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鲍曼，当代世界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与哲学家之一，是“后现代主义”概念的主要创造者。他写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社会学著作。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经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
为了了解本书的创作背景，我特意在百度上搜索了法西斯要迫害犹太人的历史原因。为什么法西斯要杀犹太人？首先在欧洲歧视和迫害犹太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问题。由于经济活动的成功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犹太人横遭歧视。在古代就有犹太人要不时宰杀信基督教的小孩以祭祀的传说。后来希特勒也拾人牙慧，鼓吹犹太人有杀生祭祀的习俗。希特勒利用欧洲长期存在的反犹情绪，并将之推向极端。
其次，纳粹德国杀害犹太人还有经济上的动因。犹太人历来善于经商，经济活动相当成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经济十分困难，社会危机严重，而在德国从事商业金融业的犹太人却相当富裕。纳粹德国出于经济上的需要，煽动反犹情绪，通过排犹屠犹，侵吞犹太人的财产，得到了不少经济上的好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纳粹政权认为犹太人倾向于革命，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犹太财团”的政治学说，因而把反犹跟迫害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系起来，以稳固其法西斯统治。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犹太人由于备受歧视也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因而希特勒耸人听闻地散布犹太人正在暗中颠覆全世界，法西斯政权自然也就将反对犹太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联系起来。
还有些学者则强调纳粹德国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对屠犹的影响。纳粹政权受狭隘种族优越论的影响，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犹太人不是人，只是一种堕落的形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称“世界历史的一切事件都不过是种族自我保存冲动的表现”。因而纳粹德国出于种族观念在屠杀犹太人的同时还杀害了50万吉卜赛人和10万德国的智育低能者。
其实很多参与屠杀的德国人甚至在日常行为中具有极高的道德操守，就像二战时在中国丧尽天良的日本军人实际上脱下军装回到家中时还是一样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子女，他们是有感情的，有温情的一面。然而他们乐于为纳粹效力，据统计，只有百分之十的纳粹党卫军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在屠杀之前，他们并未经过特殊培训，如果没有经过培训，是如何漠视内心的道德和恐惧去屠杀自己的同类呢？我想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并且这个异化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杀人者的异化。在其他时候，杀人者仍具有正常人的思维、同情心和道德操守，但一旦进入到屠杀过程中，他们就变成了巨大杀人机器的一个零件。“零件”是没有道德和情感的，他们所面对的只是上级下达的指令，无论对错，只管执行；另一方面，是被杀者的异化。在屠杀的过程中，被杀者不再被看作是人，这样一来，杀人者心理上所承受的道德压力就骤然减轻了大半。
大屠杀是一种策划周密的大规模杀人事件，与富于理性的现代精神息息相关。在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每一步骤中，几乎都渗透着技术性的现代因素。他们不仅使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来研制最具效率的杀人武器，还通过先进的管理手段以使屠杀过程达到韦伯所说“准确、快速、清楚、了解文件、持续、谨慎、一致、严格服从、减少摩擦、降低物质和人的消耗”的最佳状态。他们将受害人归档，负责监管在进入毒气室之前，受害人维持性命的生产和分配活动，看管被俘人员以至于维持秩序没让德国人多费心思或者多花钱财。他们为屠杀过程的每一步确定对象，保证屠杀过程顺畅如流，他们把物色好的对象运送到便于集结且造成最小混乱的地方，他们为这最好的旅程积敛资金。如果没有这些现代性科技作为帮助，
大屠杀固然有可能照样发生，但是只可能是嗜血成性的征服者们的残忍暴行，而不似这般理性化惊心动魄的现代性艺术。
鲍曼提出现代文明的进步不足以阻止此类大屠杀在西方历史中重演。相反大屠杀深深植根于现代社会的机制之中，因为在使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种种可能条件之中，最是举足轻重的因素恰恰就是现代性本身。鲍曼引大屠杀研究者费恩戈尔德的话说，奥斯维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
通读这本书，我认为鲍曼想告诉我们的是，现代社会及其官僚机构的极端理性化，具有不容忽视的巨大负面效果。大屠杀配备着只有最先进的科学可以提供的武器，走的路线也是由科学管理有序的组织所设计。鲍曼想努力通过他的书让我们相信，大屠杀的发生绝非由残存于现代文明中的原始蛮性所引起，他说：“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现代理性化的世界使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因此，大屠杀是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
基斯洛夫斯基说过：“太过相信理性，我们的世界欠缺某种东西。”过分地强调理性、鲜明、立场、直接、迅捷、果断等这些特点，不仅不是一件好事，而且有相当的危险隐藏在其中，现代世界如此复杂，稍不留意，理性就变成了漠视感情，鲜明的立场就变成了消灭对立者的依据，直接、迅捷就变成了粗糙、大意，果断就变成了武断。乌托邦与绝对专制，只有一步之遥；极端的理性与极端的非理性，也仅一墙之隔。
生活在理性的现代文明中，我们一步步被培养成理性的赚钱工具，读了这么多年书只是被希望能够积累到很多打败竞争对手的资本，结婚也希望被嫁给有钱的富商，为人处事也要思考利用不利用的问题，然而理性的后果只能是漠然的人际关系和自己本身的不快乐。这个世界不管怎么发展，身边的事物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还是要心存热烈，还是会在交朋友真心相待，遇到喜欢的人还是会奋不顾身，碰到老人在马路上摔倒还是会去扶起来，即使是凡事都不不顺心也会努力好好活着，不去伤害别人，去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因为我相信，不管人们做什么，都是为了回到最初的模样。
齐格蒙·鲍曼，当代世界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与哲学家之一，是“后现代主义”概念的主要创造者。他写的《现代性与大屠杀》是一部反思现代性的社会学著作。鲍曼认为，大屠杀不只是犹太人历经的一个悲惨事件，也并非德意志民族的一次反常行为，而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
为了了解本书的创作背景，我特意在百度上搜索了法西斯要迫害犹太人的历史原因。为什么法西斯要杀犹太人？首先在欧洲歧视和迫害犹太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问题。由于经济活动的成功以及宗教信仰的不同，犹太人横遭歧视。在古代就有犹太人要不时宰杀信基督教的小孩以祭祀的传说。后来希特勒也拾人牙慧，鼓吹犹太人有杀生祭祀的习俗。希特勒利用欧洲长期存在的反犹情绪，并将之推向极端。
其次，纳粹德国杀害犹太人还有经济上的动因。犹太人历来善于经商，经济活动相当成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败国的德国经济十分困难，社会危机严重，而在德国从事商业金融业的犹太人却相当富裕。纳粹德国出于经济上的需要，煽动反犹情绪，通过排犹屠犹，侵吞犹太人的财产，得到了不少经济上的好处。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纳粹政权认为犹太人倾向于革命，马克思主义是“国际犹太财团”的政治学说，因而把反犹跟迫害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系起来，以稳固其法西斯统治。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犹太人由于备受歧视也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因而希特勒耸人听闻地散布犹太人正在暗中颠覆全世界，法西斯政权自然也就将反对犹太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联系起来。
还有些学者则强调纳粹德国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对屠犹的影响。纳粹政权受狭隘种族优越论的影响，鼓吹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犹太人不是人，只是一种堕落的形象”。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称“世界历史的一切事件都不过是种族自我保存冲动的表现”。因而纳粹德国出于种族观念在屠杀犹太人的同时还杀害了50万吉卜赛人和10万德国的智育低能者。
其实很多参与屠杀的德国人甚至在日常行为中具有极高的道德操守，就像二战时在中国丧尽天良的日本军人实际上脱下军装回到家中时还是一样爱自己的妻子爱自己的子女，他们是有感情的，有温情的一面。然而他们乐于为纳粹效力，据统计，只有百分之十的纳粹党卫军被认为是不正常的，在屠杀之前，他们并未经过特殊培训，如果没有经过培训，是如何漠视内心的道德和恐惧去屠杀自己的同类呢？我想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异化。并且这个异化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是杀人者的异化。在其他时候，杀人者仍具有正常人的思维、同情心和道德操守，但一旦进入到屠杀过程中，他们就变成了巨大杀人机器的一个零件。“零件”是没有道德和情感的，他们所面对的只是上级下达的指令，无论对错，只管执行；另一方面，是被杀者的异化。在屠杀的过程中，被杀者不再被看作是人，这样一来，杀人者心理上所承受的道德压力就骤然减轻了大半。
大屠杀是一种策划周密的大规模杀人事件，与富于理性的现代精神息息相关。在德国人屠杀犹太人的每一步骤中，几乎都渗透着技术性的现代因素。他们不仅使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来研制最具效率的杀人武器，还通过先进的管理手段以使屠杀过程达到韦伯所说“准确、快速、清楚、了解文件、持续、谨慎、一致、严格服从、减少摩擦、降低物质和人的消耗”的最佳状态。他们将受害人归档，负责监管在进入毒气室之前，受害人维持性命的生产和分配活动，看管被俘人员以至于维持秩序没让德国人多费心思或者多花钱财。他们为屠杀过程的每一步确定对象，保证屠杀过程顺畅如流，他们把物色好的对象运送到便于集结且造成最小混乱的地方，他们为这最好的旅程积敛资金。如果没有这些现代性科技作为帮助，
大屠杀固然有可能照样发生，但是只可能是嗜血成性的征服者们的残忍暴行，而不似这般理性化惊心动魄的现代性艺术。
鲍曼提出现代文明的进步不足以阻止此类大屠杀在西方历史中重演。相反大屠杀深深植根于现代社会的机制之中，因为在使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种种可能条件之中，最是举足轻重的因素恰恰就是现代性本身。鲍曼引大屠杀研究者费恩戈尔德的话说，奥斯维辛也是现代工厂体系的一个延伸。不同于生产商品的是，这里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
通读这本书，我认为鲍曼想告诉我们的是，现代社会及其官僚机构的极端理性化，具有不容忽视的巨大负面效果。大屠杀配备着只有最先进的科学可以提供的武器，走的路线也是由科学管理有序的组织所设计。鲍曼想努力通过他的书让我们相信，大屠杀的发生绝非由残存于现代文明中的原始蛮性所引起，他说：“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现代理性化的世界使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因此，大屠杀是科学的理性计算精神，技术的道德中立地位，社会管理的工程化趋势。
基斯洛夫斯基说过：“太过相信理性，我们的世界欠缺某种东西。”过分地强调理性、鲜明、立场、直接、迅捷、果断等这些特点，不仅不是一件好事，而且有相当的危险隐藏在其中，现代世界如此复杂，稍不留意，理性就变成了漠视感情，鲜明的立场就变成了消灭对立者的依据，直接、迅捷就变成了粗糙、大意，果断就变成了武断。乌托邦与绝对专制，只有一步之遥；极端的理性与极端的非理性，也仅一墙之隔。
生活在理性的现代文明中，我们一步步被培养成理性的赚钱工具，读了这么多年书只是被希望能够积累到很多打败竞争对手的资本，结婚也希望被嫁给有钱的富商，为人处事也要思考利用不利用的问题，然而理性的后果只能是漠然的人际关系和自己本身的不快乐。这个世界不管怎么发展，身边的事物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还是要心存热烈，还是会在交朋友真心相待，遇到喜欢的人还是会奋不顾身，碰到老人在马路上摔倒还是会去扶起来，即使是凡事都不不顺心也会努力好好活着，不去伤害别人，去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因为我相信，不管人们做什么，都是为了回到最初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