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锁记》中曹七巧人物形象的悲剧性
夏 纯
02 秋汉语言文学（本科）
摘要：
张爱玲的《金锁记》为我们塑造了曹七巧这样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形象。曹七巧从生活底层进入到一个没落腐朽的封建大家庭，荷担起了一段畸形的婚姻和变态的爱情。然而生活轨迹的非常轨的变迁使她旺盛的生命活力受到了无情的压抑。而她天生好强的性格使她最终扭曲成为一个泯灭的灵魂，一个精神暴力者。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她的价值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价值的真空使她拼命抓住她唯一能抓住的东西--金钱。金钱成了唯一能证明她存在的东西，成了她用来估量一切的东西。亲情、爱情、一切的人间真情在金钱面前变得苍白无力。曹七巧用黄金的枷锁禁锢了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力，并用它劈杀了自己身边至亲至爱的人，最后只剩下耗干了的一躯空壳和无尽的空虚。曹七巧死在了黄金的围困里，让人感到深深的悲哀和一丝苍凉。
关键词：悲剧性 轨迹变迁 精神暴力 人性扭曲
正文：
张爱玲的《金锁记》为我们塑造了曹七巧这样一个充满悲剧性的人物形象。曹七巧牺牲了青春与爱情，换来一副黄金的枷锁加在了自己身上，并用它劈杀了自己身边至亲至爱的人。这是一个“被经济和情欲扭曲得人不人，鬼不鬼”①的人物形象。
《金锁记》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悲剧，缺乏那种斩钉截铁的冲突和震撼人心的毁灭。然而张爱玲却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无比苍凉的笔调写了一个“软弱的凡人”的人性悲剧。主人公曹七巧身上，凝定着的最普通而又最普遍的人性悲哀，让这一人物形象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意味。
张爱玲是一个身兼中西两种文化气质的作家，所以《金锁记》除了传统叙事手法的传奇性，也受到许多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给悲剧下定义，认为悲剧首先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②。小说的情节呈线形发展，围绕主人公曹七巧的一生展开描述。虽然主要情节集中在曹七巧嫁入姜府到死这样一段时间跨度，但作家并未将曹七巧的婚前的生活完全截去。通过主人公的零星回忆和次要人物的描述，小说情节仍然以曹七巧为中心，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这样，曹七巧的人生就可以被分为三个阶段，即在麻油店家中的生活，嫁入姜府以后的生活和分出姜家后的生活。虽然小说的主要情节集中在后两个阶段，但第一阶段的生活，即那些零散的回忆却不可忽视。可以说这是主人公曹七巧生命中最重要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我们可以通过截取曹七巧的两次主要回忆，来窥视一下在这一阶段曹七巧的生命状态是怎样的。
在曹七巧送走了远道而来“走亲戚”的兄嫂之后，小说安排了一段十分温馨的回忆文字：“临着碎石子街……一阵温风直扑她脸上（略）”。在小说结尾，曹七巧行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出现了一段类似的回忆--“她自己也不能相信……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略）”。
这两段温馨的文字在这篇气氛沉闷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而将这两段文字描绘的画面拼接起来，就是一幅最普通不过的市井生活图，整个画面的核心就是一个普通却健康的劳动妇女的形象--那就是嫁入姜家前的曹七巧。这是一种充满人间真情和生命力的生命状态。而曹七巧进入姜府后的生活正是对这种生命状态的毁灭和挤压，使它成为了稍纵即逝的零星回忆片断。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悲剧是将人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③，曹七巧人物形象的悲剧意味正是来自于对这种生命状态的毁灭，是对这种生命状态所包含的人间真情和健康生命力的扼杀和扭曲。
一、健康生命力受挤压和扭曲而成为一种变态的精神暴力。
待字闺中的曹七巧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滚圆的胳膊”、“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一巴掌打在钩子背上”、“无数的空钩子荡过去”。这些描写都暗示了曹七巧是一个健康成熟的女性，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和饱满的青春活力。然而嫁入姜府后，面对的却是身患“软骨病”只能躺在“暗昏昏的紫楠大床上”的有名无实的丈夫。这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肉体”，对于曹七巧的正常的情欲要求他并不能给予满足，只能让曹七巧“翻肠搅胃的呕吐”。而能给曹七巧正常情欲满足的姜季泽却只对金钱认真而未对她真正认真过。在这样一个环境，曹七巧的生命力必然受到挤压，情欲必然受到压抑。她虽然还一样拥有年轻美丽的外表，但已经是“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而长期的期望和冲动的压抑必将产生变态和畸形的宣泄。这种被压抑了的生命力一有机会便会迸发出来。首先是歇斯底里的自我宣泄。作品中不止一次的出现了“疯”这个字眼，对兄嫂的神经质的行为，是“疯疯傻傻”的；在童世舫眼中，曹七巧就是一个“疯人”；此外，对姜季泽的爆发--“突然把脸一沉，跳起身来，将手中的扇子向季泽头上滴溜溜掷过去，季泽向左偏了一偏，那团扇敲在他肩膀上，打翻了玻璃杯”，“她隔着一张桌子探过去打他，然而被潘妈下死劲抱住了”，“七巧一头挣扎，一头叱喝着”，这些行为已经属于典型的精神变态的表现了。然而，更可怕的是曹七巧由于长期压抑，所产生的变态的报复心理。 她的青春毁在了充满腐气的姜府大宅，所以她并不能心平气和的看着别人的青春得到张扬。这种心理在姜府大宅中，劝说老太太将云泽早嫁时，实际已初露端倪。而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她对长安和芝寿的无情毁灭。她让长安不合时宜的裹脚，但只是“一时的兴致”。对长安与童世舫婚姻的变态阻挠，实际上也是出于这种变态的报复心理。小说中有这样两段七巧骂长安的话：“我们做姑娘的时候，一声提到婆婆家，来不迭的躲开了。你姜家枉世代书香，只怕还要到你开麻油店的外婆家去学点规矩哩！”“别瞧你们家轰轰烈烈……趁早别似我似得上了当”，这两段话表面上是骂长安，但字里行间却是曹七巧对“坑了她一世”的姜家的诅咒和精神报复。正是因为曹七巧出生于麻油店，姜家人才会认为她不懂规矩，正是由于姜家是公侯将相之门，才会让她的青春耗尽在那里。所以说，她对长安的毁灭，某种意义上，是对姜家的一种变态的报复。
而对于先寿，这个无辜的生命，她的死完全是由于曹七巧变态情欲的畸形发泄和心中的报复与忌妒的结果。曹七巧健康的生命情欲在姜家却未得到合理的满足，所以她也不能让芝寿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是，芝寿的情欲满足必将意味着将长白从曹七巧生命里夺走。而长白则是曹七巧“这些年里来”“生命里唯一的男人”，她让新婚的长白整夜为她烧大烟，而不让他与芝寿拥有正常的夫妻生活。曹七巧对长白的占有实际上是情欲长期受压抑而产生的一种“恋子情结”④。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描写，“七巧把一只脚搁在他肩膀上，不住的轻轻踢着他的脖子，低声道……”“七巧道：„盹着了，看我捶你！‟”，这样一段暧昧的对话实际上表明，曹七巧将长白作为她的男人，虽然“因为是他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但是“现在，就连这半个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正因为保不住，曹七巧要想法保住，尽量的占有。对芝寿却是不断的恶语中伤和挖苦折磨，这让芝寿最终离开了这个“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不像婆婆”的变态家庭，踏上了黄泉路。
曹七巧受压抑和扭曲的生命力，变态的发泄出来，扼杀了自己的至亲的人。但这实际上是在更深刻意义上的自我戕害，所以说，这是一种精神暴力，是曹七巧悲剧性的第一重要表现。
二、人间真情逐渐被金钱价值代替
通过曹七巧的两次回忆，我们知道了她第一个人生阶段的生活是处于一个充满人间真情的世界--“一大匙再加上两小匙正好装满一瓶”，“一斤半，熟人呢，算一斤四两”。人们对她的称呼是“曹大姑娘”“巧姐儿”，“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兄弟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温暖真切的。然而曹七巧并没有把握住它们。由于内心最深处的贪求和软弱，曹七巧抉择进了姜家，进入了另一种人生轨迹。然而这种人生轨迹的变迁并不是正常的变迁。曹七巧并不是姜家从门当户对的门第聘过来的--“正如大少奶奶玳珍，三少奶奶兰仙一样”，曹七巧进入姜府，成为姜府的二少奶奶，实际上是因为一个畸形的生命而带来的畸形的婚姻。这样一次变迁并未给她带来应有的幸福。由于文化背景，生活背景的不同，她并不能真正成为姜府的一份子，融入姜府的生活。表面上她是
二少奶奶，但实际上仍是一个奴婢，姜府只要她“死心塌地的伺候二少爷”，她渴望在日常的生活中张显自己生命的活力，寻找生活的意义，就像在麻油店生活一样，忙碌却充实。然而这并不能实现，这种地位与作用，或者说身份与实际生存状态让她处在一种尴尬状态，“既有希望又常怀失望”，“痛苦和憧憬并存”。所以，她明明“知道屋里屋外的人都瞧不起她”，却故意“和新来的人分外亲热。”而这种行为带来的却是“讨人嫌”的结果。她能做的只能是等着成为“孤儿寡妇”这种苦闷的生存状态，是大家闺秀出身的大奶奶玳珍所不能理解的--“年纪轻轻的妇道人家，有什么了不得的心事，要抽这个解闷儿？”
除了这种尴尬郁闷的生存状态外，曹七巧在姜家所见所闻也不同充满真情的民间生活。在这里人是不坦诚的。曹七巧未出场前的丫环的描述不仅是她生存状态的反映，更是姜府内部关系的写照。人与人之间是表面一套，内里一套，而赵嬷嬷对小双的训斥“让人家听见了，明儿仔细揭你的皮！”无疑是一种变态的人际关系的写照。冷漠、疑忌和讥讽充斥这个腐朽的家庭，即使是曹七巧爱情的寄托--姜季泽，心中包藏的也只是肉欲和金钱。而兄嫂的来访也渐渐变成金钱的结果，让她“应酬不起！”
这样一个充满失落、冷漠和虚妄的环境，曹七巧原有的价值体系全部崩溃了，她再也不能应对自如，她再也不能得到别人真心的关怀和爱，即使是很少的一点。她的价值出现了真空，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她唯一能抓住的和见的最多的就是金钱，金钱填补了空虚的灵魂，成为她生命中唯一真实而安稳的东西--“她那间房，一进门便有一堆金漆箱笼迎面拦住，只隔开几步见方的空地”，生存空间和心灵空间都只剩下了金钱，用金钱可以让她盼了半辈子的人，半辈子的爱到了；金钱可以使她对兄嫂大发雷霆，而她嫂子仍然称呼她“姑奶奶”不迭；金钱可以使她“使性子、打丫头、换厨子”，金钱成为了青春与生命的替代，她用它来估量一切，用它来打造一个只属于她自己的价值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真情的阳光，永远是阴冷闷郁。这个世界里只有曹七巧萎枯的生命和变态的灵魂，她“与现实失去了接触”。金钱的禁锢使她的生命中没有了一丝真情，她让长安上洋学堂，就只为“存心跟他们比赛着”，就只为了证明她的存在。正如张爱玲所说“那不甘死灭的人们，为证实自己的存在，拼尽最后力气去抓住一点真实与安稳。”⑤
除此之外，封建大家庭姜家的衰落，也加重了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的悲剧意味。作为故事背景，姜家如同躺在雕花大床上的二少爷姜仲泽一样，已是一个生命外壳，没有了任何活力，昔日的王侯将相之府已随整个封建社会的死亡而迅速没落腐朽。然而“百足之虫，虽死不僵”，这个腐朽的家庭却如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着曹七巧这样鲜活的生命，然而也终未阻止它走向灭亡，一如姜府失去活力的二少爷的死去，谁也无法阻挡，但这却让曹七巧的悲剧有了更深刻的社会含义。
对于时间的敏感是张爱玲小说的特点之一。《金锁记》从“三十年前的月亮”起笔，中间用意识流的手法，使时间成为一种情绪化，情感化的存在。曹七巧在对着镜子回忆过去时，却一不小心“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在姜季泽离去的身影还未逝去，弄堂中飘举的衣袂还仿佛隐约可见时，却已“过了秋天又是冬天了”。在童世舫的一回头中，风华正茂的曹七巧已成为“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最终伴随着曹七巧最后一滴眼泪被熬干，“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时间的流逝，愈发显出生命的苍白，曹七巧的悲剧也只是“一个苍凉的手势”。
曹七巧的悲剧无疑是令人恐惧的。这种恐惧来自对于生命力所受到的压抑和阻碍的感受。小说自始至终弥漫着这种阴沉死寂的恐怖气氛。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未作任何正面描写的小说的关键人物之一--姜二少爷，曹七巧的丈夫，却始终如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存在于曹七巧生活的每一处，每一刻。“暗昏昏的紫楠大床上，寂寂吊着珠罗帐子”，这就是曹七巧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曹七巧由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这种充斥着死亡气息的恐怖气氛也因之变得更加浓重了。豆蔻年华的长安、长白却是“薄薄的两张白脸，并排站着，纸糊的人儿似的”，没有丝毫的生命活力，是没有了血液的生命。而对于新婚的芝寿，小说并没有描写红烛摇曳和生命绽放的美丽，反而在洞房的罗帐内速写了一个死人的样子--“直挺挺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死去的鸡的脚爪”，“一双脚也在那死寂的蓝影子里”，“月光里，她的脚没有一点白色--青、绿、紫，冷死去的尸身的颜色”。这些干枯了的生命的景象会让人们产生一种生命力受到遏制的痛感同情，而死亡就是对每个人都拥有的蓬勃生命力的摧毁。人们生命力充分发展的内在需求受到压制，也正是人们感到恐怖的原因。
当然，曹七巧的悲剧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恐惧，更有一种惋惜和怜悯，这是对
压抑了的生命力的惋惜，对泯灭了的人间真情的惋惜。小说中曹七巧若隐若现的美好过去的回忆片断，长安与童世舫短暂却美丽的恋爱，都如乌云密布的天空中露出的一丝阳光，是浓郁黑暗中的一点亮色。让人紧张恐怖的心感到一丝生命的喜悦，然而又迅速淹没在现实黑暗的阴霾之中，所以，它们能够唤起人们无限的同情和惋惜。
然而，悲剧并不是为了让人恐惧和怜悯，也不是为了让人们流下几滴泪，然后很快忘记。最重要的是能够让人们深省，让人们在深省中得到心灵的净化和升华。人们会因为曹七巧及亲人的生命活力的毁灭，而更加的珍视自己的生命活力，使它得到健康充分的发展；人们会因为外表风光华丽，内里却腐朽没落的封建大家庭的生活的可怕而珍视自己平淡却又幸福的生活；人们会因金钱对情感的泯灭带来的冷漠和残忍，而更加珍视纯真而可贵的世间真情；人们会因为生活轨迹的偏离而造成的悲剧而慎重地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简言之，曹七巧的悲剧会让人们更加地珍视平凡而又健康的生活。
“生命如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蚤子”⑥，这是张爱玲在散文《天才梦》里的一句名言。曹七巧的一生镀着金色的光芒，却包含着虚空而可怕的死灵魂，正如张爱玲所说：“苍凉是永恒。”⑦
注：
①《张爱玲自选集》张爱玲1992年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第1页
（以下所引作品原文内容均出自此书）
②《诗学》亚里士多德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六章第7页
③《中国小说史略》鲁迅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34页
④《精神分析学引论》弗洛依德1984年商务印书馆第17页
⑤⑥⑦《张爱玲自选集》张爱玲1992年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第2页
参考文献：
《张爱玲自选集》、《诗学》、《中国小说史略》、《精神分析学引论》、《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张爱玲卷）》
点评：
本文旨在论述曹七巧形象的悲剧性及其意义，文章从曹七巧的“精神暴力”和为金钱所异化的“人性”两个大的方面论述了她的性格特征及其成因，揭示了人物的悲剧内涵和美学意义。文章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作为引起，但理解欠充分，因而显得有些生硬。文章结构清晰，思路顺畅，语言也畅达，但个别处有错别字的出现。作者写作态度认真。
论《金锁记》中曹七巧人物形象的悲剧性
夏 纯
02 秋汉语言文学（本科）
摘要：
张爱玲的《金锁记》为我们塑造了曹七巧这样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形象。曹七巧从生活底层进入到一个没落腐朽的封建大家庭，荷担起了一段畸形的婚姻和变态的爱情。然而生活轨迹的非常轨的变迁使她旺盛的生命活力受到了无情的压抑。而她天生好强的性格使她最终扭曲成为一个泯灭的灵魂，一个精神暴力者。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她的价值无法得到充分的实现。价值的真空使她拼命抓住她唯一能抓住的东西--金钱。金钱成了唯一能证明她存在的东西，成了她用来估量一切的东西。亲情、爱情、一切的人间真情在金钱面前变得苍白无力。曹七巧用黄金的枷锁禁锢了自己的青春与生命力，并用它劈杀了自己身边至亲至爱的人，最后只剩下耗干了的一躯空壳和无尽的空虚。曹七巧死在了黄金的围困里，让人感到深深的悲哀和一丝苍凉。
关键词：悲剧性 轨迹变迁 精神暴力 人性扭曲
正文：
张爱玲的《金锁记》为我们塑造了曹七巧这样一个充满悲剧性的人物形象。曹七巧牺牲了青春与爱情，换来一副黄金的枷锁加在了自己身上，并用它劈杀了自己身边至亲至爱的人。这是一个“被经济和情欲扭曲得人不人，鬼不鬼”①的人物形象。
《金锁记》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悲剧，缺乏那种斩钉截铁的冲突和震撼人心的毁灭。然而张爱玲却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无比苍凉的笔调写了一个“软弱的凡人”的人性悲剧。主人公曹七巧身上，凝定着的最普通而又最普遍的人性悲哀，让这一人物形象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意味。
张爱玲是一个身兼中西两种文化气质的作家，所以《金锁记》除了传统叙事手法的传奇性，也受到许多西方文学和理论的影响。亚里士多德给悲剧下定义，认为悲剧首先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②。小说的情节呈线形发展，围绕主人公曹七巧的一生展开描述。虽然主要情节集中在曹七巧嫁入姜府到死这样一段时间跨度，但作家并未将曹七巧的婚前的生活完全截去。通过主人公的零星回忆和次要人物的描述，小说情节仍然以曹七巧为中心，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这样，曹七巧的人生就可以被分为三个阶段，即在麻油店家中的生活，嫁入姜府以后的生活和分出姜家后的生活。虽然小说的主要情节集中在后两个阶段，但第一阶段的生活，即那些零散的回忆却不可忽视。可以说这是主人公曹七巧生命中最重要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我们可以通过截取曹七巧的两次主要回忆，来窥视一下在这一阶段曹七巧的生命状态是怎样的。
在曹七巧送走了远道而来“走亲戚”的兄嫂之后，小说安排了一段十分温馨的回忆文字：“临着碎石子街……一阵温风直扑她脸上（略）”。在小说结尾，曹七巧行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出现了一段类似的回忆--“她自己也不能相信……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略）”。
这两段温馨的文字在这篇气氛沉闷的小说中是不多见的，而将这两段文字描绘的画面拼接起来，就是一幅最普通不过的市井生活图，整个画面的核心就是一个普通却健康的劳动妇女的形象--那就是嫁入姜家前的曹七巧。这是一种充满人间真情和生命力的生命状态。而曹七巧进入姜府后的生活正是对这种生命状态的毁灭和挤压，使它成为了稍纵即逝的零星回忆片断。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悲剧是将人生命中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③，曹七巧人物形象的悲剧意味正是来自于对这种生命状态的毁灭，是对这种生命状态所包含的人间真情和健康生命力的扼杀和扭曲。
一、健康生命力受挤压和扭曲而成为一种变态的精神暴力。
待字闺中的曹七巧是充满青春活力的--“滚圆的胳膊”、“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一巴掌打在钩子背上”、“无数的空钩子荡过去”。这些描写都暗示了曹七巧是一个健康成熟的女性，拥有旺盛的生命力和饱满的青春活力。然而嫁入姜府后，面对的却是身患“软骨病”只能躺在“暗昏昏的紫楠大床上”的有名无实的丈夫。这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肉体”，对于曹七巧的正常的情欲要求他并不能给予满足，只能让曹七巧“翻肠搅胃的呕吐”。而能给曹七巧正常情欲满足的姜季泽却只对金钱认真而未对她真正认真过。在这样一个环境，曹七巧的生命力必然受到挤压，情欲必然受到压抑。她虽然还一样拥有年轻美丽的外表，但已经是“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而长期的期望和冲动的压抑必将产生变态和畸形的宣泄。这种被压抑了的生命力一有机会便会迸发出来。首先是歇斯底里的自我宣泄。作品中不止一次的出现了“疯”这个字眼，对兄嫂的神经质的行为，是“疯疯傻傻”的；在童世舫眼中，曹七巧就是一个“疯人”；此外，对姜季泽的爆发--“突然把脸一沉，跳起身来，将手中的扇子向季泽头上滴溜溜掷过去，季泽向左偏了一偏，那团扇敲在他肩膀上，打翻了玻璃杯”，“她隔着一张桌子探过去打他，然而被潘妈下死劲抱住了”，“七巧一头挣扎，一头叱喝着”，这些行为已经属于典型的精神变态的表现了。然而，更可怕的是曹七巧由于长期压抑，所产生的变态的报复心理。 她的青春毁在了充满腐气的姜府大宅，所以她并不能心平气和的看着别人的青春得到张扬。这种心理在姜府大宅中，劝说老太太将云泽早嫁时，实际已初露端倪。而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她对长安和芝寿的无情毁灭。她让长安不合时宜的裹脚，但只是“一时的兴致”。对长安与童世舫婚姻的变态阻挠，实际上也是出于这种变态的报复心理。小说中有这样两段七巧骂长安的话：“我们做姑娘的时候，一声提到婆婆家，来不迭的躲开了。你姜家枉世代书香，只怕还要到你开麻油店的外婆家去学点规矩哩！”“别瞧你们家轰轰烈烈……趁早别似我似得上了当”，这两段话表面上是骂长安，但字里行间却是曹七巧对“坑了她一世”的姜家的诅咒和精神报复。正是因为曹七巧出生于麻油店，姜家人才会认为她不懂规矩，正是由于姜家是公侯将相之门，才会让她的青春耗尽在那里。所以说，她对长安的毁灭，某种意义上，是对姜家的一种变态的报复。
而对于先寿，这个无辜的生命，她的死完全是由于曹七巧变态情欲的畸形发泄和心中的报复与忌妒的结果。曹七巧健康的生命情欲在姜家却未得到合理的满足，所以她也不能让芝寿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是，芝寿的情欲满足必将意味着将长白从曹七巧生命里夺走。而长白则是曹七巧“这些年里来”“生命里唯一的男人”，她让新婚的长白整夜为她烧大烟，而不让他与芝寿拥有正常的夫妻生活。曹七巧对长白的占有实际上是情欲长期受压抑而产生的一种“恋子情结”④。小说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描写，“七巧把一只脚搁在他肩膀上，不住的轻轻踢着他的脖子，低声道……”“七巧道：„盹着了，看我捶你！‟”，这样一段暧昧的对话实际上表明，曹七巧将长白作为她的男人，虽然“因为是他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但是“现在，就连这半个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正因为保不住，曹七巧要想法保住，尽量的占有。对芝寿却是不断的恶语中伤和挖苦折磨，这让芝寿最终离开了这个“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不像婆婆”的变态家庭，踏上了黄泉路。
曹七巧受压抑和扭曲的生命力，变态的发泄出来，扼杀了自己的至亲的人。但这实际上是在更深刻意义上的自我戕害，所以说，这是一种精神暴力，是曹七巧悲剧性的第一重要表现。
二、人间真情逐渐被金钱价值代替
通过曹七巧的两次回忆，我们知道了她第一个人生阶段的生活是处于一个充满人间真情的世界--“一大匙再加上两小匙正好装满一瓶”，“一斤半，熟人呢，算一斤四两”。人们对她的称呼是“曹大姑娘”“巧姐儿”，“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兄弟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都是温暖真切的。然而曹七巧并没有把握住它们。由于内心最深处的贪求和软弱，曹七巧抉择进了姜家，进入了另一种人生轨迹。然而这种人生轨迹的变迁并不是正常的变迁。曹七巧并不是姜家从门当户对的门第聘过来的--“正如大少奶奶玳珍，三少奶奶兰仙一样”，曹七巧进入姜府，成为姜府的二少奶奶，实际上是因为一个畸形的生命而带来的畸形的婚姻。这样一次变迁并未给她带来应有的幸福。由于文化背景，生活背景的不同，她并不能真正成为姜府的一份子，融入姜府的生活。表面上她是
二少奶奶，但实际上仍是一个奴婢，姜府只要她“死心塌地的伺候二少爷”，她渴望在日常的生活中张显自己生命的活力，寻找生活的意义，就像在麻油店生活一样，忙碌却充实。然而这并不能实现，这种地位与作用，或者说身份与实际生存状态让她处在一种尴尬状态，“既有希望又常怀失望”，“痛苦和憧憬并存”。所以，她明明“知道屋里屋外的人都瞧不起她”，却故意“和新来的人分外亲热。”而这种行为带来的却是“讨人嫌”的结果。她能做的只能是等着成为“孤儿寡妇”这种苦闷的生存状态，是大家闺秀出身的大奶奶玳珍所不能理解的--“年纪轻轻的妇道人家，有什么了不得的心事，要抽这个解闷儿？”
除了这种尴尬郁闷的生存状态外，曹七巧在姜家所见所闻也不同充满真情的民间生活。在这里人是不坦诚的。曹七巧未出场前的丫环的描述不仅是她生存状态的反映，更是姜府内部关系的写照。人与人之间是表面一套，内里一套，而赵嬷嬷对小双的训斥“让人家听见了，明儿仔细揭你的皮！”无疑是一种变态的人际关系的写照。冷漠、疑忌和讥讽充斥这个腐朽的家庭，即使是曹七巧爱情的寄托--姜季泽，心中包藏的也只是肉欲和金钱。而兄嫂的来访也渐渐变成金钱的结果，让她“应酬不起！”
这样一个充满失落、冷漠和虚妄的环境，曹七巧原有的价值体系全部崩溃了，她再也不能应对自如，她再也不能得到别人真心的关怀和爱，即使是很少的一点。她的价值出现了真空，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她唯一能抓住的和见的最多的就是金钱，金钱填补了空虚的灵魂，成为她生命中唯一真实而安稳的东西--“她那间房，一进门便有一堆金漆箱笼迎面拦住，只隔开几步见方的空地”，生存空间和心灵空间都只剩下了金钱，用金钱可以让她盼了半辈子的人，半辈子的爱到了；金钱可以使她对兄嫂大发雷霆，而她嫂子仍然称呼她“姑奶奶”不迭；金钱可以使她“使性子、打丫头、换厨子”，金钱成为了青春与生命的替代，她用它来估量一切，用它来打造一个只属于她自己的价值世界。这个世界里没有真情的阳光，永远是阴冷闷郁。这个世界里只有曹七巧萎枯的生命和变态的灵魂，她“与现实失去了接触”。金钱的禁锢使她的生命中没有了一丝真情，她让长安上洋学堂，就只为“存心跟他们比赛着”，就只为了证明她的存在。正如张爱玲所说“那不甘死灭的人们，为证实自己的存在，拼尽最后力气去抓住一点真实与安稳。”⑤
除此之外，封建大家庭姜家的衰落，也加重了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的悲剧意味。作为故事背景，姜家如同躺在雕花大床上的二少爷姜仲泽一样，已是一个生命外壳，没有了任何活力，昔日的王侯将相之府已随整个封建社会的死亡而迅速没落腐朽。然而“百足之虫，虽死不僵”，这个腐朽的家庭却如一个巨大的黑洞，吞噬着曹七巧这样鲜活的生命，然而也终未阻止它走向灭亡，一如姜府失去活力的二少爷的死去，谁也无法阻挡，但这却让曹七巧的悲剧有了更深刻的社会含义。
对于时间的敏感是张爱玲小说的特点之一。《金锁记》从“三十年前的月亮”起笔，中间用意识流的手法，使时间成为一种情绪化，情感化的存在。曹七巧在对着镜子回忆过去时，却一不小心“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在姜季泽离去的身影还未逝去，弄堂中飘举的衣袂还仿佛隐约可见时，却已“过了秋天又是冬天了”。在童世舫的一回头中，风华正茂的曹七巧已成为“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最终伴随着曹七巧最后一滴眼泪被熬干，“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时间的流逝，愈发显出生命的苍白，曹七巧的悲剧也只是“一个苍凉的手势”。
曹七巧的悲剧无疑是令人恐惧的。这种恐惧来自对于生命力所受到的压抑和阻碍的感受。小说自始至终弥漫着这种阴沉死寂的恐怖气氛。在小说的前半部分，未作任何正面描写的小说的关键人物之一--姜二少爷，曹七巧的丈夫，却始终如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存在于曹七巧生活的每一处，每一刻。“暗昏昏的紫楠大床上，寂寂吊着珠罗帐子”，这就是曹七巧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而在小说的后半部分，曹七巧由受害者变成了害人者，这种充斥着死亡气息的恐怖气氛也因之变得更加浓重了。豆蔻年华的长安、长白却是“薄薄的两张白脸，并排站着，纸糊的人儿似的”，没有丝毫的生命活力，是没有了血液的生命。而对于新婚的芝寿，小说并没有描写红烛摇曳和生命绽放的美丽，反而在洞房的罗帐内速写了一个死人的样子--“直挺挺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死去的鸡的脚爪”，“一双脚也在那死寂的蓝影子里”，“月光里，她的脚没有一点白色--青、绿、紫，冷死去的尸身的颜色”。这些干枯了的生命的景象会让人们产生一种生命力受到遏制的痛感同情，而死亡就是对每个人都拥有的蓬勃生命力的摧毁。人们生命力充分发展的内在需求受到压制，也正是人们感到恐怖的原因。
当然，曹七巧的悲剧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恐惧，更有一种惋惜和怜悯，这是对
压抑了的生命力的惋惜，对泯灭了的人间真情的惋惜。小说中曹七巧若隐若现的美好过去的回忆片断，长安与童世舫短暂却美丽的恋爱，都如乌云密布的天空中露出的一丝阳光，是浓郁黑暗中的一点亮色。让人紧张恐怖的心感到一丝生命的喜悦，然而又迅速淹没在现实黑暗的阴霾之中，所以，它们能够唤起人们无限的同情和惋惜。
然而，悲剧并不是为了让人恐惧和怜悯，也不是为了让人们流下几滴泪，然后很快忘记。最重要的是能够让人们深省，让人们在深省中得到心灵的净化和升华。人们会因为曹七巧及亲人的生命活力的毁灭，而更加的珍视自己的生命活力，使它得到健康充分的发展；人们会因为外表风光华丽，内里却腐朽没落的封建大家庭的生活的可怕而珍视自己平淡却又幸福的生活；人们会因金钱对情感的泯灭带来的冷漠和残忍，而更加珍视纯真而可贵的世间真情；人们会因为生活轨迹的偏离而造成的悲剧而慎重地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简言之，曹七巧的悲剧会让人们更加地珍视平凡而又健康的生活。
“生命如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蚤子”⑥，这是张爱玲在散文《天才梦》里的一句名言。曹七巧的一生镀着金色的光芒，却包含着虚空而可怕的死灵魂，正如张爱玲所说：“苍凉是永恒。”⑦
注：
①《张爱玲自选集》张爱玲1992年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第1页
（以下所引作品原文内容均出自此书）
②《诗学》亚里士多德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六章第7页
③《中国小说史略》鲁迅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34页
④《精神分析学引论》弗洛依德1984年商务印书馆第17页
⑤⑥⑦《张爱玲自选集》张爱玲1992年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第2页
参考文献：
《张爱玲自选集》、《诗学》、《中国小说史略》、《精神分析学引论》、《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丛书（张爱玲卷）》
点评：
本文旨在论述曹七巧形象的悲剧性及其意义，文章从曹七巧的“精神暴力”和为金钱所异化的“人性”两个大的方面论述了她的性格特征及其成因，揭示了人物的悲剧内涵和美学意义。文章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作为引起，但理解欠充分，因而显得有些生硬。文章结构清晰，思路顺畅，语言也畅达，但个别处有错别字的出现。作者写作态度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