬州（蓬安）、顺庆（南充），再下合州（合川），直抵江州（重庆），此为南米仓道所经之路线。沿南方丝绸之路经南部、三台、中江沿线抵成都。此为米仓道西线。此线其北乃接广元入蜀古道。“米仓道”入南江后又东分，经贵民关入通江“汉壁道”、“洋万涪道”，抵终点地重庆、成都。
荔枝道。据《旧唐书》《新唐书》记载，唐天宝年间，唐玄宗为满足杨贵妃每天吃上新鲜荔枝，颁旨在涪州（今重庆涪陵）兴建荔枝园，并从涪州修建专供运输荔枝的驿道。关于这条古道，《方舆胜览》有记载，从涪陵至达州到汉中西乡，再进入子午谷后，三日可到长安，“香色俱未变”。荔枝道分为两段，第一段名为洋巴道，由涪陵经过乐温、垫江、梁山、东乡、镇巴，然后经洋河河谷沿巴山北坡下至汉中盆地的东缘，至洋县西乡;然后再由南子午镇进入子午道，过宁陕、腰岭关、洵阳坝、三交驿、到北子午镇，最后进入长安。
“蜀道”北方通道值得一提的是“丝绸之路河南道”，这是过去被忽略了的丝绸之路的一支。因其沿线主要经过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吐谷浑河南国，故而又被称作丝绸之路河南道。该道的起点是益州（成都），顺岷江而上，经阿坝州的松潘北上古河南国溅川（今甘肃碌曲尕海一带）境内，终点是西域和漠北。[5]丝绸之路河南道兴盛于公元4―6世纪，是沟通南朝和西域间的重要通道。据不完全统计，东晋、南朝、前凉、吐谷浑、柔然、丁零、突厥、铁勒，以及西域、中亚和西亚的许多古代国家的旅行者都曾行经丝绸之路河南道。 “蜀道”的南路有数道，分别入南中、夜郎。这几条道路都十分重要，尤其是自蜀入滇再出外域的几条道路，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最重要要的国际交通线。
以上四通八达的“蜀道”说明古代四川的对外交通并不“难”，因此古代四川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四、论所谓四川的“盆地意识”
古代四川的对外交通并不存在“蜀道难”的情况，但是，因为四川的地域环境确实是处于四面环山的盆地中，再加之对“蜀道难”的误解，所以，许多人，包括许多四川人，都认为四川人存在“盆地意识”。
什么是“盆地意识”？按照“搜狗百科”的解释：盆地意识是指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四川人的特有意识，是由四川盆地几乎完全封闭的地理特性造成的。历史上，由于四川盆地物产丰饶而使四川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自成一体，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含有“盆地即天下”的意境。盆地意识通常有自足、自满、自大（有时有夜郎自大或坐井观天）等多种意思。[6]
盆地意识的起源，应该说祸起“天府之国”――因“水旱从人”而“不知饥馑”。在农业经济时代，这是天然的幸福，不值得更没有必要去指责。
但是，说古代四川因为身处盆地就“含有‘盆地即天下’的意境”，就“有自足、自满、自大（有时有夜郎自大或坐井观天）等多种意思”就完全错了。
巴蜀文化虽地处四川盆地，周围大山怀抱，却并不封闭四塞，不可以“盆地意识”来论之。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巴山蜀水所积淀并形成的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厚而凝重，而在巴蜀文化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强烈的开放性和兼收并容性。巴蜀文化同海内外其他先进文化相比，也是毫不逊色。这也是促使古代巴蜀文明具有世界文明特点的一个原因。
所谓巴蜀文化，其实是巴蜀地域文化不断与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邻近周边文化乃至域外文化荟萃的产物。《华阳国志・蜀志》里记载的“五丁迎石牛”一类传说，反映出古巴蜀先民力求打通闭塞，走出盆地，渴望与外界交流的观念行为。距今6000年―5300年的大溪遗址、距今5000年―3000年的三星堆遗址所出土海螺、海贝、象牙，明显地具有强烈的外来因素。三星堆文明曾在夏商之世及周初，以成都平原为辐射中心，其影响向北达到汉水流域与渭水上游，向东远及今宜昌长江两岸，向南则深入青衣江、大渡河流域。此外，它还通过包括古栈道、古长江及其支流水系、古蜀布之路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将中原文明、荆楚文明、滇濮文明以及南亚文明、西亚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海文明等诸文明的优秀成分大方地采借过来，用来发展和壮大自己。
与此同时，巴蜀文化还以大山般的胸怀，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如传说中取代鱼凫王的杜宇、取代杜宇王的鳖灵，都是从巴蜀地域以外进入成都平原的非土著人。秦时迁蜀的赵人卓氏、山东程郑，也是在临邛（今邛崃市）东山再起，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贾的。蜀人妒才之心相对较小，并且很善于学习。《文选・蜀都赋》李善注引刘渊林言：“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说明秦汉之际的蜀地土著人很快便可以与中原移民进行语言交流。正是有了这个基础，中原（时称中国）人才将蜀语纳进汉语的方言以内。这也就是西汉扬雄编《方言》时将“秦晋”、“陇冀”、“梁冀”并称的原因。
正是由于巴蜀文化重交流、重包容的大环境的吸引，从秦以后的两千多年间，各类移民、各色人才并携带着各种先进思想、文化技术，源源入蜀，于是使得秦以后的巴蜀文化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局面，涌现出许多领先于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科技以及思想文化成果。这表明，古代的四川人和现代的四川人，从来不保守，“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使四川成为许多改革思想的孕育摇篮。
注释：
[1]袁行霈、陈进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四川卷》，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47页。
[2]骆永寿：《历代流贬巴蜀史略》，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3]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4]（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79页。
[5]参见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6]参见“搜狗百科”http：//baike.sogou.com/v7578780.htm。
作者：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油）副教授
摘 要：古代四川与外界的交通情况，公认的是“蜀道难”。这是一个被文学代替史学的经典案例。古代有四通八达的“蜀道”，说明古代四川对外交通并不“难”，而且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对“蜀道难”的误解，造成许多人都认为四川人存在“盆地意识”。巴山蜀水所积淀并形成的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巴蜀文化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强烈的开放性和兼收并容性。
关键词：蜀道难;文学代替史学;古代蜀道四通八达;盆地意识;开放和包容
关于古代四川与外界的交通情况，公认的是“蜀道难”。例如，《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四川卷》就说：“四川自古‘蜀道难’，因为盆地周围高山阻隔，巴蜀‘四塞之地’，自成一个封闭的地理单元，迁徙与交流不易，对外交通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艰巨努力，以致李白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慨叹。”[1]《历代流贬巴蜀史略》也说：“（巴蜀）因受山水阻隔，它历来都偏离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在古代，从这里要与多数王朝的京畿之地取得联系，得翻越横绝川陕边境的秦岭、大巴山;而要到达富庶的两湖、江浙地区，必须穿过险多流急的长江三峡。因此，大诗人李白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2]这样的说法当然也是有道理的。与中原地区的交通情况相比较，古代四川的交通当然也说得上是“难”;但是，将诗人在文学作品中的感叹文字作为历史地理研究的证据，则无形中夸大了古代四川与外界交通的难度。认真考察古代四川与外界的交通情况，其实并不存在所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情况。因此，“蜀道难”之说，是一个被文学代替史学的经典案例，值得辨析。
一、“蜀道难”之说来源于文学作品《蜀道难》
关于“蜀道难”之说，影响最大的是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蜀道难》，说它的影响已经家喻户晓也不过分。这首长诗开篇即说：
噫吁�剑�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
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
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
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f岩不可攀。
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雌从绕林间。
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
这首诗大约是天宝（公元742～756年）初年，李白第一次到长安时写的。该诗以雄健奔放的笔调、夸张形容的手法，大体按照由古及今，自秦入蜀的线索，展开丰富的想象，着力描绘秦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艺术地再现了蜀道峥嵘，突兀，强悍、崎岖等奇丽惊险和不可凌越的磅礴气势。全诗采用律体与散文间杂，文句参差，笔意纵横，豪放洒脱，感情强烈，一唱三叹，回环反复，读来令人心潮激荡。作为文学作品，不可否认该诗是异常地成功，但是，再优秀它毕竟也是文学作品，代替不了讲求实事求理的研究史地的学术论文。
当李白在写《蜀道难》的时候，“蜀道”其实并不难。众所周知，安史之乱后，唐玄宗仓惶逃往蜀地避难，大队伍的人马很快就到了成都的天回镇。如果真的是“蜀道难”，怎么能迅速逃到成都呢？
《蜀道难》本是乐府古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中的调名，内容多写蜀道的艰险。今存《蜀道难》诗除李白这首外，尚有梁简文帝二首，刘孝威二首，阴铿一首，唐张文琮一首。但是，唐以前的《蜀道难》作品，简短单薄。李白对乐府古题有所创新和发展，唐人殷�[编《河岳英灵集》称此诗“奇之又奇，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
关于李白《蜀道难》这首诗的寓意，历来众说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斥严武说、刺章仇兼琼说、讽喻说、咏蜀说及仕途说等。值得注意的是“仕途说”。持此说者认为，此诗表面写蜀道艰险，实则写仕途坎坷，反映了诗人在长期漫游中屡逢踬碍的生活经历和怀才不遇的愤懑。应当说，李白《蜀道难》中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作为诗人对社会、生活的感叹，完全是正确的;而倘若以此认为自然环境中的“蜀道”真有多“难”，则就完全不是事实了。
二、关于“蜀道难”的印证和否定
如果要为“蜀道难”找证据，从表象看，也是有的，著名的如“五丁开山”和“邓艾伐蜀”的故事。
“五丁开山”说：秦惠王即位后，为吞并巴蜀，一面与蜀王通好，互赠馈遗，一面寻找秦兵南下伐蜀的大道。相传秦惠王用计使蜀王开道，蜀王中计，引狼入室，自取灭亡。《水经・沔水注》引来敏《本蜀论》记载：“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循）路灭蜀，因曰石牛道。”类似的记载在《华阳国志・蜀志》中也有：“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王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蜀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周显王三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于蜀。蜀遣五丁迎之……”这故事意在说明，蜀道先前是不通的，或者很难。但这里的神话色彩太强烈了，不好用来证明先秦时的蜀道的真实面貌。
《史记・张仪列传》则记载说，张仪游说楚怀王：“秦西有巴蜀，大船积粟，起于汶山，浮江已下，至楚三千余里……。里数虽多，然而不费牛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I关。�I关惊，则从境以东尽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
公元前316年，司马错、张仪、都尉墨率秦兵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征服了古蜀国。此后，秦通过蜀郡与巴郡的建立，不仅将巴蜀纳入到中原封建王朝的郡县制体系，而且大力经略巴蜀，将其建设成为了秦国巩固的基地。所以，常璩称：“蜀……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给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x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得楚则天下并也。”[3]只用了一两个月的时间就完全征服了古蜀国，没有方便的交通，大量的士兵和军用物质是无法运输的。即是说，秦并巴蜀，并不存在“蜀道难”的问题。 至于秦以前的蜀道，《华阳国志・巴志》记载说：“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巴、蜀能够派出军队，能够参加禹在会稽的会盟、周武王伐纣这样的大型活动并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没有去中原的方便的交通路线，显然是不可能的。
“邓艾伐蜀”是《三国演义》上很有名的故事。《三国演义》第117回“邓士载偷度阴平，诸葛瞻战死绵竹”说，邓艾（字士载）率军“于巅崖峡谷之中，凡二十余日，行七百余里，皆是无人之地。……前至一岭，名摩天岭，马不堪行，艾步行上岭，正见邓忠（邓艾之子）与开路壮士尽皆哭泣。艾问其故。忠告曰：‘此岭西皆是峻壁巅崖，不能开凿，虚废前劳，因此哭泣。’艾曰：‘吾军到此，已行了七百余里，过此便是江油，岂可复退？’乃唤诸军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吾与汝等来到此地，若得成功，富贵共之。’众皆应曰：‘愿从将军之命。’艾令先将军器撺将下去。艾取毡自裹其身，先滚下去。副将有毡衫者裹身滚下，无毡衫者各用绳索束腰，攀木挂树，鱼贯而进。邓艾、邓忠，并二千军，及开山壮士，皆度了摩天岭。”
《三国演义》上的“邓艾伐蜀”备受艰难，说明蜀道确实是难，《三国志》有记载相印证：景元四年（263年）冬十月，艾自阴平道行无人之地七百余里，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山高谷深，至为艰险，又粮运将匮，频于危殆。艾以毡自裹，推转而下。将士皆攀木缘崖，鱼贯而进。先登至江油，蜀守将马邈降。蜀卫将军诸葛瞻自涪还绵竹，列陈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马师纂等出其左。忠、纂战不利，并退还，曰：‘贼未可击。’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举，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将斩之。忠、纂驰还更战，大破之，斩瞻及尚书张遵等首，进军到雒。刘禅遣使奉皇帝玺绶，为笺诣艾请降。”[4]
问题是，“邓艾伐蜀”备受艰难之事，就能证明“蜀道难”吗？不能！因为邓艾此次攻“蜀”，目的是“奇兵冲其腹心”，是有意选择“山高谷深”的“无人之地”作为进攻路线，不能以此证明作为秦蜀通道的“蜀道”本身有多艰难。
三、古代“蜀道”并不“难”，四通八达
自秦以后，巴蜀统一为一个区域，多以“蜀”字指代这个区域，即古代四川。应该说，“蜀道”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大概念，包括四面八方通往古代四川的道路，有自三峡溯江而上的水道，由云南入蜀的�k道，有自甘肃入蜀的丝绸之路河南道和自汉中入蜀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等，也包括蜀地范围内的道路，这是广义上的蜀道。而通常学术研究中提到的“蜀道”，则是指狭义的概念，即由关中通往汉中的褒斜道、故道以及由汉中通往四川的金牛道、米仓道等。
“蜀道”的东路有江水通于巴、楚，直抵吴、越。《史记・楚世家》所记“蜀伐楚，取兹方”，《史记・秦本纪》《华阳国志》等记载秦因蜀攻楚，即由此路。古代四川与长江中下游各地的交往，都由此顺江东下。
“蜀道”的西路主要有岷江河谷与川西北高原沟通，有岷江支流南河达于临邛、青衣（今芦山县），入西夷各地。又有“秦道岷山青衣水”入青衣河谷，折转岷山各地，北出秦陇，转达中原。
“蜀道”北方通道是古代四川与中原联系的最重要通道，主要有褒斜道和故道，统称“蜀道”。
褒斜道见诸史乘很早。《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巴蜀亦沃野……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史记・河渠书》：“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船湾漕。”褒斜道是水、陆两条并行的古道。古褒斜道沿渭水南侧支流斜水（今名石头河）和汉水北侧支流褒水河谷行进，故名，亦省称为斜谷道。其走向是先由蜀之金牛道抵汉中，经褒城，出褒谷口，越七盘岭或穿石门洞，经孔雀台，沿褒水干流狭谷险段至褒河上游三源相会的西江口，又经两河口，西折入红岩河上游虢川平地，入石头河中游宽平的桃川河谷，翻老爷岭，东北入斜谷关，经眉县，过周至，西行至户县，再东北直抵西安。
故道是北出蜀地，沿嘉陵江东源故道河谷行进，故名。故道的走向是先由金牛道经五盘岭或阳平关至金牛镇，北至略阳，沿嘉陵江东北行，翻老爷岭至白水江，北越青泥岭至徽县，东北折入两当县，东越嘉陵江支流永宁川、庙河、红岩河，入嘉陵江河谷狭谷区至凤县，东北经黄牛岭，越大散关，进抵渭水之滨的宝鸡。
“米仓道”起于陕西汉中南郑，翻大小巴山，过米仓山进入蜀地南江县境，穿越南江县后跨入巴中，又沿巴河、渠江南下重庆，此为水陆交融之“米仓道”之一。又其陆路，经蓬州（蓬安）、顺庆（南充），再下合州（合川），直抵江州（重庆），此为南米仓道所经之路线。沿南方丝绸之路经南部、三台、中江沿线抵成都。此为米仓道西线。此线其北乃接广元入蜀古道。“米仓道”入南江后又东分，经贵民关入通江“汉壁道”、“洋万涪道”，抵终点地重庆、成都。
荔枝道。据《旧唐书》《新唐书》记载，唐天宝年间，唐玄宗为满足杨贵妃每天吃上新鲜荔枝，颁旨在涪州（今重庆涪陵）兴建荔枝园，并从涪州修建专供运输荔枝的驿道。关于这条古道，《方舆胜览》有记载，从涪陵至达州到汉中西乡，再进入子午谷后，三日可到长安，“香色俱未变”。荔枝道分为两段，第一段名为洋巴道，由涪陵经过乐温、垫江、梁山、东乡、镇巴，然后经洋河河谷沿巴山北坡下至汉中盆地的东缘，至洋县西乡;然后再由南子午镇进入子午道，过宁陕、腰岭关、洵阳坝、三交驿、到北子午镇，最后进入长安。
“蜀道”北方通道值得一提的是“丝绸之路河南道”，这是过去被忽略了的丝绸之路的一支。因其沿线主要经过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吐谷浑河南国，故而又被称作丝绸之路河南道。该道的起点是益州（成都），顺岷江而上，经阿坝州的松潘北上古河南国溅川（今甘肃碌曲尕海一带）境内，终点是西域和漠北。[5]丝绸之路河南道兴盛于公元4―6世纪，是沟通南朝和西域间的重要通道。据不完全统计，东晋、南朝、前凉、吐谷浑、柔然、丁零、突厥、铁勒，以及西域、中亚和西亚的许多古代国家的旅行者都曾行经丝绸之路河南道。 “蜀道”的南路有数道，分别入南中、夜郎。这几条道路都十分重要，尤其是自蜀入滇再出外域的几条道路，是我国古代西南地区最重要要的国际交通线。
以上四通八达的“蜀道”说明古代四川的对外交通并不“难”，因此古代四川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
四、论所谓四川的“盆地意识”
古代四川的对外交通并不存在“蜀道难”的情况，但是，因为四川的地域环境确实是处于四面环山的盆地中，再加之对“蜀道难”的误解，所以，许多人，包括许多四川人，都认为四川人存在“盆地意识”。
什么是“盆地意识”？按照“搜狗百科”的解释：盆地意识是指生活在四川盆地的四川人的特有意识，是由四川盆地几乎完全封闭的地理特性造成的。历史上，由于四川盆地物产丰饶而使四川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自成一体，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含有“盆地即天下”的意境。盆地意识通常有自足、自满、自大（有时有夜郎自大或坐井观天）等多种意思。[6]
盆地意识的起源，应该说祸起“天府之国”――因“水旱从人”而“不知饥馑”。在农业经济时代，这是天然的幸福，不值得更没有必要去指责。
但是，说古代四川因为身处盆地就“含有‘盆地即天下’的意境”，就“有自足、自满、自大（有时有夜郎自大或坐井观天）等多种意思”就完全错了。
巴蜀文化虽地处四川盆地，周围大山怀抱，却并不封闭四塞，不可以“盆地意识”来论之。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巴山蜀水所积淀并形成的巴蜀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厚而凝重，而在巴蜀文化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强烈的开放性和兼收并容性。巴蜀文化同海内外其他先进文化相比，也是毫不逊色。这也是促使古代巴蜀文明具有世界文明特点的一个原因。
所谓巴蜀文化，其实是巴蜀地域文化不断与包括中原文化在内的邻近周边文化乃至域外文化荟萃的产物。《华阳国志・蜀志》里记载的“五丁迎石牛”一类传说，反映出古巴蜀先民力求打通闭塞，走出盆地，渴望与外界交流的观念行为。距今6000年―5300年的大溪遗址、距今5000年―3000年的三星堆遗址所出土海螺、海贝、象牙，明显地具有强烈的外来因素。三星堆文明曾在夏商之世及周初，以成都平原为辐射中心，其影响向北达到汉水流域与渭水上游，向东远及今宜昌长江两岸，向南则深入青衣江、大渡河流域。此外，它还通过包括古栈道、古长江及其支流水系、古蜀布之路等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将中原文明、荆楚文明、滇濮文明以及南亚文明、西亚文明、埃及文明、爱琴海文明等诸文明的优秀成分大方地采借过来，用来发展和壮大自己。
与此同时，巴蜀文化还以大山般的胸怀，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才。如传说中取代鱼凫王的杜宇、取代杜宇王的鳖灵，都是从巴蜀地域以外进入成都平原的非土著人。秦时迁蜀的赵人卓氏、山东程郑，也是在临邛（今邛崃市）东山再起，成为富可敌国的大商贾的。蜀人妒才之心相对较小，并且很善于学习。《文选・蜀都赋》李善注引刘渊林言：“是时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说明秦汉之际的蜀地土著人很快便可以与中原移民进行语言交流。正是有了这个基础，中原（时称中国）人才将蜀语纳进汉语的方言以内。这也就是西汉扬雄编《方言》时将“秦晋”、“陇冀”、“梁冀”并称的原因。
正是由于巴蜀文化重交流、重包容的大环境的吸引，从秦以后的两千多年间，各类移民、各色人才并携带着各种先进思想、文化技术，源源入蜀，于是使得秦以后的巴蜀文化呈现出一种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的局面，涌现出许多领先于全国乃至世界的经济、科技以及思想文化成果。这表明，古代的四川人和现代的四川人，从来不保守，“敢为天下先”的精神使四川成为许多改革思想的孕育摇篮。
注释：
[1]袁行霈、陈进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四川卷》，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47页。
[2]骆永寿：《历代流贬巴蜀史略》，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3]任乃强：《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4]（晋）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579页。
[5]参见陈良伟：《丝绸之路河南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6]参见“搜狗百科”http：//baike.sogou.com/v7578780.htm。
作者：四川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江油）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