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尝辄止的反思——看电影《归来》
电影《归来》向观众展示了一个社会，连同这个社会的一段历史：从文革期间到文革结束后若干年。中国人都明白，这样历史题材的电影，不可能仅仅诉说，都有一些反思的成分。《归来》也不例外。
电影中的人物可以分成两类：受害者与迫害者。
受害者就是陆焉识和冯婉瑜。
迫害者有“方师傅”们、抓捕陆焉识的人们、李主任们„„丹丹也属于迫害者。——整部电影就是因为她告发自己的父亲后引起的一系列故事。而且，她的告发显然是故意，并非一时冲动。
先说受害者。电影最能感动观众的，就是陆焉识与冯婉瑜无声的控诉。控诉成了这部电影的主旋律，始终占据着观众观赏的最高点。这也是实情。在那种年代，知识分子小人物遭受的迫害和苦难，往往到了呼天不应，欲哭无泪的地步。那遭遇，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就演技来说，陈道明和巩俐实属绝配，这是我自《苦恋》以来，又一次看到如此哀怨绝伦的表演。他们把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情，那个时代的语言，演艺到了真实的境界。我想，这不仅有演员对角色的理解和把握，也有导演对角色的要求，对整个故事的理解，都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再说迫害者。电影中有两个直接的迫害者，女儿丹丹和“方师傅”，一个是亲人，一个是他人。对这两个人的处理，电影却显得肤浅、简单、脸谱化，甚至不如《芙蓉镇》结尾对李国香和王秋赦的处理。
丹丹为什么要告发父亲？就为了出演吴清华吗？方师傅为什么对冯婉瑜下狠手，一个工人（据说是一个老实人，一个好人）怎么会对一个中学老师有那么大仇恨？我们不知道。
还应该看到，丹丹告发陆焉识和方师傅殴打冯婉瑜，这两个情节都处在电影的结构点上，整个电影被这两个情节推动着发展，而非简单的点缀。导演应该对这两个情节有交代。过来人都明白，把这两个人交代清楚，可以使电影的思想性更清晰。 但是，电影中的交代很浅，表面化，以至于浅尝辄止。
表现受害者的遭遇是控诉；表现迫害者的思想，才是反思。尤其在我们这样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国家，反思的标志应该是迫害者反省。
但是，《归来》为什么不能更真实、深刻的把迫害者的形象在荧幕上表现出来？
我以为，这与现实社会有关。虽说文革结束已近40年，但是，社会对历次
政治运动的反省，基本上以“控诉”为主，还没有对那个时代，对那段历史有深刻的、思想上的反思。也就是说，社会可以向导演提供遭受迫害者的资源，丰富多彩；却无法提供迫害者的资源，即使有，也类似前一段那种文革“道歉”，闹哄哄的，更不用说提供反思资源了。
其实，迫害者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痼疾，才是这个社会的“短板”。
如果迫害者不站在历史审判席上诉说、辩解、自省，所谓的“反思”便无任何意义。
尤其像丹丹这种人，以我的经历理解，恐怕不是为了演主角就主动告发父亲，她从小受到的教育（阶级教育、仇恨教育），在潜意识中培育了什么？使她居然仇恨自己的父亲！
平心而论，表现这个角色有一定难度，因为她不是好人作恶，而是亲人作恶。但是，由于电影处理肤浅，就出现一个奇怪的逻辑：按照“解铃还须系铃人”的俗语，冯婉瑜症结的解套人，应该是丹丹，因为一切都是她的告发引起的；但是，电影却自然走向由陆焉识来解套，似乎一切都是因为他被劳改引起的。
这种转换是很恶劣的！为责任人开脱，使受害人背负责任。
浅尝辄止的反思——看电影《归来》
电影《归来》向观众展示了一个社会，连同这个社会的一段历史：从文革期间到文革结束后若干年。中国人都明白，这样历史题材的电影，不可能仅仅诉说，都有一些反思的成分。《归来》也不例外。
电影中的人物可以分成两类：受害者与迫害者。
受害者就是陆焉识和冯婉瑜。
迫害者有“方师傅”们、抓捕陆焉识的人们、李主任们„„丹丹也属于迫害者。——整部电影就是因为她告发自己的父亲后引起的一系列故事。而且，她的告发显然是故意，并非一时冲动。
先说受害者。电影最能感动观众的，就是陆焉识与冯婉瑜无声的控诉。控诉成了这部电影的主旋律，始终占据着观众观赏的最高点。这也是实情。在那种年代，知识分子小人物遭受的迫害和苦难，往往到了呼天不应，欲哭无泪的地步。那遭遇，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就演技来说，陈道明和巩俐实属绝配，这是我自《苦恋》以来，又一次看到如此哀怨绝伦的表演。他们把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情，那个时代的语言，演艺到了真实的境界。我想，这不仅有演员对角色的理解和把握，也有导演对角色的要求，对整个故事的理解，都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
再说迫害者。电影中有两个直接的迫害者，女儿丹丹和“方师傅”，一个是亲人，一个是他人。对这两个人的处理，电影却显得肤浅、简单、脸谱化，甚至不如《芙蓉镇》结尾对李国香和王秋赦的处理。
丹丹为什么要告发父亲？就为了出演吴清华吗？方师傅为什么对冯婉瑜下狠手，一个工人（据说是一个老实人，一个好人）怎么会对一个中学老师有那么大仇恨？我们不知道。
还应该看到，丹丹告发陆焉识和方师傅殴打冯婉瑜，这两个情节都处在电影的结构点上，整个电影被这两个情节推动着发展，而非简单的点缀。导演应该对这两个情节有交代。过来人都明白，把这两个人交代清楚，可以使电影的思想性更清晰。 但是，电影中的交代很浅，表面化，以至于浅尝辄止。
表现受害者的遭遇是控诉；表现迫害者的思想，才是反思。尤其在我们这样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的国家，反思的标志应该是迫害者反省。
但是，《归来》为什么不能更真实、深刻的把迫害者的形象在荧幕上表现出来？
我以为，这与现实社会有关。虽说文革结束已近40年，但是，社会对历次
政治运动的反省，基本上以“控诉”为主，还没有对那个时代，对那段历史有深刻的、思想上的反思。也就是说，社会可以向导演提供遭受迫害者的资源，丰富多彩；却无法提供迫害者的资源，即使有，也类似前一段那种文革“道歉”，闹哄哄的，更不用说提供反思资源了。
其实，迫害者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痼疾，才是这个社会的“短板”。
如果迫害者不站在历史审判席上诉说、辩解、自省，所谓的“反思”便无任何意义。
尤其像丹丹这种人，以我的经历理解，恐怕不是为了演主角就主动告发父亲，她从小受到的教育（阶级教育、仇恨教育），在潜意识中培育了什么？使她居然仇恨自己的父亲！
平心而论，表现这个角色有一定难度，因为她不是好人作恶，而是亲人作恶。但是，由于电影处理肤浅，就出现一个奇怪的逻辑：按照“解铃还须系铃人”的俗语，冯婉瑜症结的解套人，应该是丹丹，因为一切都是她的告发引起的；但是，电影却自然走向由陆焉识来解套，似乎一切都是因为他被劳改引起的。
这种转换是很恶劣的！为责任人开脱，使受害人背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