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伦理学者约翰逊博士曾说过：两个英国人的碰面寒暄，多是由谈论天气开始的。250多年后的今天，情况也差不多，数以亿计的人会通过电视或网络了解天气情况。自从极端天气席卷全球，人们对天气的执著更是“无可救药”。
历史学家很早便注意到天气的重要性。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史学流派——法国年鉴学派曾有过“无论王子、达官贵族，或过往的其他种种，对人民生活的重要性恐怕都不及气候与地理”的说法。同样，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1949年首度发表经典的《地中海历史》时坚称“一个地方真正的故事，在于它的风和海；政治事件不过是表面的骚动、浮载于历史浪潮上的浪花而已。”他提到历史浪潮时，往往是指不折不扣的海浪。
气候与地形，确实在历史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在约翰逊博士之前，法国社会评论家孟德斯鸠就发表过“一个社会的命运，取决于它的气候形态”的看法。孟德斯鸠会这样想其实是受到古罗马作家塔西佗( Tacitus)的影响。塔西佗认为日耳曼民族会这么“野蛮凶残、不开化”，就是长期处于湿冷气候下的结果。他指出，“热带国家的人民脾气暴躁、北欧的国民多严肃冷漠；理想的气候会培养出温和的人民以及平衡的政治。”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孟德斯鸠认为法国正是一个这样的国家。“热带国家的人脾气暴躁，北欧人多冷漠。”
孟德斯鸠对气候与民族性格的观点在英国十分受欢迎。英国的天气如此不可捉摸，农人们整天提心吊胆，因此天气成为最“火”的话题。到了19世纪，大家公认是温和的气候条件造就了英国的富足与稳定的政治，和那些因炎热夏天、热带暴雨而变得慵懒易怒的其他民族截然不同。1827年，探讨英国文化的杂志《季度回顾》写道：“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宁可付出劳力，也不要沉溺于橄榄、葡萄树与恶习中。”
现代的读者或许会选择橄榄、葡萄树与恶习，但是我们祖先的坚持一直到迈入20世纪仍未改变。社会主义作家乔治·奥威尔在短文《北与南》中忆起，他小时候学到的历史往往仅以“寒冷的天气使人充满活力，炎热的天气则教人懒散”为开头；也正是这样，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才会被打败。他发现，北方人让人联想到强壮的身体、饱满的精神、金色的小胡子以及高尚的人品；而地中海地区的欧洲人则经常被认为“狡猾、懦弱，并且放荡”。
“雨水可以洗涤心灵”，这样的说法看似无稽，但又煞有其事。现在，有医生把它当成真正的疾病看待，称之为季节性情绪失调，甚至有人把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高自杀率归咎于此。毫无疑问，布罗代尔的传承者绝对相信，一个国家的生活与前途深受气候的影响。
地中海气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气候现象，其分布范围占全球比例十分稀少，特征为“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迥异于其他类型气候，这也往往造成作物生长季无法与雨季配合，因此地中海农业区的作物种类往往为耐旱的蔬果，灌溉系统十分发达，亦为其一大特色。
一叶知秋。人类的发展与气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气候与文化有着怎样的交集？气候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众所周知，中国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气候，广大东部地区又处于典型季风气候区，可以说，季风气候为我国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力，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形成了以种植农业文化为主而非游牧文化或工业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恰恰给“天人合一”思想提供了肥沃的生长土壤。如果说，在频发的天气气候灾害面前，靠天吃饭的古代中国人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好的年景，那么，中国人在与气候的长期相处过程中，萌生出主动融入自然的“天时、地利、人勤”的观念便顺理成章。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这种观念逐渐升华凝练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中国的季风区与非季风区分布，两个区域的气候与传统迥异。
它首先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敬畏之情。儒家代表孔子认为，自然界通过四时运行创造万物，“天”即是自然界。它亦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谦和之心。道家创始人老子深知，天、地、人都要遵循自然规律，按照自然法则独立运行即为“道”。它还是“浑然与万物同体”“民胞物与”的超然之态。理学家程颐将人类对自然的热爱上升至道德的层次，在他看来，自然万物已经与人类形成了生命的共同体，彼此依存。
不容忽视的是，在此过程中，气候同样扮演着重要的推动和“放大”角色。季风气候的灾害性和资源性交替影响，给农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但又为其送去自我恢复能力，迅速弥补创伤。历代中国人因此承受着肉体与意志上的巨大考验，磨砺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意志。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不屈，到“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坚韧不拔，我们感受到的是早已超越气候与物候的民族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有力驱动下，中国传统文化持续迸发出再生力，散发出既古老又年轻的迷人魅力。
当下，气候变化已成为影响人类最广泛、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态危机之一。人们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一问题？让我们带着这一现代问题，回到传统文化的原点加以深刻理解，去找到关键之所在。“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适时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在万物和谐有序生长的宇宙里，人类必须找到合适的位置，人类是自然的参与者与呵护者，而非主宰者。
德国汉学家卜松山就曾指出：“强调儒家的 ‘天人合一’ ，或许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于人类应付后现代社会的挑战，也许具有超越民族界限的价值和现代意义。”
英国伦理学者约翰逊博士曾说过：两个英国人的碰面寒暄，多是由谈论天气开始的。250多年后的今天，情况也差不多，数以亿计的人会通过电视或网络了解天气情况。自从极端天气席卷全球，人们对天气的执著更是“无可救药”。
历史学家很早便注意到天气的重要性。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史学流派——法国年鉴学派曾有过“无论王子、达官贵族，或过往的其他种种，对人民生活的重要性恐怕都不及气候与地理”的说法。同样，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1949年首度发表经典的《地中海历史》时坚称“一个地方真正的故事，在于它的风和海；政治事件不过是表面的骚动、浮载于历史浪潮上的浪花而已。”他提到历史浪潮时，往往是指不折不扣的海浪。
气候与地形，确实在历史形成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早在约翰逊博士之前，法国社会评论家孟德斯鸠就发表过“一个社会的命运，取决于它的气候形态”的看法。孟德斯鸠会这样想其实是受到古罗马作家塔西佗( Tacitus)的影响。塔西佗认为日耳曼民族会这么“野蛮凶残、不开化”，就是长期处于湿冷气候下的结果。他指出，“热带国家的人民脾气暴躁、北欧的国民多严肃冷漠；理想的气候会培养出温和的人民以及平衡的政治。”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孟德斯鸠认为法国正是一个这样的国家。“热带国家的人脾气暴躁，北欧人多冷漠。”
孟德斯鸠对气候与民族性格的观点在英国十分受欢迎。英国的天气如此不可捉摸，农人们整天提心吊胆，因此天气成为最“火”的话题。到了19世纪，大家公认是温和的气候条件造就了英国的富足与稳定的政治，和那些因炎热夏天、热带暴雨而变得慵懒易怒的其他民族截然不同。1827年，探讨英国文化的杂志《季度回顾》写道：“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们宁可付出劳力，也不要沉溺于橄榄、葡萄树与恶习中。”
现代的读者或许会选择橄榄、葡萄树与恶习，但是我们祖先的坚持一直到迈入20世纪仍未改变。社会主义作家乔治·奥威尔在短文《北与南》中忆起，他小时候学到的历史往往仅以“寒冷的天气使人充满活力，炎热的天气则教人懒散”为开头；也正是这样，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才会被打败。他发现，北方人让人联想到强壮的身体、饱满的精神、金色的小胡子以及高尚的人品；而地中海地区的欧洲人则经常被认为“狡猾、懦弱，并且放荡”。
“雨水可以洗涤心灵”，这样的说法看似无稽，但又煞有其事。现在，有医生把它当成真正的疾病看待，称之为季节性情绪失调，甚至有人把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高自杀率归咎于此。毫无疑问，布罗代尔的传承者绝对相信，一个国家的生活与前途深受气候的影响。
地中海气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气候现象，其分布范围占全球比例十分稀少，特征为“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迥异于其他类型气候，这也往往造成作物生长季无法与雨季配合，因此地中海农业区的作物种类往往为耐旱的蔬果，灌溉系统十分发达，亦为其一大特色。
一叶知秋。人类的发展与气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气候与文化有着怎样的交集？气候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众所周知，中国大部分地区属于温带气候，广大东部地区又处于典型季风气候区，可以说，季风气候为我国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生产提供了持续发展的动力，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形成了以种植农业文化为主而非游牧文化或工业文化为主的传统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恰恰给“天人合一”思想提供了肥沃的生长土壤。如果说，在频发的天气气候灾害面前，靠天吃饭的古代中国人只能把希望寄托于好的年景，那么，中国人在与气候的长期相处过程中，萌生出主动融入自然的“天时、地利、人勤”的观念便顺理成章。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融合，这种观念逐渐升华凝练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中国的季风区与非季风区分布，两个区域的气候与传统迥异。
它首先是“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敬畏之情。儒家代表孔子认为，自然界通过四时运行创造万物，“天”即是自然界。它亦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谦和之心。道家创始人老子深知，天、地、人都要遵循自然规律，按照自然法则独立运行即为“道”。它还是“浑然与万物同体”“民胞物与”的超然之态。理学家程颐将人类对自然的热爱上升至道德的层次，在他看来，自然万物已经与人类形成了生命的共同体，彼此依存。
不容忽视的是，在此过程中，气候同样扮演着重要的推动和“放大”角色。季风气候的灾害性和资源性交替影响，给农业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但又为其送去自我恢复能力，迅速弥补创伤。历代中国人因此承受着肉体与意志上的巨大考验，磨砺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意志。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不屈，到“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坚韧不拔，我们感受到的是早已超越气候与物候的民族精神。在这种精神的有力驱动下，中国传统文化持续迸发出再生力，散发出既古老又年轻的迷人魅力。
当下，气候变化已成为影响人类最广泛、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态危机之一。人们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一问题？让我们带着这一现代问题，回到传统文化的原点加以深刻理解，去找到关键之所在。“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适时敲响了警钟，提醒我们：在万物和谐有序生长的宇宙里，人类必须找到合适的位置，人类是自然的参与者与呵护者，而非主宰者。
德国汉学家卜松山就曾指出：“强调儒家的 ‘天人合一’ ，或许可以避免人类在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对于人类应付后现代社会的挑战，也许具有超越民族界限的价值和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