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全过程回放
●2008年3月，南京儿童医院把10例婴幼儿泌尿结石样本送至该市鼓楼医院泌尿外科专家孙西钊处进行检验，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浮出水面。
●7月16日，甘肃省卫生厅接到甘肃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电话报告，称该院收治的婴儿患肾结石病例明显增多，经了解均曾食用三鹿牌配方奶粉。
●7月24日，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对三鹿集团生产的16批次婴幼儿系列奶粉进行检测，结果有15个批次检出三聚氰胺。
●8月13日，三鹿集团决定，库存产品三聚氰胺含量在每公斤10毫克以下的可以销售，10毫克以上的暂时封存；调集三聚氰胺含量为每公斤20毫克左右的产品换回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产品，并逐步将含三聚氰胺产品通过调换撤出市场。 ●9月1日，卫生部公布由国务院批准的新“三定”方案，再次强调了食品安全监管和食品卫生许可监管的职责分工。
●9月9日，媒体首次报道“甘肃14名婴儿因食用三鹿奶粉同患肾结石”。当天下午，国家质检总局派出调查组赶赴三鹿集团。
●9月11日，除甘肃省外，陕西、宁夏、湖南、湖北、山东、安徽、江西、江苏等地也有类似案例发生。当天，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厂被贴上封条。
●9月12日，联合调查组确认“受三聚氰胺污染的婴幼儿配方奶粉能够导致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同日，石家庄市政府宣布，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幼儿“问题奶粉”，是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所致。
●9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并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对患儿实行免费医疗。
●9月16日，三鹿集团党委书记田文华被免职。同时，石家庄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张发旺、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孙任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张毅和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李志国也被免职。
●9月17日，田文华被刑事拘留；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被免职。
●9月18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告，决定废止《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同时撤销蒙牛等企业“中国名牌产品”称号，并发出通知，要求不再直接办理与企业和产品有关的名牌评选活动。
●截至9月21日上午8时，全国因食用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导致住院的婴幼儿1万余人，官方确认4例患儿死亡。
●9月22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因“毒奶粉”事件引咎辞职。
●10月8日，卫生部等五部门公布了乳及乳制品当中三聚氰胺临时限量标准。其中1000克婴幼儿配方乳粉中允许存在1毫克三聚氰胺。
●10月9日，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分析及其感想
三鹿奶粉事件已经扩展到中国国内多个品牌，进而蔓延到国际名牌如雀巢、台湾品牌如金轮等奶制品，受害人数增至数万。由于奶粉、液态奶消费链的突然崩塌，中国奶制品产业正遭受重灾。中原大地，烽烟四起。外国也对中国产品产生了怀疑，诉诸封查、限制等手段。总之，三鹿奶粉事件影响了我国市场营销的各个方面。
这起事件无疑阻碍了中国民生工业的成长。假如对后果不予及时消弭，势必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甚至会动摇中共一党执政的基石和国家的稳定。大陆民众不禁要问：为什么政府要等到三鹿事件爆发以后才引起重视？食品问题，早已有之，举国皆知。为什么政府不及早采取措施？
北京正在采取有力措施，以应对危机，并且重树民众信心。这包括问责官员、加强督查、免费治疗患者等。但这些措施同民众的期望相比，还远远不够。
三十年改革开放累积的负面、消极的因素，所在多有，沉淀、发酵以后，恶果不容低估。这是过去只重视物质而忽视精神的习惯做法造成的恶果，也是一批中共官员违背经济规律所付出的代价。
总体上说，要根究食品不安全的问题，要整治食品工业，必须审视其社会、系统、政治层面的因素。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
民众丧失道德准则
食品不安全涉及社会问题，中国相当多数的民众已经丧失了道德准则，到处充斥了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贪婪，仿佛置身于一个失去道德罗盘的社会之中。人们为了追逐物质财富，什么都敢造假。尤有甚者，人们在造假的过程中，一味遵循“短、平、快”的法则。不法之徒出于快速地追逐物质财富，其求财心切，已经达到了“不畏死”的地步。
整个社会似乎失去了正当的价值观，显得无所顾忌。如今各式人等，只要能够快速发财，什么昧良心的事都敢做。这种心态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涉及社会层面之广、渗透人心之深，令人担忧。
食品安全问题也间接暴露了经济制度上的问题。就拿国内奶制品市场来说，有专家指出，过去一年以来，国内牛奶市场竞争激烈，超市出售一升鲜奶的价格上升了10元，可是这并没有给奶农带来任何好处，他们经营奶业的成本包括饲料、能源等，在此期间都上涨了40%，而增加的牛奶供应量和外国厂家廉价产品的压力，却迫使鲜奶收购价格持续下跌。超额利润都给中间商和零售商盘剥去了。由此可见，长期以来，多数产品供销及获利分润的比例严重失衡，仅造就了数量很小的一批暴发户。
这显示，如果政府没有妥善处理食品不安全的问题，并借机处理供销系统的利益分配问题，在特殊的情况下，将会演变成为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引爆各种社会矛盾。
中国经济面临三大压力
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面临景气、通胀和就业三大压力。国际上，西方国家金融危机一触即发，不利于中国继续保持出口旺盛的荣景。中国出口产品中相当一部分源自高能耗、高污染工业，如今北京敦促各地加紧落实节能减排的措施，必然会加大景气压力和就业压力。处理稍有不慎，即可能造成政治动荡。
近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速远大于国民经济的增速。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却没有给基层民众带来什么实质性的益处。一言以蔽之，许多社会群体并不认为他们已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获益。他们觉得，只有少数群体从改革开中获益，而且这些少数强势群体的暴富，也被视为是强势群体剥夺弱势阶层的机会和财富所致，于是弱势群体难免萌生了对社会的怨怼情绪以及“唯恐天下不乱”的阴暗心理。
许多弱势群体认为，中国社会越是“改革开放”，经济越是发展，他们越是被社会边缘化，越是孤苦无告。近来不少学者成为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言人，大声疾呼，要求对改革开放进行反思，就是反映了民众的这种情绪。
北京政法部门经过调研，发现当前群体性抗争事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同肇事的起因没有任何直接的、间接的关联，本来事不关己，却一呼百应地投身于抗争事件中，认为这个现象值得注意。说穿了，这个现象无非反映了社会上唯恐天下不乱之徒的数量已经剧增的事实。
综上所述，北京对三鹿奶粉之类的事件，不宜掉以轻心，确实需要认真思考一下对应的治理手段。
“三鹿”毒奶粉的三个启示
“三鹿”毒奶粉事件给人启示良多，有些苦涩有些激愤有些思虑。
启示之一：企业应对危机事件能力差水平低！
事情出来了，无论怎么说，加工企业难辞其咎，因为企业有应该有的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原奶问题入厂之初就会水落石出，有问题的原奶要拒绝入厂，并要报告食品监管等部门依法处理。孩子吃奶粉吃出结石甚至丢掉性命，企业老总之流却振振有词地说“自己和企业是清白的”，真是没有良知，真是厚颜。在发达国家在法治社会，这种企业这种老总只有倒闭破产只有锒铛入狱„„事情出来了，企业应该正视问题，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悔过自新，庶几可以取得公众谅解、顾客回头。百般辩解有何用？拿奶农说事简直就是倾轧弱势群体。不排除有个别奶农利欲熏心利令智昏做出伤天害理之举，但是生产加工方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在消费终端才发现这个问题。现在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三鹿”势必殃及“池鱼”，其他奶粉甚至其他食品的公信度、市场占有率等都会受到影响。也许，庆父不死，鲁难不已。食品领域乃至其他领域不能有毒产品方面的火凤凰会更好。
启示二：民以食为天，何来管“天”？
现在，从田间到餐桌，多家单位管食品，有利争着管，无利无人管。建议国家成立专司食品安全监管的部门，明确落实各环节各领域的职责，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同时加大征信建设，加大对食品领域违法乱纪犯罪现象的打击力度，如要使违法者付出惨重代价，不但破产而且还要承担其他责任。官问官责，民还要依法问责企业、部门等，现在突发事件浮出水面后官问官责取代其他问责的主导型处理方式欠妥。官民有别，各司其职，各有其责，各负其责。现在的企业普遍缺乏社会责任，如透支员工、环境等，这是缺乏内在竞争动力的真实表现。一个对社会没有牵挂对大好河山无情对员工无义的企业，再大再强也是暂时的最终也是恐龙式的经济动物，在环保至上人性张扬民权勃兴的今天，只会渐行渐退以至于无影无踪。
启示三：食品问题不容忽视！
在老百姓近年来的印象中，问题食品可以开出一个大清单，相关的有苏丹红、毒月饼、多宝鱼、瘦肉精、二恶英、吊白块、毒大米等。看了你会大吃一惊，你会认为只有农耕文明时代的食品才是无污染的。而哪些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也会让人疑窦丛生，真是只有彻查严查常查狠查，才能保证大家食用安全。不妨将举国体制的优势付诸实践于食品安全方面监管方面。再说三聚氰胺是一种很常见的塑料化工原料，其分子显著特点就是含氮原子很多，人们常以“氮原子含量来推测蛋白质含量”，三聚氰胺便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添加以节省成本、提高食品“氮含量”。所以，三聚氰胺还可能依附于藏身于他处，不可不察啊！跳出“三鹿”看问题，食品安全路漫漫其修远兮！
二，食品安检----学习新加坡
中国发生的“三鹿毒奶粉”事件越揭越大，人人“谈乳色变”，影响甚至波及出口乳品，扩散到世界各地，中国乳制品的信誉度几乎降到了零点。现在，许多中国民众对国内乳品业失去信心，转而看好进口货。而我和周边的中国朋友谈到食品安全，无不竖起大拇指齐赞新加坡。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保证人民健康生活的最为重要的“关口”，千万马虎不得。从食品制作到市场行销，诸多环节，必须环环紧扣，层层把关。
厂家（公司）的职业道德、有序规范和严格操守，无疑是首要的环节。然而，负责监控的部门如何展开有效的质量监督、检测，也是一个万万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
时下揭露的毒奶粉事件，其波及范围如此之广，毒害了众多婴幼儿，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如此之大，起因都是厂家为了一己之利，不惜作出种种缺德非法罪行。而为人民把关的质量安全监控管理部门，也被疑包庇不法厂家，监控不力，致使毒奶粉销售到各地，甚至可能有出口，这样的“疏失”，后果严重，可说是罪大恶极。
可是，新加坡却大不一样。商家诚实守信，依法经营。政府食品监控部门严格把关执法，一丝不苟。所以，老百姓吃得放心，吃得健康。难怪毒奶粉事件出来以后，在上海工作的新加坡人托朋友从狮城给带奶粉。我周边的朋友也托我在狮城工作的亲友，往西安带奶粉。这反映了在中国工作的新加坡人和中国各地的民众，都普遍感到还是新加坡的食品最为安全。
我认为，中国应通过这次治理毒奶粉事件，彻底地学习新加坡有效的食品安全生产和监控管理办法，特别要从根本的制度和运作体制上学起，并要实践应用。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堵住了毒奶粉，难保没有新的更毒的东西出来危害世人，惨痛的教训不可不汲取呀！ 社会责任
发生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使国人对奶粉谈虎色变，而且在国际市场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这对中国的奶制品企业不啻是一种灾难。于是，由“三鹿”奶粉波及的食品安全问题，再一次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由“三鹿”集团引发的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根据道琼斯可持续性发展指数原则，如果企业想要获得长期成功，就必须兼顾经济、环境、发展三者之间的利益，取得三者之间的平衡发展。换句话说，获得利润不是企业存在的唯一目标，企业在实现利润目标同时，还必须承担起与之相应的社会责任。否则，企业的发展是不健全的，企业的成功必不能持久。[1]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企业片面追求利润，忽视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密切相关。因此，在我国政府倡导“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探讨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全过程回放
●2008年3月，南京儿童医院把10例婴幼儿泌尿结石样本送至该市鼓楼医院泌尿外科专家孙西钊处进行检验，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浮出水面。
●7月16日，甘肃省卫生厅接到甘肃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电话报告，称该院收治的婴儿患肾结石病例明显增多，经了解均曾食用三鹿牌配方奶粉。
●7月24日，河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对三鹿集团生产的16批次婴幼儿系列奶粉进行检测，结果有15个批次检出三聚氰胺。
●8月13日，三鹿集团决定，库存产品三聚氰胺含量在每公斤10毫克以下的可以销售，10毫克以上的暂时封存；调集三聚氰胺含量为每公斤20毫克左右的产品换回三聚氰胺含量更大的产品，并逐步将含三聚氰胺产品通过调换撤出市场。 ●9月1日，卫生部公布由国务院批准的新“三定”方案，再次强调了食品安全监管和食品卫生许可监管的职责分工。
●9月9日，媒体首次报道“甘肃14名婴儿因食用三鹿奶粉同患肾结石”。当天下午，国家质检总局派出调查组赶赴三鹿集团。
●9月11日，除甘肃省外，陕西、宁夏、湖南、湖北、山东、安徽、江西、江苏等地也有类似案例发生。当天，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工厂被贴上封条。
●9月12日，联合调查组确认“受三聚氰胺污染的婴幼儿配方奶粉能够导致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同日，石家庄市政府宣布，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幼儿“问题奶粉”，是不法分子在原奶收购过程中添加了三聚氰胺所致。
●9月13日，党中央、国务院启动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I级响应，并成立应急处置领导小组。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对患儿实行免费医疗。
●9月16日，三鹿集团党委书记田文华被免职。同时，石家庄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张发旺、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孙任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张毅和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局长李志国也被免职。
●9月17日，田文华被刑事拘留；石家庄市市长冀纯堂被免职。
●9月18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告，决定废止《产品免于质量监督检查管理办法》，同时撤销蒙牛等企业“中国名牌产品”称号，并发出通知，要求不再直接办理与企业和产品有关的名牌评选活动。
●截至9月21日上午8时，全国因食用含三聚氰胺的奶粉导致住院的婴幼儿1万余人，官方确认4例患儿死亡。
●9月22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局长李长江因“毒奶粉”事件引咎辞职。
●10月8日，卫生部等五部门公布了乳及乳制品当中三聚氰胺临时限量标准。其中1000克婴幼儿配方乳粉中允许存在1毫克三聚氰胺。
●10月9日，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了《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分析及其感想
三鹿奶粉事件已经扩展到中国国内多个品牌，进而蔓延到国际名牌如雀巢、台湾品牌如金轮等奶制品，受害人数增至数万。由于奶粉、液态奶消费链的突然崩塌，中国奶制品产业正遭受重灾。中原大地，烽烟四起。外国也对中国产品产生了怀疑，诉诸封查、限制等手段。总之，三鹿奶粉事件影响了我国市场营销的各个方面。
这起事件无疑阻碍了中国民生工业的成长。假如对后果不予及时消弭，势必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甚至会动摇中共一党执政的基石和国家的稳定。大陆民众不禁要问：为什么政府要等到三鹿事件爆发以后才引起重视？食品问题，早已有之，举国皆知。为什么政府不及早采取措施？
北京正在采取有力措施，以应对危机，并且重树民众信心。这包括问责官员、加强督查、免费治疗患者等。但这些措施同民众的期望相比，还远远不够。
三十年改革开放累积的负面、消极的因素，所在多有，沉淀、发酵以后，恶果不容低估。这是过去只重视物质而忽视精神的习惯做法造成的恶果，也是一批中共官员违背经济规律所付出的代价。
总体上说，要根究食品不安全的问题，要整治食品工业，必须审视其社会、系统、政治层面的因素。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
民众丧失道德准则
食品不安全涉及社会问题，中国相当多数的民众已经丧失了道德准则，到处充斥了对物质财富的无限贪婪，仿佛置身于一个失去道德罗盘的社会之中。人们为了追逐物质财富，什么都敢造假。尤有甚者，人们在造假的过程中，一味遵循“短、平、快”的法则。不法之徒出于快速地追逐物质财富，其求财心切，已经达到了“不畏死”的地步。
整个社会似乎失去了正当的价值观，显得无所顾忌。如今各式人等，只要能够快速发财，什么昧良心的事都敢做。这种心态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涉及社会层面之广、渗透人心之深，令人担忧。
食品安全问题也间接暴露了经济制度上的问题。就拿国内奶制品市场来说，有专家指出，过去一年以来，国内牛奶市场竞争激烈，超市出售一升鲜奶的价格上升了10元，可是这并没有给奶农带来任何好处，他们经营奶业的成本包括饲料、能源等，在此期间都上涨了40%，而增加的牛奶供应量和外国厂家廉价产品的压力，却迫使鲜奶收购价格持续下跌。超额利润都给中间商和零售商盘剥去了。由此可见，长期以来，多数产品供销及获利分润的比例严重失衡，仅造就了数量很小的一批暴发户。
这显示，如果政府没有妥善处理食品不安全的问题，并借机处理供销系统的利益分配问题，在特殊的情况下，将会演变成为一个棘手的政治问题，引爆各种社会矛盾。
中国经济面临三大压力
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面临景气、通胀和就业三大压力。国际上，西方国家金融危机一触即发，不利于中国继续保持出口旺盛的荣景。中国出口产品中相当一部分源自高能耗、高污染工业，如今北京敦促各地加紧落实节能减排的措施，必然会加大景气压力和就业压力。处理稍有不慎，即可能造成政治动荡。
近年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速远大于国民经济的增速。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财政收入快速增长，却没有给基层民众带来什么实质性的益处。一言以蔽之，许多社会群体并不认为他们已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获益。他们觉得，只有少数群体从改革开中获益，而且这些少数强势群体的暴富，也被视为是强势群体剥夺弱势阶层的机会和财富所致，于是弱势群体难免萌生了对社会的怨怼情绪以及“唯恐天下不乱”的阴暗心理。
许多弱势群体认为，中国社会越是“改革开放”，经济越是发展，他们越是被社会边缘化，越是孤苦无告。近来不少学者成为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言人，大声疾呼，要求对改革开放进行反思，就是反映了民众的这种情绪。
北京政法部门经过调研，发现当前群体性抗争事件中，绝大多数参与者同肇事的起因没有任何直接的、间接的关联，本来事不关己，却一呼百应地投身于抗争事件中，认为这个现象值得注意。说穿了，这个现象无非反映了社会上唯恐天下不乱之徒的数量已经剧增的事实。
综上所述，北京对三鹿奶粉之类的事件，不宜掉以轻心，确实需要认真思考一下对应的治理手段。
“三鹿”毒奶粉的三个启示
“三鹿”毒奶粉事件给人启示良多，有些苦涩有些激愤有些思虑。
启示之一：企业应对危机事件能力差水平低！
事情出来了，无论怎么说，加工企业难辞其咎，因为企业有应该有的质量安全保障体系，原奶问题入厂之初就会水落石出，有问题的原奶要拒绝入厂，并要报告食品监管等部门依法处理。孩子吃奶粉吃出结石甚至丢掉性命，企业老总之流却振振有词地说“自己和企业是清白的”，真是没有良知，真是厚颜。在发达国家在法治社会，这种企业这种老总只有倒闭破产只有锒铛入狱„„事情出来了，企业应该正视问题，勇于承担责任，勇于悔过自新，庶几可以取得公众谅解、顾客回头。百般辩解有何用？拿奶农说事简直就是倾轧弱势群体。不排除有个别奶农利欲熏心利令智昏做出伤天害理之举，但是生产加工方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在消费终端才发现这个问题。现在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三鹿”势必殃及“池鱼”，其他奶粉甚至其他食品的公信度、市场占有率等都会受到影响。也许，庆父不死，鲁难不已。食品领域乃至其他领域不能有毒产品方面的火凤凰会更好。
启示二：民以食为天，何来管“天”？
现在，从田间到餐桌，多家单位管食品，有利争着管，无利无人管。建议国家成立专司食品安全监管的部门，明确落实各环节各领域的职责，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同时加大征信建设，加大对食品领域违法乱纪犯罪现象的打击力度，如要使违法者付出惨重代价，不但破产而且还要承担其他责任。官问官责，民还要依法问责企业、部门等，现在突发事件浮出水面后官问官责取代其他问责的主导型处理方式欠妥。官民有别，各司其职，各有其责，各负其责。现在的企业普遍缺乏社会责任，如透支员工、环境等，这是缺乏内在竞争动力的真实表现。一个对社会没有牵挂对大好河山无情对员工无义的企业，再大再强也是暂时的最终也是恐龙式的经济动物，在环保至上人性张扬民权勃兴的今天，只会渐行渐退以至于无影无踪。
启示三：食品问题不容忽视！
在老百姓近年来的印象中，问题食品可以开出一个大清单，相关的有苏丹红、毒月饼、多宝鱼、瘦肉精、二恶英、吊白块、毒大米等。看了你会大吃一惊，你会认为只有农耕文明时代的食品才是无污染的。而哪些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也会让人疑窦丛生，真是只有彻查严查常查狠查，才能保证大家食用安全。不妨将举国体制的优势付诸实践于食品安全方面监管方面。再说三聚氰胺是一种很常见的塑料化工原料，其分子显著特点就是含氮原子很多，人们常以“氮原子含量来推测蛋白质含量”，三聚氰胺便经常被不法分子利用添加以节省成本、提高食品“氮含量”。所以，三聚氰胺还可能依附于藏身于他处，不可不察啊！跳出“三鹿”看问题，食品安全路漫漫其修远兮！
二，食品安检----学习新加坡
中国发生的“三鹿毒奶粉”事件越揭越大，人人“谈乳色变”，影响甚至波及出口乳品，扩散到世界各地，中国乳制品的信誉度几乎降到了零点。现在，许多中国民众对国内乳品业失去信心，转而看好进口货。而我和周边的中国朋友谈到食品安全，无不竖起大拇指齐赞新加坡。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食品安全，是保证人民健康生活的最为重要的“关口”，千万马虎不得。从食品制作到市场行销，诸多环节，必须环环紧扣，层层把关。
厂家（公司）的职业道德、有序规范和严格操守，无疑是首要的环节。然而，负责监控的部门如何展开有效的质量监督、检测，也是一个万万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
时下揭露的毒奶粉事件，其波及范围如此之广，毒害了众多婴幼儿，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如此之大，起因都是厂家为了一己之利，不惜作出种种缺德非法罪行。而为人民把关的质量安全监控管理部门，也被疑包庇不法厂家，监控不力，致使毒奶粉销售到各地，甚至可能有出口，这样的“疏失”，后果严重，可说是罪大恶极。
可是，新加坡却大不一样。商家诚实守信，依法经营。政府食品监控部门严格把关执法，一丝不苟。所以，老百姓吃得放心，吃得健康。难怪毒奶粉事件出来以后，在上海工作的新加坡人托朋友从狮城给带奶粉。我周边的朋友也托我在狮城工作的亲友，往西安带奶粉。这反映了在中国工作的新加坡人和中国各地的民众，都普遍感到还是新加坡的食品最为安全。
我认为，中国应通过这次治理毒奶粉事件，彻底地学习新加坡有效的食品安全生产和监控管理办法，特别要从根本的制度和运作体制上学起，并要实践应用。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堵住了毒奶粉，难保没有新的更毒的东西出来危害世人，惨痛的教训不可不汲取呀！ 社会责任
发生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使国人对奶粉谈虎色变，而且在国际市场也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这对中国的奶制品企业不啻是一种灾难。于是，由“三鹿”奶粉波及的食品安全问题，再一次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由“三鹿”集团引发的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根据道琼斯可持续性发展指数原则，如果企业想要获得长期成功，就必须兼顾经济、环境、发展三者之间的利益，取得三者之间的平衡发展。换句话说，获得利润不是企业存在的唯一目标，企业在实现利润目标同时，还必须承担起与之相应的社会责任。否则，企业的发展是不健全的，企业的成功必不能持久。[1]这些问题的出现都与企业片面追求利润，忽视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密切相关。因此，在我国政府倡导“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探讨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建设问题，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