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10位开国大将中,张云逸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个:年龄最大――授衔时已63岁,比毛泽东还大1岁零4个月;工资级别最高,惟一一位拿着元帅级别工资的大将;曾同时拥有两位贤惠的夫人――王氏和韩碧;资历也最深,参加过同盟会,1926年加入共产党时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了,后来在百色起义和重建新四军、广西剿匪等重大事件中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军36位军事家之一。
赤胆忠心干革命
张云逸,原名张运镒,又名胜之。1892年8月12日出生在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造福乡上僚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省吃俭用,想方设法供着他这个长子边劳动边读书,念到高小毕业。后来,因父母和两个弟弟先后病故,生活没有着落,由叔叔托人帮忙带往广州谋生,在一位邻村同乡家里当勤杂工。
1908年,16岁的张云逸受同乡赵士槐的影响,报考公费的广州陆军小学,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解决了他的个人生计问题,同时也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他用功读书,追求进步,1909年他17岁的时候,就秘密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最年轻的同盟会会员。
1911年,张云逸离开陆军小学,投身辛亥革命,加入武装推翻清王朝的活动。在黄兴的领导下,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广州起义,史称“黄花岗之役”。是役,张云逸报名参加“先锋队”(即敢死队),担任了起义军的炸弹队队长,为大部队发动进攻扫清道路。4月27日,先锋队随黄兴攻打两广总督府,激战半日,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却。其时,清军围逼,张云逸等人被困于一民宅中。翌晨,云逸挎竹篮,佯买菜,上街探视,以觅突围道路。他不知道此时清军已突入民宅中。张云逸回返之际,窥见所居民宅清军林立,所有同志皆被枪杀,血染街头,而独他幸免。故张云逸自言:“险为黄花岗第七十三烈士。”
中华民国成立后,革命政府又送他进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1914年毕业后被派到部队任连长。后来,袁世凯复辟称帝,他受同盟会南方支部派遣,到海南岛北洋军中做反对袁世凯的工作,秘密发展反袁“三合会”成员80多人。后调回部队,他被提升为营长,率部驻防在广东香山。之后又调任广东揭阳县县长,当上了父母官。
张云逸积极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被派到广东许崇智部任旅长,他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先后两次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第二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由于张云逸英勇善战,被任命为著名的第四军二十五师少将参谋长。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后,张云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云逸留在第二十五师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利用该师驻防江西九江市的机会,与周士第等秘密策划和掩护输送该师大部分人员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他自己则听从党的安排,继续留在第四军,跟随张发奎移师返回广州。
1927年11月,张发奎委任张云逸到海南岛当琼崖绥靖司令。根据党的指示,他准备利用回老家的诸种有利条件,一方面以合法名义扩充部队,为党训练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与琼崖地方党组织联系配合,共同策划武装暴动,建立海南红色政权。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在关键时刻,张发奎手下驻海口市某部副团长叶肇被桂系军阀重金收买叛变了。叶肇设伏于港口,张网以待,当张云逸率领数百人的部队从广州乘船抵达海口市时,叶肇以欢迎接应为名,派小船将人陆续接送上岸,一上岸就一批一批地逮捕。张云逸还蒙在鼓里,毫不知情,灾难快要降临到他头上,幸亏有他同村的一位兄弟,冒险划船找到他,带他化装逃脱虎口,转道越南海防才又回到广州。
百色大地显神威
192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派张云逸和一批共产党员到苏联学习。张云逸又告别妻小,取道香港转赴上海找中共组织报到。
张云逸身穿长袍马褂,化装成一个商人,进住上海新闸路一栋小楼里。这时,他还不知道党内出了大叛徒顾顺章。他的住处已被国民党便衣特务秘密监视。
8月的一个深夜,4名警察突然闯进了他的住处,不由分说,扯下他的长袍马褂,给他换上一套西服,并且还在头上安了一个假发。张云逸十分恼火:“你们这是干什么?”警察头目说:“从现在起,你就是毒品贩子!”张云逸理直气壮:“放肆!我是正经生意人,哪有什么毒品?放开我!”
警察头目冷笑一声,下令一名警察打开他的皮箱,里面竟然有10多袋“白面”!张云逸辩解:“你们这是栽赃陷害!”
“带走!”
刚走出公寓,又有一伙凶神恶煞的便衣队拦住去路:“干什么的?”
“抓住一个贩毒的。”警察头目洋洋得意地说。
“等一下,我们要检查!”那伙人强硬地说。
张云逸一看这阵势,申冤的机会来了,大喊道:“我不是毒品贩子,放开……”话音未落,一条手帕塞进他的嘴里,“啪”地一声,脸上被打了一巴掌。警察头目眼睛一瞪,向拦路的便衣喝道:“执行你们的任务去,看什么热闹?小心放跑了‘狐狸’。”便衣们一看这架势,便不再纠缠,各就各位,继续守株待兔。
张云逸被押上了车。车东拐西弯,开到“警察局”。张云逸被反绑着押下了车,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报告,犯人押到!”警察头目笑哈哈地说。
“怎么搞的嘛,还扭着双手?”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张云逸抬起头,天哪!这不周恩来吗?
“云逸同志,让你受惊了。”周恩来快步上前,紧紧地握住张云逸的手。
“哈哈,我这场戏演得成功吧!”扮警察头目的陈赓扑上来,一把抱住张云逸,“张大哥,小弟失礼了。”
张云逸恍然大悟,一拳打过去:“你呀,真会装神弄鬼,也不怕我跟你拼命?”陈赓说:“刚才在特务面前扇了你一巴掌,现在我们才能一起笑嘛,要不你真的被抓去了,我们只好一起哭了。”
坐下后,周恩来把突变情况与形势向他通报后,说:“我们分析,蒋桂派系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现在,中央决定派你去开展工作。你要利用你是北伐军名将的身份和影响,设法打进广西军界上层,秘密联系和发展组织,掌握武装力量,然后见机行事,设法搞它个武装割据。你不会孤身战斗的,中央还派了几十位党的干部分头到广西去。到时还会有一位中央代表前去负责全面指导你们的工作。”
“是谁?”张云逸兴奋而急切地问。
“现在是非常时期,党的纪律不允许我告诉你。”周恩来十分严肃地说,“到时候他肯定会跟你联系的。”
“我明白了。”张云逸说,“什么时候动身?”
“你先回广州,和家人团聚后再去广西。”
1929年初,张云逸从上海抵达香港,负责与他联系的叶季壮为他开具了到广西去的组织介绍信。他来到广州,在与妻小短暂的团聚期间,趁机去拜会了当时的广东海军总司令陈策。此人与他是同乡,他们一起参加辛亥革命,一起担任炸弹队正副队长,可以说是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加同乡兄弟了。但他并不知道张云逸已参加了共产党,所以见面时格外亲热:“哎呀啦嘎,原来是胜之兄!”他紧紧握住张云逸的双手,“快两年不见了,老兄混得可好吗?”
“好呀,好得无路可走了。”
“此话怎讲?”陈策困惑不解,“快请坐,坐下谈。”
“老弟你不懂还是装糊涂呀,蒋介石和汪精卫若即若离,面和心不和。李宗仁又跟老蒋大战一场。你说,我们这些北伐将领向着谁、跟着谁好呀?”张云逸说着,故意叹了一口气,“唉,北伐胜利了,我也失业了。”
“凭你老兄的智勇双全,何愁找不到合适的位置?”
“那么,老弟你大权在握,何不拉我一把呢!”张云逸说。
“好说好说,你想要个什么位置?”
“老弟,实话说吧,广州虽说是北伐革命的策源地,可也是个多事之地呀,我真不愿留在这里。”
“哦?……那么你想去哪里?”
“我想到广西试试,老蒋不是在几天前已委任俞作柏、李明瑞主持广西的工作了吗?听说他们正在带兵入桂接管军政,我想那边恐怕百废待兴,正需用人。”
“言之有理。正好俞作柏是我的知己故交,我给他写信推荐你,保证委你重任。”
“那就多谢老弟了。”
张云逸到广西后,果然被委任为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兼教导总队副队长和南宁市警备司令。
百色起义前,右江地区在壮族革命领袖韦拔群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为了加强领导,中共中央派邓斌(邓小平)、陈豪人、袁任远、叶季壮、李谦等大批革命干部到广西。当时,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俞作柏和李明瑞,要求共产党派出干部协助工作。经俞、李同意,李谦为第四大队副队长,第五大队的大队长则由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中共地下党员)担任。中共中央派来的人基本都安置下来,掌握了广西的部分军权。张云逸根据党的指示,全力以赴开展工作,改造旧军队,撤换反动军官,大量招收工农青年参加第四大队。不到3个月,发展了新党员400多人。
1929年10月,俞作柏、李明瑞不听共产党的劝告,仓促反蒋,结果惨败。张云逸按照党的指示,于1929年10月20日,率领教导总队和四大队人马,带着装有大量武器弹药的船只西进,抵达右江畔的平马镇,在这里他和邓小平第一次见面认识。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战友。
两天后,由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上,决定了三件事:(1)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发动群众;(2)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3)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4)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会议最后还作出了一项决定:为筹措武装起义经费,利用张云逸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同时便于当时地方上能接受的行政机构,宣布张云逸为“右江督办”,在左江宣布俞作豫为“左江督办”。张云逸利用这一头衔立即通知右江各县县长、税务局长将全部税款上缴,很快就征到4万多银圆。
10月22日,他们抵达百色。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分别住在“百色清乡总会办公署”、粤东会馆和旧县衙署,部署起义工作。
在邓小平、张云逸的领导下,大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组织工农武装,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会、农会和苏维埃政权,惩治贪官污吏,搞得热火朝天。
反动派害怕了。有个豪绅慌忙跑到南宁去,送上礼金,请求广西警备第三大队队长熊镐带部队到右江来驻防,以对付群众运动。
邓小平、张云逸已事先获得消息,提前作了布置,决定让他们进到田东,立即坚决予以消灭。当熊镐率部抵达平马镇和那坡镇时,张云逸电邀熊至百色“商谈防务”。
熊和张曾在警备司令部共事,互相认识,熊接到邀请,不知是计,还自作聪明借机纠缠张云逸,准备突然起兵。因此,熊镐把三大队的兵力部署完毕后,得意忘形地只带少数卫兵赴百色。张云逸“十分热情”地把他们安排在百色公兴当铺(今百色市工商银行院内)住宿。
12月8日下午3时,熊镐如约在宴席上落座。席间,张云逸劝熊镐支持革命,弃暗投明,谁知熊至死不悟,还以势相威胁。张云逸一甩杯子,特务连连长李天佑将驳壳枪顶到熊的腰眼上,麻利地夺下了他的手枪。同时,事先埋伏的80多名教导队员缴了熊镐卫队的械,活捉了熊镐。这边处理完毕,张云逸立即乘电船率部赶到那坡镇围歼熊部。在平马镇之熊部,亦被雷经天的农民军缴了械。反动的第三大队1000多人被全歼,缴枪700多枝。
1929年12月1日,在完成了百色起义前的组织部署工作之后,邓小平动身去左江地区筹划龙州起义。临别前他握住张云逸的手说:“云逸同志,请你务必按原计划进行,起义时间不变,记住了,是广州起义两周年那天。”
“邓斌同志,我记住了,我们一定准时起义。你一路上多保重。”
“谢谢。”邓小平边走边说,“按照中央的决定,起义后,你出任红七军军长。我对内是前委书记,对外是红七军政委。龙州那边起义后成立红八军,中央还要我去兼任红八军政委。”
“你身负重任,兼顾两处,真是太辛苦了。”
“其实,我也只是跟大家一起开了个头。大量的具体工作得靠你们,真正辛苦的是你们嘛。”
1929年12月11日,数千军民聚集在百色城东门广场,胜利召开了红七军成立大会。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又一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工农红军诞生了。百色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起义之一。
几个月后,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调集大批反动军队向工农武装割据的左右江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张云逸率领红七军反击,在隆安县城消灭李宗仁部队500多人。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命到河池整编。李明瑞任总指挥,军长张云逸,政委邓斌(小平),下辖十九、二十、二十一3个师。11月,师长韦拔群带领二十一师回东兰打游击。其余部队在张云逸的率领下继续北上,到江西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红七军从广西打到贵州,又从贵州打到湖南、广东,直奔江西,转战五省,敌人前堵后追,张云逸且战且走,步履艰难,伤亡甚大。张云逸与士兵同薪饷、同衣食、同甘苦、同祸福,布衣蔬食,怡然自得。每到宿营地,他必到炊事班,拾柴、烧火、煮饭,忙得不亦乐乎,战士们称他为“老火头军”。
一日,张云逸见一伤员一拐一拐而行,十分艰难,便上前相扶。伤员大惧,慌忙逃避。他不解。知情战士告诉他,此伤员已安置老乡家,是偷偷跑出来追上队伍的。张云逸听了神情肃然,传令说:“什么东西都可以丢掉,就是不能丢掉伤员!”此语传遍全军后,伤员闻之无不动容奋进。正因为张云逸军长指挥有方,深入群众,指战员同心同德,故能粉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红七军打不败,拖不垮,终于在1931年7月胜利进入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中央苏区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亲切会见了张云逸、李明瑞等红七军领导人,对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业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还特授给红七军“转战千里”的大红锦旗。
爱情亦可鉴人间
1914年,张云逸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被派到部队任连长,不久,他和同乡的一个十分厚道贤淑的姑娘王氏结婚。
一晃就是八九年了,王氏只生养了一个女儿――张琼。女儿都7岁了,她仍然没有再次怀孕。张云逸没有说什么,王氏却发了愁,她认为不能生儿子续香火是最大的不孝和缺憾。因此,王氏到处物色姑娘,再给夫君找妻室。
终于有一天,王氏看上了心灵手巧、聪明美丽的韩碧姑娘。韩碧在广州一家理发店打工,她也是海南文昌县人,父母已病故。一天,王氏向韩碧倾诉了自己的那块心病,并非常诚恳地要她嫁给张云逸“做小”,二女共夫。开始,韩碧没有同意。过了一段时间,王氏又到理发店重提这件事,韩碧是个孤女,一直过着飘零动荡的生活,她何尝不希望自己有一个安定的港湾呢?但她毕竟没见过张云逸本人。于是,她对王氏说:“阿姐,我知道你对我好,可这件事,是个大事情,大哥他,他知道吗?”
“他不知道。”
“不知道?!”韩碧吃惊地站了起来。
“我替他作主了,他不会反对的。”王氏笑着拉她坐下,“你又年轻又漂亮,人又这么好,娶过来为他生儿子,他还能不同意呀?我想问的是你,你到底同不同意呀?”
“万一张大哥不同意,那不是给你们家添乱吗?”
“你放心好了,我能做大哥的主,家里的事,他一贯听我的。”
经不住王氏的再三游说,韩碧只好含羞地答应了。王氏太喜欢这位小妹了,她没给张云逸捎信,就自作主张把韩碧娶过门来了,那一年是1923年,韩碧19岁,张云逸31岁。
终于有一天,张云逸回广州看病。他一进门便看见了陌生的韩碧,王氏赶紧向他说明原委。张云逸听后觉得妻子做得太荒唐,勃然大怒:“这么大的事,你竟然就背着我替我做主了,你简直是太糊涂了,明天一早,你送她回家,我不认这门亲事!”
躲在房里的韩碧听见了,伤心地哭泣。
“云逸,你先消消气嘛。听我说,你阿爸死了,你的两个弟弟也死了,你是张家的独苗。我又不争气,嫁给你这么多年也没有为你生个儿子。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想绝后呀,你想我还不想呢。再说了,她是个孤苦零丁的姑娘,她哪里还有什么家呀!”妻子说着竟然呜呜大哭起来。
张云逸掏出手帕为妻子擦泪:“不哭了,我当然也想生儿子嘛,可女儿张琼也不错啊。”停了一下又说:“我是个军人,随时都有可能战死在疆场,你把韩碧姑娘娶进家里,她还那么年轻,我要是战死了,那就拖累人家一生啊!”
韩碧听着这一番话,心想:张大哥正派,是个好人。
张云逸看到两个女人都很伤心,只好无奈地不再说什么了。
在广州治病期间,王氏安排韩碧天天去给张云逸送饭、送菜。接触多了,张云逸开始喜欢她的干练和聪明,他风趣地说:“你由农民当了工人,我由农民当军人,我们两个就是工农兵了。”韩碧开心地笑了。但是,两人团聚的日子很少,韩碧刚生下儿子不久,张云逸就去了广西组织百色起义。韩碧和王氏则带着儿子张远之隐蔽在广州以理发为业,等待张云逸的消息。一家4口人仅靠韩碧理发收入糊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不幸的是,在一次日军飞机轰炸广州时,王氏被炸死了。韩碧独自一人挑起了家庭的担子。
1937年底,张云逸奉命到香港开展华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亲友的帮助下,才找到韩碧母子俩,他含泪把妻儿接到香港。韩碧则协助他做党的秘密工作,半年后张云逸返回延安,韩碧重操旧业,养育儿子。
1939年7月,韩碧带着张远之,奉命离开香港,到张云逸身边工作。母子俩都换上了军装,算是正式参军了。
因为张云逸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以,韩碧母子于1940年2月离开军部,继续出发到江北去与张云逸团聚。当时和他们一起走的干部战士共25人,团政委曾绍铭带队。行至安徽无为县刘家渡时,遭到国民党武装部队包围,并被无理扣押,送到无为县襄安镇的保安第八团。该团团长邱正华和保安旅司令吴绍礼思想反动,限制民众抗日。
韩碧考虑到凶多吉少,对12岁的张远之叮嘱说:“不能说姓张,是姓麦。你是张家的一条根,要坚强地活下去,长大了拿枪干革命,为我们报仇。”远之十分听话,一口咬定是姓麦。韩碧则听人说话就摇头,开口说的不是广州话便是海南话,弄得顽军和她无话交谈,十分无奈。
后来,吴绍礼还是知道了韩碧母子的身份,便先威胁后利诱。韩碧说:“让我劝降我丈夫,那是白日做梦!”吴绍礼电告蒋介石,想邀功请赏。接到回电是:“秘密扣押,当作人质。”
后来,在重庆的周恩来,亲自向蒋介石等反复申明大义,要以国家民族为重,尽快释放新四军官兵家属以利抗战。直到1940年9月,韩碧母子才获释放,但同时被扣押的新四军官兵却全部被杀害。
韩碧母子经历了这次严峻的考验,他们辗转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淮南,一家人终于团聚。组织上安排韩碧做出纳员,在供给部工作,远之到学校学习,时任副军长的张云逸在前线指挥作战。从此,韩碧就跟着张云逸走南闯北,南征北战,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解放后,韩碧被任命为广西保育院院长。1953年,年近50岁的韩碧突然精神失常,张云逸身边的工作人员主张把韩碧送到精神病院。张云逸考虑再三,决定将她留在身边。他对工作人员说:“送到医院,环境陌生,人陌生,她会感到孤独,情绪恐怕会更坏。我跟她长期分别,受苦,受累,受折磨,没过上几天安稳舒心的日子,总是艰难曲折,悲欢离合。如果送去医院,离开儿子、孙子,离开我,离开你们这些熟悉、热情的工作人员,不仅不能治好病,反而会加重她的病。”就这样,医生到家里来给韩碧看病检查,吃药治疗。张云逸每天陪她散步,孙子陪她玩耍。
也许是伟大的爱情力量在起作用,两年后,韩碧的病竟奇迹般地好转了。到了1956年,韩碧又重新穿起军装,被分配到总参管理局工作,后来一直担任张云逸的生活秘书。从此,他们一直和睦恩爱地生活在一起。
几次遇险化为夷
1937年4月,为了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各界人士,促进全国抗战,中共中央派张云逸到华南地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他要经西安到香港去。因为周恩来和孔泉等同志也要经西安到南京去同国民党继续谈判,所以他们25人同车从延安去西安,副官陈有才带队护送。
山道弯弯,汽车行至延安以南的劳山时,突然遭到了国民党组织的武装土匪袭击。周恩来十分镇定地指挥干部战士们及时找掩体物,奋起还击,警卫战士大部分都是长征过来的久经考验的老兵,沉着应战,一枪一个敌人,不放空枪。但是,我方只有20多人,敌人却有200多人,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还继续涌上来,十分凶悍。敌人居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武器又十分精良,火力十分密集。突然,一颗手榴弹飞过来,落在周恩来身旁。副官陈有才、警卫员刘九洲同时跃起,扑向周恩来,抱住他向后滚开,两人压在他身上。手榴弹爆炸了,陈有才牺牲了,刘九洲负了重伤,周恩来安然无恙。张云逸在协助周恩来指挥战斗时,很快就观察出,敌人射击来自前面、左面和后面3个方向,右面则没有敌人。这时,又一个战士牺牲了,司机也负了重伤。张云逸说:“周副主席,向右撤退。”他和孙泉等人掩护,边还击边撤退,终于来到一块大石头后面。
敌人的重机枪横扫过来,又有一名战士中弹阵亡。死伤逐渐增多,人数越来越少,情况万分危险。张云逸挺身而出:“周副主席,敌众我寡,不能恋战,你们快撤。我来掩护。我是老兵了,战死无憾!”大家都知道,在这里,除了周恩来,张云逸便是这支队伍里职位最高的人,他也是被护送的首长之一。因此,周恩来略带生气地说:“云逸同志,你有更重要的工作,现在还不到拼命的时候!”张云逸着急地说:“可是您……”
“别说了,云逸同志。”周恩来打断他的话,“我们都在一起,目标反而更大。快!分头撤,爬上对面那个山坡,钻进丛林里。这是命令!”
“同志们听清楚了。身体强壮的背伤员,一人在旁掩护。”张云逸一边打枪,一边吩咐,“孔泉和李金贵保护周副主席,分散前进,撤!”张云逸捡起副官陈有才的驳壳枪,手持双枪,左右开弓,看见周恩来已快进丛林了,自己才最后撤退。敌人蜂拥上来。他连续甩出两枚手榴弹后,最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脱离了危险。敌人追到卡车旁,便停止前进。张云逸清点人数,死伤20人,仅剩下周恩来、张云逸、孔泉和李金贵等5人。
事后才知道,敌人行动的目的就是为谋害周恩来。当他们追击到被打瘫的卡车附近,发现了陈有才烈士的尸体,见他身着呢制服,一定是大官,便搜查全身,从他的口袋里搜出一叠周恩来的名片,便错以为周恩来已被“击毙”,才不再继续追击,拿着名片收兵回去邀功了。
原来,陈有才作为周恩来的副官,经常跟随周恩来出入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官邸,所以才着呢制服与装有名片,使周恩来逃过这一劫。
劳山脱险后,张云逸等人暂时撤回延安。为了纪念这次脱险,童小鹏利用自己的一架莱克相机,为周恩来、张云逸、孔泉照了一张合影相片。拍照完毕后,周恩来风趣地对张云逸说:“云逸同志,我们不仅是战友,又成了难友了。”
“周副主席这次能脱险,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张云逸也不无幽默地笑着说,“您要是有个闪失,我这个老警卫员(因他的年纪最大)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革命尚未成功,我周恩来仍需努力。马克思一时半会儿还不会让我去他那里报到。他肯定要把我撵回来的。”周恩来爽朗地笑了。
1937年5月,张云逸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又踏上征途,先前往华南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然后四处奔走,与南方各游击区领导人邓子恢、张鼎丞、叶飞等人取得联系,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着手筹建新四军。此后又奉党中央之命,赴澳门找叶挺。张、叶同为黄埔同学,亦同为张发奎部属。他化装为华侨阔佬,西装革履,秘密潜入澳门,会见叶挺,力劝其出任新四军军长。叶挺说:“张云逸先生到来,如大旱之遇云霓,寒冬之见新绿。”
新四军成立后,张云逸被任命为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一日,成仿吾致函陈毅、张云逸,要求发一把手枪和一把提琴。信上说:“手枪以自卫,提琴以教学。”陈毅看信后对张云逸说:“文人持戈,抗战必胜。”张云逸当即挥毫批曰:“剑胆琴心,精神可嘉。速办!”
1943年3月,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纠集8个团兵力,万余之众,乘虚进攻新四军第五支队后方半塔地区。敌众我寡,形势严峻,张云逸临危不惧,从容指挥,以教导队500多人固守半塔,以第十团、第十五团各一部及特务营,从南北两翼钳击围攻半塔之敌。张云逸身临前沿阵地,观察敌情。不料一颗炮弹落在他身后不远处,幸亏警卫员事先把他推倒,伏在他身上。警卫员牺牲了,他又逃过一劫。苦战7昼夜,半塔山阵地巍然屹立,敌人丢下100多具尸体狼狈撤退。陈毅赞道:“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
1943年底,陈毅、刘少奇去延安参加整风和中共“七大”,直到1945年秋才返回华中。这期间,由张云逸代理军长职务,主持新四军工作。他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精心组织发动了一系列战役,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根据地,使解放区的面积扩大至18万平方公里,人口增至370多万,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发展到5万多人。
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局第二书记和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1974年11月1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2岁。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10位开国大将中,张云逸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个:年龄最大――授衔时已63岁,比毛泽东还大1岁零4个月;工资级别最高,惟一一位拿着元帅级别工资的大将;曾同时拥有两位贤惠的夫人――王氏和韩碧;资历也最深,参加过同盟会,1926年加入共产党时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的少将参谋长了,后来在百色起义和重建新四军、广西剿匪等重大事件中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是我军36位军事家之一。
赤胆忠心干革命
张云逸,原名张运镒,又名胜之。1892年8月12日出生在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造福乡上僚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母省吃俭用,想方设法供着他这个长子边劳动边读书,念到高小毕业。后来,因父母和两个弟弟先后病故,生活没有着落,由叔叔托人帮忙带往广州谋生,在一位邻村同乡家里当勤杂工。
1908年,16岁的张云逸受同乡赵士槐的影响,报考公费的广州陆军小学,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解决了他的个人生计问题,同时也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他用功读书,追求进步,1909年他17岁的时候,就秘密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成为最年轻的同盟会会员。
1911年,张云逸离开陆军小学,投身辛亥革命,加入武装推翻清王朝的活动。在黄兴的领导下,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广州起义,史称“黄花岗之役”。是役,张云逸报名参加“先锋队”(即敢死队),担任了起义军的炸弹队队长,为大部队发动进攻扫清道路。4月27日,先锋队随黄兴攻打两广总督府,激战半日,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却。其时,清军围逼,张云逸等人被困于一民宅中。翌晨,云逸挎竹篮,佯买菜,上街探视,以觅突围道路。他不知道此时清军已突入民宅中。张云逸回返之际,窥见所居民宅清军林立,所有同志皆被枪杀,血染街头,而独他幸免。故张云逸自言:“险为黄花岗第七十三烈士。”
中华民国成立后,革命政府又送他进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1914年毕业后被派到部队任连长。后来,袁世凯复辟称帝,他受同盟会南方支部派遣,到海南岛北洋军中做反对袁世凯的工作,秘密发展反袁“三合会”成员80多人。后调回部队,他被提升为营长,率部驻防在广东香山。之后又调任广东揭阳县县长,当上了父母官。
张云逸积极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被派到广东许崇智部任旅长,他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先后两次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第二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由于张云逸英勇善战,被任命为著名的第四军二十五师少将参谋长。1926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占武汉后,张云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云逸留在第二十五师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他利用该师驻防江西九江市的机会,与周士第等秘密策划和掩护输送该师大部分人员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他自己则听从党的安排,继续留在第四军,跟随张发奎移师返回广州。
1927年11月,张发奎委任张云逸到海南岛当琼崖绥靖司令。根据党的指示,他准备利用回老家的诸种有利条件,一方面以合法名义扩充部队,为党训练武装力量;另一方面与琼崖地方党组织联系配合,共同策划武装暴动,建立海南红色政权。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在关键时刻,张发奎手下驻海口市某部副团长叶肇被桂系军阀重金收买叛变了。叶肇设伏于港口,张网以待,当张云逸率领数百人的部队从广州乘船抵达海口市时,叶肇以欢迎接应为名,派小船将人陆续接送上岸,一上岸就一批一批地逮捕。张云逸还蒙在鼓里,毫不知情,灾难快要降临到他头上,幸亏有他同村的一位兄弟,冒险划船找到他,带他化装逃脱虎口,转道越南海防才又回到广州。
百色大地显神威
1928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派张云逸和一批共产党员到苏联学习。张云逸又告别妻小,取道香港转赴上海找中共组织报到。
张云逸身穿长袍马褂,化装成一个商人,进住上海新闸路一栋小楼里。这时,他还不知道党内出了大叛徒顾顺章。他的住处已被国民党便衣特务秘密监视。
8月的一个深夜,4名警察突然闯进了他的住处,不由分说,扯下他的长袍马褂,给他换上一套西服,并且还在头上安了一个假发。张云逸十分恼火:“你们这是干什么?”警察头目说:“从现在起,你就是毒品贩子!”张云逸理直气壮:“放肆!我是正经生意人,哪有什么毒品?放开我!”
警察头目冷笑一声,下令一名警察打开他的皮箱,里面竟然有10多袋“白面”!张云逸辩解:“你们这是栽赃陷害!”
“带走!”
刚走出公寓,又有一伙凶神恶煞的便衣队拦住去路:“干什么的?”
“抓住一个贩毒的。”警察头目洋洋得意地说。
“等一下,我们要检查!”那伙人强硬地说。
张云逸一看这阵势,申冤的机会来了,大喊道:“我不是毒品贩子,放开……”话音未落,一条手帕塞进他的嘴里,“啪”地一声,脸上被打了一巴掌。警察头目眼睛一瞪,向拦路的便衣喝道:“执行你们的任务去,看什么热闹?小心放跑了‘狐狸’。”便衣们一看这架势,便不再纠缠,各就各位,继续守株待兔。
张云逸被押上了车。车东拐西弯,开到“警察局”。张云逸被反绑着押下了车,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报告,犯人押到!”警察头目笑哈哈地说。
“怎么搞的嘛,还扭着双手?”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张云逸抬起头,天哪!这不周恩来吗?
“云逸同志,让你受惊了。”周恩来快步上前,紧紧地握住张云逸的手。
“哈哈,我这场戏演得成功吧!”扮警察头目的陈赓扑上来,一把抱住张云逸,“张大哥,小弟失礼了。”
张云逸恍然大悟,一拳打过去:“你呀,真会装神弄鬼,也不怕我跟你拼命?”陈赓说:“刚才在特务面前扇了你一巴掌,现在我们才能一起笑嘛,要不你真的被抓去了,我们只好一起哭了。”
坐下后,周恩来把突变情况与形势向他通报后,说:“我们分析,蒋桂派系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现在,中央决定派你去开展工作。你要利用你是北伐军名将的身份和影响,设法打进广西军界上层,秘密联系和发展组织,掌握武装力量,然后见机行事,设法搞它个武装割据。你不会孤身战斗的,中央还派了几十位党的干部分头到广西去。到时还会有一位中央代表前去负责全面指导你们的工作。”
“是谁?”张云逸兴奋而急切地问。
“现在是非常时期,党的纪律不允许我告诉你。”周恩来十分严肃地说,“到时候他肯定会跟你联系的。”
“我明白了。”张云逸说,“什么时候动身?”
“你先回广州,和家人团聚后再去广西。”
1929年初,张云逸从上海抵达香港,负责与他联系的叶季壮为他开具了到广西去的组织介绍信。他来到广州,在与妻小短暂的团聚期间,趁机去拜会了当时的广东海军总司令陈策。此人与他是同乡,他们一起参加辛亥革命,一起担任炸弹队正副队长,可以说是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加同乡兄弟了。但他并不知道张云逸已参加了共产党,所以见面时格外亲热:“哎呀啦嘎,原来是胜之兄!”他紧紧握住张云逸的双手,“快两年不见了,老兄混得可好吗?”
“好呀,好得无路可走了。”
“此话怎讲?”陈策困惑不解,“快请坐,坐下谈。”
“老弟你不懂还是装糊涂呀,蒋介石和汪精卫若即若离,面和心不和。李宗仁又跟老蒋大战一场。你说,我们这些北伐将领向着谁、跟着谁好呀?”张云逸说着,故意叹了一口气,“唉,北伐胜利了,我也失业了。”
“凭你老兄的智勇双全,何愁找不到合适的位置?”
“那么,老弟你大权在握,何不拉我一把呢!”张云逸说。
“好说好说,你想要个什么位置?”
“老弟,实话说吧,广州虽说是北伐革命的策源地,可也是个多事之地呀,我真不愿留在这里。”
“哦?……那么你想去哪里?”
“我想到广西试试,老蒋不是在几天前已委任俞作柏、李明瑞主持广西的工作了吗?听说他们正在带兵入桂接管军政,我想那边恐怕百废待兴,正需用人。”
“言之有理。正好俞作柏是我的知己故交,我给他写信推荐你,保证委你重任。”
“那就多谢老弟了。”
张云逸到广西后,果然被委任为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兼教导总队副队长和南宁市警备司令。
百色起义前,右江地区在壮族革命领袖韦拔群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为了加强领导,中共中央派邓斌(邓小平)、陈豪人、袁任远、叶季壮、李谦等大批革命干部到广西。当时,掌握广西军政大权的俞作柏和李明瑞,要求共产党派出干部协助工作。经俞、李同意,李谦为第四大队副队长,第五大队的大队长则由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中共地下党员)担任。中共中央派来的人基本都安置下来,掌握了广西的部分军权。张云逸根据党的指示,全力以赴开展工作,改造旧军队,撤换反动军官,大量招收工农青年参加第四大队。不到3个月,发展了新党员400多人。
1929年10月,俞作柏、李明瑞不听共产党的劝告,仓促反蒋,结果惨败。张云逸按照党的指示,于1929年10月20日,率领教导总队和四大队人马,带着装有大量武器弹药的船只西进,抵达右江畔的平马镇,在这里他和邓小平第一次见面认识。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亲密的战友。
两天后,由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上,决定了三件事:(1)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发动群众;(2)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3)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4)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会议最后还作出了一项决定:为筹措武装起义经费,利用张云逸当时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同时便于当时地方上能接受的行政机构,宣布张云逸为“右江督办”,在左江宣布俞作豫为“左江督办”。张云逸利用这一头衔立即通知右江各县县长、税务局长将全部税款上缴,很快就征到4万多银圆。
10月22日,他们抵达百色。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分别住在“百色清乡总会办公署”、粤东会馆和旧县衙署,部署起义工作。
在邓小平、张云逸的领导下,大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组织工农武装,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工会、农会和苏维埃政权,惩治贪官污吏,搞得热火朝天。
反动派害怕了。有个豪绅慌忙跑到南宁去,送上礼金,请求广西警备第三大队队长熊镐带部队到右江来驻防,以对付群众运动。
邓小平、张云逸已事先获得消息,提前作了布置,决定让他们进到田东,立即坚决予以消灭。当熊镐率部抵达平马镇和那坡镇时,张云逸电邀熊至百色“商谈防务”。
熊和张曾在警备司令部共事,互相认识,熊接到邀请,不知是计,还自作聪明借机纠缠张云逸,准备突然起兵。因此,熊镐把三大队的兵力部署完毕后,得意忘形地只带少数卫兵赴百色。张云逸“十分热情”地把他们安排在百色公兴当铺(今百色市工商银行院内)住宿。
12月8日下午3时,熊镐如约在宴席上落座。席间,张云逸劝熊镐支持革命,弃暗投明,谁知熊至死不悟,还以势相威胁。张云逸一甩杯子,特务连连长李天佑将驳壳枪顶到熊的腰眼上,麻利地夺下了他的手枪。同时,事先埋伏的80多名教导队员缴了熊镐卫队的械,活捉了熊镐。这边处理完毕,张云逸立即乘电船率部赶到那坡镇围歼熊部。在平马镇之熊部,亦被雷经天的农民军缴了械。反动的第三大队1000多人被全歼,缴枪700多枝。
1929年12月1日,在完成了百色起义前的组织部署工作之后,邓小平动身去左江地区筹划龙州起义。临别前他握住张云逸的手说:“云逸同志,请你务必按原计划进行,起义时间不变,记住了,是广州起义两周年那天。”
“邓斌同志,我记住了,我们一定准时起义。你一路上多保重。”
“谢谢。”邓小平边走边说,“按照中央的决定,起义后,你出任红七军军长。我对内是前委书记,对外是红七军政委。龙州那边起义后成立红八军,中央还要我去兼任红八军政委。”
“你身负重任,兼顾两处,真是太辛苦了。”
“其实,我也只是跟大家一起开了个头。大量的具体工作得靠你们,真正辛苦的是你们嘛。”
1929年12月11日,数千军民聚集在百色城东门广场,胜利召开了红七军成立大会。这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之后,又一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工农红军诞生了。百色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起义之一。
几个月后,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调集大批反动军队向工农武装割据的左右江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
张云逸率领红七军反击,在隆安县城消灭李宗仁部队500多人。1930年10月,红七军奉命到河池整编。李明瑞任总指挥,军长张云逸,政委邓斌(小平),下辖十九、二十、二十一3个师。11月,师长韦拔群带领二十一师回东兰打游击。其余部队在张云逸的率领下继续北上,到江西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红七军从广西打到贵州,又从贵州打到湖南、广东,直奔江西,转战五省,敌人前堵后追,张云逸且战且走,步履艰难,伤亡甚大。张云逸与士兵同薪饷、同衣食、同甘苦、同祸福,布衣蔬食,怡然自得。每到宿营地,他必到炊事班,拾柴、烧火、煮饭,忙得不亦乐乎,战士们称他为“老火头军”。
一日,张云逸见一伤员一拐一拐而行,十分艰难,便上前相扶。伤员大惧,慌忙逃避。他不解。知情战士告诉他,此伤员已安置老乡家,是偷偷跑出来追上队伍的。张云逸听了神情肃然,传令说:“什么东西都可以丢掉,就是不能丢掉伤员!”此语传遍全军后,伤员闻之无不动容奋进。正因为张云逸军长指挥有方,深入群众,指战员同心同德,故能粉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围追堵截。红七军打不败,拖不垮,终于在1931年7月胜利进入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中央苏区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亲切会见了张云逸、李明瑞等红七军领导人,对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业绩给予了高度评价,还特授给红七军“转战千里”的大红锦旗。
爱情亦可鉴人间
1914年,张云逸从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被派到部队任连长,不久,他和同乡的一个十分厚道贤淑的姑娘王氏结婚。
一晃就是八九年了,王氏只生养了一个女儿――张琼。女儿都7岁了,她仍然没有再次怀孕。张云逸没有说什么,王氏却发了愁,她认为不能生儿子续香火是最大的不孝和缺憾。因此,王氏到处物色姑娘,再给夫君找妻室。
终于有一天,王氏看上了心灵手巧、聪明美丽的韩碧姑娘。韩碧在广州一家理发店打工,她也是海南文昌县人,父母已病故。一天,王氏向韩碧倾诉了自己的那块心病,并非常诚恳地要她嫁给张云逸“做小”,二女共夫。开始,韩碧没有同意。过了一段时间,王氏又到理发店重提这件事,韩碧是个孤女,一直过着飘零动荡的生活,她何尝不希望自己有一个安定的港湾呢?但她毕竟没见过张云逸本人。于是,她对王氏说:“阿姐,我知道你对我好,可这件事,是个大事情,大哥他,他知道吗?”
“他不知道。”
“不知道?!”韩碧吃惊地站了起来。
“我替他作主了,他不会反对的。”王氏笑着拉她坐下,“你又年轻又漂亮,人又这么好,娶过来为他生儿子,他还能不同意呀?我想问的是你,你到底同不同意呀?”
“万一张大哥不同意,那不是给你们家添乱吗?”
“你放心好了,我能做大哥的主,家里的事,他一贯听我的。”
经不住王氏的再三游说,韩碧只好含羞地答应了。王氏太喜欢这位小妹了,她没给张云逸捎信,就自作主张把韩碧娶过门来了,那一年是1923年,韩碧19岁,张云逸31岁。
终于有一天,张云逸回广州看病。他一进门便看见了陌生的韩碧,王氏赶紧向他说明原委。张云逸听后觉得妻子做得太荒唐,勃然大怒:“这么大的事,你竟然就背着我替我做主了,你简直是太糊涂了,明天一早,你送她回家,我不认这门亲事!”
躲在房里的韩碧听见了,伤心地哭泣。
“云逸,你先消消气嘛。听我说,你阿爸死了,你的两个弟弟也死了,你是张家的独苗。我又不争气,嫁给你这么多年也没有为你生个儿子。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想绝后呀,你想我还不想呢。再说了,她是个孤苦零丁的姑娘,她哪里还有什么家呀!”妻子说着竟然呜呜大哭起来。
张云逸掏出手帕为妻子擦泪:“不哭了,我当然也想生儿子嘛,可女儿张琼也不错啊。”停了一下又说:“我是个军人,随时都有可能战死在疆场,你把韩碧姑娘娶进家里,她还那么年轻,我要是战死了,那就拖累人家一生啊!”
韩碧听着这一番话,心想:张大哥正派,是个好人。
张云逸看到两个女人都很伤心,只好无奈地不再说什么了。
在广州治病期间,王氏安排韩碧天天去给张云逸送饭、送菜。接触多了,张云逸开始喜欢她的干练和聪明,他风趣地说:“你由农民当了工人,我由农民当军人,我们两个就是工农兵了。”韩碧开心地笑了。但是,两人团聚的日子很少,韩碧刚生下儿子不久,张云逸就去了广西组织百色起义。韩碧和王氏则带着儿子张远之隐蔽在广州以理发为业,等待张云逸的消息。一家4口人仅靠韩碧理发收入糊口,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不幸的是,在一次日军飞机轰炸广州时,王氏被炸死了。韩碧独自一人挑起了家庭的担子。
1937年底,张云逸奉命到香港开展华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亲友的帮助下,才找到韩碧母子俩,他含泪把妻儿接到香港。韩碧则协助他做党的秘密工作,半年后张云逸返回延安,韩碧重操旧业,养育儿子。
1939年7月,韩碧带着张远之,奉命离开香港,到张云逸身边工作。母子俩都换上了军装,算是正式参军了。
因为张云逸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以,韩碧母子于1940年2月离开军部,继续出发到江北去与张云逸团聚。当时和他们一起走的干部战士共25人,团政委曾绍铭带队。行至安徽无为县刘家渡时,遭到国民党武装部队包围,并被无理扣押,送到无为县襄安镇的保安第八团。该团团长邱正华和保安旅司令吴绍礼思想反动,限制民众抗日。
韩碧考虑到凶多吉少,对12岁的张远之叮嘱说:“不能说姓张,是姓麦。你是张家的一条根,要坚强地活下去,长大了拿枪干革命,为我们报仇。”远之十分听话,一口咬定是姓麦。韩碧则听人说话就摇头,开口说的不是广州话便是海南话,弄得顽军和她无话交谈,十分无奈。
后来,吴绍礼还是知道了韩碧母子的身份,便先威胁后利诱。韩碧说:“让我劝降我丈夫,那是白日做梦!”吴绍礼电告蒋介石,想邀功请赏。接到回电是:“秘密扣押,当作人质。”
后来,在重庆的周恩来,亲自向蒋介石等反复申明大义,要以国家民族为重,尽快释放新四军官兵家属以利抗战。直到1940年9月,韩碧母子才获释放,但同时被扣押的新四军官兵却全部被杀害。
韩碧母子经历了这次严峻的考验,他们辗转来到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驻地淮南,一家人终于团聚。组织上安排韩碧做出纳员,在供给部工作,远之到学校学习,时任副军长的张云逸在前线指挥作战。从此,韩碧就跟着张云逸走南闯北,南征北战,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解放后,韩碧被任命为广西保育院院长。1953年,年近50岁的韩碧突然精神失常,张云逸身边的工作人员主张把韩碧送到精神病院。张云逸考虑再三,决定将她留在身边。他对工作人员说:“送到医院,环境陌生,人陌生,她会感到孤独,情绪恐怕会更坏。我跟她长期分别,受苦,受累,受折磨,没过上几天安稳舒心的日子,总是艰难曲折,悲欢离合。如果送去医院,离开儿子、孙子,离开我,离开你们这些熟悉、热情的工作人员,不仅不能治好病,反而会加重她的病。”就这样,医生到家里来给韩碧看病检查,吃药治疗。张云逸每天陪她散步,孙子陪她玩耍。
也许是伟大的爱情力量在起作用,两年后,韩碧的病竟奇迹般地好转了。到了1956年,韩碧又重新穿起军装,被分配到总参管理局工作,后来一直担任张云逸的生活秘书。从此,他们一直和睦恩爱地生活在一起。
几次遇险化为夷
1937年4月,为了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各界人士,促进全国抗战,中共中央派张云逸到华南地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他要经西安到香港去。因为周恩来和孔泉等同志也要经西安到南京去同国民党继续谈判,所以他们25人同车从延安去西安,副官陈有才带队护送。
山道弯弯,汽车行至延安以南的劳山时,突然遭到了国民党组织的武装土匪袭击。周恩来十分镇定地指挥干部战士们及时找掩体物,奋起还击,警卫战士大部分都是长征过来的久经考验的老兵,沉着应战,一枪一个敌人,不放空枪。但是,我方只有20多人,敌人却有200多人,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还继续涌上来,十分凶悍。敌人居高临下,占据有利地形,武器又十分精良,火力十分密集。突然,一颗手榴弹飞过来,落在周恩来身旁。副官陈有才、警卫员刘九洲同时跃起,扑向周恩来,抱住他向后滚开,两人压在他身上。手榴弹爆炸了,陈有才牺牲了,刘九洲负了重伤,周恩来安然无恙。张云逸在协助周恩来指挥战斗时,很快就观察出,敌人射击来自前面、左面和后面3个方向,右面则没有敌人。这时,又一个战士牺牲了,司机也负了重伤。张云逸说:“周副主席,向右撤退。”他和孙泉等人掩护,边还击边撤退,终于来到一块大石头后面。
敌人的重机枪横扫过来,又有一名战士中弹阵亡。死伤逐渐增多,人数越来越少,情况万分危险。张云逸挺身而出:“周副主席,敌众我寡,不能恋战,你们快撤。我来掩护。我是老兵了,战死无憾!”大家都知道,在这里,除了周恩来,张云逸便是这支队伍里职位最高的人,他也是被护送的首长之一。因此,周恩来略带生气地说:“云逸同志,你有更重要的工作,现在还不到拼命的时候!”张云逸着急地说:“可是您……”
“别说了,云逸同志。”周恩来打断他的话,“我们都在一起,目标反而更大。快!分头撤,爬上对面那个山坡,钻进丛林里。这是命令!”
“同志们听清楚了。身体强壮的背伤员,一人在旁掩护。”张云逸一边打枪,一边吩咐,“孔泉和李金贵保护周副主席,分散前进,撤!”张云逸捡起副官陈有才的驳壳枪,手持双枪,左右开弓,看见周恩来已快进丛林了,自己才最后撤退。敌人蜂拥上来。他连续甩出两枚手榴弹后,最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脱离了危险。敌人追到卡车旁,便停止前进。张云逸清点人数,死伤20人,仅剩下周恩来、张云逸、孔泉和李金贵等5人。
事后才知道,敌人行动的目的就是为谋害周恩来。当他们追击到被打瘫的卡车附近,发现了陈有才烈士的尸体,见他身着呢制服,一定是大官,便搜查全身,从他的口袋里搜出一叠周恩来的名片,便错以为周恩来已被“击毙”,才不再继续追击,拿着名片收兵回去邀功了。
原来,陈有才作为周恩来的副官,经常跟随周恩来出入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官邸,所以才着呢制服与装有名片,使周恩来逃过这一劫。
劳山脱险后,张云逸等人暂时撤回延安。为了纪念这次脱险,童小鹏利用自己的一架莱克相机,为周恩来、张云逸、孔泉照了一张合影相片。拍照完毕后,周恩来风趣地对张云逸说:“云逸同志,我们不仅是战友,又成了难友了。”
“周副主席这次能脱险,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张云逸也不无幽默地笑着说,“您要是有个闪失,我这个老警卫员(因他的年纪最大)可就成了千古罪人了。”
“革命尚未成功,我周恩来仍需努力。马克思一时半会儿还不会让我去他那里报到。他肯定要把我撵回来的。”周恩来爽朗地笑了。
1937年5月,张云逸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又踏上征途,先前往华南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然后四处奔走,与南方各游击区领导人邓子恢、张鼎丞、叶飞等人取得联系,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着手筹建新四军。此后又奉党中央之命,赴澳门找叶挺。张、叶同为黄埔同学,亦同为张发奎部属。他化装为华侨阔佬,西装革履,秘密潜入澳门,会见叶挺,力劝其出任新四军军长。叶挺说:“张云逸先生到来,如大旱之遇云霓,寒冬之见新绿。”
新四军成立后,张云逸被任命为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于1941年1月20日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一日,成仿吾致函陈毅、张云逸,要求发一把手枪和一把提琴。信上说:“手枪以自卫,提琴以教学。”陈毅看信后对张云逸说:“文人持戈,抗战必胜。”张云逸当即挥毫批曰:“剑胆琴心,精神可嘉。速办!”
1943年3月,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纠集8个团兵力,万余之众,乘虚进攻新四军第五支队后方半塔地区。敌众我寡,形势严峻,张云逸临危不惧,从容指挥,以教导队500多人固守半塔,以第十团、第十五团各一部及特务营,从南北两翼钳击围攻半塔之敌。张云逸身临前沿阵地,观察敌情。不料一颗炮弹落在他身后不远处,幸亏警卫员事先把他推倒,伏在他身上。警卫员牺牲了,他又逃过一劫。苦战7昼夜,半塔山阵地巍然屹立,敌人丢下100多具尸体狼狈撤退。陈毅赞道:“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
1943年底,陈毅、刘少奇去延安参加整风和中共“七大”,直到1945年秋才返回华中。这期间,由张云逸代理军长职务,主持新四军工作。他充分依靠人民群众,精心组织发动了一系列战役,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根据地,使解放区的面积扩大至18万平方公里,人口增至370多万,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发展到5万多人。
新中国成立后,张云逸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广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局第二书记和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领导职务。1974年11月1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82岁。