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让他笔下的人物用流浪的方式，抵抗着这个让人越来越无所适从的世界
2008年年初，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来到中国。他的新作《乌拉尼亚》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评选的2006年度“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颁奖礼上，他高大清瘦，穿着正装却搭配露脚趾和脚后跟的凉鞋，看上去很酷。只是现场略为冷清，在中国，大多数人对他知之甚少，没有媒体的追捧，也没有捧场的热心读者。而随着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布，勒・克菜齐奥这个名字也成了大热名词。
当瑞典文学院的电话打来时，勒・克莱齐奥正在阅读瑞典著名作家斯蒂格・达格曼的作品《独裁政府的悲哀》，安静地享受着午后时光。“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的第一反应是怀疑，紧接着是一阵恐惧。转而开始充满喜悦并且满怀感激。”
“一位注重新历程、诗歌历险、感官享受的作者，是一个超越目前主导文明和探求主导文明底层的探索者。”瑞典文学院对勒・克莱齐奥给予了如此评价。1940年，克莱齐奥生于法国尼斯，母亲是聋哑人，父亲是位英国医生，而祖上则把家安在毛里求斯的殖民地。这位总想象着有另外一个故乡的作家，把写作与旅行看得同等重要，“它们给了我一种别样人生，也许，是一种更美好的人生”。年轻时，勒・克莱齐奥曾说过，人要么会被文学吞噬，要么会被自己吞噬，两者必居其一，如果被自己吞噬了，那就是疯子，如果被文学吞噬了，那就是作家。
“世界比上帝更广阔”
“流浪的星星哟／旅者的心爱／继续你的行程吧／海洋，或是陆地／打破你的铁镣”，这是在克莱齐奥的小说《流浪的星星》中出现的一首民谣。而这几乎就是克莱齐奥本人的一种写照。他在一次次的流浪中，体验广阔的世界，带着一颗爱与痛的心去关照战争中的孩子、殖民地上的人们、流浪的边缘人，寻找着理想的乌托邦。
流浪，是克莱齐奥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他的一笔巨大财富。路上的种种异国情调，被遗忘在主流文明之外的边缘世界，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流亡者，因为我的家族来自毛里求斯，我们从那里的民俗、饮食、传说和文化中汲取营养，这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化，它结合了印度、非洲和欧洲的文化元素。”后来，克莱齐奥又开始痴迷于墨西哥的印第安文明。
克莱齐奥曾到墨西哥服兵役，在那里住了两年，有机会去各处游历。尤其是去巴拿马。在那里，他遇到了安比拉人(生活在巴拿马城南部森林里的印第安人群体)。“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四年。这是一次震动人心的体验。因为在那里我发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那是我在欧洲所认识不到的。安比拉人的生活与自然和谐一致，彼此之间和睦相处，无需任何一个法律权威部门或宗教组织。真是令人惊讶。”
“我觉得世界要比上帝更广阔，我认为上帝的思想包括在世界之中。”克莱齐奥曾经这样说过，而他的视野是如此广阔，足迹是如此遥远，所以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恩达尔说，“克莱齐奥完全是个世界公民。”
克莱齐奥对中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曾充满期待地申请中国之行。“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我当时的急切心情，我在等待法国外交部的决定。我的家乡尼斯的天空在我的眼里看来好像也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就如同我看过的曹雪芹写的《红楼梦》里插的古老的版画一样。”遗憾的是，他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不过，后来的三次中国之行，多少弥补了这个遗憾。
寻找乌托邦
流浪与出走，也是克莱齐奥诸多小说人物的生活形态。在第一部小说《诉讼笔记》中，他笔下的主人公亚当・波洛离家出走，在海滩、在大城市中流浪，“寻找与大自然的某种交流”。最后却因在大街上发表“荒诞”演说，而被警方视为“精神病人”送入病院与世隔绝。
《金鱼》的主人公是位孤儿，年幼时被人拐走，后又被卖为奴隶，从北非流浪到法国，从巴黎流浪到波士顿、芝加哥、加州和欧洲南部，潜逃、流浪、越界、偷渡，构成了她无根的生活。在《沙漠的女儿》中，少女拉拉热爱沙漠和大海，她和相爱的牧童一起出走。在沙漠里被人救起来后到了法国马赛，然而她在大城市里感到的只是冷漠、肮脏和罪恶，最终回到荒漠里生下了他们的孩子。在《流浪的星星》中，小女孩艾斯苔尔和母亲也踏上了流浪之路，去寻找传说中的家园――圣城耶路撒冷。
克莱齐奥一次次让笔下的人物离家出走，流浪于广袤的世界，而流浪的终点是人类理想的家园吗?勒・克莱齐奥曾说过：“离开、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不管怎样，他寻找乌托邦的心，始终不变。流浪与寻找家园，是他的作品的一个永恒主题，也是他孜孜不倦的探索。
在新近出版的小说《乌拉尼亚》中，克莱齐奥描绘了一个乌托邦：这里的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在这里人人平等，没有贫富阶级，孩子们的天性没有被压抑，他们学习自由和真理。人以自然的天地为依托，顺天地而生，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最自然、最本真的形式，一切都回到了人的灵性尚未被物质与文明玷污的混沌之初。
克莱齐奥自言写《乌拉尼亚》是为了纪念战争岁月。当时还是孩子的克莱齐奥和哥哥躲在法国南方的一个小村子里，因为父亲是英国军医，他们有可能被德国人送进集中营。“正是在那时，为了克服焦虑，我们创造出一个国度。哥哥读过一本希腊神话之后，决定给那个国家取个天上的缪斯的名字：乌拉尼亚。而我呢，我创造了一种语言和文字：埃尔门语。我们因此排解了不少忧愁。”
后来，克莱齐奥在墨西哥发现，一位西班牙修道士曾于1540年建立过一个印第安人自治村庄，以保护他们免受征服军的欺凌。当时这个村庄采用了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模式。这些经历使他萌生了写一本现代版《乌托邦》的想法。尽管1540年的乌托邦最终落空了，但克莱齐奥认为，人类寻找理想家园的梦想永不泯灭。
新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勒・克莱齐奥，让他笔下的人物用流浪的方式，抵抗着这个让人越来越无所适从的世界
2008年年初，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来到中国。他的新作《乌拉尼亚》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评选的2006年度“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颁奖礼上，他高大清瘦，穿着正装却搭配露脚趾和脚后跟的凉鞋，看上去很酷。只是现场略为冷清，在中国，大多数人对他知之甚少，没有媒体的追捧，也没有捧场的热心读者。而随着今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公布，勒・克菜齐奥这个名字也成了大热名词。
当瑞典文学院的电话打来时，勒・克莱齐奥正在阅读瑞典著名作家斯蒂格・达格曼的作品《独裁政府的悲哀》，安静地享受着午后时光。“我完全没有想到，我的第一反应是怀疑，紧接着是一阵恐惧。转而开始充满喜悦并且满怀感激。”
“一位注重新历程、诗歌历险、感官享受的作者，是一个超越目前主导文明和探求主导文明底层的探索者。”瑞典文学院对勒・克莱齐奥给予了如此评价。1940年，克莱齐奥生于法国尼斯，母亲是聋哑人，父亲是位英国医生，而祖上则把家安在毛里求斯的殖民地。这位总想象着有另外一个故乡的作家，把写作与旅行看得同等重要，“它们给了我一种别样人生，也许，是一种更美好的人生”。年轻时，勒・克莱齐奥曾说过，人要么会被文学吞噬，要么会被自己吞噬，两者必居其一，如果被自己吞噬了，那就是疯子，如果被文学吞噬了，那就是作家。
“世界比上帝更广阔”
“流浪的星星哟／旅者的心爱／继续你的行程吧／海洋，或是陆地／打破你的铁镣”，这是在克莱齐奥的小说《流浪的星星》中出现的一首民谣。而这几乎就是克莱齐奥本人的一种写照。他在一次次的流浪中，体验广阔的世界，带着一颗爱与痛的心去关照战争中的孩子、殖民地上的人们、流浪的边缘人，寻找着理想的乌托邦。
流浪，是克莱齐奥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他的一笔巨大财富。路上的种种异国情调，被遗忘在主流文明之外的边缘世界，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流亡者，因为我的家族来自毛里求斯，我们从那里的民俗、饮食、传说和文化中汲取营养，这是一种混合型的文化，它结合了印度、非洲和欧洲的文化元素。”后来，克莱齐奥又开始痴迷于墨西哥的印第安文明。
克莱齐奥曾到墨西哥服兵役，在那里住了两年，有机会去各处游历。尤其是去巴拿马。在那里，他遇到了安比拉人(生活在巴拿马城南部森林里的印第安人群体)。“我和他们一起生活了四年。这是一次震动人心的体验。因为在那里我发现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那是我在欧洲所认识不到的。安比拉人的生活与自然和谐一致，彼此之间和睦相处，无需任何一个法律权威部门或宗教组织。真是令人惊讶。”
“我觉得世界要比上帝更广阔，我认为上帝的思想包括在世界之中。”克莱齐奥曾经这样说过，而他的视野是如此广阔，足迹是如此遥远，所以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恩达尔说，“克莱齐奥完全是个世界公民。”
克莱齐奥对中国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曾充满期待地申请中国之行。“我现在还能回忆起我当时的急切心情，我在等待法国外交部的决定。我的家乡尼斯的天空在我的眼里看来好像也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就如同我看过的曹雪芹写的《红楼梦》里插的古老的版画一样。”遗憾的是，他的申请没有获得批准。不过，后来的三次中国之行，多少弥补了这个遗憾。
寻找乌托邦
流浪与出走，也是克莱齐奥诸多小说人物的生活形态。在第一部小说《诉讼笔记》中，他笔下的主人公亚当・波洛离家出走，在海滩、在大城市中流浪，“寻找与大自然的某种交流”。最后却因在大街上发表“荒诞”演说，而被警方视为“精神病人”送入病院与世隔绝。
《金鱼》的主人公是位孤儿，年幼时被人拐走，后又被卖为奴隶，从北非流浪到法国，从巴黎流浪到波士顿、芝加哥、加州和欧洲南部，潜逃、流浪、越界、偷渡，构成了她无根的生活。在《沙漠的女儿》中，少女拉拉热爱沙漠和大海，她和相爱的牧童一起出走。在沙漠里被人救起来后到了法国马赛，然而她在大城市里感到的只是冷漠、肮脏和罪恶，最终回到荒漠里生下了他们的孩子。在《流浪的星星》中，小女孩艾斯苔尔和母亲也踏上了流浪之路，去寻找传说中的家园――圣城耶路撒冷。
克莱齐奥一次次让笔下的人物离家出走，流浪于广袤的世界，而流浪的终点是人类理想的家园吗?勒・克莱齐奥曾说过：“离开、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种方式。”不管怎样，他寻找乌托邦的心，始终不变。流浪与寻找家园，是他的作品的一个永恒主题，也是他孜孜不倦的探索。
在新近出版的小说《乌拉尼亚》中，克莱齐奥描绘了一个乌托邦：这里的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流浪者，在这里人人平等，没有贫富阶级，孩子们的天性没有被压抑，他们学习自由和真理。人以自然的天地为依托，顺天地而生，人与人的关系也是最自然、最本真的形式，一切都回到了人的灵性尚未被物质与文明玷污的混沌之初。
克莱齐奥自言写《乌拉尼亚》是为了纪念战争岁月。当时还是孩子的克莱齐奥和哥哥躲在法国南方的一个小村子里，因为父亲是英国军医，他们有可能被德国人送进集中营。“正是在那时，为了克服焦虑，我们创造出一个国度。哥哥读过一本希腊神话之后，决定给那个国家取个天上的缪斯的名字：乌拉尼亚。而我呢，我创造了一种语言和文字：埃尔门语。我们因此排解了不少忧愁。”
后来，克莱齐奥在墨西哥发现，一位西班牙修道士曾于1540年建立过一个印第安人自治村庄，以保护他们免受征服军的欺凌。当时这个村庄采用了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模式。这些经历使他萌生了写一本现代版《乌托邦》的想法。尽管1540年的乌托邦最终落空了，但克莱齐奥认为，人类寻找理想家园的梦想永不泯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