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我们社和太阳社看作同一个文学社团，但事实并非如此。文章从两个社团的人员组成、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不同态度、以及国民党当局查封时的情况与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等方面作了深入比较，并对其代表人物蒋光慈、洪灵菲小说创作的题材、主题和风格不同的形成原因作了探析。 [关键词]我们社 太阳社 人员组成 革命文学论争 小说创作 原因探析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143-05 孟超在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洪灵菲选集・序》里说：“当时，光赤，阿英和我，把曾经在武汉酝酿过的文艺团体，正式组成了太阳社，创办了《太阳月刊》，灵菲，平万，还有杜国庠，组成了‘我们社’，出版《我们》月刊。这两个团体，这两个刊物，虽然对外是各自独立着，其实在同一目标之下，不但步调一致，慢慢的两个组织也由二化一了。”1980年由吴泰昌记述的《阿英忆左联》一文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第一辑，文中谈到左联七个常委的代表性时，阿英说：“夏衍既可代表太阳社，又可代表创造社，冯乃超代表后期创造社，钱杏�代表太阳社，鲁迅代表语丝社系统，田汉代表南国社，郑伯奇代表创造社元老，洪灵菲代表太阳社（特别是代表并入太阳社的我们社）。”后来易新鼎在《太阳社》一文中又说，太阳社、我们社 “他们虽然独标一社团旗号，实际上是一个组织，除出月刊外。”[1] （P486） 如此看来，人们长期以来把我们社、太阳社看作“一个组织”。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一、我们社始终未曾并入太阳社 1927年6月，蒋光慈、钱杏�、冯乃超等人在武汉曾酝酿成立文学社团和创办刊物之事。不久，“7・15”事件发生，他们不得不离开武汉逃亡上海，于1928年1月在上海组成了太阳社，同时创办《太阳月刊》，并筹资开设了春野书店（书店名取自白居易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意）。《太阳月刊》由春野书店发行，每月1日出版。当出至第7期（1928年7月1日出版）时被国民党查封，编辑部发表了《停刊宣言》。但发行《太阳月刊》的春野书店仍继续营业。在《太阳月刊》被查禁后2个月，春野书店因出售《世界周刊》遭当局查封。我们社则在1928年5月成立于上海。编辑出版《我们》月刊，1928年8月20日出至第3期后停刊。我们社还创办有晓山书店，由该书店发行《我们》月刊，并出版《我们社丛书》。 1929年2月19日，国民党中执会秘书长致函国民政府：“查上海晓山书店发行之《我们》月刊第三号选载《献给既经死了的SP》及《重来》新体诗两首，核其语气，完全共产口吻，其余文字均属以文字为面具实行宣传之作品。”转请国民党政府通令查禁，并令上海特别市政府及上海临时法院查封晓山书店。国民党政府次日（1929年2月20日）即发出查禁查封令，立即查禁了《我们》月刊，并同时查封了晓山书店。所说的《献给既经死了的SP》，是森堡（即任钧）悼念烈士的一首长诗；另一首《重来》，作者藏人在结尾深情呼唤：终有一天，我们的热血会将鹦鹉洲、黄鹤楼“染得通红、通红！”[2] （P27-29） 从我们社、太阳社的成立，到不同时间、因不同缘由被国民党分别查封的事实可以看出，这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文学社团。从当时的新闻媒体报道来看，我们社与太阳社也并非一个文学社团。在1930年3月10日出版的《拓荒者》第1卷第3期上，刊载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报道。文章开头写道：“自从创造社被封，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等文学社团自动解散（其实也是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笔者注）以后，酝酿了很久的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因为时机的成熟，已于3月2日正式成立了。”文中我们社与创造社、太阳社、引擎社相提并论，看不到我们社隶属于太阳社的蛛丝马迹。左联成立后，太阳社成员和我们社的主要成员都加入了该组织，这是事实，但说我们社并入太阳社则于史无据。 二、我们社与太阳社人员组成不同 太阳社如同当时的其他文学社团一样，它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诸如太阳社的四位发起人：蒋光慈，安徽六安人；钱杏�，安徽芜湖人；孟超，山东诸城人；杨�人，广东潮安人。其他的主要成员：（刘）一梦，山东沂水人；（楼）建南，浙江余姚人；任钧，广东梅县人；殷夫，浙江象山人；如此等等。 我们社的人员组成则不是来自“五湖四海”，而是清一色的潮汕籍作家，他们大多数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广东辗转流亡抵沪的。我们社的中坚人物有三个：洪灵菲、林伯修和戴平万。洪灵菲（1902―1933），原名洪伦修，广东省潮安县江东乡红砂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前身）西语系。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新加坡、暹罗等地。归国后参加过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农运失败后赴上海，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创办我们社，主编《我们》月刊。1930年“左联”成立时当选为七个常务委员之一。1933年2月调往北平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处工作，7月被国民党秘密杀害。林伯修（1889―1961），原名杜国庠，广东澄海莲阳乡兰苑村人，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07年留学日本，在京都帝国大学读书期间师从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河上肇研习政治经济学；1919年归国，经李大钊介绍应聘北京大学执教；1925年后回家乡任金山中学校长等职。1928年1月辗转到上海，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进步文化宣传工作，30年代任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文教厅厅长、华南师范学院第一任院长、广东省社联主席及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戴平万（1903―1945），原名戴均，曾用名戴万叶等，广东潮安县归湖乡溪口村人。戴与洪灵菲是小学、中学、大学同级学友和挚友；1926年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由国民党海外部派往暹罗陶公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同洪灵菲一道颠沛流离至上海，携手从事左翼文艺运动，是“左联”筹备小组成员之一；上海“孤岛”时期一直留守“孤岛”坚持文艺斗争；1940年11月调往苏北根据地工作，曾任苏北区党校副校长兼教导主任；1945年初夏溺死于兴化县。除上述3人参加过太阳社外，我们社成员还有陈礼逊、秦孟芳、罗澜、罗克典、李春�（李一它）、李春秋（李伍）等，这些人均为潮汕地区的文学青年。我们社成员的这种区域特征，在现代有影响的社团流派中极为少见。 这里要提及的是，鲁迅先生在《文坛的掌故》一文涉笔“王独清领头的《我们》。”王独清是陕西西安人，他是创造社作家而非我们社成员。鲁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在《我们》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祝词》一文，这是该刊首篇文章。他在《祝词》中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五四”新文学作家，其论调与当时的创造社其他同仁相互呼应。我们社虽然诞生于上海，但在潮汕地区却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直到1935年，进步青年曾定石、曾广等人还在揭西县五经富圩内创办了“我们书室”，组织青年学习革命理论。1936年中共韩江工委成立后，就在“我们书室”建立了地下“抗日义勇军五经富支部”。1937年秋党组织又把“我们书室”改组为全县性的“救亡剧社”，该剧社办有抗日救亡小报。 三、我们社与太阳社在文学论争期态度不同 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和论争中，我们社与太阳社的步调并非一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对革命文学和自我的认识不同。蒋光慈在《太阳月刊》创刊号卷头语一诗中说：“太阳是我们的希望，太阳是我们的象征”，“我们也要如太阳一样，将我们的光辉照遍全宇宙”。不论是太阳社社名、《太阳月刊》刊名，还是卷头语，他们都把自己喻作“太阳”，看成“光明的象征”，仿佛只有他们才能够拯救人类，只有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只有他们才能够创作出革命文学来。这实质上与“唯我独革”，我“是革命的儿子”，我“是时代的创造者”，[3] 以及无限夸大革命文学的组织生活与创造生活的作用，视文艺具有“旋转乾坤的力量”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而《我们》月刊的编者在卷头语中则把自己的作品比作“战鼓”，这鼓声既“不悦耳”，也“不和谐”，既“没有节奏”，也“没有韵律”，但它可以“给同情我们者”以兴奋、沸热、勇气和启示，又可以“给背叛我们者”以战栗、恐怖和死亡。正如洪灵菲所说：“革命运动虽然受到暂时的挫折，但我们有一支笔，就会使它从另一方面蓬勃起来。”[4] （P26） 用笔作武器宣传革命，鼓舞民众，使革命运动再度蓬勃起来，这是洪灵菲组织我们社，创办《我们》月刊的初衷。《太阳月刊》的封面画的是金光四射的太阳，《我们》月刊的封面则绘着一只健壮的手臂高举熊熊燃烧的火炬，“太阳”和“火炬”，这也许正是太阳社和我们社在对待革命文学和自我认识上差异的形象标志吧！ 其次，对待鲁迅的态度不同。我们社、太阳社和创造社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中倡导革命文学，比较深入地阐释了文学的阶级性、描写对象、与革命的关系及作家的世界观改造等问题，痛击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觉把文学活动同时代和作家使命感结合起来，顺应历史的潮流，将注入新质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整个思想文化界都起到了鼓舞作用，这些历史功绩是不会被人们遗忘的。但是，由于太阳社、创造社受到了国内外“左”倾思潮的影响，尤其是苏联“拉普”派和日本“纳普”派的理论误导，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却突如其来地发动了一场对鲁迅的批判。从1928年1月15日创造社出版的《文化批判》第1期上发表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开始，指名道姓地嘲讽鲁迅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人生”的时代“落伍者”。之后，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接踵而至，以至到1928年《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上郭沫若化名杜荃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给鲁迅头上扣的帽子一顶比一顶吓人，甚至出现了人身攻击。与此同时，太阳社也参加了这场反对鲁迅的“大合唱”。蒋光慈发表了《关于革命文学》、《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等文章，把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作家通通斥责为“旧作家”、“不革命的作家”，认为他们“已落在时代的后面”，“不能承担表现时代生活的责任。”[3] 甚至认为他们不可能变为“革命的作家”，因为他们有其社会的、阶级的、传习的背景，“无论如何脱离不了旧的关系。”[5] 尤其是钱杏�发表在1928年《太阳月刊》3月号和《我们》月刊创刊号上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非难鲁迅的创作“没有现代的意味”，“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潮”，“是革命文学的障碍”。并说“不但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死去了。”企图“踢开”鲁迅。实事求是地说，太阳社的有些观点比创造社还要偏激。 然而，我们社却不同。笔者查阅了《我们》月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海风周报》、《新流月报》、《拓荒者》等刊物，并未发现我们社成员直接攻击鲁迅的文章。戴平万在《光明》半月刊第1卷第10期上发表《他的精神活着》，文中评价鲁迅说：“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旗，十余年如一日，不屈不挠地奋斗着。”虽然鲁迅死去了，“但是他的艺术，他的精神仍是长留永在。”从戴平万的这篇文章中，读者可以看到我们社对待鲁迅的态度。不仅如此，2006年1月，在汕头大学举办的“中国左翼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我们社成员李春�的女儿李魁庆向大会提交了《我所知道的我们社》一文。文中写道，她在整理父亲的回忆文章《杜国庠永远活在我心中》时看到：1928年的一天，杨�人以太阳社代表的身份来到晓山书店，我们社正在开会。杨�人毫不客气地坐下来就说：“太阳社的同志希望我们社的同志能和太阳社合作，写文章批判鲁迅。”杨�人话音刚落，杜国庠就气愤地说：“鲁迅是人民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会合作。相反地，我们还要团结鲁迅，一起向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接着，大家纷纷表示同意和支持杜国庠的意见。杨�人坐着不敢说话，最后灰溜溜地走了。 以上事实说明，我们社与太阳社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个大方向上是一致的，而在对革命文学的认识、对自我的评价，以及对待鲁迅的态度这些重大问题上显然步调不同。 四、我们社与太阳社在创作上的差异 蒋光慈是太阳社的主将，也是普罗文学的权威代言人。蒋光慈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影响不仅在于他“是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6] （P62）“革命+恋爱”公式的始作俑者，[6] （P76） 还在于他最早描写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塑造了工人阶级的形象，并开拓了现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崭新的表现领域。其小说以工人为描写对象，反映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最有代表性的是《短裤党》、《最后的微笑》和《田野的风》。蒋光慈的“工人三部曲”描写了20世纪普罗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三级跳”。从思想内容看，城市暴动→工人反抗→工农联盟的武装斗争；从人物形象塑造看，模糊的群像→侠客式的个人英雄→成熟的革命领导者形象。这两条轨迹清楚说明，蒋光慈以阶级分析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同情工农大众的价值判断标准，热情礼赞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卫眼光，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线性的情节结构和粗犷直率的革命话语，建构了与“五四”启蒙文学不同质的革命文学新文本，使革命与文学、作家与时代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彰显了普罗文学的现代性、鼓动性和稚气，奠定了蒋光慈革命文学开山祖和普罗文学代言人的地位。 洪灵菲是我们社的中坚，被誉为“彗星式的高产作家。”[7] （P87） 从1927年到1930年上半年，创作小说、诗歌、散文、论文及翻译作品约200万字。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流亡三部曲》，基本上都出版在我们社时期。其出版顺序为：《流亡》，1928年4月15日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前线》，1928年5月20日上海晓山书店出版，并同时发表在《我们》月刊创刊号上；《转变》，1928年9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但是，从作者实际人生经历、小说反映的时空纬度和历史事件固有的时序来看，则呈现出逆时性。《流亡三部曲》都是以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知识青年的沉迷、挣扎、觉醒和反抗为叙事话语，努力表现觉醒者与反动势力殊死搏斗的重大主题，从“五四”落潮、“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到香港大罢工、“4・15”政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史诗的性质，是中国30年代左翼文坛的翘楚之作。《流亡三部曲》是自传体小说，具有自我表现和自我暴露的特征，蕴含着作家浓烈的主观抒情色彩。这显然是受到了郁达夫小说的影响，因为洪灵菲就是郁氏门下的高材生。但不同的是，《流亡三部曲》没有郁达夫小说中的伤感和颓废，自戕和沉沦，作品中的主人公总是在革命的召唤下崛起和抗争，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壮潮密切相连。这正是新兴的普罗文学与此前的“五四”启蒙文学不同质的显现。洪灵菲在处理革命与恋爱的矛盾时，不像其他作家那样，或者恋爱至上，因为恋爱脱离了革命；或者一心革命，因为革命抛弃了恋爱。而是坚持革命第一，恋爱第二，“不以恋爱牺牲革命”的人生原则。在他看来，惟有革命才有光明的未来。这是洪灵菲作为“新兴文学中的特出者”的耀眼之处。[8] （P66）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蒋光慈的小说多描写工人运动和工人形象，表现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反抗，其文风粗犷豪放，激情喷涌，豪侠浪漫，鼓动性大于审美价值。而洪灵菲的小说则带有自叙传色彩，反映知识分子对革命与恋爱的执著追求，具有自我暴露，不事雕琢，华美凄艳，浪漫抒情，精芜俱存的个性特征。 五、造成我们社与太阳社差异的原因 我们社、太阳社大力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1928年前后，正值国内外“左”倾文艺思潮泛滥时期。国际上，苏联“拉普”派认为，“以往时代的文学都渗透了剥削阶级的精神。它反映了王公贵族、富人――一句话，‘ 成千上万上层人物’的习惯和感情， 思想和感受。”[9] （P15） 他们提倡“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力图创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与过去迥然有别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时，他们还把小资产阶级文学统称为“同路人”文学。“拉普”派从庸俗社会学和虚无主义观点出发，否定历史上的一切文化遗产，排斥“同路人”作家，甚至连高尔基也被看成了资产阶级作家和市侩文人。在日本，受福本和夫、藏原惟人的“理论斗争”、“分离结合”等“左”倾思想影响的左翼文坛，派系林立，内战不已。“纳普”派认为艺术只是政治煽动的手段，“无产阶级的激情，可以最率直、最粗野地大胆表现出来，”旧的形式和技巧“从根本上威胁着经过苦难而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艺术。”[10] 因而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艺术进行批判。 蒋光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选派的第一批留苏学生。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期间，苏联的“拉普”派正在崛起，虽然没有确切的资料表明他与“拉普”派是否有过组织上的直接联系，但从他思维逻辑的定势和理论架构的起点来看，与“拉普”派极为相似。斯洛伐克著名汉学家玛利安・高利克曾说：蒋光慈在苏联学习期间，“能够相当熟练地阅读俄文资料。他的重要观点与《在岗位上》杂志（“拉普”派的重要刊物――笔者注）及其续刊（《在文学岗位上》――笔者注）的撰稿人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11] （P158） 后来蒋光慈到东京看病，还亲自到藏原惟人家拜访，并从那里借到佐宁的《为普罗写实主义而战》等书。 太阳社的重要理论家钱杏�，他倡导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和“力的文学”的理论依凭，一方面来自苏联“拉普”派成员佐宁的《为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一书；另一方面来自藏原惟人的《到新写实主义之路》和《再论通往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之路》等文章。尤其是在和茅盾的论战中，钱杏�是“搀着藏原惟人，一段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12] （P241） 另外，蒋光慈留苏时就十分喜爱文学，与瞿秋白结为慕友，1927年“4・12”前付梓的《俄国文学概论》便是他们合作的论著（此书出版于1929年），可见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武汉形势逆转后，蒋光慈回到上海，曾就创办《太阳月刊》的意图向瞿秋白请示，“秋白同志都同意了。为了研究问题，阿英（钱杏�）和蒋光慈也一同去找过瞿秋白，在太阳社成立那天，瞿秋白等都参加了。”[13] 太阳社成员都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在社内建有基层党组织“春野支部”，隶属闸北区委领导。由此可以看出，太阳社不仅受到了苏联“拉普”派和日本“纳普”派的理论误导，也受到了党内瞿秋白“左”倾思想的直接影响。 而我们社的主要成员林伯修虽然留学日本，但在1919年时已回国。他在留日期间受惠最多的是河上肇。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25年11月他在家乡出任金山中学校长是受了东征来潮汕的周恩来的指示，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进入潮汕时，林伯修在汕头又会晤了周恩来、郭沫若（林伯修与郭沫若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同学，但两人性格、学术兴趣不同）。洪灵菲、戴平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走上革命道路，主要是受了许�d魂的影响。许是中共海外部总支部书记，国共合作时期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国民党“二大”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任外事部秘书；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0年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9月在红军“肃反运动”中被误定为反革命分子惨遭枪杀，1945年中共“七大”后平反昭雪。国内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洪灵菲、戴平万都渡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 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社与当时的“左”倾思潮无缘。事实上，在《我们》月刊所发表的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的理论文章中（如：王独清的《祝词》、石厚生的《革命文学的展望》、李初梨的《普罗列塔利亚文艺批评底标准》、钱杏�的《朦胧以后》），在我们社同仁翻译的苏联文学、日本文学的译文中，以及在洪灵菲、戴平万等人的创作中，都可以看到时代的“左”倾印痕。我们旨在说明的是，在当时我们社比太阳社受到的国内外“左”倾思潮的影响要小得多。由此，我们社与太阳社在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以及在创作实践上的“同中有异”就不难找到答案了。 [参考文献] [1]贾植芳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3. [2]倪墨炎. 现代文坛灾祸录[M]. 上海：上海书店，1996. [3]蒋光慈. 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J]. 太阳月刊，1928，（4）. [4]洪灵菲选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蒋光慈. 现代中国社会与社会生活[J]. 太阳月刊，1928，（1）. [6]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2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7]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2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8]蒋光慈. 异邦与故国[M]. 上海：现代书局，1930. [9]“拉普”资料汇编：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0]刘柏青. 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J]. 文学评论，1981，（6）. [11][斯洛伐克]玛利安・高利克著，陈圣生等译.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12]鲁迅全集（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3]戴淑贞. 阿英与蒋光慈[J]. 新文学史料，1983，（2）. 责任编辑：陶原珂
[摘 要]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我们社和太阳社看作同一个文学社团，但事实并非如此。文章从两个社团的人员组成、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不同态度、以及国民党当局查封时的情况与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等方面作了深入比较，并对其代表人物蒋光慈、洪灵菲小说创作的题材、主题和风格不同的形成原因作了探析。 [关键词]我们社 太阳社 人员组成 革命文学论争 小说创作 原因探析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07-0143-05 孟超在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的《洪灵菲选集・序》里说：“当时，光赤，阿英和我，把曾经在武汉酝酿过的文艺团体，正式组成了太阳社，创办了《太阳月刊》，灵菲，平万，还有杜国庠，组成了‘我们社’，出版《我们》月刊。这两个团体，这两个刊物，虽然对外是各自独立着，其实在同一目标之下，不但步调一致，慢慢的两个组织也由二化一了。”1980年由吴泰昌记述的《阿英忆左联》一文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第一辑，文中谈到左联七个常委的代表性时，阿英说：“夏衍既可代表太阳社，又可代表创造社，冯乃超代表后期创造社，钱杏�代表太阳社，鲁迅代表语丝社系统，田汉代表南国社，郑伯奇代表创造社元老，洪灵菲代表太阳社（特别是代表并入太阳社的我们社）。”后来易新鼎在《太阳社》一文中又说，太阳社、我们社 “他们虽然独标一社团旗号，实际上是一个组织，除出月刊外。”[1] （P486） 如此看来，人们长期以来把我们社、太阳社看作“一个组织”。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一、我们社始终未曾并入太阳社 1927年6月，蒋光慈、钱杏�、冯乃超等人在武汉曾酝酿成立文学社团和创办刊物之事。不久，“7・15”事件发生，他们不得不离开武汉逃亡上海，于1928年1月在上海组成了太阳社，同时创办《太阳月刊》，并筹资开设了春野书店（书店名取自白居易诗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之意）。《太阳月刊》由春野书店发行，每月1日出版。当出至第7期（1928年7月1日出版）时被国民党查封，编辑部发表了《停刊宣言》。但发行《太阳月刊》的春野书店仍继续营业。在《太阳月刊》被查禁后2个月，春野书店因出售《世界周刊》遭当局查封。我们社则在1928年5月成立于上海。编辑出版《我们》月刊，1928年8月20日出至第3期后停刊。我们社还创办有晓山书店，由该书店发行《我们》月刊，并出版《我们社丛书》。 1929年2月19日，国民党中执会秘书长致函国民政府：“查上海晓山书店发行之《我们》月刊第三号选载《献给既经死了的SP》及《重来》新体诗两首，核其语气，完全共产口吻，其余文字均属以文字为面具实行宣传之作品。”转请国民党政府通令查禁，并令上海特别市政府及上海临时法院查封晓山书店。国民党政府次日（1929年2月20日）即发出查禁查封令，立即查禁了《我们》月刊，并同时查封了晓山书店。所说的《献给既经死了的SP》，是森堡（即任钧）悼念烈士的一首长诗；另一首《重来》，作者藏人在结尾深情呼唤：终有一天，我们的热血会将鹦鹉洲、黄鹤楼“染得通红、通红！”[2] （P27-29） 从我们社、太阳社的成立，到不同时间、因不同缘由被国民党分别查封的事实可以看出，这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文学社团。从当时的新闻媒体报道来看，我们社与太阳社也并非一个文学社团。在1930年3月10日出版的《拓荒者》第1卷第3期上，刊载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的报道。文章开头写道：“自从创造社被封，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等文学社团自动解散（其实也是被国民党政府查封――笔者注）以后，酝酿了很久的左翼作家联盟的组织，因为时机的成熟，已于3月2日正式成立了。”文中我们社与创造社、太阳社、引擎社相提并论，看不到我们社隶属于太阳社的蛛丝马迹。左联成立后，太阳社成员和我们社的主要成员都加入了该组织，这是事实，但说我们社并入太阳社则于史无据。 二、我们社与太阳社人员组成不同 太阳社如同当时的其他文学社团一样，它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诸如太阳社的四位发起人：蒋光慈，安徽六安人；钱杏�，安徽芜湖人；孟超，山东诸城人；杨�人，广东潮安人。其他的主要成员：（刘）一梦，山东沂水人；（楼）建南，浙江余姚人；任钧，广东梅县人；殷夫，浙江象山人；如此等等。 我们社的人员组成则不是来自“五湖四海”，而是清一色的潮汕籍作家，他们大多数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广东辗转流亡抵沪的。我们社的中坚人物有三个：洪灵菲、林伯修和戴平万。洪灵菲（1902―1933），原名洪伦修，广东省潮安县江东乡红砂村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毕业于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前身）西语系。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被迫流亡新加坡、暹罗等地。归国后参加过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农运失败后赴上海，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创办我们社，主编《我们》月刊。1930年“左联”成立时当选为七个常务委员之一。1933年2月调往北平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处工作，7月被国民党秘密杀害。林伯修（1889―1961），原名杜国庠，广东澄海莲阳乡兰苑村人，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07年留学日本，在京都帝国大学读书期间师从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思想家河上肇研习政治经济学；1919年归国，经李大钊介绍应聘北京大学执教；1925年后回家乡任金山中学校长等职。1928年1月辗转到上海，同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进步文化宣传工作，30年代任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党团书记；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文教厅厅长、华南师范学院第一任院长、广东省社联主席及省政协副主席等职。戴平万（1903―1945），原名戴均，曾用名戴万叶等，广东潮安县归湖乡溪口村人。戴与洪灵菲是小学、中学、大学同级学友和挚友；1926年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由国民党海外部派往暹罗陶公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同洪灵菲一道颠沛流离至上海，携手从事左翼文艺运动，是“左联”筹备小组成员之一；上海“孤岛”时期一直留守“孤岛”坚持文艺斗争；1940年11月调往苏北根据地工作，曾任苏北区党校副校长兼教导主任；1945年初夏溺死于兴化县。除上述3人参加过太阳社外，我们社成员还有陈礼逊、秦孟芳、罗澜、罗克典、李春�（李一它）、李春秋（李伍）等，这些人均为潮汕地区的文学青年。我们社成员的这种区域特征，在现代有影响的社团流派中极为少见。 这里要提及的是，鲁迅先生在《文坛的掌故》一文涉笔“王独清领头的《我们》。”王独清是陕西西安人，他是创造社作家而非我们社成员。鲁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在《我们》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祝词》一文，这是该刊首篇文章。他在《祝词》中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批“五四”新文学作家，其论调与当时的创造社其他同仁相互呼应。我们社虽然诞生于上海，但在潮汕地区却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直到1935年，进步青年曾定石、曾广等人还在揭西县五经富圩内创办了“我们书室”，组织青年学习革命理论。1936年中共韩江工委成立后，就在“我们书室”建立了地下“抗日义勇军五经富支部”。1937年秋党组织又把“我们书室”改组为全县性的“救亡剧社”，该剧社办有抗日救亡小报。 三、我们社与太阳社在文学论争期态度不同 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和论争中，我们社与太阳社的步调并非一致。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对革命文学和自我的认识不同。蒋光慈在《太阳月刊》创刊号卷头语一诗中说：“太阳是我们的希望，太阳是我们的象征”，“我们也要如太阳一样，将我们的光辉照遍全宇宙”。不论是太阳社社名、《太阳月刊》刊名，还是卷头语，他们都把自己喻作“太阳”，看成“光明的象征”，仿佛只有他们才能够拯救人类，只有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只有他们才能够创作出革命文学来。这实质上与“唯我独革”，我“是革命的儿子”，我“是时代的创造者”，[3] 以及无限夸大革命文学的组织生活与创造生活的作用，视文艺具有“旋转乾坤的力量”的说法是一脉相承的。而《我们》月刊的编者在卷头语中则把自己的作品比作“战鼓”，这鼓声既“不悦耳”，也“不和谐”，既“没有节奏”，也“没有韵律”，但它可以“给同情我们者”以兴奋、沸热、勇气和启示，又可以“给背叛我们者”以战栗、恐怖和死亡。正如洪灵菲所说：“革命运动虽然受到暂时的挫折，但我们有一支笔，就会使它从另一方面蓬勃起来。”[4] （P26） 用笔作武器宣传革命，鼓舞民众，使革命运动再度蓬勃起来，这是洪灵菲组织我们社，创办《我们》月刊的初衷。《太阳月刊》的封面画的是金光四射的太阳，《我们》月刊的封面则绘着一只健壮的手臂高举熊熊燃烧的火炬，“太阳”和“火炬”，这也许正是太阳社和我们社在对待革命文学和自我认识上差异的形象标志吧！ 其次，对待鲁迅的态度不同。我们社、太阳社和创造社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白色恐怖中倡导革命文学，比较深入地阐释了文学的阶级性、描写对象、与革命的关系及作家的世界观改造等问题，痛击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觉把文学活动同时代和作家使命感结合起来，顺应历史的潮流，将注入新质后的中国现代文学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整个思想文化界都起到了鼓舞作用，这些历史功绩是不会被人们遗忘的。但是，由于太阳社、创造社受到了国内外“左”倾思潮的影响，尤其是苏联“拉普”派和日本“纳普”派的理论误导，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同时，却突如其来地发动了一场对鲁迅的批判。从1928年1月15日创造社出版的《文化批判》第1期上发表冯乃超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开始，指名道姓地嘲讽鲁迅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人生”的时代“落伍者”。之后，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文接踵而至，以至到1928年《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上郭沫若化名杜荃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给鲁迅头上扣的帽子一顶比一顶吓人，甚至出现了人身攻击。与此同时，太阳社也参加了这场反对鲁迅的“大合唱”。蒋光慈发表了《关于革命文学》、《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等文章，把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作家通通斥责为“旧作家”、“不革命的作家”，认为他们“已落在时代的后面”，“不能承担表现时代生活的责任。”[3] 甚至认为他们不可能变为“革命的作家”，因为他们有其社会的、阶级的、传习的背景，“无论如何脱离不了旧的关系。”[5] 尤其是钱杏�发表在1928年《太阳月刊》3月号和《我们》月刊创刊号上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非难鲁迅的创作“没有现代的意味”，“只能代表清末以及庚子义和团暴动时代的思潮”，“是革命文学的障碍”。并说“不但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死去了。”企图“踢开”鲁迅。实事求是地说，太阳社的有些观点比创造社还要偏激。 然而，我们社却不同。笔者查阅了《我们》月刊、《太阳月刊》、《文化批判》、《海风周报》、《新流月报》、《拓荒者》等刊物，并未发现我们社成员直接攻击鲁迅的文章。戴平万在《光明》半月刊第1卷第10期上发表《他的精神活着》，文中评价鲁迅说：“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肩负着反帝反封建之旗，十余年如一日，不屈不挠地奋斗着。”虽然鲁迅死去了，“但是他的艺术，他的精神仍是长留永在。”从戴平万的这篇文章中，读者可以看到我们社对待鲁迅的态度。不仅如此，2006年1月，在汕头大学举办的“中国左翼文学国际研讨会”上，我们社成员李春�的女儿李魁庆向大会提交了《我所知道的我们社》一文。文中写道，她在整理父亲的回忆文章《杜国庠永远活在我心中》时看到：1928年的一天，杨�人以太阳社代表的身份来到晓山书店，我们社正在开会。杨�人毫不客气地坐下来就说：“太阳社的同志希望我们社的同志能和太阳社合作，写文章批判鲁迅。”杨�人话音刚落，杜国庠就气愤地说：“鲁迅是人民的朋友，也是我们的朋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会合作。相反地，我们还要团结鲁迅，一起向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接着，大家纷纷表示同意和支持杜国庠的意见。杨�人坐着不敢说话，最后灰溜溜地走了。 以上事实说明，我们社与太阳社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个大方向上是一致的，而在对革命文学的认识、对自我的评价，以及对待鲁迅的态度这些重大问题上显然步调不同。 四、我们社与太阳社在创作上的差异 蒋光慈是太阳社的主将，也是普罗文学的权威代言人。蒋光慈在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影响不仅在于他“是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6] （P62）“革命+恋爱”公式的始作俑者，[6] （P76） 还在于他最早描写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塑造了工人阶级的形象，并开拓了现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崭新的表现领域。其小说以工人为描写对象，反映工人的生活和斗争，最有代表性的是《短裤党》、《最后的微笑》和《田野的风》。蒋光慈的“工人三部曲”描写了20世纪普罗时期工人运动发展的“三级跳”。从思想内容看，城市暴动→工人反抗→工农联盟的武装斗争；从人物形象塑造看，模糊的群像→侠客式的个人英雄→成熟的革命领导者形象。这两条轨迹清楚说明，蒋光慈以阶级分析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同情工农大众的价值判断标准，热情礼赞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前卫眼光，用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线性的情节结构和粗犷直率的革命话语，建构了与“五四”启蒙文学不同质的革命文学新文本，使革命与文学、作家与时代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彰显了普罗文学的现代性、鼓动性和稚气，奠定了蒋光慈革命文学开山祖和普罗文学代言人的地位。 洪灵菲是我们社的中坚，被誉为“彗星式的高产作家。”[7] （P87） 从1927年到1930年上半年，创作小说、诗歌、散文、论文及翻译作品约200万字。他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流亡三部曲》，基本上都出版在我们社时期。其出版顺序为：《流亡》，1928年4月15日上海现代书局出版；《前线》，1928年5月20日上海晓山书店出版，并同时发表在《我们》月刊创刊号上；《转变》，1928年9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但是，从作者实际人生经历、小说反映的时空纬度和历史事件固有的时序来看，则呈现出逆时性。《流亡三部曲》都是以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知识青年的沉迷、挣扎、觉醒和反抗为叙事话语，努力表现觉醒者与反动势力殊死搏斗的重大主题，从“五四”落潮、“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到香港大罢工、“4・15”政变，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史诗的性质，是中国30年代左翼文坛的翘楚之作。《流亡三部曲》是自传体小说，具有自我表现和自我暴露的特征，蕴含着作家浓烈的主观抒情色彩。这显然是受到了郁达夫小说的影响，因为洪灵菲就是郁氏门下的高材生。但不同的是，《流亡三部曲》没有郁达夫小说中的伤感和颓废，自戕和沉沦，作品中的主人公总是在革命的召唤下崛起和抗争，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的壮潮密切相连。这正是新兴的普罗文学与此前的“五四”启蒙文学不同质的显现。洪灵菲在处理革命与恋爱的矛盾时，不像其他作家那样，或者恋爱至上，因为恋爱脱离了革命；或者一心革命，因为革命抛弃了恋爱。而是坚持革命第一，恋爱第二，“不以恋爱牺牲革命”的人生原则。在他看来，惟有革命才有光明的未来。这是洪灵菲作为“新兴文学中的特出者”的耀眼之处。[8] （P66）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蒋光慈的小说多描写工人运动和工人形象，表现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反抗，其文风粗犷豪放，激情喷涌，豪侠浪漫，鼓动性大于审美价值。而洪灵菲的小说则带有自叙传色彩，反映知识分子对革命与恋爱的执著追求，具有自我暴露，不事雕琢，华美凄艳，浪漫抒情，精芜俱存的个性特征。 五、造成我们社与太阳社差异的原因 我们社、太阳社大力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1928年前后，正值国内外“左”倾文艺思潮泛滥时期。国际上，苏联“拉普”派认为，“以往时代的文学都渗透了剥削阶级的精神。它反映了王公贵族、富人――一句话，‘ 成千上万上层人物’的习惯和感情， 思想和感受。”[9] （P15） 他们提倡“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力图创作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与过去迥然有别的无产阶级文学。同时，他们还把小资产阶级文学统称为“同路人”文学。“拉普”派从庸俗社会学和虚无主义观点出发，否定历史上的一切文化遗产，排斥“同路人”作家，甚至连高尔基也被看成了资产阶级作家和市侩文人。在日本，受福本和夫、藏原惟人的“理论斗争”、“分离结合”等“左”倾思想影响的左翼文坛，派系林立，内战不已。“纳普”派认为艺术只是政治煽动的手段，“无产阶级的激情，可以最率直、最粗野地大胆表现出来，”旧的形式和技巧“从根本上威胁着经过苦难而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艺术。”[10] 因而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艺术进行批判。 蒋光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选派的第一批留苏学生。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求学期间，苏联的“拉普”派正在崛起，虽然没有确切的资料表明他与“拉普”派是否有过组织上的直接联系，但从他思维逻辑的定势和理论架构的起点来看，与“拉普”派极为相似。斯洛伐克著名汉学家玛利安・高利克曾说：蒋光慈在苏联学习期间，“能够相当熟练地阅读俄文资料。他的重要观点与《在岗位上》杂志（“拉普”派的重要刊物――笔者注）及其续刊（《在文学岗位上》――笔者注）的撰稿人的观点有许多相似之处。”[11] （P158） 后来蒋光慈到东京看病，还亲自到藏原惟人家拜访，并从那里借到佐宁的《为普罗写实主义而战》等书。 太阳社的重要理论家钱杏�，他倡导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和“力的文学”的理论依凭，一方面来自苏联“拉普”派成员佐宁的《为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一书；另一方面来自藏原惟人的《到新写实主义之路》和《再论通往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之路》等文章。尤其是在和茅盾的论战中，钱杏�是“搀着藏原惟人，一段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12] （P241） 另外，蒋光慈留苏时就十分喜爱文学，与瞿秋白结为慕友，1927年“4・12”前付梓的《俄国文学概论》便是他们合作的论著（此书出版于1929年），可见他们之间的友谊非同一般。武汉形势逆转后，蒋光慈回到上海，曾就创办《太阳月刊》的意图向瞿秋白请示，“秋白同志都同意了。为了研究问题，阿英（钱杏�）和蒋光慈也一同去找过瞿秋白，在太阳社成立那天，瞿秋白等都参加了。”[13] 太阳社成员都是年轻的共产党员，在社内建有基层党组织“春野支部”，隶属闸北区委领导。由此可以看出，太阳社不仅受到了苏联“拉普”派和日本“纳普”派的理论误导，也受到了党内瞿秋白“左”倾思想的直接影响。 而我们社的主要成员林伯修虽然留学日本，但在1919年时已回国。他在留日期间受惠最多的是河上肇。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25年11月他在家乡出任金山中学校长是受了东征来潮汕的周恩来的指示，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进入潮汕时，林伯修在汕头又会晤了周恩来、郭沫若（林伯修与郭沫若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同学，但两人性格、学术兴趣不同）。洪灵菲、戴平万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走上革命道路，主要是受了许�d魂的影响。许是中共海外部总支部书记，国共合作时期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国民党“二大”时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任外事部秘书；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30年任红七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9月在红军“肃反运动”中被误定为反革命分子惨遭枪杀，1945年中共“七大”后平反昭雪。国内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洪灵菲、戴平万都渡过了一段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 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社与当时的“左”倾思潮无缘。事实上，在《我们》月刊所发表的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的理论文章中（如：王独清的《祝词》、石厚生的《革命文学的展望》、李初梨的《普罗列塔利亚文艺批评底标准》、钱杏�的《朦胧以后》），在我们社同仁翻译的苏联文学、日本文学的译文中，以及在洪灵菲、戴平万等人的创作中，都可以看到时代的“左”倾印痕。我们旨在说明的是，在当时我们社比太阳社受到的国内外“左”倾思潮的影响要小得多。由此，我们社与太阳社在革命文学的论争中以及在创作实践上的“同中有异”就不难找到答案了。 [参考文献] [1]贾植芳主编. 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3. [2]倪墨炎. 现代文坛灾祸录[M]. 上海：上海书店，1996. [3]蒋光慈. 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J]. 太阳月刊，1928，（4）. [4]洪灵菲选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5]蒋光慈. 现代中国社会与社会生活[J]. 太阳月刊，1928，（1）. [6]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2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7]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2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8]蒋光慈. 异邦与故国[M]. 上海：现代书局，1930. [9]“拉普”资料汇编：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10]刘柏青. 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J]. 文学评论，1981，（6）. [11][斯洛伐克]玛利安・高利克著，陈圣生等译.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 [12]鲁迅全集（4卷）[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3]戴淑贞. 阿英与蒋光慈[J]. 新文学史料，1983，（2）. 责任编辑：陶原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