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梁启超之问”作出历史回答
1901年,面对内外交困的政治时局,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提出了中国何时建成法治国家的疑问,被法学界称为“梁启超之问”。为实现中国的变法图强,近代无数仁人志士试图移植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但中国接下来的几十年,“枪炮响,法无声”,法治的使命始终未能得以完成。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道路的探索与选择
我国著名民法学家谢怀栻曾总结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王朝开始后,常要做两件大事,一是为前朝修史,一是为本朝制律。西方国家的情形虽不完全一样,但在近代开始后,各个新兴的国家也都十分注重制定法典。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9年2月,中国共产党就宣布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着手新中国的法治建设。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这一时期我国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婚姻法》、《土地改革法》等一系列法律、法令。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出台。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加强法制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八字方针。这一时期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然而,从1957年开始,中国法治进入了徘徊与停滞阶段,法律虚无主义开始盛行,十年“文革”中国法治跌至低谷。1976年“文革”结束,梁漱溟一针见血地指出:“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文革”的悲剧,使全国上下痛定思痛,对法也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认识——建立规则,克服统治治理中的随意性。这一认识伴随着“要人治还是要法治”这一长期的争论而逐步得以明确。
“文革”之后,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汲取“文革”的惨痛教训,明确了一定要依法治理国家的原则。中国法治也随之进入了恢复与重建时期。邓小平指出,一个国家能否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关键的决定性因素是,依靠一两个英明的领导人,还是寄希望于建立一个良好而有权威的法律与制度。结论显然是后者。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立法速度空前。进入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推进,进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也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法治国家就成为了法治建设的基本目标。1999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被载入宪法,这标志着我国治国理念的根本转变。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法治建设取得的成就
依法治国被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完善法律体系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制度需求。2011
年3月,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使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
法治政府建设扎实有效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成为我国政府施政的基本准则。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切实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步伐。目前,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权力已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依法行政取得了重要进展。
司法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不断提高。实现司法功能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保证。目前,我国建立健全了审判制度,完善了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大审判体系,形成了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的现代司法制度,包括公开审判制度、合议制度、辩护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司法调解制度、司法救助制度等等。我国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切实维护和实现司法公平与社会正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迈向法治国家的经验与启示
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不动摇。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和轻视了法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才开始真正重视法治建设,并领导中国人民逐步走上了法治之路,这是用几十年沉痛的历史教训换来的。正因为我们经历了曲折和教训,才深知法治的意义与价值,也更加珍惜自己的法治建设成果。
必须走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法治之路。一国的法治总是由该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决定并与其相适应。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党和政府与民众的上下合力。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与自下而上的民众维权两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
必须在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理念。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人治传统和清官情结,这决定了中国治国理念的转变,将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执政党的党员个人,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法治思想的确立,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我国中央领导同志率先垂范学习法律。2002年和2007年,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都是以法治领域为内容。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信心和决心。2007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等联合下文,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增强法制观念,带头学法守法,在全党全社会营造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
法治精神的确立,在中国经历了百年探索,代价沉重,几度曲折。而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对于法治根基薄弱、权大于法仍有市场的中国而言,建成全社会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法治国家,还需要我们付出加倍的努力。
为“梁启超之问”作出历史回答
1901年,面对内外交困的政治时局,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提出了中国何时建成法治国家的疑问,被法学界称为“梁启超之问”。为实现中国的变法图强,近代无数仁人志士试图移植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但中国接下来的几十年,“枪炮响,法无声”,法治的使命始终未能得以完成。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启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纪元。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道路的探索与选择
我国著名民法学家谢怀栻曾总结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王朝开始后,常要做两件大事,一是为前朝修史,一是为本朝制律。西方国家的情形虽不完全一样,但在近代开始后,各个新兴的国家也都十分注重制定法典。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9年2月,中国共产党就宣布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着手新中国的法治建设。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这一时期我国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婚姻法》、《土地改革法》等一系列法律、法令。1954年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出台。1956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加强法制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八字方针。这一时期初步奠定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基础。然而,从1957年开始,中国法治进入了徘徊与停滞阶段,法律虚无主义开始盛行,十年“文革”中国法治跌至低谷。1976年“文革”结束,梁漱溟一针见血地指出:“文革”搞糟了,“文革”的祸因是治国不靠法治而靠人治。“文革”的悲剧,使全国上下痛定思痛,对法也开始了拨乱反正的认识——建立规则,克服统治治理中的随意性。这一认识伴随着“要人治还是要法治”这一长期的争论而逐步得以明确。
“文革”之后,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汲取“文革”的惨痛教训,明确了一定要依法治理国家的原则。中国法治也随之进入了恢复与重建时期。邓小平指出,一个国家能否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关键的决定性因素是,依靠一两个英明的领导人,还是寄希望于建立一个良好而有权威的法律与制度。结论显然是后者。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立法速度空前。进入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全面推进,进一步奠定了法治建设的经济基础,也对法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法治国家就成为了法治建设的基本目标。1999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被载入宪法,这标志着我国治国理念的根本转变。进入21世纪,中国的法治建设继续向前推进。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对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了全面部署。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法治建设取得的成就
依法治国被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以依法治国为核心内容、以执法为民为本质要求、以公平正义为价值追求、以服务大局为重要使命、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逐步确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完善法律体系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制度需求。2011
年3月,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庄严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使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
法治政府建设扎实有效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成为我国政府施政的基本准则。近年来,中国政府通过切实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转变职能,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步伐。目前,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权力已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依法行政取得了重要进展。
司法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不断提高。实现司法功能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保证。目前,我国建立健全了审判制度,完善了民事、行政和刑事三大审判体系,形成了符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求的现代司法制度,包括公开审判制度、合议制度、辩护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司法调解制度、司法救助制度等等。我国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切实维护和实现司法公平与社会正义。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迈向法治国家的经验与启示
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不动摇。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和轻视了法治。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才开始真正重视法治建设,并领导中国人民逐步走上了法治之路,这是用几十年沉痛的历史教训换来的。正因为我们经历了曲折和教训,才深知法治的意义与价值,也更加珍惜自己的法治建设成果。
必须走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法治之路。一国的法治总是由该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决定并与其相适应。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党和政府与民众的上下合力。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与自下而上的民众维权两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
必须在全社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理念。中国有着几千年的人治传统和清官情结,这决定了中国治国理念的转变,将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执政党的党员个人,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法治思想的确立,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我国中央领导同志率先垂范学习法律。2002年和2007年,第十六届、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都是以法治领域为内容。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信心和决心。2007年3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等联合下文,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增强法制观念,带头学法守法,在全党全社会营造依法执政、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良好氛围。
法治精神的确立,在中国经历了百年探索,代价沉重,几度曲折。而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对于法治根基薄弱、权大于法仍有市场的中国而言,建成全社会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法治国家,还需要我们付出加倍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