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明日报 》（ 2012年07月19日 13 版）
本报记者 杨慧峰摄
1935年，小学毕业的梁思礼。
梁启超与子女。
1934年，梁思宁、梁思懿、梁思礼、梁思达（左起）在天津“饮冰室”前。
1956年11月梁思礼与妻子麦秀琼结婚照。
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梁思礼与杨利伟等航天员合影。（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
梁思礼，梁启超之子，生于1924年8月，中共党员，我国著名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他亲自领导和参加多种导弹、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的研制、试验，是我国航天质量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曾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航天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
1966年，他参加了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同年，英国剑桥国际讨论中心把他列入了《世界名人录》；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6年10月，获“何梁何利基金奖”；1997年9月，荣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
6月29日，“神九”返航。上午10时03分，在太空中遨游了13天的航天员景海鹏、刘旺、刘洋随着返回舱着陆。
回家了。中国航天科技大厦的阅览室里，中科院院士，我国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导弹控制系统研究领域创始人之一的梁思礼，从电视直播中看到这一幕，紧张的眉目舒展了，面露微笑。今年，他88岁。
回家了。1949年9月23日，获得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的梁思礼，怀揣着为新中国作贡献的梦想，登上了回国的船，时年25岁。
回家了。这位参加过“两弹一星”研制的老航天人在心中张开臂膀，迎接航天员们归来；犹如1949年，白发苍苍、含着眼泪的老母亲站在码头边，对阔别8年的梁思礼的等待，又如新中国对海归游子的迎接。
“爱国救国”的胎记
在对自己众多的称呼中，梁思礼最喜欢“老白鼻”，这是父亲梁启超对他的昵称。风趣的父亲将英语Baby（宝贝）一词汉化，“老白鼻”三个字成为梁思礼特有的甜蜜。
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有一幢白色的意式建筑，这就是梁启超的“饮冰室”。在这里，梁启超醉心学术，文思泉涌，新论迭出；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4年；这里，被他第九个孩子梁思礼视作乐园。
1924年出生的梁思礼，很受父亲的宠爱。梁启超给远在海外的大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这样写道：“老白鼻一天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她少小离家，她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念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信中的“老白鼻”就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就是这个“老白鼻”，后来成了中国航天CAD技术的倡导者和奠基人。
“饮冰室”里的大书柜上摆满了线装书，汇集了父亲收集的各类珍本善本。但对于三四岁的“老白鼻”，更感兴趣的是父亲从各国买回的放在书柜下面的一盒盒明信片。这些明信片有画有字儿，成了“老白鼻”的小儿书。父亲对“小儿书”的讲解，让不满5岁的梁思礼知道了文艺复兴、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不幸的是，1929年，梁启超永远地离开了，56岁的他没有实现花甲之年后将精力侧重于子女教育的诺言，那一年，“老白鼻”不满5岁。北平各界举行公祭，全场呜咽，只有这个孩子以为常常把自己放在膝头的父亲睡着了。
九子女中，思顺、思成、思忠、思永、思庄都接受了父亲的国学教育；思达、思懿、思宁尽管没有聆听过父亲的课，但父亲的弟子谢国桢的教导让他们获益匪浅；梁思礼遗憾自己国学功底在兄妹中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梁思礼从未缺席。
南宋名臣陆秀夫怀抱少帝投海、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在梁思礼小时候听过的故事、背过的古诗中，留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那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现在想来，好像父亲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在以这种方式熏陶他的爱国思想。
除了言传，父亲的身教是“爱国”最真实的样本。“爱国救国”几乎是梁家九子女的胎记。“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梁启超生前的话语，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来的路。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四哥梁思忠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回国参加抗击日军进犯上海的“一·二八”战斗，后因病早殇；二哥梁思成患重病依然潜心研究我国古建筑；三哥梁思永是著名的考古学家，抱病拼命工作；五姐梁思懿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六姐梁思宁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新四军；梁思礼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之后，毅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最先感染自己的子女，九子女中七个出国求学或工作，但都相继归国，报效祖国。
回忆中，梁思礼眯起了眼睛：“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但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
历史学家傅斯年语：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一流，国际知名。
屡经磨难，不改航天报国
1949年9月，“克利夫兰总统号”一次普通的航行从美国旧金山出发，船上500多名旅客，二十几个中国留学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留洋求学，然后乘坐这艘船义无反顾地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当然，刚刚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的梁思礼也在其中。
9月30日，在“克利夫兰总统号”横渡太平洋时，梁思礼从收音机里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激情满怀。8年了，离开祖国已经8年了，当这些在归途的海外学子听到国旗是五星红旗时，便找来一块红布自制国旗，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祝愿。
梁思礼归国就参加了新中国的广播电台建设，通过与同伴不眠不休的一年多的努力，让全世界听到了新中国的声音。
然而，“梁启超之子”带给梁思礼的除了荣耀和尊重，在特殊年代，也带给他许多的委屈和磨难。
“三反”、“五反”运动给了满腔热忱的梁思礼第一个打击——
母亲卖掉家中老宅的积蓄，成了梁思礼被揭发有经济问题的证据。1952年5月1日，爱好音乐的梁思礼哼唱着“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却被剃光了头发，坐在铺盖卷上，绝望地等待着去坐牢。“去坐牢？！”他心里五味杂陈……
后来，组织终于查清了问题，时为邮电部副部长的王诤更是在部里全体大会上为他平反。起起伏伏，梁思礼没有怨忿，他感受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从此他产生了入党的念头。
88岁高龄，梁思礼思绪清晰，思维敏捷。回忆中的1956年，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这一年，国家决定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研究导弹，学自动化出身的他责无旁贷地参与其中，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50多年的航天人生让他骄傲；这一年，梁思礼娶了麦秀琼，恩爱携手半个多世纪。
1960年是我国航天事业迅猛发展的一年。在苏联停止援助的困难面前，航天人决定自主研制我国第一个中近程地地导弹，射程约比苏制1059导弹增加一倍。
正当梁思礼埋头实验时，又一场政治运动袭来。1965年的“四清”，由于父亲的缘故，他一直下不了楼，不停地作检讨。至今梁思礼还保留着当时写的一份80多页的检讨手稿。
由于熟悉情况，梁思礼终于还是被派往基地继续科研。在基地的紧张工作让梁思礼暂时躲过了冲击，但母亲被抄了家。尽管梁思礼十分挂念母亲的安危，最后还是决定沉下心，一心一意把“两弹结合试验”这个国家头等大事做好再说。
心血浇灌出了成绩，中近程地地导弹（改进型）与原子弹结合实验成功了。梁思礼将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转到了远程运载火箭的预先研究上……
可是回到北京，等待他的不是成功的喜悦，而是又一波的冲击。作为梁启超的儿子，梁思礼被称为“保皇党的孝子贤孙”，立了专案，梁思成、梁思庄、梁思懿、梁思达、梁思宁几位兄姐已经被关进了牛棚。
1968年，母亲去世，梁思礼请示当时的军管会要为母亲奔丧，却被要求“划清界限”，未获批准。母亲尸骨未存。过去了近50年，梁思礼如今谈到此事依然难以释怀：“这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
梁思礼因为受到周总理的保护，没有受到更多迫害。整个“文革”期间，梁思礼时时处于可能被揪出去、被惩罚的状态，“惶惶不可终日”是他那几年的真切感受。
磨难并未结束，长子梁左军，从小与奶奶一起长大。“文革”期间，他经历了奶奶挨整和不幸去世，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落下了抑郁症的病根。在30岁那年，左军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梁思礼夫妇心中又多了一道永远的伤口。
“您后悔1949年回国吗？如果1979年回国，这些灾难和痛苦也许就躲过去了。”很多人见到这位为祖国奋斗了一辈子的老人，都会禁不住为他鸣不平。
“什么话？！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当初就是要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回家，建设百废待兴的祖国！我以自己是第一代航天人自豪，从来不后悔！对于现在在海外留学的人，我想说，‘是好样的，就要学成回国。’”
失败成就的“可靠”
从“两弹一星”到“神舟”工程，梁思礼注入了太多心血。虽然赢得过许多荣誉，但每每被他提及的，却是“东风二号”的失败。
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学规划以后，决定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导弹方面的研制，并从其他单位抽调了梁思礼等30多位专家和143名大学生，白手起家。梁思礼回忆：“当时既无资料，也无仪器和导弹实物，除了钱学森外，谁都没有见过导弹和火箭，简直是两手空空，一张白纸。但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
1957年中苏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进行仿制。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方面在“1059”仿制上处处设卡。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但是无论多么艰苦，我们也要继续干下去！”仿制工作极其困难，没有材料和电子零件就自己研制，最终用国产产品取代了苏联停止供应的材料、液氧及元器件。
“1960年11月5日‘1059’发射成功，也就是后来被命名的‘东风一号’。它不仅是我国制造的第一枚导弹，是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帮助我们建立起自己的材料和电子元器件协作网，直接支持了航天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其他行业的进步。”
在梁思礼的回忆中，“东风一号”的成功被简单带过，“东风二号”的失败却历历在目：“1960年，我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开始自行设计我国的第一个中近程地地导弹，射程比‘1059’远一倍。因为最初的设计基本上没有脱离苏式框架，所以研究进展很快，1962年初，‘东风二号’导弹就已经完成。”
“1962年3月21日，这天风特别大。导弹出现了抖动。尤其是燃气舵在下面不断抖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于是，我们一边在现场测试，一边让北京12所也做实验。我在基地不断地和在京的黄纬禄所长通电话，他们在做模拟仿真试验。电话连续不断地打了几个小时，我那时还抽烟，一边抽一边打。事后，同事从电话话筒里磕出一大堆烟灰。可见那时工作的紧张程度和我的烟瘾之大。”
21日9时5分，“东风二号”点火发射，起飞几秒钟后，“导弹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头部还冒白烟，最后落在了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因为里面的推进剂装得满满的，导弹落地后炸起了一个蘑菇云，地面砸出了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
这次失败对大家打击很大。“但是我认为，从个人历练来说，失败比成功更有启发。正因为失败后做了大量工作，才使我们把坏事变成好事，才真正懂得怎样自行设计。”
也是这次失败，成就了之后的长征二号系列火箭工作，更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可靠性工程学”。
不难查到这样一组数字：2006年9月9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第16次发射成功，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90次飞行，也是1996年10月以来，我国航天发射连续第48次获得成功。
梁思礼自始至终参与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过去，人们往往只把可靠性工作和概率统计、可靠性预测及可靠性评估、抽检等联系起来，我认为，航天产品的可靠性工作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工程实践问题，由此我提出了‘可靠性工程学’这个问题。”
梁思礼提出质量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生产出来的、管理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实验和统计分析出来的”，“实际上，真正要提高可靠性就要在整个研制过程解决每一个工程技术问题，并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极小批量的全面质量理论相关原则。”
1983年，梁思礼开始进军计算机辅助设计领域。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计算机软件的作用愈加凸显，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可靠性的工作由硬件拓展到软件。
事实证明，梁思礼倡导的软件工程化，对载人航天起到很大作用。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神舟八号、神舟九号的可靠性、安全性达到了近60年来研制的所有型号中从未达到的高度。
趣味生活代代传
回顾梁思礼的一生，幼年丧父、中年丧子，“名门之后”并非人们看上去那样光鲜体面。近些年，这个当年的“老白鼻”目睹兄姐们一个个离开，渐渐成为家族中的最年长者。可他的乐观豁达没有改变，行动依然敏捷，思维依然清晰，毫无耄耋之象。这一切归功于父亲对他的趣味教育。
父亲梁启超在《学问之趣味》中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他嘱咐孩子们：“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梁思成思忆说：“父亲从不强迫我们被动接受很多事物、观念，而是经常给我们提出很多问题。通过热烈讨论，启发我们的思维，在关键处加以点拨，让我们自己得出结论，明白道理。”
梁启超曾经特别希望女儿思庄在生物领域有所成就，但后来得知她喜爱图书馆学，依然热情地支持她。
梁思礼经常听兄姐提起父亲的教诲：“我平生对自己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致勃勃，什么悲观啊，厌世啊，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可以说完全没有。凡人常常活在趣味之中，生活在有价值中，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接受了趣味教育的梁思礼爱好广泛。留学期间梁思礼参加了学校古典式摔跤队，几经征战，他们获得了美国中部大学联赛摔跤冠军；在美国求学时，年轻的梁思礼曾经当过游泳救生员，当年的他横渡颐和园的昆明湖不在话下。耄耋之年的他依然酷爱游泳，并发明了“水母式”泳姿——长时间漂在水面上。漂浮在泳池中，脚不着地，完全失重的状态让他想象着自己正在“太空出舱行走”。
工作上退居二线后，梁思礼迷上了网上象棋室。家人怕他面对计算机久坐，有害健康，经常提醒。梁思礼嘴上念叨着“不下了，不下了”，却仍然下了一盘又一盘。
此外，他对篮球也很痴迷，现在只要有NBA的球赛，他总要挤出时间收看。他是姚明的铁杆粉丝，对乔丹、奥尼尔等球星的名字如数家珍。
继承了父亲的心态，让梁思礼穿越逆境，乐观生活，获取成功。他也以同样的心态和方法教育自己的子女。
现在的他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回想起几十年前的场景：那是轰轰烈烈的“文革”中，为了能给孩子们一点音乐熏陶，在晚饭后，梁思礼会在卧室里摆好从苏联带回的留声机，拿出心爱的唱片偷偷放给孩子们听，孩子们坐在小板凳上围绕四周，瞪着亮亮的眼睛，听爸爸讲述《彼得与狼》：“这段音乐是彼得欢快的脚步……这是狼来了……听到狼的主题了吗……这是猎人来了……”孩子们很喜欢这些音乐，还有《天鹅湖》、《欢乐颂》，当然，音量要放得很小，以免再被戴上传播“封资修”的帽子。
这位不平凡的老人生活中充满了“真善美”，但他坦言，真善美需要坚持，有时候还要吃些苦头。“吃苦头就吃吧！”梁思礼爽朗地笑着说，自己最喜欢萧伯纳的一句话：“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本报记者 刘茜）
《 光明日报 》（ 2012年07月19日 13 版）
本报记者 杨慧峰摄
1935年，小学毕业的梁思礼。
梁启超与子女。
1934年，梁思宁、梁思懿、梁思礼、梁思达（左起）在天津“饮冰室”前。
1956年11月梁思礼与妻子麦秀琼结婚照。
2003年，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后，梁思礼与杨利伟等航天员合影。（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资料照片）
梁思礼，梁启超之子，生于1924年8月，中共党员，我国著名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他亲自领导和参加多种导弹、运载火箭的控制系统的研制、试验，是我国航天质量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和学术带头人之一。曾任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航天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现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科技委顾问。
1966年，他参加了我国导弹核武器试验；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7年，当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同年，英国剑桥国际讨论中心把他列入了《世界名人录》；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1996年10月，获“何梁何利基金奖”；1997年9月，荣获“中国老教授科教兴国贡献奖”。
6月29日，“神九”返航。上午10时03分，在太空中遨游了13天的航天员景海鹏、刘旺、刘洋随着返回舱着陆。
回家了。中国航天科技大厦的阅览室里，中科院院士，我国火箭控制系统专家、导弹控制系统研究领域创始人之一的梁思礼，从电视直播中看到这一幕，紧张的眉目舒展了，面露微笑。今年，他88岁。
回家了。1949年9月23日，获得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的梁思礼，怀揣着为新中国作贡献的梦想，登上了回国的船，时年25岁。
回家了。这位参加过“两弹一星”研制的老航天人在心中张开臂膀，迎接航天员们归来；犹如1949年，白发苍苍、含着眼泪的老母亲站在码头边，对阔别8年的梁思礼的等待，又如新中国对海归游子的迎接。
“爱国救国”的胎记
在对自己众多的称呼中，梁思礼最喜欢“老白鼻”，这是父亲梁启超对他的昵称。风趣的父亲将英语Baby（宝贝）一词汉化，“老白鼻”三个字成为梁思礼特有的甜蜜。
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6号，有一幢白色的意式建筑，这就是梁启超的“饮冰室”。在这里，梁启超醉心学术，文思泉涌，新论迭出；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14年；这里，被他第九个孩子梁思礼视作乐园。
1924年出生的梁思礼，很受父亲的宠爱。梁启超给远在海外的大女儿梁思顺的信中这样写道：“老白鼻一天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要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老郭（保姆）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她少小离家，她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念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地下，惹得哄堂大笑。”信中的“老白鼻”就是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就是这个“老白鼻”，后来成了中国航天CAD技术的倡导者和奠基人。
“饮冰室”里的大书柜上摆满了线装书，汇集了父亲收集的各类珍本善本。但对于三四岁的“老白鼻”，更感兴趣的是父亲从各国买回的放在书柜下面的一盒盒明信片。这些明信片有画有字儿，成了“老白鼻”的小儿书。父亲对“小儿书”的讲解，让不满5岁的梁思礼知道了文艺复兴、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
不幸的是，1929年，梁启超永远地离开了，56岁的他没有实现花甲之年后将精力侧重于子女教育的诺言，那一年，“老白鼻”不满5岁。北平各界举行公祭，全场呜咽，只有这个孩子以为常常把自己放在膝头的父亲睡着了。
九子女中，思顺、思成、思忠、思永、思庄都接受了父亲的国学教育；思达、思懿、思宁尽管没有聆听过父亲的课，但父亲的弟子谢国桢的教导让他们获益匪浅；梁思礼遗憾自己国学功底在兄妹中最弱。但“爱国”这一课，梁思礼从未缺席。
南宋名臣陆秀夫怀抱少帝投海、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在梁思礼小时候听过的故事、背过的古诗中，留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那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现在想来，好像父亲从他很小的时候就在以这种方式熏陶他的爱国思想。
除了言传，父亲的身教是“爱国”最真实的样本。“爱国救国”几乎是梁家九子女的胎记。“人必真有爱国心，然后方可以用大事”，梁启超生前的话语，指引了梁家九子女未来的路。
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四哥梁思忠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回国参加抗击日军进犯上海的“一·二八”战斗，后因病早殇；二哥梁思成患重病依然潜心研究我国古建筑；三哥梁思永是著名的考古学家，抱病拼命工作；五姐梁思懿积极参加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是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六姐梁思宁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了新四军；梁思礼抱着“工业救国”的理想，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之后，毅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最先感染自己的子女，九子女中七个出国求学或工作，但都相继归国，报效祖国。
回忆中，梁思礼眯起了眼睛：“父亲对我的直接影响较少，但他遗传给我一个很好的毛坯，他的思想通过我的母亲及他的遗著使我一生受益。”
历史学家傅斯年语：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一流，国际知名。
屡经磨难，不改航天报国
1949年9月，“克利夫兰总统号”一次普通的航行从美国旧金山出发，船上500多名旅客，二十几个中国留学生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怀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留洋求学，然后乘坐这艘船义无反顾地回到一穷二白的祖国。当然，刚刚从美国辛辛那提大学获得自动控制专业博士学位的梁思礼也在其中。
9月30日，在“克利夫兰总统号”横渡太平洋时，梁思礼从收音机里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激情满怀。8年了，离开祖国已经8年了，当这些在归途的海外学子听到国旗是五星红旗时，便找来一块红布自制国旗，表达对伟大祖国的祝愿。
梁思礼归国就参加了新中国的广播电台建设，通过与同伴不眠不休的一年多的努力，让全世界听到了新中国的声音。
然而，“梁启超之子”带给梁思礼的除了荣耀和尊重，在特殊年代，也带给他许多的委屈和磨难。
“三反”、“五反”运动给了满腔热忱的梁思礼第一个打击——
母亲卖掉家中老宅的积蓄，成了梁思礼被揭发有经济问题的证据。1952年5月1日，爱好音乐的梁思礼哼唱着“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却被剃光了头发，坐在铺盖卷上，绝望地等待着去坐牢。“去坐牢？！”他心里五味杂陈……
后来，组织终于查清了问题，时为邮电部副部长的王诤更是在部里全体大会上为他平反。起起伏伏，梁思礼没有怨忿，他感受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从此他产生了入党的念头。
88岁高龄，梁思礼思绪清晰，思维敏捷。回忆中的1956年，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员；这一年，国家决定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研究导弹，学自动化出身的他责无旁贷地参与其中，成为中国第一代航天人，50多年的航天人生让他骄傲；这一年，梁思礼娶了麦秀琼，恩爱携手半个多世纪。
1960年是我国航天事业迅猛发展的一年。在苏联停止援助的困难面前，航天人决定自主研制我国第一个中近程地地导弹，射程约比苏制1059导弹增加一倍。
正当梁思礼埋头实验时，又一场政治运动袭来。1965年的“四清”，由于父亲的缘故，他一直下不了楼，不停地作检讨。至今梁思礼还保留着当时写的一份80多页的检讨手稿。
由于熟悉情况，梁思礼终于还是被派往基地继续科研。在基地的紧张工作让梁思礼暂时躲过了冲击，但母亲被抄了家。尽管梁思礼十分挂念母亲的安危，最后还是决定沉下心，一心一意把“两弹结合试验”这个国家头等大事做好再说。
心血浇灌出了成绩，中近程地地导弹（改进型）与原子弹结合实验成功了。梁思礼将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转到了远程运载火箭的预先研究上……
可是回到北京，等待他的不是成功的喜悦，而是又一波的冲击。作为梁启超的儿子，梁思礼被称为“保皇党的孝子贤孙”，立了专案，梁思成、梁思庄、梁思懿、梁思达、梁思宁几位兄姐已经被关进了牛棚。
1968年，母亲去世，梁思礼请示当时的军管会要为母亲奔丧，却被要求“划清界限”，未获批准。母亲尸骨未存。过去了近50年，梁思礼如今谈到此事依然难以释怀：“这是我此生最大的遗憾。”
梁思礼因为受到周总理的保护，没有受到更多迫害。整个“文革”期间，梁思礼时时处于可能被揪出去、被惩罚的状态，“惶惶不可终日”是他那几年的真切感受。
磨难并未结束，长子梁左军，从小与奶奶一起长大。“文革”期间，他经历了奶奶挨整和不幸去世，幼小的心灵受到极大伤害，落下了抑郁症的病根。在30岁那年，左军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梁思礼夫妇心中又多了一道永远的伤口。
“您后悔1949年回国吗？如果1979年回国，这些灾难和痛苦也许就躲过去了。”很多人见到这位为祖国奋斗了一辈子的老人，都会禁不住为他鸣不平。
“什么话？！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当初就是要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回家，建设百废待兴的祖国！我以自己是第一代航天人自豪，从来不后悔！对于现在在海外留学的人，我想说，‘是好样的，就要学成回国。’”
失败成就的“可靠”
从“两弹一星”到“神舟”工程，梁思礼注入了太多心血。虽然赢得过许多荣誉，但每每被他提及的，却是“东风二号”的失败。
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学规划以后，决定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导弹方面的研制，并从其他单位抽调了梁思礼等30多位专家和143名大学生，白手起家。梁思礼回忆：“当时既无资料，也无仪器和导弹实物，除了钱学森外，谁都没有见过导弹和火箭，简直是两手空空，一张白纸。但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
1957年中苏达成协议，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几种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进行仿制。1959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方面在“1059”仿制上处处设卡。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但是无论多么艰苦，我们也要继续干下去！”仿制工作极其困难，没有材料和电子零件就自己研制，最终用国产产品取代了苏联停止供应的材料、液氧及元器件。
“1960年11月5日‘1059’发射成功，也就是后来被命名的‘东风一号’。它不仅是我国制造的第一枚导弹，是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帮助我们建立起自己的材料和电子元器件协作网，直接支持了航天事业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其他行业的进步。”
在梁思礼的回忆中，“东风一号”的成功被简单带过，“东风二号”的失败却历历在目：“1960年，我们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开始自行设计我国的第一个中近程地地导弹，射程比‘1059’远一倍。因为最初的设计基本上没有脱离苏式框架，所以研究进展很快，1962年初，‘东风二号’导弹就已经完成。”
“1962年3月21日，这天风特别大。导弹出现了抖动。尤其是燃气舵在下面不断抖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于是，我们一边在现场测试，一边让北京12所也做实验。我在基地不断地和在京的黄纬禄所长通电话，他们在做模拟仿真试验。电话连续不断地打了几个小时，我那时还抽烟，一边抽一边打。事后，同事从电话话筒里磕出一大堆烟灰。可见那时工作的紧张程度和我的烟瘾之大。”
21日9时5分，“东风二号”点火发射，起飞几秒钟后，“导弹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头部还冒白烟，最后落在了发射阵地前300米的地方，因为里面的推进剂装得满满的，导弹落地后炸起了一个蘑菇云，地面砸出了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
这次失败对大家打击很大。“但是我认为，从个人历练来说，失败比成功更有启发。正因为失败后做了大量工作，才使我们把坏事变成好事，才真正懂得怎样自行设计。”
也是这次失败，成就了之后的长征二号系列火箭工作，更成就了梁思礼开创的“可靠性工程学”。
不难查到这样一组数字：2006年9月9日，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第16次发射成功，创造了16次发射全部成功的纪录。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90次飞行，也是1996年10月以来，我国航天发射连续第48次获得成功。
梁思礼自始至终参与研制长征二号系列火箭的工作，他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成为长征火箭安全飞行的坚实保障。
“过去，人们往往只把可靠性工作和概率统计、可靠性预测及可靠性评估、抽检等联系起来，我认为，航天产品的可靠性工作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工程实践问题，由此我提出了‘可靠性工程学’这个问题。”
梁思礼提出质量可靠性是“设计出来的、生产出来的、管理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实验和统计分析出来的”，“实际上，真正要提高可靠性就要在整个研制过程解决每一个工程技术问题，并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极小批量的全面质量理论相关原则。”
1983年，梁思礼开始进军计算机辅助设计领域。随着计算机的广泛应用，计算机软件的作用愈加凸显，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可靠性的工作由硬件拓展到软件。
事实证明，梁思礼倡导的软件工程化，对载人航天起到很大作用。神舟五号、神舟六号、神舟七号、神舟八号、神舟九号的可靠性、安全性达到了近60年来研制的所有型号中从未达到的高度。
趣味生活代代传
回顾梁思礼的一生，幼年丧父、中年丧子，“名门之后”并非人们看上去那样光鲜体面。近些年，这个当年的“老白鼻”目睹兄姐们一个个离开，渐渐成为家族中的最年长者。可他的乐观豁达没有改变，行动依然敏捷，思维依然清晰，毫无耄耋之象。这一切归功于父亲对他的趣味教育。
父亲梁启超在《学问之趣味》中说：“凡人必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他嘱咐孩子们：“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也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梁思成思忆说：“父亲从不强迫我们被动接受很多事物、观念，而是经常给我们提出很多问题。通过热烈讨论，启发我们的思维，在关键处加以点拨，让我们自己得出结论，明白道理。”
梁启超曾经特别希望女儿思庄在生物领域有所成就，但后来得知她喜爱图书馆学，依然热情地支持她。
梁思礼经常听兄姐提起父亲的教诲：“我平生对自己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致勃勃，什么悲观啊，厌世啊，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可以说完全没有。凡人常常活在趣味之中，生活在有价值中，若哭丧着脸捱过几十年，那生命便成为沙漠，要来何用？”
接受了趣味教育的梁思礼爱好广泛。留学期间梁思礼参加了学校古典式摔跤队，几经征战，他们获得了美国中部大学联赛摔跤冠军；在美国求学时，年轻的梁思礼曾经当过游泳救生员，当年的他横渡颐和园的昆明湖不在话下。耄耋之年的他依然酷爱游泳，并发明了“水母式”泳姿——长时间漂在水面上。漂浮在泳池中，脚不着地，完全失重的状态让他想象着自己正在“太空出舱行走”。
工作上退居二线后，梁思礼迷上了网上象棋室。家人怕他面对计算机久坐，有害健康，经常提醒。梁思礼嘴上念叨着“不下了，不下了”，却仍然下了一盘又一盘。
此外，他对篮球也很痴迷，现在只要有NBA的球赛，他总要挤出时间收看。他是姚明的铁杆粉丝，对乔丹、奥尼尔等球星的名字如数家珍。
继承了父亲的心态，让梁思礼穿越逆境，乐观生活，获取成功。他也以同样的心态和方法教育自己的子女。
现在的他坐在明亮的办公室里，回想起几十年前的场景：那是轰轰烈烈的“文革”中，为了能给孩子们一点音乐熏陶，在晚饭后，梁思礼会在卧室里摆好从苏联带回的留声机，拿出心爱的唱片偷偷放给孩子们听，孩子们坐在小板凳上围绕四周，瞪着亮亮的眼睛，听爸爸讲述《彼得与狼》：“这段音乐是彼得欢快的脚步……这是狼来了……听到狼的主题了吗……这是猎人来了……”孩子们很喜欢这些音乐，还有《天鹅湖》、《欢乐颂》，当然，音量要放得很小，以免再被戴上传播“封资修”的帽子。
这位不平凡的老人生活中充满了“真善美”，但他坦言，真善美需要坚持，有时候还要吃些苦头。“吃苦头就吃吧！”梁思礼爽朗地笑着说，自己最喜欢萧伯纳的一句话：“人生不是一支短短的蜡烛，而是一支由我们暂时拿着的火炬，我们一定要把它燃得十分光明灿烂，然后交给下一代的人们。”
（本报记者 刘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