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本科毕业论文

试探“赵氏孤儿”故事在中外文化传播中的流变

——比较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与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摘要

元代纪君祥的杂剧《赵氏孤儿》是“赵氏孤儿”故事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过程中的集大成之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我国的悲剧文化特征。十八世纪时，此剧就被译成法文、英文等传播到欧洲，后来经过伏尔泰巧妙地借用和衍化，改编为话剧《中国孤儿》，产生了巨大的轰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积极的影响。本文将结合这两部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中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从剧情内容、人物形象塑造、作品主题思想三个方面试作比较分析，通过比较分析探讨“赵氏孤儿”故事在中外文化传播中的流变。

关键词：《赵氏孤儿》；《中国孤儿》；文化视角；启蒙理想

Rheological test

'orphan' story in the Sino foreig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arison of Ji

Junxiang's 'orphan' and Voltaire's 'orphan' Chinese

Abstract

Ji Junxiang of

Yuan Dynasty Zaju 'orphan' is 'orphan' story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n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Chinese masterpiece, reflect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tragedy. In eighteenth Century, the play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French, English spread to europe, after Voltaire cleverly

borrowing and derived, adapted for the drama 'China orphans', produced a

great sensation, and have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Movement in a certain extent. This paper will combine the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works produced in western culture and background, from

the plot, characters, theme three aspects tries to mak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heology “orphan” story in the Sino foreign

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the.

Key word: “The orphan of Zhao” ；“Chinese orphan” ；Cultural Perspective；The ideals of the

enlightenment

引言.

1 《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剧情内容之比较.

1．1 表现技巧上的差别.

1．2 情节上的差别.

1．3 结局上的差别.

2 《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主要人物形象之比较.

2．1 忠义理念的殉道者程婴与哈姆雷特式的英雄臧惕.

2．2 奸邪残暴的贼臣屠岸贾与多情的理想君主成吉思汗.

2．3 被损害、被牺牲的弱女子庄姬与散发着理性光芒的自由女性伊达美.

3 《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主题之比较.

3．1 《赵氏孤儿》表达忠君爱国思想及普遍的反元复宋意识.

3．2 《中国孤儿》驳斥卢梭，推崇文明和理性，为启蒙理想服务.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引言

在我国众多史传作品中，“赵氏孤儿”这一真实历史事件最早见述于《左传》，寥寥数语记录了礼乐崩坏时代家族乱伦导致的悲剧，根源为政治利益，故事情节相对简单。现在，我们所熟知的赵氏孤儿故事成型于《史记》，司马迁在《赵世家》中注入儒家倡导的忠义精神，把以程婴为首的三义士救孤殉孤斗争的意义具体明确为忠义、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彰显义士的忠义精神，一方面体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倡导确立的伦理道德规范及对皇权的绝对敬畏与尊崇；另一方面，司马迁“信而被疑，忠而被谤”，辱受宫刑的遭遇使其对历史上具有忠义思想的仁人志士报以更多理解和崇敬之情，改编赵氏孤儿原型故事也是其抒发幽愤之情、著书明志的一种方式。“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到了元代，南宋灭亡，蒙古族入主中原，对治下实行严酷的统治和民族歧视的压迫政策，汉人地位低下，儒生颠倒不如人，文人知识分子具有普遍的思赵（宋）心理意识。纪君祥以《史记·赵世家》为蓝本，综合民间流传的故事，创作了这部著名的杂剧。此时，该故事的主题明显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具有深刻的民族内涵。

在我国戏剧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该剧无疑是群星璀璨格局中极其闪耀的一颗，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史》中评价把它“列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于色”[1]。此剧以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和丰富的文化内涵一直吸引着后世进行整理研究和改编，从史传作品到元杂剧，从明传奇到近现代的各种地方戏曲剧种和话剧，再到影视作品，可以称得上是长盛不衰。

值得一提的是，十七世纪初，随着东方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欧洲掀起了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充满好奇与向往的热潮，《赵氏孤儿》便在此间流传到欧洲，受到许多西方学者的追捧，一时间争相改编，如英国作家哈切特的《中国孤儿》、墨菲的《中国孤儿》，诗人歌德的《哀兰伯诺》等。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

1753——1755年间改编的话剧《中国孤儿》。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因而也被认为是我国率先走向国外的文学作品，谈到其影响力，著名学者范希衡先生认为“迄今为止，它是中国文学在国际上享有的，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最大的光荣。”[2]

当然，对于两部作品的深刻内涵和诸多不同之处，许多专家学者都曾反复探讨过。虽然两部作品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但在剧情内容、人物形象塑造与主题等方面也有较大区别，本文尝试比较分析二者在这些方面的不同，以更好地理解和探讨这两部作品。

1 《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剧情内容之比较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包括一楔子五折戏，剧情围绕“托孤、搜孤、救孤、报仇”这条

主线展开，情节曲折复杂。剧情讲述的是春秋时期，晋国权臣屠岸贾与上卿赵盾失和，屠岸贾常想置赵盾于死地，只可惜几次都不能得手，几次三番的陷害，最终将赵家满门良贱，诛杀尽绝，仅驸马赵朔之妻——公主庄姬，因怀身孕而幸免。后来，庄姬产下一男婴，便托付给草泽医生程婴，求其救出赵氏这根独苗，自己自缢而死。程婴晓以大义，说服守门将军韩厥放走了赵孤。韩厥被程婴的义举震撼，为了保住孤儿暂时被救走的秘密，便拔剑自杀了。为了彻底杀掉孤儿，恶毒的屠岸贾发出命令：如果三天中没有人交出赵孤，那么全国半岁以下、一月以上的婴儿就将丧命。为保万全，程婴和公孙杵臼演了一出绝妙好戏，用自己的孩子代替赵孤，献给屠岸贾。公孙杵臼撞阶而死，程婴的孩子也惨遭毒手。之后，为了复仇，程婴忍辱负重投到屠岸贾门下，并让赵孤拜屠岸贾为义父，取名屠成。数十年以后，赵孤长大成人，是个文武全才，程婴找准时机向他讲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世和家门的不幸遭遇，赵孤誓死报仇。最后，在国君的授意和魏绛的帮助下，赵孤除掉屠岸贾，尽灭屠家，报了大仇，并恢复赵姓，赐名赵武，承袭祖上的爵位。程婴觉得自己的职责已尽，便自刎身死，感谢赵家的恩遇。

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最早被耶稣会士马若瑟翻译后传入法国，但他的译本没有将原作极富中国民族特色且充满音韵和谐之美的曲词译出来，只是用“他唱”和“她唱”[2]代替，虽然大体保留了原作的轮廓，但很明显缺失了韵味。伏尔泰的《中国孤儿》这部五幕剧就是参照马若瑟翻译的孤儿剧改编而来的。故事发生在南宋将要灭亡的时候，成吉思汗攻打风雨飘摇的宋廷，生命垂危的皇帝临死前向忠心耿耿的大臣臧惕托孤。成吉思汗一心要除掉皇孤这个心头之患，便命令窝阔台四处搜捕皇孤。在这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为了完成使命，在妻子伊达美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臧惕用自己的儿子冒名顶替皇孤准备引颈受戮。作为妻子的伊达美虽支持丈夫救孤，但当从侍从口中得知换孤的真相时，爱子亲深的强烈情感几乎使她崩溃，竟然不顾丈夫的阻挠大胆地向成吉思汗说出实情，希望保住儿子的性命。凑巧的是，成吉思汗很早之前流落到宋都的时候，偶遇之下迷恋上了漂亮的伊达美，并大胆向她求婚，却被断然拒绝，现在便攥着臧惕、皇孤和她的儿子的性命进行逼婚，并希望她妥协。有着强烈伦理道德观念的伊达美毫不犹豫地斥责并拒绝了成吉思汗，也开始积极拯救皇孤。这时的臧惕被投进监狱，面对征服者的淫威和严刑拷打也不屈从。伊达美的救孤行动也没能成功，同样被投入监狱，死亡的威胁依然没有使她向成吉思汗低头，反而决定与丈夫一同慷慨赴义。成吉思汗听闻夫妻二人的对话之后，深感震惊和羞愧，并被他们的德行感化，最终果断下令赦免他们，同时决定收养皇孤和他们的儿子，恳请臧惕留下来用先进的文化教化百官。

据此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两部剧作在基本情节的安排上还是体现出了与原型故事的顺承关系，二者都有“搜孤、救孤”这一重要情节。在具体的细节安排上除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基本元素不同之外，一些重要内容也有很大的改变。

1．1 表现技巧上的差别

以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为代表的元杂剧以“曲”为主，通过曲词来抒情、叙述情节、塑造人物形象，也起到渲染气氛、描写景物和串联关目的作用[3]；另外就是“白”，“白”也就是说，白的作用是弥补和完善曲所达不到的效果及将曲串为连贯的整体[3]，达到“曲白相生”。《赵氏孤儿》通过曲词的表现很明显意在把全剧的重点放在忠义精神和人情冲突上，让主人公舍生取义，牺牲个人的情感乃至生命，成就天地之间的凛然大义和浩气长存的正义。而以《中国孤儿》为代表的这一时期的西方戏剧重视剧情在舞

台上的演绎效果：时间和剧情保持统一，重视情感的发挥及风俗、雄辩、理性等的细致描绘[4]，剧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伊达美，便是理性的化身。面对丈夫臧惕用自己的孩子替换皇子一事，伊达美表现出了坚决的反对，正如余秋雨所言：“《赵氏孤儿》里的关键性情节——换孤，在伏尔泰这里受到了否决。”[5]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领域里“夫为妻纲”的伦理观念在伊达美身上受到了挑战，她的理性和对爱情的忠贞反而淡化了元杂剧里血腥杀戮的气氛和激烈的政治背景。

1．2 情节上的差别

两相比较来说，《中国孤儿》情节明显简化了。《赵氏孤儿》中奸臣屠岸贾弄权是故事展开的导火索，随着屠岸贾血腥屠杀忠良和庄姬托孤的进一步发展，屠岸贾搜孤和三义士救孤把故事推向高潮，结果屠岸贾被铲除，赵氏一门大仇得报，整个过程充满悲情。伏尔泰却认为这些情节过于复杂，而且时间过长，地点也不一致，剥夺了观众的快感，不符合“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4]的“三一律”原则，而且庄姬公主、韩厥、公孙杵臼等主要人物先后自杀和两个家族相互仇杀的血腥暴力场面不适合在舞台上表现出来，因此根据需要只保留了搜孤和救孤两个重要情节，舍弃其他故事情节进行了压缩改编。

《赵氏孤儿》剧主要通过搜孤、救孤过程中正义与邪恶的反复较量这条主线反映春秋礼乐崩坏时期统治阶层的忠奸斗争，《中国孤儿》创造性地舍弃其他故事情节加进爱情纠葛来丰富内涵，表现“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赵氏孤儿》剧中女性出场显得单薄，庄姬公主向程婴托孤之后就自杀了，没有爱情戏份的半点影子。《中国孤儿》则不同，巧妙设计让臧惕的舍子救孤行动在伊达美伟大的母性力量下失败，从而引出她与成吉思汗之间的爱情纠葛，并且让这段爱情纠葛成为重头戏。当年，伊达美拒绝了成吉思汗这个不服归化的野蛮鞑子的追求。现在，两人再一次见面，伊达美坚守伦理道德底线的做法，一下将看似简单的爱情纠葛上升到理性层面，衍化成“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冲突。最终，解决这一冲突并没有走《赵氏孤儿》剧完全依靠孤儿的命运来决定的套路，而是通过爱情这条线所化解了矛盾。对此，伏尔泰也给出了精妙的解释：“爱情给戏剧提供了内容，实多于复仇与野心，因复仇与野心无细腻精微之处，而爱情则有无穷无尽的细腻与精微。爱情在剧场上比别的热情较易成功，因为世间爱情多而复仇与野心少。”[2]由此来说，成吉思汗与伊达美之间的爱情纠葛并不能简单理解为儿女情长、“英雄闹剧”一类的无关紧要的插曲，而是表现文明战胜野蛮乃历史的必然，宣扬理性主义，激化剧情冲突，丰富该剧内涵的一个重要因素[6]。

1．3 结局上的差别

从受众的心理角度来看，《赵氏孤儿》和《中国孤儿》的结局是完美的，由于文化的差异，处理角度的不同，从而产生了各具特色，各有丰富内涵的戏剧韵味。《赵氏孤儿》剧的结局是罪恶滔天的屠岸贾为天地所不容，被义子（赵孤）千刀万剐，剁成肉泥，报了大仇，为民除害，为国锄奸。这种结局极富“多行不义必自毙”的强烈讽刺味道，深刻体现了国人普遍认可的“因果报应”思想，由此也使这部剧带有十分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此外，庄姬公主托孤自杀、韩厥自刎保密、公孙杵臼撞阶不屈等情节，让受众的心理跌宕起伏，情感也随着情节的步步深入而逐渐失衡。最后，受众这种失衡的心理需要集中平衡淡化，所以纪君祥选择让忠臣义士们“舍生取义”的道德之花结出惩恶扬善

的胜利之果，带给受众圆满式、安慰式、中和式的审美心理感受。当然，这种冤冤相报互相仇杀的结局看似圆满，实际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整剧的悲剧性，也不能与传统意义和视角上的“大团圆”结局划等号，它让观众在情感上得到调剂，精神上得到满足的同时，仍交织着强烈的愤慨之感，产生独具特色的艺术感染力。

《中国孤儿》没有一如既往地走“有仇报仇，有冤报冤”的路子，而是成功的通过伊达美和臧惕的高尚道德及人格魅力感化野蛮的成吉思汗，让成吉思汗在幡然悔悟的过程中实现完美的质的转变，使交织在一起相抗衡的矛盾冲突通过和解的方式很快消解，进而自然地表现文明理性必然战胜野蛮暴力这个主题。整个故事从头到尾没有强权与暴力造成流血冲突和牺牲的场面，一切皆大欢喜，这也正是伏尔泰提倡“以非暴力、理性和道德赢得胜利”的真实理想和追求的具体体现。总而言之，《中国孤儿》脱胎于《赵氏孤儿》，体现的是西方文化视角下的丰富内涵，一方面是伏尔泰遵循欧洲古典戏剧创作原则和受众喜闻乐见的审美要求，深受法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在启蒙运动如火如荼进行的大背景下，伏尔泰顺应时局，为了推崇文明和理性，传达启蒙理想而作出的选择。

2 《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主要人物形象之比较

虽然《中国孤儿》在《赵氏孤儿》的基础上改变较大，但伏尔泰同样成功塑造了一系列自己文化视角下的人物形象，把二者的主要人物形象对比分析，有助于更好地探讨其主题。

2．1 忠义理念的殉道者程婴与哈姆雷特式的英雄臧惕

以程婴为首的三义士是《赵氏孤儿》中极力赞扬的忠义典型，汉代刘向在《新序·节士》中就认为：“程婴、公孙杵臼可谓信义厚士矣。”[7]程婴是《赵氏孤儿》中最重要的主人公，所以纪君祥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方面下足了功夫。身为草泽医生，赵家的一个小小门客，心里很清楚：歹毒的屠岸贾已经知道庄姬公主生下的是寄托赵家复仇希望的孤儿，所以四处张榜搜捕，救孤存在着抄家灭族的巨大风险。严峻的形势并没有吓倒程婴，程婴还是冒着生命危险全力以赴拯救赵孤，只因“向在驸马府门下，蒙他十分优待，与常人不同”[8]。程婴在韩厥的理解与配合下暂时顺利救下赵孤，但恶毒的屠岸贾得知赵孤逃脱的音信之后，为了逼迫救孤之人交出孤儿，甚至要杀死全国半岁以下一月以上的所有婴儿来绝后患。如果说程婴暂救赵孤只是出于简单的感恩报恩心理及同情赵家的悲惨遭遇的话，那么屠岸贾宁可错杀，也穷追不舍斩草除根的残暴做法，一下把程婴推向了忠诚守义这座道德高峰[5]。为了完成使命，程婴作出了割舍亲生骨肉的大胆决策，用自己唯一的血脉，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替换赵孤献给屠岸贾，忍着撕心裂肺的剧痛看着奸贼将孩子残忍杀死。不但如此，程婴还背负恶名，忍辱负重，带领赵孤投到屠岸贾门下，在痛苦的煎熬中抚养其长大成人，最终完成复仇大业。程婴的所作所为皆忠义理念使然，可以称得上感天地、泣鬼神，他是真正意义上儒家思想中“舍生取义，杀生成仁”理念的殉道者。

臧惕是《中国孤儿》中类似程婴一样背负着救孤使命的主人公。他身为国家重臣，深得君主信任，临危受命，担起了托孤重任。伏尔泰文化视角下的他一方面恪守“君为臣纲”的为臣之道，却忽略家庭责任。形势紧迫之下，他和程婴一样选择了牺牲自己的孩子顶

替皇孤受死，对皇命全全遵从，“他（皇子）活着，这就够了。先帝在天之灵啊，我从此可告无罪。”[2]“苦处正是在这里，你未有母子之情，已先有君臣之义。”[2]“谁无天性啊！但是，君臣义重父恩轻；我应该牺牲一切，临危时忠君报国，这孩子是我生的，比皇子又算什么。”[2]他认为君臣义务大于个人的家庭责任和幸福，君臣之义重于父子之情。另一方面他看似坚强不屈，实则内心软弱。他曾劝妻子伊达美顺从成吉思汗，让成吉思汗得到想要的爱情，以保全皇子和自己孩子的性命，说明在他的眼中，维护自己所尊崇的皇权胜过妻子的贞操和爱情。两次营救皇子失败之后，他被捕入狱，一直等待着征服者下达处死自己的命令，而伊达美反问道：“我们的死法很多，为什么受人宰割？胆怯心虚的罪人才让人拖去枭首；但凡英雄好汉都掌握自家生命：怎么能候个主子来宣布他的死刑？”[2]这一反问反而展示出他的软弱，看似坚强的外表依然掩饰不住人性真实的弱点。面对现实和死亡，他没有极力斗争反抗，而是一味地忍受成吉思汗的压迫和凌辱。当伊达美拿起刀子要他一起慷慨赴死的时候，他竟然一再犹豫，表现出了内心莫大的恐惧。

由程婴的表现可以看出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具有道德化色彩，儒家倡导的忠义理念成为维护皇权统治的强力宣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9]在整个传统儒家道德体系里，义不仅仅高于利，而且高于其他一切。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9]，主张“见利思义”；孟子强调“非义不取”，当义与生死的矛盾不可调和时，《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10]舍生取义的思想培养了重操守，尚气节，秉持正义，抗拒邪恶，虽死无憾的独特殉道精神，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为人称道的忠义之士。程婴义无反顾舍子救孤对此进行了尽善尽美的诠释。正是这种慷慨的伟大精神打动了伏尔泰，激起了他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浓厚兴趣，《中国孤儿》中的臧惕依然被塑造成维护皇权、忠诚守义的英雄角色。然而，比之《赵氏孤儿》中前仆后继、义无反顾的三义士，臧惕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反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要舍生取义却又内心软弱，他想杀身成仁却又消极面对现实。总之，伏尔泰文化视角下的这个英雄，既有我国儒家忠诚守义的一面，又有哈姆雷特式的犹豫与彷徨，真实体现了人性的两面性。

2．2 奸邪残暴的贼臣屠岸贾与多情的理想君主成吉思汗

在《赵氏孤儿》中，屠岸贾奸邪残暴的贼臣形象为历代所憎恶，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杂剧开始就有交代：“（点绛唇）列国纷纷，莫强于晋；才安稳，怎有这屠岸贾贼臣，他则把忠孝的公卿损！（混江龙）不甫能风调雨顺太平年，宠用着这般人；忠孝的在市曹中斩首，奸佞的帅府内安身。为主有功的当重刑，于民无益的受君恩。纵得交欺凌天子，恐吓诸侯，但违拗的都一个个诛夷尽。多咱是人间恶煞，可什么阃外将军？”[8]他诡计多端，奸诈狡猾，善耍政治阴谋，在朝堂内同刚正不阿的赵盾结下怨仇，便三番五次采用各种狠毒的办法置赵盾于死地：首先派勇士鉏麂前去刺杀赵盾，结果鉏麂有感于赵盾的忠诚，便撞树死义。他再次将西域神獒训练百日成为自己复仇的杀手，欺骗灵公说神獒能分出忠奸善恶，便趁机放出神獒扑杀赵盾。当神獒被殿前太尉杀死，赵盾上马车要脱身时，马车却早就被屠岸贾去了二马、拆了一轮。这些加害赵盾的邪恶办法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也充分显示了屠岸贾弄权的乱臣贼子作派和官场阴谋家的特征。他借神獒言赵盾不忠不孝，实则自己才是不忠不孝的忤逆之徒。他心胸狭窄，残暴至极，是个形同蛇蝎的刽子手。当他得知赵孤逃脱，便下令要杀死全国所有的同龄婴儿。等到重新得到“赵孤”时，便尽情地发泄了自己残暴冷血的私欲，“（正末唱）我见了这孤

儿，就不由我不恼也„„我拔出这剑来，一剑，两剑，三剑。把这一个小业种剁了三剑，兀的不称了我平生所愿也。”[8]

《中国孤儿》中的成吉思汗虽然是一个野心勃勃、杀人如麻的统治者，却首先被塑造成一个多情的，被爱情所伤所困，需要心灵寄托的失意者。五年前他流落宋都，迷恋上漂亮的伊达美，并向伊达美求婚，结果受到冷遇。五年后他进攻中原，征服宋室，俘虏了伊达美。政治上的成

功并不能满足他的欲望，不能让他忘记曾经倾心追求的爱人：“我索性说个尽罢：伊达美在我心头，曾具有无形魔力，迫使我听她摆布„„胜利之神给了我多么广大的权力！而她却来支配我的灵魂、性格和意向，岂不是她的权力比我更广大、高强„„然而，我忘她，她偏到来，她一来，我又爱了。”[2]多情的他甚至愤恨臧惕获得伊达美的爱情，成为自己的情敌：“那奸人非杀不可！我应该，我要如此：我纵然宽宏大量也不能对他仁慈。我这样的人，会饶过我恨的一个俘虏！是奴才！又是情敌！”[2]“我，会跟奴才争风，反不如奴才幸福！我把那奴才恨煞，而她又爱那奴才！”[2]他声言自己不懂得什么是爱情，并有这般魔力，但他却被深深地吸引，成为名副其实的爱情俘虏。当他希望重新得到伊达美的爱的时候，从言语上看他更像多情的欧洲骑士和情感敏锐、思想丰富的哲学家。其次，成吉思汗被塑造成一个完全从任性好杀的野蛮人转变成追求仁义道德的文明人，一个讲理性、讲宽容、遵从律法和道德的理想君主。他因爱情而对臧惕生恨，可当耳闻了夫妻两人准备慷慨赴死也不屈服的豪言壮语之后，感到震惊和羞愧，最后被他们无畏无惧的气节和高尚德行所感化，不仅接纳了皇孤，也接纳了不屈从自己的伊达美，并留臧惕在宫中做论道经邦的宰相，教授法律，化民成俗，宣讲正义、阐扬理性，使百官高尚知礼。如上所言，屠岸贾和成吉思汗都是政治上的铁腕人物，但他们解决矛盾的方式截然不同。屠岸贾不择手段用暴力解决矛盾的动力源自对赵盾的仇恨，并牵连众多无辜的人受害，恶贯满盈，多行不义，犯了众怒，违背受众所能接受的常情常理，即所谓的天理，最终落得被“钉木驴推上云阳，直剁做一埚儿肉酱”[8]的可悲下场，“恶人必有恶报”的观念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完整的体现。作为一个掌握生杀予夺大权，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统治者，成吉思汗在爱情和道德力量的感召下，变得理性、宽容、仁慈，接受了先进的儒家文化，他的身上更多的表达了中国儒家的仁爱思想及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进步的博爱思想，是伏尔泰文化视角下的理想君主。2．3 被损害、被牺牲的弱女子庄姬与散发着理性光芒的自由女性伊达美《赵氏孤儿》中身为晋国公主的孤儿生母——庄姬，虽然纪君祥对她着墨不多，是一个比较单薄的角色，但寥寥几个片段，已经可以感受到身处礼乐崩坏时代的她身不由己的悲哀。赵氏遭遇灭门惨祸，作为儿媳，即使是千金之躯也难逃厄运；作为妻子，眼见丈夫赵朔被赐死也无能为力；作为母亲，自己的孩子将要被搜去杀死，尊贵的身份并未能提供多少保护，带来任何福音。为了实现丈夫的临终遗言，危难之时她只得跪求草泽医生程婴把孩子带出宫去抚养，长大成人之后报赵氏一门的血海深仇，“(旦儿云)程婴！(诗云)可不道遇急思亲戚，临危托故人，你若是救出亲生子，便是俺赵家留得这条根。(做跪科，云)程婴，你则可怜见俺赵家三百口，都在这孩儿身上哩！”[8]她见程婴有所顾虑，便以裙带自缢身死，让程婴安心，“(旦儿云)罢、罢、罢！程婴，我教你去的放心。(诗云)程婴心下且休慌，听吾说罢泪千行；他父亲身在刀头死，(做拿裙带缢死科，云)罢、罢、罢！为母的也相随一命亡。”[8]她是真正的贤妻良母，更是乱世中被损害、被牺牲的弱女子的典型代表，以夫为纲，没有反抗意识，也没有反抗能力。《中国孤儿》中的伊达美是一个深受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影响，又大胆追求自由，不甘心接受强权的屈辱压迫和安排，处处散

发着理性与进步光芒的女性形象。作为妻子，她对爱情忠贞且坚守伦理纲常。当贵为一国之君的成吉思汗，再次向身为俘虏的她逼婚，甚至以要杀死她的丈夫和孩子相要挟的时候，她也毫不动摇，依然坚守贞洁爱情的底线。当丈夫劝她委曲求全顺从成吉思汗以保全皇孤和孩子，换得百姓安稳与国家太平的时候，她却认为接受那个“专制魔王”的爱是一种侮辱，是对道德的蔑视。作为母亲，眼看自己的孩子将要被屠戮，浓浓的血亲之情让她苦痛难熬，伟大的母性力量驱使她奋不顾身，“那么，好！我儿要紧：我为他只得承招，母子之情逼得我实在是苦痛难煞。”[2]当丈夫臧惕极力维护皇权，要用自己的孩子替代皇子去受死的时候，她敢于质疑，敢于反对，敢于大声疾呼，表达自己的心声，“唉，有什么贵和贱，又有什么主和臣，都不过一点虚荣定了一时的名分；天生来大家平等，倒了运大家相同，每个人都只负担自己的一份伤痛„„”[2]“„„我们看这套名分哪抵得上父和夫两个名称的神圣！父子之亲夫妇惰，这才是根本纲纪，才是整个民族的天然义务和维系。”[2]她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在生死面前，君臣忠义的责任和义务根本微不足道，父子之亲、夫妇之情才是维系天道人伦的根本。她希望自由地去死，向成吉思汗发出无声的抗诉，来捍卫自己对自由的执着追求。两幕剧中的两位女子分别代表了不同文化熏陶下的女性形象。《赵氏孤儿》中的庄姬公主是在封建思想统治下受压抑、被损害的弱女子的典型代表。她是一颗任命运摆布的棋子，没有自我，也没有自由，虽然贵为公主，却连保护自己与家小的权利和能力都没有，白白成为一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中国孤儿》中的伊达美贞烈刚强，竭尽全力保护自我和家人，敢于大胆追求自由，追求自我。她在剧中真正体现了伏尔泰“每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心里都有自然法的概念”[11]的观点，也十分明显地践行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对爱情从一而终的贞洁观念。她是伏尔泰文化视角下的一个既散发着西方启蒙思想理性和进步光芒，又深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影响的中西合璧式人物。3 《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主题之比较时代不同，文化视角不同，所强调的核心价值自然不同。无论是纪君祥的《赵氏孤儿》，还是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很自然地隐现出同时代官方或民间的诸种需要和精神诉求，带有浓重的时代色彩和各自鲜明的文化特色，包含极其丰富的历史感悟和深刻的民族内涵。3．1 《赵氏孤儿》表达忠君爱国思想及普遍的反元复宋意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2]“赵氏孤儿”原型故事流传至元代，其复仇主题的内涵已经发生了相应的改变。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实行严酷的统治，采取民族歧视的压迫政策，分全国人为四等，即蒙古人、色目人（西北各族和来到中国的中亚人、东欧人）、汉人（原金朝统治下的北方汉人及各族人）、南人（原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及各族人），他们被规定了极不平等的法律、政治、经济地位。在四等人中，汉人的地位尤其低下。宋代以儒立国，重文轻武，文人知识分子备受重视。到了元代，统治者却忽视儒士阶层，文人知识分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在“九儒十丐”[3]的鞑法规定中被排在娼妓之后，乞丐之前，“儒生颠倒不如人”是普遍的社会现实，以致“小夫贱隶，亦以儒为嗤诋”。面对民族歧视残酷统治的冲击，国破家亡的深创巨痛，儒士阶层“沉抑下僚、志不获展”的悲惨境遇，纪君祥选择“赵氏孤儿”这个题材，明显意在通过这个残酷事件来写民族矛盾，怀念灭亡的代表正统的赵宋王朝，抨击元蒙统治者暴虐无道的统治，表达忠君爱国思想及当时普遍的反元复宋意识。正如范希衡先生所言：“宋末元初的一段历史，不但是赵孤故事的重演，而且是极度的放大。在这种情形下，春秋时赵氏孤儿的故事当然特别风行起来，以程婴存赵代表恢复宋朝，就成为普遍的时代意识了。”[2]首先，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两宋的赵氏统治者常用“赵孤”自比，由此建庙立祀，大力褒扬程婴、公孙杵臼、韩厥这三位义士。宋神宗十六年加封程婴为忠节成信侯，公孙杵臼为通勇忠智侯，韩厥为忠定义成侯。后来，再次改封程婴为疆济公，公孙杵臼为英略公，韩厥为启侑公。南宋末年，宋理宗降旨在当时的国都杭州重修祚德庙，

进封程婴为忠济王，公孙杵臼为忠祜王，韩厥为忠利王，以表三人的忠节。不难看出，无论是封侯还是封王，始终围绕彰显忠义做文章，通过国家意志不断拔高这些历史人物的地位，扩大他们的影响，赤裸裸地宣扬忠君爱国思想，在赵宋王朝风雨飘摇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具有极其明显的民族倾向。其次，南宋臣民特别是文人知识分子有很强的以“赵孤”为“赵宋”的心理意识。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六州歌头·西湖万顷》词有云：“君不见，韩献子，晋将军，赵孤存。千载传忠献，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直使长江如带，依前是、□赵须韩。”[13]末路英雄文天祥路过无锡时，感叹时局，在题为《无锡》的诗里沉痛写到：“夜读程婴存赵事，一回惆怅一沾巾。”而后在《使北》一诗中又有“程婴存赵真公志，赖有忠良壮此行”这样的佳句。在国家正逢多事之秋，赵宋王朝日益衰微之际，他们热情歌颂三义士救孤存赵的忠义之举，以“赵孤”喻“赵宋”表达忠君爱国、复兴赵氏的强烈愿望是不言自明的。此外，从剧本自身来看，剧中诸多唱词也在向受众传达着反元复宋意识。第一折《混江龙》：“晋灵公偏顺，朝廷重用这般人。忠正的市曹中斩首，谗佞的省府内安身。为主有功的当重刑，于民无益的受君恩。纵得交欺凌天子，恐吓诸侯，但违他的都诛尽。诛尽些朝中宰相，阃外将军。”[8]第二折开篇《一枝花》：“屈沉杀大丈夫，损坏了真梁栋。好臣强也屠岸贾，好君弱了晋灵公。把谗佞来听从，贼子掌军权重，功臣难尽忠。怎不交我忿气填胸，乞紧君王在小儿彀中。”[8]在这些唱词中，纪君祥毫不隐晦地怒斥国君不分贤良，任用奸邪贼臣误国误民的可悲事实，一方面是对赵宋王朝无可挽回的灭亡命运的惋惜，另一方面流露出对前朝的深深眷恋之情，对无数为挽救前朝灭亡前赴后继作出牺牲的忠臣义士的无限崇敬之情。第三折《驻马听》：“大丈夫英勇结英豪，圣人言有道伐无道。”[8]这里所谓的“无道”，看似指昏庸暴虐的晋灵公不循正道，实则借古讽今，剑指元蒙统治者残暴无道的统治——征服过程中无休无止的暴掠杀戮，所到之处对人民敲骨吸髓般的压榨掠夺，不得人心的野蛮统治和跋扈的高压政治，矛盾日益尖锐的种族歧视的压迫。《煞尾》当中的“凭着赵家枝叶千年永，扶立晋室山河百二雄”[8]、“青史标名”等言语，第四折《醉春风》：“俺待反故主晋灵公，助新君屠岸贾。交平天冠、碧玉带、袞龙服，别换个主！主！主！”[8]更是将矛盾冲突推到极点，纪君祥不再仅仅鸣内心怫郁愤慨的不平，倾泻以往的怨怒，而是希望出现像程婴、公孙杵臼、韩厥这样的忠义之士，用实际行动大胆反抗元蒙的残暴统治，复兴赵宋，重整山河。3．2 《中国孤儿》驳斥卢梭，推崇文明和理性，为启蒙理想服务《赵氏孤儿》作为元杂剧的瑰宝，不论是我国传统的正统观念，还是民间意识都在其中得到了具体体现。《中国孤儿》虽脱胎于《赵氏孤儿》，但伏尔泰却给它注入启蒙思想的灵魂，表达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为启蒙理想服务。二者一方面被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另一方面深受本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孤儿》产生在启蒙运动如火如荼进行时期的法国，此时的法国社会堕落，政治腐朽，没落的专制王权和禁锢思想的天主教会同流合污，多方钳制人们的思想，大肆迫害异教徒，打击思想进步的有识之士。[14]与封建社会日薄西山的境况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应时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日益壮大，渴望冲破不利于自身发展的落后制度在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束缚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当然，这股新兴力量的羽翼并未丰满到凭借力量相对较弱的“理性”之力，就能撼动根深蒂固的教会统治和实力强大的封建专制王权的压迫，开创新文明的地步。因此，新兴的资产阶级需要有强有力的思想武器来武装自己，为自己的利益服务。此时，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的传入，无疑让一直在为社会变革广泛寻求理论支撑，启发理性思想的启蒙思想家们找到了新的泉源。作为启蒙运动领袖人物的伏尔泰，在这一时期极力宣扬理性（哲学）、科学和艺术的功用，[15]认为文明理性必然战胜野蛮愚昧。然而，启蒙运动的另一位领袖人物——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的著述中，却反其道而行之，大胆地认为科学与

艺术是败坏人类道德的罪恶之源，一切痛苦与堕落就是由这些所谓的文明生发的，在古老的东方，创造先进文化和高度文明的中原王朝被野蛮落后的蒙古贵族征服就是最有力的证明，这就是所谓的“野蛮高尚论”[16]。“道不同不相为谋”，虽然两人同为当时思想界的翘楚，并且一度还是要好的朋友，但卢梭的这种论断激起了伏尔泰的强烈不满。在《中国孤儿》剧中，虽然中原王朝在政治和军事上失败了，被野蛮的蒙古贵族的屠刀征服，但先进的儒家文化和高度发达的文明依然焕发着蓬勃的生命力和强大的魅力，最后成了文明的胜利者、征服者。由此不难看出，伏尔泰将故事的生发点设定在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下，表面上热情礼赞中国文明的巨大魅力，展现中国儒家文化的巨大吸引力，实则锋芒直指卢梭明显存在逻辑错误的观点，通过表现成吉思汗性情的突变，艺术地表达社会文明演进的过程，有力地驳斥卢梭的“野蛮高尚论”，推崇文明和理性，为自己的启蒙理想服务——文明和理性必将战胜野蛮愚昧，为人类赢得尊严，进步乃是历史的必然[15]。要对大众进行思想启蒙，就必须依靠文明和理性的教化。伏尔泰一方面针锋相对驳斥卢梭的“野蛮高尚论”，另一方面强烈抨击当时法国政治没落、社会混乱、风俗败坏时期势力强大的黑暗的教会统治。他毫不留情地斥骂教皇是“两条腿的禽兽”，教士是“披着文明外套的恶棍”，教会是“所有卑鄙狡猾的人布置起来的一张最可耻的骗人罗网”，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并且应该觉醒过来，按照自己的方式同那些骇人听闻的宗教热狂作勇敢无畏地斗争”[14]，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对专制王权抱有一定的好感：专制王权是时下唯一能够与教会权力相抗衡，促进国家走向强盛、社会不断进步的力量，社会和落后政治体制的变革可以由开明的理想君主由上而下来完成。从《中国孤儿》中成吉思汗的变化可以看出，伏尔泰所推崇的理想君主具有宽容博爱、仁慈理性、遵守律法、热爱科学和艺术等特点，也就是“哲学家式的国王”[15]，所以剧中的成吉思汗随着情节的发展不断变化，这些优点很快体现在他的身上，让他从残暴的野蛮人实现完美的华丽变身。开篇的成吉思汗是个“专灭人之国、杀人之君的凶汉”，暴虐嗜杀、荼毒文明的征服者，为了战争的胜利，不惜“把个雄伟的亚洲变成了一片坟墓”。在随后搜寻皇孤的过程中，则一步步变得仁慈理智起来，进而反感蒙古军队的野蛮行径：“行使征服者权威，你们已过于酷烈。我命令你们立刻收刀，不准再杀人流血：我要战败的人们，从此能松一口气。”[2]在追求伊达美的时候，更像一个多情的欧洲骑士，满脑子充满理性与哲学思辨、情感敏锐的思想者。故事将要结束的时候，成吉思汗被臧惕夫妇面对暴力与野蛮时表现的大义凛然的气节，维护正义的果敢坚毅，与强权斗争时的不屈精神所感动，所震撼，在他们崇高的德行面前低下头，不仅接纳了皇孤、宽恕了这对俘虏夫妻，而且还主动“全盘中化”，接受大宋的文明教化，彻底从暴虐嗜杀的野蛮人蜕变成追求仁义道德的文明人，开明理性的理想君主。综上所论，两部剧作都是特定历史时期表达官方或民间诸种需要和精神诉求的杰作，虽然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但由于所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主题并不相同。《赵氏孤儿》剧中的“赵孤”很明显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理想的象征，纪君祥通过历史故事影射时局，以象征隐喻的手法写文人心中的前朝灭亡之痛，抒发内心的幽愤之情。虽然在元蒙统治时期显得十分大胆，但正是纪君祥这种大胆的冒险精神，使得该剧谴责元蒙暴虐统治的锋芒十分锐利，让受众领略悲剧壮烈美的同时，真正体会到其良苦用心，进一步真正领会“反元复宋”的深刻民族内涵。而伏尔泰在自己的文化视角下，巧妙借用和衍化《赵氏孤儿》，以宋元易代之际为创作生发点，把自由、平等、民主、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囊括其中，注入启蒙思想的灵魂，让成吉思汗在归化过程中最后以贤明的理想君主形象化解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便是他在开明、理性君主制下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启蒙理想的最佳体现。结论通过对比分析，纪君祥的元杂剧《赵氏孤儿》和伏尔泰的话剧《中国孤儿》虽然以同一个历史故事为蓝本，但由于时代背景和中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呈现

出各具特色及各有丰富内涵的戏剧样态。中国传统的审美观一直以来看重文艺的情感作用，儒家倡导的“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3]的审美原则，一直被遵循着。《赵氏孤儿》正体现了这种诗乐和谐式的中和之美，“善”本位、“忠孝仁义”的人伦思想贯穿始终，情感可以代替理性。虽然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充满悲剧色彩，但最终的结果是正义战胜邪恶，恶人受到惩罚，不得善终，好人得到好报，忠义精神得以彰显。屠岸贾一类的统治者残暴无道，大奸大恶；以程婴为代表的悲剧人物形象是英勇悲壮的忠义之士，趋于完美。剧中的“赵孤”很明显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理想的象征，纪君祥通过历史故事影射时局，以象征隐喻的手法写元代文人心中的前朝灭亡之痛，抒发内心的幽愤之情，热情歌颂忠义之士为伸张正义、实现理想而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和艰苦卓绝、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表达忠君爱国思想及所在时代普遍的反元复宋意识。西方传统美学则重视强调文艺对观实的模仿，希望通过作品中具有真实感的人物形象让受众受到教育。[5]《中国孤儿》巧妙借用和衍化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在严格遵循“三一律”原则的情况下，又融汇新的思想让这部剧作呈现新的内涵，重哲学思考，重真实情感的表达，通过自我救赎的过程，不断认识自我，发现自我，肯定自我。用理性思考和缜密的逻辑透视“人”，发掘真实的“人”，通过仔细描绘人物的性格命运及人物自身的内部否定，决定故事的发展方向。成吉思汗是圣明的理想君主，对错误直认不讳，讲理性，讲宽容，在归化过程中化解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臧惕忠诚守义，另外兼具延宕软弱的人性弱点，是伏尔泰心中最真实的“人”。伊达美一方面是理性、母爱、美善和忠贞的化身，另一方面被打上了启蒙思想的烙印。伏尔泰在剧中热情礼赞中国文明的巨大魅力，表现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而对故事情节煞费苦心的改编实则寄托的是自己的启蒙理想——驳斥卢梭的“野蛮高尚论”，推崇文明和理性。文化交融“必须以接受一方的主体文化的需要为内在依据。接受文化影响不会是原样照搬，往往是接受方文化根据主体发展需要对所接受的客体进行自我丰富、自我满足的调适性改写”。

[17]“赵氏孤儿”由最初一个简简单单的历史故事到成为被一拨又一拨剧作家进行解读，并不断赋予新内涵的历史剧，对它的改编，每一个阶段都蕴含着同期鲜明的时代特征，改编后的作品可以作为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伏尔泰改编处理的《中国孤儿》虽然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简单化、理想化了，但该剧作拿“人性”的突变来艺术地表达社会文明演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同样具有深刻的民族内涵和文化内涵，是跨文化传播过程中，中为西用的一次完美典范。参考文献[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范希衡.赵氏孤儿与中国孤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郭兴良，周建忠.中国古代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4]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5]余秋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M].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6]许海龙.简析在西方传播的中国经典剧作——以《赵氏孤儿》和《中国孤儿》为例[J].剑南文学，2013，（07）.[7]刘向，石光瑛校注.新序校释[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8]纪君祥，顾学颉.赵氏孤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9]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10]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10.[11]戴金波.伏尔泰[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12]李壮鹰，周波，李辉.中国古代文论读本[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3]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卷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4]郑伟.世界通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15]刘明.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思想管窥[J].史学月刊，2008，（06）.[16]吕超.论伏尔泰对赵氏孤儿的借用与衍化[J].甘肃社会科学，2012，（06）.[17]吴戈.赵氏孤儿的文化改写[J].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4，（03）.致谢时光总是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