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赞诺夫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的渊源
赵玉兰
2013-03-10 23:56: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摘 要：梁赞诺夫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的奠基人，他把一生都献给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手稿、书信等的编辑出版事业。早在前MEGA1时期，他就提出了“维也纳出版计划”，并且身体力行地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 1852—1862》。十月革命的胜利则为他全面、系统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提供了历史机遇。他所进行的MEGA1编辑出版活动不仅使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文献学遗产重见天日，而且也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MEGA2)提供了源头活水。
关键词：梁赞诺夫；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EGA1；维也纳计划 作者赵玉兰，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
近些年来，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MEGA2)在学界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对马克思的著作以及手稿的文本考证、版本考证乃至编辑出版史的研究也日益升温。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目光聚焦于MEGA 这种版本形式自身的形成及发展。于是，通过对MEGA2、进而对MEGA1的研究，梁赞诺夫，这位苏联马克思学的奠基人、“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家”在被尘封多年之后，[1]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而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书信所作的搜集、编辑、出版、研究等大量工作也日益浮出水面。
一、前MEGA1时期：初步的搜集、编辑和出版活动
在对梁赞诺夫与MEGA1的研究中，学界通常持这样的观点：在列宁的倡导与支持下，1921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莫斯科宣告成立；梁赞诺夫被列宁推荐为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在梁赞诺夫的领导下，研究院展开了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稿的搜集、编辑、出版工作，MEGA1这一全面完整而又不失细致考证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独特形式应运而生。毋庸置疑，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的鼎力支持是梁赞诺夫领导的MEGA1编辑出版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不过，这并不是MEGA1编辑出版历程的最初源头。事实上，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梁赞诺夫就已经开始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编辑、出版等一系列活动了，而这为他后来全面进行MEGA1包括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奠定了基础。
作为俄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苏联马克思学的奠基人，梁赞诺夫早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了搜集、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手稿和书信的重要性与深远意义，并着手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手稿。他把研究的重点聚焦于1851年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欧美发表的报刊文章。在1914年发表于《新时代》的对伯恩施坦与倍倍尔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的评介文章中，梁赞诺夫特别指出，1851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欧美报刊所发表的文章，依然存在巨大的空白：“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的‘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他和恩格斯在‘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所作的文章，以及他们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文章，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都不为人所知。”在相应的注释中，梁赞诺夫写道：“早在1909年，我就尝试着搜集这些文章。我所考察的美国报刊有《改革报》、《纽约每日论坛报》、《普特南氏月刊》以及‘美国新百科全书’，英国报刊有《寄语人民》、《人民报》、《自由新闻》、《曼彻斯特卫报》、《工人辩护士报》、《共和国》，德
文报刊有《新奥得报》和伦敦出版的《人民报》。大部分文章，尤其是《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普特南氏月刊》中的文章都是匿名出版的„„”[2]而这一历时近十年的搜集、鉴别、编辑工作的成果，就是梁赞诺夫在191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 1852—1862》。在出版者前言中，梁赞诺夫概略地介绍了自己的出版计划。
该文集计划出版四卷，第一卷主要收录1852—1854年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的文章，其中还包括讨论英国、东方问题、帕麦斯顿勋爵以及俄土战争的书信。第二卷收录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人民报》和《新奥得报》的文章，这些文章探讨了克里木战争的进一步发展，直至卡尔斯陷落。第一、二卷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完整的统一体。第三卷收录1856—1858年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的文章，其中包括论述英、法、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撒丁岛的文章，论述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和印度起义的文章，等等。第四卷收录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的关于1859年欧洲危机、意大利战争的文章，另外还将收录《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所写的重要文章以及《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维也纳的《新闻报》中论述英国(1861—1862) 以及北美内战的文章。[3]
遗憾的是，二月革命的爆发中断了梁赞诺夫的编辑活动，这套文集最终只出版了两卷。尽管如此，梁赞诺夫编辑的这套《著作集》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可以说，20世纪初，在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出版物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梁赞诺夫的这套文集堪与梅林的《遗著选》、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的《通信集》、考茨基的《剩余价值理论》相媲美，它新发掘出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报刊文章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乃至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是弥足珍贵的。更重要的是， 这套文集对梁赞诺夫本人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它开启了梁赞诺夫的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的编辑出版事业，从而为后来浩大的MEGA1工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09年开始，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文章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梁赞诺夫的视野日渐开阔，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文稿是时代所需，刻不容缓。与此同时，客观形势亦强化了他的这一认识，即随着马克思逝世30周年即1913年的临近，马克思著作的版权保护也将失效。那时，这一巨大的思想宝库随时都可能为形形色色的出版商所瓜分掠夺，更有可能被敌人所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马克思著作的纯洁性，为了保证马克思的著作有组织地集中出版，梁赞诺夫联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斯·阿德勒、奥托·鲍威尔、阿道夫·布劳恩、鲁道夫·希法亭和卡尔·雷纳等人，草拟了一份关于马克思著作出版方案的“维也纳计划”，于1911年1月1日提交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正是在这份不过三页的计划中，MEGA 的出版方案初显雏形。 “维也纳计划”首先指出，“在版权保护时限到期之后，以符合一切科学要求的、有价值的版本形式出版马克思的著作，并且保护这些使广大工人群众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版本，既符合党的崇高利益，又是一项政治责任、科学责任”。
[4]由于出版计划亟待实施，刻不容缓，“我们认为，现在就必须进行马克思著作获得自由身时所要进行的那些事情。时间紧迫，因为好的版本需要更长的准备时间，我们也认为，公布党委会打算怎么进行这件事情也是适宜的„„否则，党的个别出版社将会着手进行、准备出版事宜，这将对受到统一的、有计划领导的马克思著作出版活动构成我们所不期望看到的竞争。最后，我们认为，党委会把有必要出版马克思著作的想法公之于众，将会为一场引发有益建议的讨论提供时机。”[5]
在言简意赅地陈述了出版马克思著作的刻不容缓性后，“维也纳计划”第一次明确、具体地论述了马克思全集的编辑出版方案。
I 、主办一套符合一切科学要求的、绝对完整的、系统编排的、可以与手稿以及马克思著作的各个不同版本相对照的、附有导言和内容丰富的索引的马克思著作全集(di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von Marx)。
II 、出版一部符合一切科学要求的马克思传记，它或许也可以列入马克思著作全集之中。III 、要斟酌，是否不必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个人、党史以及科学等方面的密 切关系而把它们一并出版。在部分著作那里，还存在着是否把马克思、恩格斯或者说这二人都视为作者的疑惑。[6]
“维也纳计划”不仅从科学层面强调出版一套完整的马克思全集的必要性，而且也没有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它指出，要出版面向大众的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这套著作集应该“表现为客观的、相互从属的各部著作的系统文集”。“维也纳计划”也对这套面向大众的马克思著作进行了详细说明：首先，“人们会渴望《资本论》第一卷的普及本。在这一版本中，所有的外文标记与引文都要进行翻译。而在注释中，马克思的论断，例如有关工人保护的论断将得到深入的阐述。这一版本应该附有索引、传记性的导言以及学习《资本论》第一卷的说明”。其次，“在我们看来，马克思所有详细阐述——尤其是《资本论》中关于经济史的阐述——的汇编[!]，作为工人进入马克思思想世界的导引是特别重要的。这将使工人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之为经济史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他们将获得一本通俗易懂、极富魅力、激发他们进一步去研究马克思的热情的著作，这部著作将完全由马克思的论述构成，并且只能在出版者的材料搜集与划分活动中产生”。第三，“我们设想了一套由马克思的短篇文章 所构成的文集，其中也可以并入《资本论》的个别章节或段落。这些卷
册的内容包括： a)关于唯物史观，b) 关于阶级斗争和19世纪革命，c) 关于经济理论，d) 政论文，e) 马克思关于经济现状和社会政治成就与任务的论述”。[7] 可以说，“维也纳计划”是梁赞诺夫后来所致力于的MEGA 编辑出版活动的最早方案，它不但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面系统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使命，而且还提出了诸如“绝对完整”、“系统编排”、“附有导言和„„索引”等具体要求与标准的实施原则。同时，它也意识到了后来在MEGA1编辑过程中真正遇到的一些挑战与抉择，如马克思与恩格斯著作的作者认定问题，是否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分开出版，是否应独立出版马克思的传记等等。当然，“维也纳计划”之为倡议书或提案的性质，也使得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个框架，一种构想，缺乏具体的、系统的编辑说明与编辑规划。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真正重视，没有得到切实的实施。正如梁赞诺夫在1911年1月20日致考茨基的信中所说：“我们所挑选的力图给党委会施加影响的时机不太有利，或许在大选获胜之后，如果党在国会中赢得120个席位或者400万张选票„„我们也许还能使凡库和、费舍尔以及其他人真正地把这一 版本看作是关乎党之声名的大事。”[8]尽管如此，这一计划在MEGA 出版史上依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它与MEGA1的灵魂人物梁赞诺夫的密切联系时，这份计划的价值更加显得不言而喻。
如果说，“维也纳计划”是梁赞诺夫编辑出版MEGA 构想的初步表达，那么在之后的一些文章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的相关思想与进一步论述。尤其在前面提到的梁赞诺夫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1844—1883》所写的评介文章中，多次出现他对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所持的一些构想和基本原则。
例如，梁赞诺夫指出：“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传记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最重要、最富魅力的任务„„直到最近，这样一项工作还缺乏两个主要条件：首先，一部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其次，一部他们的全部通信集。”[9] 又如，梁赞诺夫还对伯恩施坦在《通信集》中采取的“对那些提到无关紧要的人的无关紧要的事情的地方进行删节”这一编辑原则进行了批评：“如果在出版一份文献、一封书信时，忽略完全无关紧要的、在每份文件中都会附有的评论，这对于固执的档案迷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书信中传达的事实则是另外一回事。那些对于某位研究者或读者来说似乎是‘完 全无关紧要的事情’或者‘完全无关紧要的人’，却会给其他研究者或读者提供新的线索、新的说明、新的陈述。人们能够继续探查新的线索，能够基于旧的说明来验证新的说明，能够从新的陈述对那些表面上似乎已然确定无疑的偶然事件获得新的认识。从这一立场出发，没有什么比原封不动地出版一份文献更重要的了。”[10]
可以说，自20世纪初开始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编辑、出版活动以来，梁赞诺夫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出版一套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革命运动的发展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并自觉地投入到这项伟大事业之中。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缺乏 强有力的组织支持，缺乏庞大的、训练有素的辅助团队，他所进行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单枪匹马式的个人行为，成果极为有限。幸运的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这一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观。
二、MEGA1时期：领袖和灵魂人物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为人类历史开辟新纪元的同时，也为MEGA1的编辑出版活动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契机，而这一契机的肇始正是列宁写给梁赞诺夫的两封信。1921年2月初，列宁致信梁赞诺夫询问道：“你们图书馆里有没有从各种报纸和某些杂志上搜集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 „„有没有马
克思和恩格斯全部书信的目录? ”[11]2月2日，列宁再次致信梁赞诺夫，进一步细化了他的问题：“(1)您是否知道恩格斯书信里画了着重线的那些地方是从哪里摘引来的? (2)这些书信是否全文刊登过? 登在什么地方? (3)如果刊登过，能否找到并弄到手? (4)我们能否向谢德曼之流及其同伙„„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 或者是书信的照片? (5)我们有没有希望在莫斯科收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过的全部材料? (6)在这里已经收集到的材料有没有目录? (7)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复制件) 由我们来收集，此议是 否可行? ”[12]
列宁的这两封短信在MEGA1的出版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尤其是第二封信中提出的问题，与梁赞诺夫自20世纪初以来所从事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编辑、出版活动完全一致、不谋而合。可以说，它是继“维也纳计划”之后更具操作性的MEGA 实施纲领，它成为MEGA1编辑工程的直接动因。作为苏联最具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学者，作为身体力行地从事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出版活动的马克思学家，梁赞诺夫成为列宁所倡导的这项宏大工程的最佳实施者与领导者。1921年，马克思主义博物馆改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梁赞诺夫担任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在梁赞诺夫的领导下，浩大的MEGA1编辑工程拉开了帷幕。 在担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的最初几年，梁赞诺夫把工作重心完全放在了文献资料的收集上。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文献资料，并不单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书信和手稿，它还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等更为广泛领域的文献资料。对于梁赞诺夫而言，“马克思学(Marxforschung)这个概念„„除了其较早的、较严格的意义之外还包括唯物主义和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史、政治经济学、政治理论、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等等。就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实践、写作活动与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党的发展及影响，尤其是与19世纪各国工人运动密切联系而言，马克思学实际上也包含革命史、一般政治史以及19世纪的工人运动”。[13]正是基于这种全面的考量，梁赞诺夫展开了
规模宏大的资料搜集活动。他所采取的最为重要且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收购专业性的图书馆。
首先，梁赞诺夫从人民教育委员部接手了俄国民主党人W ·I ·塔涅耶夫的极具价值的有关社会主义史的图书馆。此外，他还收购了国外几座著名的图书馆，其中包括1920年收购的维也纳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文献收藏家狄奥多·毛特内尔和威廉·帕朋海姆的藏书2万余册的图书馆；同年收购的藏书1万册的卡尔·格律恩伯格图书馆，该图书馆尤其富藏有关经济史和农业史、17世纪和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文献以及珍稀的社会主义小册子和报纸； 1921年收购的著名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的费希特图书馆，它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哲学工作室的决定性基础； 1923年收购的1920年在维也纳去世的俄罗斯移民S. 克里亚琴科的富藏七八十年代俄国革命报纸与杂志的图书馆； 1925年收购的英国历史学家、著名的施蒂纳研究者约翰·亨利·麦奇的施蒂纳收藏室，它是这位收藏爱好者30载的收藏成果，共有1100册图书，300份手稿； 1926年购买的法国革命史编纂学家查理·韦利收藏的著名的关于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的著作； 1927年收购的维也纳著名的“海尔菲特收藏馆”，里面藏有海尔菲特男爵在60年时间里搜集到的有关奥地利、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史的资料(其中包括5000册书籍，1万份传单以及330份报纸) 。[14]
在这一桩桩大规模的收购工程背后，是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给予的强大财力支持。1921年6月14日，俄(共) 布中央组织局决定，下拨五万金卢布供梁赞诺夫去德国购买研究院所需书籍，而且，梁赞诺夫可在必要时请求中央追加经费。在现存的几封梁赞诺夫与列宁的通信中，我们就可以找到一封关于图书馆收购的信件。1921年9月，梁赞诺夫致信列宁，“我已从维也纳电告，我能够买下绿山城图书馆和毛特内尔图书馆„„如果我们买下这两个图书馆，那我们在莫斯科就会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主义文献图书馆了。”列宁当即批示：决定增拨
75000金卢布。[15]正是由于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支持，梁赞诺夫可以无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的搜集、购买活动中。他凭借着自己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凭借着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的熟稔，使大量尘封已久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稿重见天日，这里面就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资本论》手稿以及《自然辩证法》手稿等等。
1923年11月20日，梁赞诺夫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会议上作了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学遗产的最新消息”的演讲。在这篇珍贵的报告中，梁赞诺夫详述了他搜集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过程，细数了最新取得的成果。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部手稿的“问世”过程充分地让我们看到了梁赞诺夫所进行的伟大事业的艰辛与不易。众所周知，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1845年春，他和恩格斯决定把“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而这一清算的成果正是两厚册八开本的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然而，由于时局形势的变化，这部书稿未能付印。于是，马克思豁达又不失风趣地写道：“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16]
梁赞诺夫对这部手稿的去向尤为关注，他试图先从梅林的《遗著选》中探寻端倪。梁赞诺夫发现，梅林在该书中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极为有限，他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意义不大，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它只是为了搞清楚问题。然而在《遗著选》的第二卷，梁赞诺夫找到了一篇题为《莱比锡宗教会议》的文章，这篇文章正是针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的。这篇文章入选《遗著选》，说明梅林对之是进行过充分研究的。通过1923年的柏林之行，梁赞诺夫才得知，梅林其实早就意识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重要价值，并曾多次向伯恩施坦借阅手稿，但均未成功。后来，伯恩施坦为了摆脱梅林，不得已才给了他一小部分关于布鲁
诺·鲍威尔的手稿，也就是《莱比锡宗教会议》一文。正是凭借这部分文稿，梅林得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价值不大的结论。梁赞诺夫之所以能够获悉这一鲜为人知的情况，就是因为他在这次柏林之行中，在伯恩施坦那里细心整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各个残篇时，却唯独不见关于布鲁诺·鲍威尔的第二节。在他的一再追问下，伯恩施坦才解释说，这些手稿在1900年就给了梅林，但是梅林一直没有归还。于是，梁赞诺夫又到梅林的遗嘱执行人爱德华·福克斯那里打听，也毫无线索。最终他才明白，这部分手稿与《莱比锡宗教会议》是同一份手稿，后来这份手稿被梅林交由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保存。至此，这部分关于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稿才重见天日。这只是梁赞诺夫苦苦寻找《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一条线索。
另一条线索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梁赞诺夫从古斯塔夫·迈耶尔的《恩格斯传》里发现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些全新评论，这些新颖的评论使得他非常好奇，迈耶尔是如何得出这些评论的? 在注释中，他看到了迈耶尔的特别说明：伯恩施坦是如此地乐于助人，他从恩格斯的遗作中拿出了一些手稿供迈耶尔使用。这也成为了梁赞诺夫1923年到柏林造访伯恩施坦的原因之一。关于这次柏林之行的成果，我们不妨看看梁赞诺夫自己的叙述：“我最终通过不懈的努力，成功地使‘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部手稿重见天日。现在，我拥有该手稿的一套照像复印件。我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向大家讲述，我在四周的时间里花了多大的工夫从伯恩施坦档案馆 里找出一份又一份的手稿。我以我所熟悉的所有已经出版的原始资料为依据。最初，我想拥有‘圣·麦克斯’手稿。我记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一部分已经出版，因而想，我可能从伯恩施坦那里最早得到已经出版的这部分内容的手稿。当这一目的达到之后，我对伯恩施坦说，他在某某地方曾说过，这部著作还有一个部分，他想出版它。他想不起来。于是，就必须向他
指出他本人曾经说过的话。经过数日的争论，他才把手稿的第二部分交给了我。”
[17]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过程，可以一斑而窥全豹。搜集马克思恩格斯遗稿是一 项既宏大又细碎的工程，它不仅需要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需要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稿具有高度的鉴别力，更需要与伯恩施坦这样的遗稿保管人进行巧妙的周旋与斗争，需要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有这些，梁赞诺夫都做到了。正因如此，到1930年，仅仅创建十年的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就已经拥有图书和杂志45万卷册，传单32000份，原始手稿15000份，照像复印件175000份，[18]成为国际上公认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心。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稿的日渐充实和完善，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24年5月，俄(共) 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筹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就是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1924年7月7日，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委托梁赞诺夫进行原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MEGA1的编辑出版工作。由此，梁赞诺夫为之奋斗了近20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纂活动终于进入了历史性的实施阶段。
按照梁赞诺夫的构想，MEGA1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著作，《资本论》除外。这一部分预计有17卷。第二部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在这一部分中，一直被忽视的马克思的大量手稿以及《资本论》的全部准备材料也将出版，预计不少于13卷。第三部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预计10卷。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其次是他们写给拉萨尔、魏德迈、库格曼、弗莱里格拉特、索尔格、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的信，另外，还包括所有其他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一著
作或某一生活阶段关系不甚密切的书信，它们可以归并到前面书信的相应卷次中。第四部分是关于整部MEGA1的详尽的主题和人名索引，共计两卷。梁赞诺夫打算把它编成一部词典，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提到或论述到的对象、术语、基本概念和问题都会在其中列出。当然，只有 当MEGA1全部卷册编辑完成之后，这两卷索引才能出版。因此，此前的各个卷册都会附有简洁的说明性索引。[19] 1927年，MEGA1第一部分第一卷的第一分册正式出版，这可谓是MEGA 编辑出版事业的首枚硕果，它所提供的新内容新材料也引起了学界的惊叹。在1929年《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的书讯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评价，“在这本39印张的书卷中，至少21印张的内容是梅林的《遗著选》所没有的，其中，15印张是手稿的初次出版，6印张是那些已经被人们遗忘的文章的初次新版。这一试编卷展示了我们所期待的财富的总体面貌。”[20]
1931年2月，梁赞诺夫离开MEGA1编辑活动的领导岗位。如果说，1931年梁赞诺夫的离去使MEGA1的出版事业受到重大影响，那么，1933年德国法西斯上台，则使MEGA1几乎完全陷于停滞。到二战爆发前，MEGA1只出版了12卷。其中，第一部分出版了7卷(8册) ，止于1848年11月。第三部分出版了4卷，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书信。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部分中，除了第一部分第4卷(1933年) 和第7卷(1935年) 之外，其余9卷都是在1933年之前出版的。出版于1935年的最后一卷，作为“恩格斯逝世四十周年的特别版”甚至没有标明 卷次。[21]
纵观梁赞诺夫在编辑出版MEGA1之前之后所进行的活动，可以说，这位苏联马克思学的创始人把自己的一生都倾注到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辑出版事业之中。他凭借自己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养，敏锐的学术眼光和远见卓识，开辟出了MEGA 这一马克思主义文本编纂的新形式，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丰富且宝贵的财
富。今天，当我们重点加强MEGA2的研究时，应当饮水思源，秉承梁赞诺夫的MEGA1编辑出版精神，开创中国的马克思学研究。
[本文受到“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资助。]
注释：
[1]Volker Külow und AndréJaroslawski ，Vorbemerkung ，"in Volker Külow und AndréJaroslawski ，hrsg. ，David Rjasanow，Berlin ：Dietz Verlag Berlin ，1993，S.7.
[2]N. Rjasanoff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Marx und Engels. Beitrage zu ihrer Biographie von N.Rjasanoff，"inDavid Rjasanow，S.46-47.
[3]N. Rjasanoff ，Vorwort des Herausgebers ，"in N. Rjasanoff ，hrsg. ，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 Marx und F. Engels 1852 bis 1862，Bd. 1，Stuttgart ：Verlag von Dietz Nachf.G.m.b.H，1917，S.XV-XVI.
[4]David Rjasanow ，u.a.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aus dem Jahr 1911，"inDavid Rjasanow，S.40.
[5]David Rjasanow ，u.a.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aus dem Jahr 1911，"inDavid Rjasanow，S.41.
[6]David Rjasanow ，u.a.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aus dem Jahr 1911，"inDavid Rjasanow，S.41-42.
[7]David Rjasanow ，u.a.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aus dem Jahr 1911，"inDavid Rjasanow，S.42.
[8]Gotz Langkau ，Marx-Gesamtausgabe-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Todestag，Briefe und Briefausz üge ，"in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XXVIII ，1983，S.137.
[9]N. Rjasanoff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Marx und Engels. Beitrage zu ihrer Biographie von N.Rjasanoff，"inDavid Rjasanow，S.45.
[10]N. Rjasanoff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Marx und Engels. Beitrage zu ihrer Biographie von N.Rjasanoff，"inDavid Rjasanow，S.50.
[11]《列宁全集》第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7页。
[12]《列宁全集》第50卷，第108—109页。
[13]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 in Dr. Carl Gr ünberg ，hrsg.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Leipzig ，15(1930)，S.417.
[14]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S.420-421.
[15]《列宁全集》第5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7—36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4页。
[17]D.Rjasanoff，Neueste Mitteilungen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β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in Dr.Carl Gr ünberg ，hrsg. ，Archiv f 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Leibzig ，11(1925)，S.389.
[18]Franz Schiller，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S.421 und S.427.
[19]参阅David Rjazanov，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in David Rjazanov ，hrsg.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erste Abteilung，Bd.1，Frankfurt a.Main： Marx-Engels-Archiv Verlagsgesellschaft M.B.H.1927，S.XXIII-XXVII.
[20]Franz Borkenau ，Literaturbericht ，" in Dr. Carl Gr ünberg ，hrsg.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Leipzig ，14(1929)，S.485-486.
[21]Wladimir Sewin，Die Marx-Engels-Forschung im Moskauer Institut f ür Marxismus-Leninismus zur Vorbereitung und Edition der MEGA ，"inNeuere Marx-Engels-Forschungzu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
InformationsberichtNr.24，Institut für Marxisitische Studienund Forschungen ，1976，S.18.
梁赞诺夫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的渊源
赵玉兰
2013-03-10 23:56: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摘 要：梁赞诺夫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的奠基人，他把一生都献给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手稿、书信等的编辑出版事业。早在前MEGA1时期，他就提出了“维也纳出版计划”，并且身体力行地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 1852—1862》。十月革命的胜利则为他全面、系统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提供了历史机遇。他所进行的MEGA1编辑出版活动不仅使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文献学遗产重见天日，而且也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MEGA2)提供了源头活水。
关键词：梁赞诺夫；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MEGA1；维也纳计划 作者赵玉兰，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
近些年来，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版(MEGA2)在学界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对马克思的著作以及手稿的文本考证、版本考证乃至编辑出版史的研究也日益升温。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目光聚焦于MEGA 这种版本形式自身的形成及发展。于是，通过对MEGA2、进而对MEGA1的研究，梁赞诺夫，这位苏联马克思学的奠基人、“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家”在被尘封多年之后，[1]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而他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书信所作的搜集、编辑、出版、研究等大量工作也日益浮出水面。
一、前MEGA1时期：初步的搜集、编辑和出版活动
在对梁赞诺夫与MEGA1的研究中，学界通常持这样的观点：在列宁的倡导与支持下，1921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莫斯科宣告成立；梁赞诺夫被列宁推荐为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在梁赞诺夫的领导下，研究院展开了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稿的搜集、编辑、出版工作，MEGA1这一全面完整而又不失细致考证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独特形式应运而生。毋庸置疑，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的鼎力支持是梁赞诺夫领导的MEGA1编辑出版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因素，不过，这并不是MEGA1编辑出版历程的最初源头。事实上，早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梁赞诺夫就已经开始致力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编辑、出版等一系列活动了，而这为他后来全面进行MEGA1包括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奠定了基础。
作为俄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苏联马克思学的奠基人，梁赞诺夫早在20世纪初就认识到了搜集、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手稿和书信的重要性与深远意义，并着手收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手稿。他把研究的重点聚焦于1851年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欧美发表的报刊文章。在1914年发表于《新时代》的对伯恩施坦与倍倍尔主编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的评介文章中，梁赞诺夫特别指出，1851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欧美报刊所发表的文章，依然存在巨大的空白：“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的‘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他和恩格斯在‘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所作的文章，以及他们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的文章，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都不为人所知。”在相应的注释中，梁赞诺夫写道：“早在1909年，我就尝试着搜集这些文章。我所考察的美国报刊有《改革报》、《纽约每日论坛报》、《普特南氏月刊》以及‘美国新百科全书’，英国报刊有《寄语人民》、《人民报》、《自由新闻》、《曼彻斯特卫报》、《工人辩护士报》、《共和国》，德
文报刊有《新奥得报》和伦敦出版的《人民报》。大部分文章，尤其是《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普特南氏月刊》中的文章都是匿名出版的„„”[2]而这一历时近十年的搜集、鉴别、编辑工作的成果，就是梁赞诺夫在1917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 1852—1862》。在出版者前言中，梁赞诺夫概略地介绍了自己的出版计划。
该文集计划出版四卷，第一卷主要收录1852—1854年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的文章，其中还包括讨论英国、东方问题、帕麦斯顿勋爵以及俄土战争的书信。第二卷收录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人民报》和《新奥得报》的文章，这些文章探讨了克里木战争的进一步发展，直至卡尔斯陷落。第一、二卷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完整的统一体。第三卷收录1856—1858年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的文章，其中包括论述英、法、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撒丁岛的文章，论述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和印度起义的文章，等等。第四卷收录发表于《纽约每日论坛报》和《人民报》的关于1859年欧洲危机、意大利战争的文章，另外还将收录《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所写的重要文章以及《纽约每日论坛报》和维也纳的《新闻报》中论述英国(1861—1862) 以及北美内战的文章。[3]
遗憾的是，二月革命的爆发中断了梁赞诺夫的编辑活动，这套文集最终只出版了两卷。尽管如此，梁赞诺夫编辑的这套《著作集》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可以说，20世纪初，在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出版物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梁赞诺夫的这套文集堪与梅林的《遗著选》、倍倍尔和伯恩施坦的《通信集》、考茨基的《剩余价值理论》相媲美，它新发掘出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报刊文章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乃至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是弥足珍贵的。更重要的是， 这套文集对梁赞诺夫本人也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正是它开启了梁赞诺夫的马克思
恩格斯著作的编辑出版事业，从而为后来浩大的MEGA1工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1909年开始，随着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文章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梁赞诺夫的视野日渐开阔，他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著作、文稿是时代所需，刻不容缓。与此同时，客观形势亦强化了他的这一认识，即随着马克思逝世30周年即1913年的临近，马克思著作的版权保护也将失效。那时，这一巨大的思想宝库随时都可能为形形色色的出版商所瓜分掠夺，更有可能被敌人所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马克思著作的纯洁性，为了保证马克思的著作有组织地集中出版，梁赞诺夫联合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马克斯·阿德勒、奥托·鲍威尔、阿道夫·布劳恩、鲁道夫·希法亭和卡尔·雷纳等人，草拟了一份关于马克思著作出版方案的“维也纳计划”，于1911年1月1日提交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正是在这份不过三页的计划中，MEGA 的出版方案初显雏形。 “维也纳计划”首先指出，“在版权保护时限到期之后，以符合一切科学要求的、有价值的版本形式出版马克思的著作，并且保护这些使广大工人群众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版本，既符合党的崇高利益，又是一项政治责任、科学责任”。
[4]由于出版计划亟待实施，刻不容缓，“我们认为，现在就必须进行马克思著作获得自由身时所要进行的那些事情。时间紧迫，因为好的版本需要更长的准备时间，我们也认为，公布党委会打算怎么进行这件事情也是适宜的„„否则，党的个别出版社将会着手进行、准备出版事宜，这将对受到统一的、有计划领导的马克思著作出版活动构成我们所不期望看到的竞争。最后，我们认为，党委会把有必要出版马克思著作的想法公之于众，将会为一场引发有益建议的讨论提供时机。”[5]
在言简意赅地陈述了出版马克思著作的刻不容缓性后，“维也纳计划”第一次明确、具体地论述了马克思全集的编辑出版方案。
I 、主办一套符合一切科学要求的、绝对完整的、系统编排的、可以与手稿以及马克思著作的各个不同版本相对照的、附有导言和内容丰富的索引的马克思著作全集(di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von Marx)。
II 、出版一部符合一切科学要求的马克思传记，它或许也可以列入马克思著作全集之中。III 、要斟酌，是否不必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在个人、党史以及科学等方面的密 切关系而把它们一并出版。在部分著作那里，还存在着是否把马克思、恩格斯或者说这二人都视为作者的疑惑。[6]
“维也纳计划”不仅从科学层面强调出版一套完整的马克思全集的必要性，而且也没有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它指出，要出版面向大众的马克思的一系列著作。这套著作集应该“表现为客观的、相互从属的各部著作的系统文集”。“维也纳计划”也对这套面向大众的马克思著作进行了详细说明：首先，“人们会渴望《资本论》第一卷的普及本。在这一版本中，所有的外文标记与引文都要进行翻译。而在注释中，马克思的论断，例如有关工人保护的论断将得到深入的阐述。这一版本应该附有索引、传记性的导言以及学习《资本论》第一卷的说明”。其次，“在我们看来，马克思所有详细阐述——尤其是《资本论》中关于经济史的阐述——的汇编[!]，作为工人进入马克思思想世界的导引是特别重要的。这将使工人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之为经济史家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他们将获得一本通俗易懂、极富魅力、激发他们进一步去研究马克思的热情的著作，这部著作将完全由马克思的论述构成，并且只能在出版者的材料搜集与划分活动中产生”。第三，“我们设想了一套由马克思的短篇文章 所构成的文集，其中也可以并入《资本论》的个别章节或段落。这些卷
册的内容包括： a)关于唯物史观，b) 关于阶级斗争和19世纪革命，c) 关于经济理论，d) 政论文，e) 马克思关于经济现状和社会政治成就与任务的论述”。[7] 可以说，“维也纳计划”是梁赞诺夫后来所致力于的MEGA 编辑出版活动的最早方案，它不但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全面系统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历史使命，而且还提出了诸如“绝对完整”、“系统编排”、“附有导言和„„索引”等具体要求与标准的实施原则。同时，它也意识到了后来在MEGA1编辑过程中真正遇到的一些挑战与抉择，如马克思与恩格斯著作的作者认定问题，是否应当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分开出版，是否应独立出版马克思的传记等等。当然，“维也纳计划”之为倡议书或提案的性质，也使得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个框架，一种构想，缺乏具体的、系统的编辑说明与编辑规划。更重要的是，它并没有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真正重视，没有得到切实的实施。正如梁赞诺夫在1911年1月20日致考茨基的信中所说：“我们所挑选的力图给党委会施加影响的时机不太有利，或许在大选获胜之后，如果党在国会中赢得120个席位或者400万张选票„„我们也许还能使凡库和、费舍尔以及其他人真正地把这一 版本看作是关乎党之声名的大事。”[8]尽管如此，这一计划在MEGA 出版史上依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它与MEGA1的灵魂人物梁赞诺夫的密切联系时，这份计划的价值更加显得不言而喻。
如果说，“维也纳计划”是梁赞诺夫编辑出版MEGA 构想的初步表达，那么在之后的一些文章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的相关思想与进一步论述。尤其在前面提到的梁赞诺夫为《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 1844—1883》所写的评介文章中，多次出现他对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所持的一些构想和基本原则。
例如，梁赞诺夫指出：“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传记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最重要、最富魅力的任务„„直到最近，这样一项工作还缺乏两个主要条件：首先，一部科学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其次，一部他们的全部通信集。”[9] 又如，梁赞诺夫还对伯恩施坦在《通信集》中采取的“对那些提到无关紧要的人的无关紧要的事情的地方进行删节”这一编辑原则进行了批评：“如果在出版一份文献、一封书信时，忽略完全无关紧要的、在每份文件中都会附有的评论，这对于固执的档案迷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在书信中传达的事实则是另外一回事。那些对于某位研究者或读者来说似乎是‘完 全无关紧要的事情’或者‘完全无关紧要的人’，却会给其他研究者或读者提供新的线索、新的说明、新的陈述。人们能够继续探查新的线索，能够基于旧的说明来验证新的说明，能够从新的陈述对那些表面上似乎已然确定无疑的偶然事件获得新的认识。从这一立场出发，没有什么比原封不动地出版一份文献更重要的了。”[10]
可以说，自20世纪初开始从事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编辑、出版活动以来，梁赞诺夫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出版一套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对于革命运动的发展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并自觉地投入到这项伟大事业之中。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缺乏 强有力的组织支持，缺乏庞大的、训练有素的辅助团队，他所进行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单枪匹马式的个人行为，成果极为有限。幸运的是，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这一情况得到了彻底的改观。
二、MEGA1时期：领袖和灵魂人物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为人类历史开辟新纪元的同时，也为MEGA1的编辑出版活动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契机，而这一契机的肇始正是列宁写给梁赞诺夫的两封信。1921年2月初，列宁致信梁赞诺夫询问道：“你们图书馆里有没有从各种报纸和某些杂志上搜集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书信? „„有没有马
克思和恩格斯全部书信的目录? ”[11]2月2日，列宁再次致信梁赞诺夫，进一步细化了他的问题：“(1)您是否知道恩格斯书信里画了着重线的那些地方是从哪里摘引来的? (2)这些书信是否全文刊登过? 登在什么地方? (3)如果刊登过，能否找到并弄到手? (4)我们能否向谢德曼之流及其同伙„„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 或者是书信的照片? (5)我们有没有希望在莫斯科收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过的全部材料? (6)在这里已经收集到的材料有没有目录? (7)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或复制件) 由我们来收集，此议是 否可行? ”[12]
列宁的这两封短信在MEGA1的出版史上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尤其是第二封信中提出的问题，与梁赞诺夫自20世纪初以来所从事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搜集、编辑、出版活动完全一致、不谋而合。可以说，它是继“维也纳计划”之后更具操作性的MEGA 实施纲领，它成为MEGA1编辑工程的直接动因。作为苏联最具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学者，作为身体力行地从事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出版活动的马克思学家，梁赞诺夫成为列宁所倡导的这项宏大工程的最佳实施者与领导者。1921年，马克思主义博物馆改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梁赞诺夫担任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在梁赞诺夫的领导下，浩大的MEGA1编辑工程拉开了帷幕。 在担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的最初几年，梁赞诺夫把工作重心完全放在了文献资料的收集上。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文献资料，并不单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书信和手稿，它还涉及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等更为广泛领域的文献资料。对于梁赞诺夫而言，“马克思学(Marxforschung)这个概念„„除了其较早的、较严格的意义之外还包括唯物主义和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史、政治经济学、政治理论、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等等。就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实践、写作活动与一系列政治事件和政党的发展及影响，尤其是与19世纪各国工人运动密切联系而言，马克思学实际上也包含革命史、一般政治史以及19世纪的工人运动”。[13]正是基于这种全面的考量，梁赞诺夫展开了
规模宏大的资料搜集活动。他所采取的最为重要且最为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收购专业性的图书馆。
首先，梁赞诺夫从人民教育委员部接手了俄国民主党人W ·I ·塔涅耶夫的极具价值的有关社会主义史的图书馆。此外，他还收购了国外几座著名的图书馆，其中包括1920年收购的维也纳著名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文献收藏家狄奥多·毛特内尔和威廉·帕朋海姆的藏书2万余册的图书馆；同年收购的藏书1万册的卡尔·格律恩伯格图书馆，该图书馆尤其富藏有关经济史和农业史、17世纪和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文献以及珍稀的社会主义小册子和报纸； 1921年收购的著名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的费希特图书馆，它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哲学工作室的决定性基础； 1923年收购的1920年在维也纳去世的俄罗斯移民S. 克里亚琴科的富藏七八十年代俄国革命报纸与杂志的图书馆； 1925年收购的英国历史学家、著名的施蒂纳研究者约翰·亨利·麦奇的施蒂纳收藏室，它是这位收藏爱好者30载的收藏成果，共有1100册图书，300份手稿； 1926年购买的法国革命史编纂学家查理·韦利收藏的著名的关于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的著作； 1927年收购的维也纳著名的“海尔菲特收藏馆”，里面藏有海尔菲特男爵在60年时间里搜集到的有关奥地利、匈牙利1848/1849年革命史的资料(其中包括5000册书籍，1万份传单以及330份报纸) 。[14]
在这一桩桩大规模的收购工程背后，是以列宁为首的苏维埃政府给予的强大财力支持。1921年6月14日，俄(共) 布中央组织局决定，下拨五万金卢布供梁赞诺夫去德国购买研究院所需书籍，而且，梁赞诺夫可在必要时请求中央追加经费。在现存的几封梁赞诺夫与列宁的通信中，我们就可以找到一封关于图书馆收购的信件。1921年9月，梁赞诺夫致信列宁，“我已从维也纳电告，我能够买下绿山城图书馆和毛特内尔图书馆„„如果我们买下这两个图书馆，那我们在莫斯科就会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主义文献图书馆了。”列宁当即批示：决定增拨
75000金卢布。[15]正是由于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支持，梁赞诺夫可以无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的搜集、购买活动中。他凭借着自己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凭借着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手稿的熟稔，使大量尘封已久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稿重见天日，这里面就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资本论》手稿以及《自然辩证法》手稿等等。
1923年11月20日，梁赞诺夫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会议上作了题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文学遗产的最新消息”的演讲。在这篇珍贵的报告中，梁赞诺夫详述了他搜集马克思恩格斯遗稿的过程，细数了最新取得的成果。其中，《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部手稿的“问世”过程充分地让我们看到了梁赞诺夫所进行的伟大事业的艰辛与不易。众所周知，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1845年春，他和恩格斯决定把“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而这一清算的成果正是两厚册八开本的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然而，由于时局形势的变化，这部书稿未能付印。于是，马克思豁达又不失风趣地写道：“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
[16]
梁赞诺夫对这部手稿的去向尤为关注，他试图先从梅林的《遗著选》中探寻端倪。梁赞诺夫发现，梅林在该书中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评价极为有限，他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意义不大，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它只是为了搞清楚问题。然而在《遗著选》的第二卷，梁赞诺夫找到了一篇题为《莱比锡宗教会议》的文章，这篇文章正是针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的。这篇文章入选《遗著选》，说明梅林对之是进行过充分研究的。通过1923年的柏林之行，梁赞诺夫才得知，梅林其实早就意识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重要价值，并曾多次向伯恩施坦借阅手稿，但均未成功。后来，伯恩施坦为了摆脱梅林，不得已才给了他一小部分关于布鲁
诺·鲍威尔的手稿，也就是《莱比锡宗教会议》一文。正是凭借这部分文稿，梅林得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价值不大的结论。梁赞诺夫之所以能够获悉这一鲜为人知的情况，就是因为他在这次柏林之行中，在伯恩施坦那里细心整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各个残篇时，却唯独不见关于布鲁诺·鲍威尔的第二节。在他的一再追问下，伯恩施坦才解释说，这些手稿在1900年就给了梅林，但是梅林一直没有归还。于是，梁赞诺夫又到梅林的遗嘱执行人爱德华·福克斯那里打听，也毫无线索。最终他才明白，这部分手稿与《莱比锡宗教会议》是同一份手稿，后来这份手稿被梅林交由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保存。至此，这部分关于布鲁诺·鲍威尔的文稿才重见天日。这只是梁赞诺夫苦苦寻找《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一条线索。
另一条线索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梁赞诺夫从古斯塔夫·迈耶尔的《恩格斯传》里发现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一些全新评论，这些新颖的评论使得他非常好奇，迈耶尔是如何得出这些评论的? 在注释中，他看到了迈耶尔的特别说明：伯恩施坦是如此地乐于助人，他从恩格斯的遗作中拿出了一些手稿供迈耶尔使用。这也成为了梁赞诺夫1923年到柏林造访伯恩施坦的原因之一。关于这次柏林之行的成果，我们不妨看看梁赞诺夫自己的叙述：“我最终通过不懈的努力，成功地使‘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部手稿重见天日。现在，我拥有该手稿的一套照像复印件。我希望以后能够有机会向大家讲述，我在四周的时间里花了多大的工夫从伯恩施坦档案馆 里找出一份又一份的手稿。我以我所熟悉的所有已经出版的原始资料为依据。最初，我想拥有‘圣·麦克斯’手稿。我记得，‘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这一部分已经出版，因而想，我可能从伯恩施坦那里最早得到已经出版的这部分内容的手稿。当这一目的达到之后，我对伯恩施坦说，他在某某地方曾说过，这部著作还有一个部分，他想出版它。他想不起来。于是，就必须向他
指出他本人曾经说过的话。经过数日的争论，他才把手稿的第二部分交给了我。”
[17]
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问世”过程，可以一斑而窥全豹。搜集马克思恩格斯遗稿是一 项既宏大又细碎的工程，它不仅需要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需要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稿具有高度的鉴别力，更需要与伯恩施坦这样的遗稿保管人进行巧妙的周旋与斗争，需要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有这些，梁赞诺夫都做到了。正因如此，到1930年，仅仅创建十年的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就已经拥有图书和杂志45万卷册，传单32000份，原始手稿15000份，照像复印件175000份，[18]成为国际上公认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中心。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稿的日渐充实和完善，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24年5月，俄(共) 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筹备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就是后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一版。1924年7月7日，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一致通过决议，委托梁赞诺夫进行原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MEGA1的编辑出版工作。由此，梁赞诺夫为之奋斗了近20年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编纂活动终于进入了历史性的实施阶段。
按照梁赞诺夫的构想，MEGA1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和政治学著作，《资本论》除外。这一部分预计有17卷。第二部分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在这一部分中，一直被忽视的马克思的大量手稿以及《资本论》的全部准备材料也将出版，预计不少于13卷。第三部分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预计10卷。首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其次是他们写给拉萨尔、魏德迈、库格曼、弗莱里格拉特、索尔格、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人的信，另外，还包括所有其他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一著
作或某一生活阶段关系不甚密切的书信，它们可以归并到前面书信的相应卷次中。第四部分是关于整部MEGA1的详尽的主题和人名索引，共计两卷。梁赞诺夫打算把它编成一部词典，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著作中提到或论述到的对象、术语、基本概念和问题都会在其中列出。当然，只有 当MEGA1全部卷册编辑完成之后，这两卷索引才能出版。因此，此前的各个卷册都会附有简洁的说明性索引。[19] 1927年，MEGA1第一部分第一卷的第一分册正式出版，这可谓是MEGA 编辑出版事业的首枚硕果，它所提供的新内容新材料也引起了学界的惊叹。在1929年《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的书讯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评价，“在这本39印张的书卷中，至少21印张的内容是梅林的《遗著选》所没有的，其中，15印张是手稿的初次出版，6印张是那些已经被人们遗忘的文章的初次新版。这一试编卷展示了我们所期待的财富的总体面貌。”[20]
1931年2月，梁赞诺夫离开MEGA1编辑活动的领导岗位。如果说，1931年梁赞诺夫的离去使MEGA1的出版事业受到重大影响，那么，1933年德国法西斯上台，则使MEGA1几乎完全陷于停滞。到二战爆发前，MEGA1只出版了12卷。其中，第一部分出版了7卷(8册) ，止于1848年11月。第三部分出版了4卷，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书信。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部分中，除了第一部分第4卷(1933年) 和第7卷(1935年) 之外，其余9卷都是在1933年之前出版的。出版于1935年的最后一卷，作为“恩格斯逝世四十周年的特别版”甚至没有标明 卷次。[21]
纵观梁赞诺夫在编辑出版MEGA1之前之后所进行的活动，可以说，这位苏联马克思学的创始人把自己的一生都倾注到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辑出版事业之中。他凭借自己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学养，敏锐的学术眼光和远见卓识，开辟出了MEGA 这一马克思主义文本编纂的新形式，从而为后人留下了丰富且宝贵的财
富。今天，当我们重点加强MEGA2的研究时，应当饮水思源，秉承梁赞诺夫的MEGA1编辑出版精神，开创中国的马克思学研究。
[本文受到“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资助。]
注释：
[1]Volker Külow und AndréJaroslawski ，Vorbemerkung ，"in Volker Külow und AndréJaroslawski ，hrsg. ，David Rjasanow，Berlin ：Dietz Verlag Berlin ，1993，S.7.
[2]N. Rjasanoff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Marx und Engels. Beitrage zu ihrer Biographie von N.Rjasanoff，"inDavid Rjasanow，S.46-47.
[3]N. Rjasanoff ，Vorwort des Herausgebers ，"in N. Rjasanoff ，hrsg. ，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 Marx und F. Engels 1852 bis 1862，Bd. 1，Stuttgart ：Verlag von Dietz Nachf.G.m.b.H，1917，S.XV-XVI.
[4]David Rjasanow ，u.a.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aus dem Jahr 1911，"inDavid Rjasanow，S.40.
[5]David Rjasanow ，u.a.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aus dem Jahr 1911，"inDavid Rjasanow，S.41.
[6]David Rjasanow ，u.a.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aus dem Jahr 1911，"inDavid Rjasanow，S.41-42.
[7]David Rjasanow ，u.a.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aus dem Jahr 1911，"inDavid Rjasanow，S.42.
[8]Gotz Langkau ，Marx-Gesamtausgabe-Dringendes Parteiinteresse oder dekorativer Zweck? Ein Wiener Editionsplan zum 30.Todestag，Briefe und Briefausz üge ，"in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XXVIII ，1983，S.137.
[9]N. Rjasanoff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Marx und Engels. Beitrage zu ihrer Biographie von N.Rjasanoff，"inDavid Rjasanow，S.45.
[10]N. Rjasanoff ，Der Briefwechsel zwischen Marx und Engels. Beitrage zu ihrer Biographie von N.Rjasanoff，"inDavid Rjasanow，S.50.
[11]《列宁全集》第5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7页。
[12]《列宁全集》第50卷，第108—109页。
[13]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 in Dr. Carl Gr ünberg ，hrsg.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Leipzig ，15(1930)，S.417.
[14]Franz Schiller ，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 ，"S.420-421.
[15]《列宁全集》第5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67—368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4页。
[17]D.Rjasanoff，Neueste Mitteilungenüber den literarischen Nachlaβ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in Dr.Carl Gr ünberg ，hrsg. ，Archiv f 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Leibzig ，11(1925)，S.389.
[18]Franz Schiller，Das Marx-Engels-Institut in Moskau，"S.421 und S.427.
[19]参阅David Rjazanov，Vorwort zur Gesamtausgabe，"in David Rjazanov ，hrsg.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erste Abteilung，Bd.1，Frankfurt a.Main： Marx-Engels-Archiv Verlagsgesellschaft M.B.H.1927，S.XXIII-XXVII.
[20]Franz Borkenau ，Literaturbericht ，" in Dr. Carl Gr ünberg ，hrsg.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Leipzig ，14(1929)，S.485-486.
[21]Wladimir Sewin，Die Marx-Engels-Forschung im Moskauer Institut f ür Marxismus-Leninismus zur Vorbereitung und Edition der MEGA ，"inNeuere Marx-Engels-Forschungzur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
InformationsberichtNr.24，Institut für Marxisitische Studienund Forschungen ，1976，S.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